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基督教世界的瓦解

本文摘自:《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第二卷 [英]J.F.C.富勒著，小小冰人译

封建制度下的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经院哲学衰落，而人文主义开始勃兴；教皇变得过于世俗化，而帝国也在逐步衰落；理性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开始萌芽；印刷术被引进，火器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发现了“新大陆”和通往印度的航路；再加上城市生活的兴起，财富、奢侈品和贫困的增长，以及商业活动、贸易垄断和高利贷等现象的增加……如此种种，都在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这是对当时普遍性的动荡不安的宗教性表述）中达到了爆发点。

点燃宗教改革运动两个主要导火索的人是路德（1483年至1546年）和茨温利（1484年至1531年）；而在他们之后的加尔文（1509年至1564年）则于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为了使基督教恢复他们脑海中所设想的那种原始的纯洁，这些人开始信奉预定论—也就是说，人的原罪是无可救药的；无论人们怎样生活和行事，在永恒的上帝那里早已注定了只有极少数的选民可以进入天堂，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堕入地狱。这种教义把重心从上帝转移到了魔鬼的身上，并把《圣经》视为一切教义和宗教礼拜的基础—这两点成了改革派信仰的两大支柱。

在上述三人中，最为可怕的当属加尔文—此人是一个狂热的组织者。加尔文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言人，认为他的命令就代表着神意。

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预设了自己反对天主教会的绝对正确性。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新人类”—清教徒（Puritan）—以及一个新政权，后者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圣经政权”（Bibliocracy）。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写道：“宗教改革运动摒弃了所有哥特式神话中光明和慰藉的一面—包括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对圣徒的崇拜、圣物、朝圣和弥撒—却保留了有关魔界和巫术的神话，因为它既是人们内心苦痛的根源，也是其具象化的表现。现在这种苦痛终于升级到了最恐怖的程度。”1爱的律法被恨的律法所取代。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诸多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献，而这些文献玷污了真正的宗教。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这样的教义是如何对人们产生吸引力的。然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却被路德那振聋发聩的神学理论和加尔文那冷酷的逻辑所吸引。他们质疑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而他们的宣传又是如此的尖刻，因而他们得以争取到了所有对现状不满之人的支持。诸多僧侣和散漫的牧师在这些新教义中看到了让自己摆脱那些令人厌烦的义务的机会；而诸侯们则将新教义视为一种手段—他们通过掠夺教会来增强自己对抗帝国的力量，并扩大自己的势力；新兴的商人势力支持新教义，是因为它有利于高利贷和新的经济状况的发展；至于那些被压迫的广大民众，新教义则为他们提供了自由，以及进入天堂的门票。

本书无法深入讨论宗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混乱与骚动，不过为了结束动荡的局面，两方曾于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达成妥协：一方是代表其兄长查理五世的斐迪南，而另一方则是路德派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该协定确保所有路德派诸侯都有不受主教管辖的自由，并允许他们保留1552年《帕绍条约》签订之前就已经被世俗化了的教会财产。根据“教随国定”的原则，每一位世俗诸侯都有权决定其臣民所应信奉的宗教，这就意味着德意志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所决定，而是改由统治他们的诸侯来决定。虽然还有一项被称作“教会保留权”的条款存在—按照该条款，天主教主教一旦背弃自己的信仰，他的土地和荣誉就将被强制没收—但路德派教会却宣称他们不认为自己应受此条款的约束。

《奥格斯堡和约》既没有涉及加尔文主义者，也没有对正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迅速蔓延的新教做出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奥格斯堡和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休战协定，它使德意志分裂成了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正如布莱斯勋爵所说的那样：“当两个相互矛盾的体系并存于世之时，它们必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由于加尔文派的势力不断增强，加上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想要毁灭新教势力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因此必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因为加尔文主义的势力在布拉格业已根深蒂固，所以那里现在变成了整个风暴的中心。波西米亚在1526年被移交给了哈布斯堡王室；到了1575年，马克西米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被加冕为波西米亚国王—1576年，他又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并定都布拉格。到了1609年，鲁道夫被他信奉新教的臣民所迫，不得不颁布“大诏书”（Letter of Majesty）来保护他们的宗教自由，并允许由一群被称为“捍卫者”（Defenders）的人来确保这道“圣谕”的施行。到了1611年，鲁道夫被自己的兄弟马提亚斯所废黜，后者在当年5月被加冕为波西米亚国王，并在一年之后被选为帝国皇帝。

在《奥格斯堡和约》签署之后，又有两个主要人物走上前台，成了冲突双方的代表：一个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安，一个是安哈尔特的克里斯汀亲王—此人是一位加尔文教徒。前者认为《奥格斯堡条约》是一个法律上的裁定，所有的问题都应以此为基础来解决，而后者则认为新教与奥地利王室不可并存。意外事件接连不断，直到1607年马克西米安占领了自由城市多瑙沃特—这直接导致了次年安哈尔特的克里斯汀主导建立了“福音同盟”（Evangelical Union）。面对这个示威性的挑战，马克西米安也建立了“神圣天主教联盟”（Holy Catholic League）。至此，几乎可以断言双方的冲突已成定局。马提亚斯膝下无子，而将来要继承帝国和波西米亚的很可能就是斯蒂利亚的斐迪南大公—此人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马提亚斯担心会惹出麻烦，因此把选举继任者的事情一直拖到了1617年—此时必须要做出决定了。当时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为候选人，条件是后者登基之后要把哈布斯堡王室在阿尔萨斯的采邑移交给西班牙王室。到了6月17日，国王的议员们—他们全都是最狂热的天主教徒—将斐迪南推选为波西米亚王位的继承人。以图尔恩伯爵为首的波西米亚新教徒立刻就表示拒绝承认斐迪南的身份。12月，布拉格的大主教违反“大诏书”的规定，下令禁止在他的统辖范围内修建的教堂中举行新教的宗教仪式，于是“捍卫者”们立刻在布拉格召集了一次“国会”（Diet）。1618年5月21日，人们聚集了起来。第二天，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国王最信任的议员马蒂尼茨、斯拉瓦塔，以及他们的秘书法布里修斯被人们从赫拉德卡尼宫的窗户给扔了出去—此事被称为“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紧接着，波西米亚人就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尔恩伯爵出面组建了一支军队。当年7月，波西米亚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冲突将发展成第一次全欧洲范围的大战，并且持续时间会长达30年之久。

1619年3月20日，马提亚斯的驾崩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南部诸邦国的联盟（The Confederate States）、波西米亚、卢萨蒂亚、西里西亚以及摩拉维亚宣布对斐迪南的选举无效，并且在8月26日选出了他们的国王—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此人是一个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也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

两天之后，法兰克福召集了选帝侯会议（Electoral College），以决定谁来继承马提亚斯的王位。这个会议控制着帝国，没有它的同意，皇帝便不能召集国会、征税、结盟或宣战。它是在1356年遵照“金玺诏书”（Golden Bull）建立的，由3个教会封建主和4个世俗封建主组成。前者分别是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的天主教选帝侯，后者则分别是波西米亚国王、巴拉丁选帝侯、勃兰登堡选帝侯—后面三人均是加尔文教徒，以及萨克森选帝侯（路德教教徒）。因此，一旦波西米亚国王变成一位天主教徒的话，天主教派的诸侯们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反之，如果一位非天主教徒成为波西米亚国王，那天主教派的诸侯们就会变成少数派。选帝侯会议内部的这种平衡关系为三十年战争埋下了祸根。

在法兰克福，只有三位教会封建主亲自出席了会议，其他四名成员都是由他们的大使来做代表。其中，腓特烈五世的大使奉命要先将票投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安（一位天主教徒），但如果其他选帝侯都选斐迪南的话，大使也应从众。如此一来斐迪南便被选为了皇帝，其尊号为斐迪南二世（1619年至1637年在位）。会议这边刚刚做出决定，便传来了斐迪南被废黜了波西米亚王位的消息。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挑衅，更是对整个帝国体系的挑战—这场危机立刻变成了全欧洲的问题。

因为斐迪南没有军队来驱逐腓特烈五世，于是他转而向德意志诸侯中唯一拥有常备军的马克西米安求援。1619年10月8日，马克西米安同意支援斐迪南，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完全掌控了波西米亚的局势，并且击败腓特烈五世可以让他获得选帝侯的头衔。此外，斐迪南以卢萨蒂亚为代价获得了对加尔文主义者深恶痛绝的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的支持。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98年至1621年在位）也立刻给了斐迪南一笔足够征募1万名士兵的津贴，并额外从尼德兰地区借给他8000多名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的诸侯，以及联合省、丹麦和瑞典均承认腓特烈五世，而特兰西瓦尼亚亲王拜特伦•加波尔也和波西米亚人缔结了联盟。

1620年7月间，在马克西米安、蒂利和布奎的指挥下，天主教联盟的2.5万名精锐士兵越过了奥地利边境；斯皮诺拉也率2.4万名士兵从佛兰德斯向巴拉丁地区进发。11月8日，前者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上与安哈尔特的克里斯汀亲王率领的波西米亚人交战，并击溃了他们；斯皮诺拉也攻占了巴拉丁地区。

布拉格抛窗事件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这两次惨败瓦解了“福音同盟”，如果斐迪南能更加宽宏大量一些，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然而，斐迪南的统治理念是“宁可统治一片沙漠，也好过统治一个充满异端的国家”，这一理念促使他继续发起战争，而他的迫害也激怒了加尔文教徒。结果，大量绝望的人们加入了残存的波西米亚军队，他们聚集在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麾下。曼斯费尔德既是一位加尔文教徒，也是一个能力强悍的雇佣兵，他很快就以“基督教世界的阿提拉”之名而名满天下。在他的指挥下，战火蔓延到了上巴拉丁地区。到了1622年春天，布伦瑞克公爵克里斯汀和巴登•杜拉赫侯爵乔治•腓特烈也加入了曼斯费尔德的队伍。到了6月，在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之后，加尔文派的军队在霍赫斯特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于是，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汀撤到了阿尔萨斯，此后又将军队驻扎在了东弗里斯兰。最后，到了1623年的8月，布伦瑞克公爵克里斯汀在斯塔特罗恩被击溃，巴拉丁地区才彻底被征服。

1621年1月，斐迪南以帝国禁令来惩治腓特烈五世—这一举动违背了帝国宪法。为了履行承诺，斐迪南在1623年1月又决定将腓特烈五世的选帝侯权力转交给马克西米安。由于斐迪南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威召集国会，因此他在雷根斯堡召开了一次全体选举大会来罢免腓特烈五世。除了科隆选帝侯（此人是马克西米安的兄弟），几乎所有重要的德意志诸侯，以及西班牙国王都对此表示反对。尽管如此，腓特烈五世还是被罢免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安就接任了他的头衔。抗议的风暴接踵而至，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也拒绝接纳他们的新同僚。

三十年战争

新教诸侯们的震恐，是有充分理由的—不仅是因为这次违背宪法的罢免威胁到了他们的个人安全，还因为马克西米安的就职会导致选帝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剥夺自1555年以来从教会手中没收的财产，其中包括两个大主教辖区和120个修道院。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向路德教君主、丹麦的克里斯汀四世（1588年至1648年在位）求助，后者在1624年的5月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至此，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它从一个欧洲问题演变成了欧洲冲突。不过这次冲突却由于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伯爵的出现，而突然烟消云散。此人是一位富有的捷克冒险家，他主动提出为皇帝免费招募一支四万人的军队，条件是由他来任免这支军队的军官。斐迪南立刻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册封华伦斯坦为弗里斯兰公爵。就这样，帝国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无须任何费用，而且只要有战争就可以无限期的维系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便是“以战养战”。

当斐迪南卷入战争之后，詹姆斯一世也最终选择支持他的女婿，并与西班牙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法王路易十三（1610年至1643年在位）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年至1642年）组建了一个包含英国、联合省以及丹麦在内的同盟，因为他的政策就是要打破自查理五世以来哈布斯堡王朝针对法国的包围圈。因此，法国开始采取干预德意志事务的政策，从此使得中欧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起来。由于胡格诺教徒的起义掣肘了黎塞留的行动，而詹姆斯又害怕召集国会，因此最后只有克里斯汀四世出兵进行了干预。克里斯汀正急于扩大自己对北海诸港口的影响力，于是他在1626年披挂上阵，开始干预德意志的局势。

4月间，华伦斯坦也领兵出征。他首先向曼斯费尔德发起进攻，并在德绍桥一战击败了对手。之后他攻克了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并在两地征兵，直到所部人数达到大约八万人为止。8月27日，克里斯汀四世在卢特尔被蒂利所击溃，巴伦堡和布伦瑞克也宣告失守。

在占领巴拉丁之后，莱茵河的中游地区得以解放，并重新成为意大利和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一点对西班牙来说至关重要。同时，华伦斯坦开始着手建立弗兰德斯对波罗的海沿岸诸侯国的统治。1628年3月，皇帝又把梅克伦堡的公爵之位封赏给了华伦斯坦，而此时他的大军正在席卷丹麦。比起把马克西米安提升为选帝侯，这种盛气凌人的行为进一步向新教诸侯们表明他们都将无法自保，而整个德意志地区马上就要变成奥地利的一个行省了。因此新教诸侯们决心联合起来击败华伦斯坦，但是却都对他那八万人的大军感到束手无策。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正在稳步进行，当汉堡和吕贝克拒绝与斐迪南结盟之后，华伦斯坦开始着手进攻斯特拉松德，试图以此来迫使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屈服。4月，华伦斯坦的副官阿尼姆率领一支2.5万人的部队出现在斯特拉松德城外，不过当地的市议员们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已和克里斯汀四世以及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建立了联系。此外，由900名苏格兰人、400名丹麦人和600名瑞典人组成的兵团—当时正在丹麦服役—也在芒罗的率领下通过海运来到了该城。在6月23日，古斯塔夫的代表和市政当局签署了一份期限20年的同盟条约。就在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斯特拉松德，不过在两次徒劳的进攻之后，他得知克里斯汀和一支远征部队已经离开了吕根岛，于是在7月24日放弃了围城。

克里斯汀率军在斯特拉松德东南部登陆。作为他入侵梅克伦堡的第一步，他还占领了沃尔加斯特。8月12日，他遭到了华伦斯坦的截杀，一败涂地。1629年年初，双方开始和谈。到了6月7日，他们缔结了《吕贝克和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牵涉在内。

华伦斯坦麾下现在有12.4万名士兵，在击败了克里斯汀之后，他目之所及已再无强敌，因此他便随意地将这些士兵驻扎在各处，无论敌友都饱受其扰。他有一支部队驻扎在萨克森，而这并没有得到当地选帝侯约翰•乔治的允许。在马克西米安的支持下，乔治向皇帝上书诉苦。乔治和马克西米安对华伦斯坦日益增长的实力都感到不安，而斐迪南自己也是如此，因为此时他已经快变成华伦斯坦的傀儡了。不过，斐迪南在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决心先借助自己现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归还自1555年以来被不当手段没收的教会地产。他知道没有哪个国会会批准这个想法，所以他决心用圣谕来实施它。1629年3月6日，他向无力反抗的德意志颁布了他的“归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

不过，如何摆脱华伦斯坦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斐迪南尚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下一个行动却促成了该问题的解决。在西班牙的唆使之下，当斐迪南同意向意大利派遣军队时，便卷入了一场针对法国曼图亚公爵的战争：这一决定激怒了教皇，也让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分裂。此举亦促使黎塞留设法调停了瑞典和波兰之间的战争，以便古斯塔夫能腾出手来率领新教徒对抗帝国。由于瑞典已经占领了斯特拉松德和皮劳，这使得古斯塔夫可以把战火烧到波兰本土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波兰的西吉斯蒙德三世同意休战六年。1629年9月26日，双方在阿尔特马克签署了休战协议。

华伦斯坦强烈地反对“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要对付欧洲的宿敌土耳其人，一个平稳无事的德意志是至关重要的。他开始进一步扩军，以应对古斯塔夫可能的干涉。不过，由于斐迪南和西班牙之间的协议，1630年5月华伦斯坦奉命派遣三万人的军队前往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协助他们镇压荷兰人。在马克西米安的带领下，选帝侯们表示只要华伦斯坦继续掌权，他们便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约翰•乔治进而要求斐迪南收回“归还敕令”。

如果抛弃华伦斯坦，斐迪南或许能安抚天主教派的选帝侯们；而收回“归还敕令”的话，他也许能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自己。斐迪南决定选择前者：8月17日，他和议员们在雷根斯堡商讨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解除他那位令人敬畏的将军的职务。令人惊讶的是，当华伦斯坦知道了皇帝的心思之后，他丝毫没有抱怨，并在8月24日主动递交了辞呈。在摆脱了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遂把所有收回“归还敕令”的想法抛诸脑后，他把帝国军队交由马克西米安和蒂利指挥：这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状态。就在此时，古斯塔夫正在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他在7月6日就率军在乌瑟多姆岛上的佩纳明德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