长春家书: 郑洞国拒用毒气突围

1948年围困长春，首开解放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

桂庭：

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

……

祝你健康

莲上九月六号

这是1948年9月，远在上海的陈碧莲写给身在东北长春丈夫的一封信。

此时的长春已被东北野战军围困长达4月，成为松辽平原上一座孤城，十万国民党官兵被困长春。让陈碧莲寝食不安牵肠挂肚的夫君正是这十万国军在长春的最高统帅，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及长春守军司令官郑洞国。

1948年3月，国民党第六十军由吉林退守长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剩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45岁的郑洞国试图借病离开东北，远离内战，无奈蒋介石一再催促，从沈阳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郑洞国抵达长春的时候，这里已经被解放军四面包围，除仅有的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长春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

多年后，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讲述“困守长春始末”。尽管他曾经建议国民党主动放弃长春，但如今“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借助日本人在长春遗留工事和国民党军队环市构筑的钢筋水泥地堡，他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帮祖父完成了回忆录，“当时家里很着急，外界看来长春就是一座死城了。家中应该写过很多封信，其中有信就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家里人着急想不出办法，只好求救于鬼神。我父亲到北平打探消息，就到王府井东单商场旁边，看着一个瞎子算卦，父亲就把祖父的生辰八字交付，瞎子掐指算来算去，说这人现在看来很危险啊。又接着算，说还好！这个人现在是有惊无险。”

医院的病房。经过几次外围战，长春守军颇有伤兵满营之患

“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甚麽病？”

陈碧莲的消息显然要滞后很多。早在5月24日，解放军2个师以上兵力猛攻大房身机场，担任机场守备的国民党部队一战即溃。长春守军试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夺回机场，双方一轮激战，国民党部队败得很惨，长春、沈阳间唯一的空中交通彻底断绝，守军只好龟缩进城内。

解放军占领机场后，双方的火线距离近处仅100米，远处不过1000米。部队原来依靠空运和劫粮维持补给，如今只能被封锁在哨卡内动弹不得。

几乎在陈碧莲写信的同一时间，东北“剿总”正在计划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街接应郑洞国部突围。不过几天后，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揭开了决定国共两党在东北胜负命运的重大决战。长春10万守军突围的希望成为泡影。

郑洞国回忆录中写道：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价一日数涨。最初高粱米只几元1斤，最后涨至3亿元1斤。飞机空投下的1万元1张钞票已无用处，郑洞国不得不让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额从最初的几十万元1张提高到后来的几百亿元1张。货币已经失去了作用。

9月份的长春已到山穷水尽的边缘。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几乎天天找来，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自己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对于极度饥饿威胁下的人们，已无法再用纪律和命令来约束了。”那时的长春街头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许多孩子因此而死掉。

原伪满国务院成了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

“现在好些吗？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被困城中的郑洞国正陷入极度痛苦、绝望，“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但他却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危局，在他看来，不论国民党如何腐败，不论局势多么险恶，自己“毕竟是跟着蒋先生干了几十年”，唯有尽力才能保全军人气节，对蒋无愧。

10月初的数次突围仍然失败。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略门户，沈阳和长春的军队被断绝了退路，成为瓮中之鳖。次日上午，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亲笔信，再命长春守军突围。此时的国民党六十军已经秘密与解放军共商起义步骤。17日，解放军接防部队悄然进城，长春被一分为二。

郑洞国很快收到60军军长曾泽生来信，历述政府腐败无能，官僚贪污横暴，“长市军民身受之痛苦，罄竹难书……为使长市军民不致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麋乱，望自反自省，断然起义。”

从印缅回国后几年中，郑洞国目睹国统区内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但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他对于“知遇”之恩铭刻肺腑。只是和他一样打算负隅顽抗的人已愈来愈少。两天后，国民党新7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国民党驻长春各部队相继投诚。只剩下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据守在异常坚固的中央银行大楼。

杜聿明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接郑洞国离长，郑洞国回电：“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他向蒋介石拍去了最后一封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响起剧烈枪声……

《东北日报》发表了郑洞国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拒绝使用毒气弹突围后半生再未踏足长春

1948年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自沈阳电文相继报道：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300人亦全体殉职。在上海看到报道的陈碧莲悲痛欲绝。

然而另一边，2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东北日报》发表了郑洞国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头版头条新闻，“郑洞国率部投降，我胜利收复长春。”

21日临城，听到中央银行大楼外剧烈枪声的郑洞国，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戕，伸手却发现部下将手枪藏了起来，司令部幕僚已与解放军接洽，当日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放下了武器。

东北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参谋长师镜前往中央银行，陪同郑洞国离开。郑洞国叫副官拿来一只宽20公分，高约80公分的手提皮箱，叮嘱师镜，皮箱是日本投降后移交的，有毒，请不要打开。如打碎里面的东西，长春市全城百姓都会受害。

事后，师镜得知这里面是细菌武器。在此之前，郑洞国多次接到东北“剿总”指示，可使用毒气弹突围，但都被他拒绝执行。

离开长春的郑洞国再也没有回去。以后也很少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文革后，长孙郑建邦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吉林省领导多次希望郑建邦能够动员祖父回长春看看，都被婉言拒绝。“几十年来，长春当年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他说此生此世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郑建邦前往长春读书时也让家里很担心，“祖父在长春几个月，死了那么多人，父母提醒要小心，最好别说是郑洞国的孙子。”

但这个秘密是保不住的，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郑建邦的身份。“当时学校很多同学都是家在长春的老市民，他们还会讲起当年在长春挨饿的情境，但没有发生一点点对我歧视和政治报复，还给了我多方照顾，我真的很感谢。”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逝世。让他一生牵挂的，应该还有失去联系的次子。1948年，郑洞国被困长春期间，两个儿子郑安飞和郑安腾收到蒋介石送的钱，赴台湾读书。兄弟俩到台湾后发现那里也是人心惶惶，两个月后，郑安飞返回大陆，而郑安腾则留在了那里。此后海峡两岸，郑安腾与家人失去联系。两岸恢复交往后，郑洞国曾尝试寻找次子，却再无音讯。

和郑洞国一样，长春城被困的5个月里，城中官兵与家人联系中断，寄出城外的信件也多未送达。解放后，部分家信被存于吉林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在这批家书中找到一封郑洞国致浙江故旧罗漫空亲笔信，信中郑洞国以“编制极狭，无法可设”婉拒了对方前往长春谋职请求。随同这封信仿真件一起交还郑建邦的，还有两张照片，那是长春围城时官兵家信中与郑洞国的合影。

长春解放后，没有寄出的书信辗转被存放在吉林省档案馆。上千封书信随机装订在一起，恰也喻示着写信人命运：他们亲历了历史，又被随机分配到历史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