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冬: 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涌现出一批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艺术家，留下众多传世作品，成为德国文学史上一段辉煌时期。然而，随着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展开对德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迫害，独裁降临。当时活跃在德国政治、文化舞台的文艺界人士首当其冲，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兄弟、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剧作家布莱希特，画家乔治·格罗兹等文化巨匠，终究难逃厄运。在纳粹当政初期的短短一个月内，大批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或遭监禁、枪决，或被迫逃离德国，由此开启了德国流亡文学时代。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乌维·维特施托克在《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一书中，以日记体的方式，逐日记录了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这一个多月里，纳粹逐步管控德国社会，对德国文艺界从限制到控制，再到迫害的全过程。魏玛时代德国最具思想的灵魂和头脑被迫流亡，他们中绝大多数再未能回到祖国，也再未能取得曾经的成就，成为德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随着文学家的流亡，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文明的人类社会变得岌岌可危。

这不仅是一部德国流亡文学史，也是纳粹上台后德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作者通过对德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阶层的观察，细致记录了德国社会的巨变：政治界由民主走向独裁，文化界由自由趋向保守，社会从开放变得极端……随着纳粹逐渐掌控政权，德国社会开始走向混乱，充斥着暴力、破坏和恐怖主义，魏玛时代的浪漫主义一去不复返。在这场巨变中，极端民族主义展露头角，成为德国主流之声，从政府到普通民众，都趋向保守与狂热，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则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编者按：纳粹对魏玛时代德国文艺殿堂——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渗透和接管，是纳粹“一体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管控的重要标志，其中，将亲纳粹的剧作家马克斯·冯·席林斯扶上院长之位，并逼迫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作家亨利希·曼离职，正是其接管德国文化的关键步骤。本文以五幕剧的形式展现了亨利希被迫辞职的场景。此后，“雅利安文化官方妓院”——帝国文学院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节选自:《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席林斯发了电报，召集所有能联系上的学院成员参加特别会议——只有一个人例外。柏林的气动邮递网络非常发达，几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到城内的每个人。会议将在当晚8点开始。不可思议的紧迫时限就足以表明，要讨论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因此，50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即文学系成员伊娜·赛德尔），冒着冬夜的风雨赶到巴黎广场，穿过学院装饰有立柱的侧门，聚集在大会议室里。

席林斯一进门就让人感觉气势汹汹。他把自己与鲁斯特部长的谈话以及后者对学院的威胁告知了参会者。席林斯希望尽可能静悄悄地解决此事，因此会议的保密性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要讨论的东西丝毫也不能泄露出去—包括他在此事中的角色。因此，在简短的介绍之后，他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宣誓保密。然后他解释说，亨利希·曼和珂勒惠支在《紧急呼吁！》上的签名不符合他们学院成员的身份，他还补充说，珂勒惠支在此期间意识到了这一点，傍晚时已经提出辞职。现在还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个决定。

简短开场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第一幕展现了一位被迫防御、寻找借口的院长。戈特弗里德·贝恩此时四处张望，却没有在会议室里看到亨利希·曼。他提出两个一目了然的问题：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如果要责难签名的事儿，鲁斯特部长为什么只威胁解散文学系，却不打算动珂勒惠支所属的美术系？席林斯避而不谈第一个问题，只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答复：身为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在学院里身份特殊。

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会议，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托马斯·曼、里卡尔达·胡赫、伯恩哈德·凯勒曼、赫尔曼·斯特尔、阿尔弗雷德·蒙伯特、爱德华·斯图肯，1929 年 11 月

剧作家路德维希·富尔达跳出来支持贝恩——他再次追问，亨利希·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席林斯不得不承认，目前待在柏林的学院成员中，唯有曼没收到会议邀请。

难以置信。席林斯不给亨利希·曼任何表态的机会，就决定开除他。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卑劣手段，正常情况下会让席林斯在学院威信扫地。为了给自己辩解，也为了强调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向集会者提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备选方案：要么亨利希·曼离开学院，要么他席林斯辞职。

可席林斯已经无法阻止他一心想避免的事：会议中断了，文学系的秘书奥斯卡·勒尔克接下任务，追加电话通知亨利希·曼参会。因此，悲剧的第二幕是出人意料的停顿：等待被告。大厅里的骚动当然不会平息。在场的六位作家凑成小圈子，讨论如何攻击他们的院长。路德维希·富尔达尤其愤慨。他说，他一生都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不想与一个因表达政治观点而开除成员的学院有任何关系，他要辞职。莱昂哈德·弗兰克和德布林也在斟酌离开学院的事。伊娜·赛德尔显然很紧张，她下不了决心该怎么办。贝恩和勒尔克反倒是有所保留。勒尔克的情况还掺杂着物质原因，他自认为是一个根本不掺和政治的作家，但作为系部的受薪秘书，辞职就会失去部分收入。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929 年

时间紧迫，富尔达、弗兰克和德布林商定：亨利希·曼一到学院大楼，弗兰克就拦住他，迫切请求他不要主动辞职。这样一来，席林斯就必须通过投票才能开除他。然而，投票的结果不可预测，如果确实是学院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曼，其他人就有了宣布辞职以示抗议的理由——此事本来就应该有政治信号的效果和意义，这样就光明正大了。

接下来的第三幕最怪、最短。亨利希·曼在众人的沉默中进入会议室。莱昂哈德·弗兰克已按照约定，在楼下学院入口处与他简短谈过，提前通知他了。现在，席林斯立即走向曼，请他在讨论开始前与部门秘书勒尔克一起到他的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又是等待。

大约十分钟后，席林斯脸色苍白地回到会议室，亨利希·曼不见了。席林斯通知的事，让会议彻底成为多此一举的闹剧：曼放弃了文学系主任的职务，宣布退出，以免危及学院的生存。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仿佛被当头一击。他认为亨利希·曼是一个信念绝对坚定、政治上警觉的共和国捍卫者，可曼却在为共和国的基本权利而战时退缩了。德布林感觉自己四面楚歌。歌德的一句话在他脑中闪过：“亨利希，你让我毛骨悚然。”

尽管如此，德布林还是跳起来发言，开始了针对席林斯行为的辩论——也就是第四幕。他同时抗议几件事：全体会议前没有与亨利希·曼谈话、席林斯关起门谈辞退的伎俩、50名学院成员中居然无人大声质疑席林斯的辞退程序的可怕事实。他要求文学系自己开会，决定曼的去留。
然而，曼自愿辞职，席林斯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几乎连肩膀都没动一下：他只是不想让亨利希·曼在会上遭到尴尬的审讯，另外，曼还在院长办公室，当然做好了发言的准备。德布林随即要求，虽然曼已经辞职，还是要当众问一问他。但德布林的提请直接被会众驳回。

显然，多数人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而是希望迅速而安静地了结此事。就在这时，第一个不是作家的人开口了，他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他以一种前所未闻的坚定态度争论说：这对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不公平。他们签字的呼吁书不犯法，他们只是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有宪法保障的，就像鲁斯特部长也是根据宪法宣誓就职的。席林斯根本就不应该答应鲁斯特负责两名成员的辞职。就算万不得已，席林斯也可以回应鲁斯特说：学院的全体会议将投票决定。瓦格纳最后说，会议结束前，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一个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学院。

瓦格纳还不到50岁，但早就是柏林市内抢眼的人物了。他属于社民党，为工会工作过，与布鲁诺·陶特一起在柏林布里茨规划了备受瞩目的马蹄形社区，后来作为城市规划委员聘任了米斯·范德罗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名声响当当的同事。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高度政治化了，城市规划也不例外。瓦格纳的项目，尤其是他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大型社区，被攻击为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侵蚀。他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人发言，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前一年加入纳粹党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格斯纳。格斯纳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回应瓦格纳的论点，而是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格斯纳嘲讽地说，瓦格纳可不是学院选的，而是由鲁斯特的前任、社民党文化部部长格里梅钦定的成员。似乎瓦格纳低人一等，在被学院选出来的学院成员讨论时，他无权发言。

作为院长，席林斯当然不能让辩论滑入私人口角。于是他试图再次突出这件事的核心。他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牺牲整个学院。他相信，每位成员都必须基于其成员身份的事实，意识到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举止所造成的后果。

不清楚席林斯这些暗示性的表述是指什么，但显然，在他看来，加入学院后放弃《紧急呼吁！》这种决定性的政治表态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使这一难以成立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席林斯现在不再谈政治，转而说起了风度问题，他声称，珂勒惠支和曼的签名，违背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面—毕竟，他们签署的呼吁书一定让鲁斯特部长觉得自己被公然侮辱成了野蛮人。

席林斯这样做不是在挽救讨论，而是让它彻底脱轨。在应该讨论危及学院生存和独立的粗暴政治攻击之时，退到风度问题上合适吗？马丁·瓦格纳忍不下去了。他先与格斯纳和席林斯在修辞上过了几招，然后提了一个问题，它定然会被理解为对院长的正面攻击：当席林斯建议珂勒惠支和曼辞职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时，难道不是体面更尽失？

这是对席林斯公开的不信任表决。当学院成员受到一位政治家言辞蹊跷的攻击时，院长非但不挡在前面保护，反而逼他们主动辞职；不邀请亨利希·曼来参加审判他的会议，却要用可疑的风度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这样的院长是领导学院的合适人选吗？

在这个情况很可能反转的爆炸性时刻，居然是一位作家出面帮了席林斯一把。戈特弗里德·贝恩说，瓦格纳正在用他的问题扭曲事实。唯一的问题是，席林斯是否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来拯救学院——他做到了。

贝恩基本上没说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了席林斯忠于上级的论点。但这足以打破马丁·瓦格纳的耐心。他无法谅解，一个机构的成员如此缺少正义感。他起身，宣布辞职，走向出口，摔门而去。

然而——没人跟上去。只有瓦格纳一个人辞职示威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起身离开。路德维希·富尔达、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莱昂哈德·弗兰克都义愤填膺，但他们把抗议忍到了几天后即将召开的文学系会议上。他们希望在此之前做足准备，与今天不在场的同事们一同决议。

会议的结束词再次落到一位建筑师身上，他是学院的副院长汉斯·珀尔齐希。珀尔齐希和瓦格纳在所有专业问题上都看法相近。珀尔齐希是城市规划领域新客观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兰克福、布雷斯劳和柏林建成了几座令人叫绝的建筑，并于今年年初接手管理柏林的艺术学校。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清楚地知道，最近几年艺术问题如何被政治化了。尽管如此，珀尔齐希还是明确感谢席林斯院长没有在会上决议曼的成员资格。因为，珀尔齐希申明，学院只关注艺术，而不涉政治——因此在他看来，会议根本不可能为此投票。显然，珀尔齐希似乎也认为，学院的存亡比成员的基本权利更重要。

现在还剩下的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发生在紧挨会议室的院长办公室里的绝望尾音。文学系的成员当然想知道，他们辞职的主任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就放弃了。尤其是明确请求他坚守的德布林、弗兰克和富尔达，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亨利希·曼站起来，与所有人握手，也许是为了安慰他们，也许是为了道歉。但他给出的理由却出奇的单薄。曼说，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可他——此时他的话听起来简直就像论及体面问题的席林斯——不想让对手把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依赖职位。但对于其他人，比如勒尔克，学院的解散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事情也需要考虑。

那么，哪怕席林斯漏洞百出，最终还是大获全胜？起码在一个点上，院长算错了。在对会议的保密性表决时，亨利希·曼不在场，严格说来他根本没参会，而是直接被席林斯带去了院长办公室。因此，他不必受制于普遍的封口要求，可以向媒体通报他离开学院的消息。虽然会议到夜里快11点才结束，但报纸次日就详详细细地报道了整个事件。对于亨利希·曼的辞职，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