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穆斯林与泉州港的盛衰

泉州港是我国唐宋四大海港之一，逮及元代，它更超越广州港，成为世界两大商港之一，以“刺桐港”蜚声海内外。明清以来，它却逐渐衰落，下降为地方性港口了。

对泉州港盛衰原因，许多中外史家写了论著，从各方面进行研究。但对来泉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泉州港盛衰的关系，似乏专文作较系统深入的论述。我们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对加强中阿友谊和从中阿关系的角度探讨泉州港的盛衰，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拙文拟就此作一初步研讨。

一、唐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独擅中西海交贸和骤至泉州港的原因

自唐玄开元六年（718年），泉州府治迁徙至今鲤城区並置晋江县后，中经晚唐、五代、两宋到元朝的600多年间，泉州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为“人文鼎盛”之邦及我国与世界“梯航万国”的最大商港。13至14世纪的穆斯林史学家、伊朗人火者拉施特丁，叙利亚人阿伯尔肥达，元世祖时来华的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在他们的游记中描绘“刺桐港”的繁荣景象，誉称它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据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泉州港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57个；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增至98个。

唐代元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阿拉伯帝国本土及其属国波斯（伊朗）、埃及、叙利亚等，与泉州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原因何在？

7世纪初至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建立与对外扩张，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大帝国。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的100多年间，阿拔斯朝统治时期是阿拉伯帝国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时帝国停止对外扩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农业方面：封建生产关系确立，农民投身农田水利建设，修复和新开的河渠纵横交错。帝国境内的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东部沿岸，大马士革近郊等四处，号称“地上天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土地肥沃，农产丰饶，是鱼米之乡。手工业方面：名产有大马士革、库法的缎绢，叙利亚的玻璃制品，布哈拉的毯子，巴格达的毛棉织品、香水、珠宝等。商业方面：阿拉伯人善于经商，足迹遍及亚、非、欧。巴格达是政治中心、工商业城市和中西水陆交通的要冲与中转站。它舟车辐辏，辟有专卖中国货物市场，阿拉伯运到泉州的香料、药物、珠宝就有17种之多。

唐宋元时期，与泉州港城关系密切的一些南洋国家地区，各方面都不如阿拉伯。如越南经历战乱，政权不巩固；柬埔寨分裂后才重新独立；印尼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代，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旧港，今渤淋邦）兴起三佛齐（室利佛逝）奴隶制国家。三佛齐与马来半岛相对，是东西海上交通必经之地，物产富饶，和中国、印度、阿拉伯、南洋各地贸易很兴盛，是当时南洋最富强的国家，中阿海交贸易的中转站。但9至11世纪，它却被印度南部一些国家所控制与征服。南宋周去非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阿拉伯）。”（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条）以上是唐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骤至泉州港的主要原因。

二、唐宋元诸朝中国政府实行招徕阿拉伯等国商人的政府

唐朝起阿拉伯正式遣使与中国通好，651年至798年（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的147年间，阿拉伯使臣来唐30次。到了宋代，自968年至1056年（乾德六年至至和三年）的89年间，有17次。8世纪中叶阿拔斯朝兴起到15世纪（中唐至明中叶），阿拉伯在东西海交贸易中更占重要地位，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成为阿拉伯人经常往来之地。他们传播伊斯兰教，贩来香料、药材、珠宝等货物，运回丝绸、陶瓷、茶叶等特产。尤以宋元时期，阿拉伯人更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各地，促进欧洲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交流。

但唐中后期起，经五代、两宋至元代，西北战乱频繁，陆上“丝绸之路”日遭阻遏破坏，中国统治者和政府为追求舶来品和增加财政税收，对交、广、泉、明、扬等港口城市实行奖掖外贸，招徕外人，发展海上交通的开放政策，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下列几项：

1、对外商征收合理舶税，禁止敲榨勒索。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颁布上谕，诏令派节度观察使于岭南（主要指广州、交州）、福建（主要指泉州）、扬州对阿拉伯、波斯等外商“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全唐文》卷75）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起，朝廷批准福建市舶司依广州市舶司之例，每年旧历十月遣发外舶回国时，“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席”，由市舶提举和州官“犒设诸国蕃商等”。（《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元代更是实行开国政策，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农历八月，诏令唆都、蒲寿庚向诸蕃国宣布朝廷招徕之意，听“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世祖本记”）南宋的泉州知州范如圭、颜师鲁、真德秀、汪藻、签判胡大正，通判林孝渊，市舶使赵崇度、章 等刚正廉洁官员，都能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中国政府的指示，禁止地方官员对外商非法加派捐税和敲榨勒索，保证泉州港城海交外贸的正常进行和迅速发展。（参阅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9“范公神道碑”；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9；明万历（泉州府志》卷10；孙觌《鸿庆居士集》卷24“汪君墓志铭”）

2、授予外商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华商一定的官职，以示鼓励。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贩卖乳香达30万　，纲首蔡景芳招诱船货，收息钱达98万 ，都各补授从九品“承信郎”官衔，赐予“公服履笏”。泉、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达百万贯者，晋升一级。旋又鼓励华商入蕃兴贩，回国后亦依此推赏，並支给彩银。中外商人沾此恩幸者颇多。（《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香”条；《宋会要辑稿》“蕃夷”4引《中兴会要》）最典型的是，南宋末起用阿拉伯富商蒲寿庚平定海寇，授他福建市舶使。元朝又借重他的势力，兵不加衄地占领泉州城，让他总诸蕃互市。（《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

3、设置市舶司等外贸海关机构，负责征收舶税和接待贡使外商。唐朝后期，泉州设置“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当是泉州最早的市舶机构。旧例：来泉州外商要先到广州纳税，很不方便。宋代以来，随着泉州港地位日渐赶上广州港船舶税增多。为了“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史》官志”7）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置市舶司，与广、杭、明並称为三路市舶司，这是泉州海交外贸史上的划时代性事件。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泉州继续设置布舶司。它除负责迎送贡使、外商和祈风送舶外，还负责抢救海上失事的船只，尊重外来居民的风俗习惯，並给予经商传教的自由，客观上促进中外海交贸易和友好往来的发展。

4、捕缉海盗，加强海防，保证中外海交贸易的安全进行。南宋末，泉州常受来到台湾的菲律宾土人毗舍耶的骚扰破坏，外舶不敢前来。乾道年间，知州汪大猷大力捕缉海盗，遣将分屯海防要塞。（楼钥《攻媿集》卷88“赠特进汪公行状”；《宋史》卷400“汪大猷传”）嘉定年间，海贼作乱，进逼泉城。知州真德秀亲授方略，擒获海贼。“遍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5、正确处理华人与外来居民的关系。宋元时期，外商来泉居住者日多，出现“民夷杂处”的混乱情况，成为“四难”之一。（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楼钥《攻媿集》卷88《赠特进汪公行状》）宋朝正确处理华夷关系，如广州外国人集中居住，辟“蕃坊”，置“蕃长”，管理“蕃坊公事”，“招邀蕃商”（朱彧《萍州可谈》卷2）泉州外国人很多，集中居住，虽不见设置“蕃坊”、“蕃长”的记载，但当有类似的机构和官员。严明的泉州官员，都能公正处理华夷纠纷事件。过去外国居民与华人殴斗，如打伤华人，赔牛赎罪。泉州知州汪大猷说：“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外国人“始有所惮，无敢斗者。”一次驻兵抓到一群真腊商人，误为毗舍耶海盗，汪即释放他们，赔礼道歉。（楼钥《攻媿集》卷88“赠特进汪公行状”；《宋史》卷400“汪大猷传”）中国政府还规定，外商在我国死后，遗产由其子孙继承；经历5世，如无子孙，财产才由市舶司代管。这既维护了我国的国格尊严，又保卫了外人的合法权益，招引更多外商来华贸易。

在中国政府的招引下，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成千上万地接踵来泉，大都聚居于城南濒海沿江一带，出现了“回半城”的盛况。伊本.巴都他在游记中说：元代在泉的阿拉伯商人领袖，有开才龙人白儿罕乌丁、塔伯利资人夏立甫乌丁等。（张星烺《泉州访古记》）明永乐五年（1417）颁布的保护伊斯兰教寺和穆斯林信仰自由的刺谕碑，至今仍嵌立在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中。来泉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和泉州人民一道，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开发繁盛的泉州港。

三、阿拉伯商人和伊斯兰教士对发展泉州港海交外贸和经济文化的贡献

1、协助中国政府招徕外商，发展、繁荣与保卫泉州港的海交外贸。唐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运来泉州的香料、药物、珠宝等，运去泉州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名产。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朝廷批准泉州知州连南夫的奏请，授给发展中阿贸易有功的阿拉伯商人蒲罗辛以“承信郎”的官职。自此，阿拉伯商人来泉日增，最著名者是蒲寿庚家族。

蒲寿庚像：色目人，阿拉伯穆斯林

蒲氏先世寓居古城经商，因航海遇风涛，“惮于往来”，请求其占城国王准其侨居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加之宋廷“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乃于南宋初年徙居广州，“总诸蕃互市”，成为广州最大的富商。（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何乔远《闽书》卷152）

约在泉州港即将逐渐超越广州港城的南宋嘉定六年（1212）或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徙居泉州，（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陈自强《蒲氏研究二题》，1983年泉州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揭开蒲家经济、政治生涯的新时期。泉州东南涂门外滨海的法石，是扼晋江下流和后渚港一带的水陆交通要道 ，外人聚居点之一。德化的《蒲氏族谱》记载，蒲家徙泉后便定居法石，作为“故乡”，大力发展阿拉伯的传统商业—香料和海交贸易事业。开宗有子二人，长寿 多谋，次寿庚勇武，都能继承与发展大业。

浙闽澳海面，自古为海寇之窟，邀戳船只袭击海港，破坏海交贸易，南宋就发生六七起。蒲寿庚因其兄蒲寿　之助，为南宋剿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1276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何乔远《闽书》卷152）兼　管海防与民政。有了雄厚的商业资本、平定海寇的功勋和显赫的官位，蒲寿庚拥有更加优越的海上贸易条件和势力，其家经营的香料和海舶的规模更加巨大，他在泉州城东南海滨三十六都建造望海楼，“以望海舶”。（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3）解放后，文博海交部门调查，蒲氏后裔至今仍经营香料；1974年后渚港发掘一艘南宋末满载香料的木帆商船，当与蒲家香料业有关，（庄为玑《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2、3期）即可为证。

蒲家徙泉兴盛之时，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族正崛起于北方，经过长年征战，到13世纪30年代，已占领中国塞北地区。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世祖定鼎大都（北京），发兵南侵，1276年攻陷监安，南安实际灭亡，中国基本统一。蒲寿庚虽然残杀许多在泉的南外宗正司赵宋皇族和淮兵，献城降元，但却避免泉州港口城市的一场严重战争破坏，使它的海交外贸得以继续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蒲家在泉州的法石街定居

由于蒲寿庚的招徕，元代阿拉伯等国商人来泉贸易者猛增。如佛莲非常富有，每年“发海舶八十艘”，死后其家有“珍珠一百三十石”，其他货物和债券账簿还不计在内。（周密《癸辛杂识》卷下）一个施那帏城（今波斯湾的法耳士城）商人“富拥巨万”，“资乙于蒲”。（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日本桑原陟藏《蒲寿庚考》页115）至大元年（1308年）来泉的另一阿拉伯商人马哈丹，先后进贡建造宫殿的异木沉檀、珍异、宝带、西域马等。（《福建通志》、《文献通考》）。

蒲寿庚因掌握泉州乃至闽澳海交外贸大权，成为“亦官亦商”的阿拉伯豪富，故史书说蒲家于宋元之际“擅番舶之利三十年。”（陈自强《“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辨》，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传播伊斯兰教，创建清净寺，把阿拉伯的建筑雕刻艺术引进泉州地区。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泉州？有隋朝的开皇年间、大业年间，唐朝的武德年间、贞观年间、永徽年间等各种说法，流行的是何乔远《闽书》“方域志”的“武德年间说”。证据：即穆罕默德的徒弟“三贤”、“四贤”于武德年间来泉传教，卒葬泉州东门外灵山；灵山圣暮的结构属唐初风格。对此学者争论纷纭，至今尚无定说。我们认为：永微以前，泉州府治尚未迁徙于今鲤城区。如这以前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泉州，教寺应集中在旧府治即今南安丰州一带，教士死后，也必定葬于丰州附近，不会远葬到当时还是偏僻的灵山。可是迄今为止，在南安丰州一带从未发现伊斯兰教寺院遗址和穆斯林的墓葬。再者，何氏《闽书》对圣墓的记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有迷信荒诞的记载，不大可信。我们认为灵山圣墓的两个穆斯林死者，当是赵汝适《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说的，侨居泉州阿拉伯施那帏商人“作丛家于城外之东南　，以掩胡贾之遗骸”的两名南宋时来泉的有德行的穆斯林，何氏托之名为“三贤”、“四贤”。伊斯兰教开始大规模传入泉州，应在唐玄宗开元六年泉州府治迁徙于今鲤城区后，才有可能。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教士们便开始在泉州建造伊斯兰教寺。有人说，唐天宝年间泉州已有清净寺。但当时泉州“子城”很小，寺必建在城外。但无史志记载和遗址可寻，只能作为一种传说资料。元至正十年（1350年）三山（福州）吴鉴的《清净寺记》说，元朝泉州伊斯兰教寺“增为六、七”。最近有人戡察考证，即是北宋的通淮街的艾苏哈卜大寺（圣友寺，1009年），南宋的南门的清寺（1131年）、通淮门外津头埔的也门教寺（12世纪），元代的南门的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纳希德重修的寺，无名大寺门楣建筑石刻。除艾苏哈卜大寺是泉州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寺外，其他全部废弃了。（庄为玑、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寺址的新研究》，载《泉州文史》第4期）

现在经过元、明重修的泉州东隅的艾苏哈卜大寺，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城西巍峨的开元寺、东西塔遥相辉映，给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增添大观，吸引历代无数中外旅客学者前来参观考察研究。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发展泉州宗文化艺术的一大贡献。

3、倡办慈善公益事业，襄助修建泉州城垣。宋元时代，阿拉伯穆斯林们成千上万地集中寓居于泉州最繁华的城南一带。他们除了传教经商，“大有益于互市”外，（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还“轻财急义”，兴倡许多慈善公益事业。为了使侨居老死泉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死后有葬身之地，他们购买墓地建“义冢”。如上述南宋时来自施那帏城的一个阿拉伯商人“轻财乐施，有西士习气，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大食国”条）

寓泉的阿拉伯商人、教士、侨民，还以其雄厚的资财，从事泉州建设事业，襄助地方当局解决困难。如南宋淳熙年间，泉州奉命造舰，防备海寇。晋江知县林湜苦乏经费，想辞官。“诸蕃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舰就而民不知”，（乾隆《泉州府志》卷29；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9“林公墓志铭”）免除泉州人民的一次额外负担。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要修建泉州砖构城垣，知州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之，城始固。”（明万历《泉州府志》卷4）这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加强中外人民的友谊。以上两项公益事业，史籍虽无明确说明阿拉伯人参与，但当时泉州阿拉伯人很多，可以推断他们必定是主要的参与者。蒲开宗徙泉，先后于淳祐三年、六年重修泉州北效外河市乡的濠溪桥和长溪桥。（《福建通志》卷3“津梁志”；乾隆《泉州府志》卷10）

由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与汉族通婚而形成的泉州回族，都能大力提倡公益慈善事业。史载明洪武年间，由泉州法石穆斯林迁居惠安白奇乡的郭仲远，“好施与，而或困乏、不责其偿。地连海埭，不时垫溺，捐金珠而造石桥，以济人之涉者。有傭砌石路，约三百余里，以利人之行者。乡邻死无所归，公则施以棺木，而殡殓之……周围山界听人埋葬，不责以资。创置荡所，恣都人朝夕取给，赖以资生，不计多寡。”（《白奇郭氏族谱》“仲远公行实”）明代晋江湮浦埭，旧为堤防蓄水，灌溉永福诸田。乡中富人引灌自家田地，作为自利，水道断绝，稻禾枯死，乡民怨恨。丁姓回族丁仁庵率众告官修建，使水渠复其故道，“民沾其余波”。泉州滨海田地靠陂塘沟浦灌溉，以后湮寒溃圯，丁熙隐请求晋江县令杨太古修治。桥梁道路如有废圯，他也立即出资募人修建。（陈江丁氏族谱》“篡述世谟”）

4、创建“蕃学”，学习与发展汉学，丰富泉州文化艺术，参加科举考试，代有闻人出现。长期侨居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为使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创办“蕃学”。史载：北宋“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蔡绦《铁围山丛谈》）日人藤田丰八撰文考证，蕃学是“授蕃人以汉学之校”，也教回文。（转引自日本桑原陟藏《蒲寿庚考》页80）嘉定十年（1217年），日僧庆政上人在泉州与伊斯兰教徒相会，看到回文，叫做“南蕃文字”（波斯文，转引自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页124）

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现大诗人蒲寿庚，其诗集《心泉学诗稿》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阿、汉的后裔－－回族，以其聪明才智和优异成绩，由科举登上仕途者，代不乏人。如明清之间，丁、金、郭、李等回族中秀才、举人、进士，当地方官者，不计其数，还出现不少文学家、诗人、书法家、科学家。如明嘉靖年间的晋江陈埭回族名人丁炜，自学成材，“肆力于诗歌古文词，刻意为诗，力追唐宋诸家”，被誉为“与海内十子齐名”，著有《紫云词》、《问山文集》（《陈江丁氏族谱》“人物志?文苑”）最著名的，首推清末自学成材，全面发展的爱国军火科学家丁拱辰。为抗击英国的鸦片战争，他编写与倾资刊印《演炮图说前编》、《演炮图说后编》、《演炮图说辑要》、《西洋炮火图编》、《增补则克录》等西式军事著作，对倡导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起了很大的作用。（参阅拙文《中国近代军火科学家丁拱辰》，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

四、元宋“亦思巴奚”兵乱对泉州港城的破坏

唐宋至元初，住居泉州的广大阿拉伯、波斯商人、伊斯兰教徒与当地汉人结合的后裔明中期形成的回族，对发展泉州的海交外贸，促进中阿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是在此之前的元代，掌握泉州市舶和军政大权的色目人上层统治者，却残酷压榨泉州人民。如蒲寿庚家族，“一时子孙贵显天下，泉州被其薰炎者九十年。”（《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特别是元末他们发动历时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乱，对泉州港城的破坏最大。

宋元时期，泉州在海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比广州更耀眼的成就

“亦思巴奚”兵乱是元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复杂的原因。它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至正17至21年（1357－1361年），是泉州“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的兵乱；第二阶段，至正22至16年（1362－1366年），是市舶使那兀纳勾结蒲氏后裔在泉州的叛乱，及其与阿迷里丁的内讧。直到明洪武八年（1375年），汤和率兵南下，消灭福建割据势力陈友定，泉州社会才安定下来。这次兵乱严重地破坏了福建沿海的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泉州港口城市尤为厉害，表现如下四点：

第一，泉州是兵乱的爆发点，“郡城之外，莽为战区，”（《岛夷志略》吴鉴序）农业生产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人民的贫困饥馑，出现前所末有的“食人”惨剧。当时泉州开元寺高僧大奎《梦观集》的“吾郡”诗中是最生动真实的写照。诗云：“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未俗何由古昔同？市近只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诸公肉食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

第二，泉州昔号“文章渊薮”之邦，典章载籍浩瀚，在这次兵乱之中遭受空前浩动。许多伊斯兰教寺院也因教派对立，毀于战火，仅存通淮街艾苏哈卜大寺一座。何乔远慨叹日：“蒲氏之变，泉郡概遭兵火，无复遣者！”（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

第三，泉州人民备受蒲寿庚家族的压榨和兵乱的蹂躏，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激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传教士和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在平乱中遭受残酷的杀戮。史称：“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面诛之。”（《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汉族统治阶级也乘机掀起外风潮，对外人和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政策。如明洪武七年（1374年），鉴于“亦思巴奚”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这完全是阿拉伯穆斯林上层分子种下的累及无辜子孙的祸根，不能怪罪泉州人民。

第四，严重破坏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战乱后，外商死的死，跑的跑，纷纷回国，不敢再来泉州贸易。中国政府外贸又“严加取缔”，外商绝迹。从此泉州港元气大损，一蹶不振，降为私商活动和华侨出国的地方性港口了。

综上所述，唐宋元以来，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及其的阿、汉结合裔回族，对发展泉州的海交贸易、经济文化作出极为重大的贡献，这是主流，应予充分肯定。但他们当中的少数上层人物，也曾残酷压榨泉州人民，发动兵乱，破坏泉州港口城市，这是支流，也应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