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关宁军性质的再讨论 ——以“祖家将”为核心的观察视角

作者:曾磊

通过对“祖家将”这一关宁军中较为重要的武将集团在关宁军中的地位之演变可知，天启年间“祖家将”在关宁军中的地位较低。袁崇焕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因战功擢升为总兵，在大凌河之战后，祖大寿的地位得以稳固，随即发展个人势力。但应看到，“祖家将”在关宁军中始终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明廷对关宁军控制较深，因此，“家军”、“将门”的方式，不能完全用来揭示关宁军的性质，不能将关宁军简单界定为独立于明廷的军阀武装。

关宁军作为一支抗清武装，在明末抗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关宁军视作以祖大寿为核心的“祖家将”所控制的，由“将门”所指挥的“家军”，他们同明朝政府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明朝政府只有笼络这股力量，才能驱使其抗清。

笔者认为，“将门”、“家军”的说法难以精准界定关宁军的性质，该说法忽视了明朝政府对关宁军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控制。从整体来看，关宁军并非一支明朝政府难以控制的军阀武装，而是处在明朝政府严密控制下的政府军。本文将重新审视“祖家将”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其为核心观察对象，重新审视关宁军的性质，以求教于学界各位同仁。

一、“家军”与“将门”的研究方式之回顾

目前，将关宁军的性质界定为由“将门”控制的“家军”，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主流，该说法由以下几种观点所构成。

第一，“将门势族”说。该说认为晚明辽军将领多出身于世代从军的家族，如李洵指出关宁军是由家将、家兵所组成的地方部队，其中权势最大的“祖家将”是“以祖姓亲属将官为主体的配合以非祖姓的亲信将官而成的军事实体”，祖大寿是“祖家将”最年长的长辈，所以在辽军中声望和地位都很高，其部下辽将都以他为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同李洵观点类似的有台湾学者叶高树，他认为明清之际辽东存在三大家将集团：以李成梁为核心的李家将、以毛文龙为核心的毛家将和以祖大寿为核心的祖家将，这些世代为将的势族集团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学者绵贯哲郎延续了李洵的观点，“祖家将”是以祖大寿为最高指挥官的一个将领集团，姻亲关系、义父子关系和家主与家丁的关系是“祖家将”得以形成的因素，曹循也认为，明代“九边”中高级将领多出自将门，拥家丁为私兵，侵膏腴为己业，导致明廷对武将的控驭力渐被削弱，形成了武将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家丁”私兵论。持此论的学者认为明代后期在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将领畜养家丁的现象，是“将门”、“势族”长期把持明军高级职位的基础，如赵中男认为，家丁同其主帅之间，形成了亲密的隶属关系，在战场上共进退。到了明末，“许多将领的部队基本上是具有私属性和独立性的家丁部队了”。关宁军中的确存在将领蓄养家丁的现象，因此也应属于此种性质的部队。

“家军、将门”的研究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揭示明末军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存在一定深入探究的空间。“将门”是否垄断了关宁军的高级职位，其地位是否皆为父祖恩荫所至，关宁军的根本性质究竟应界定为军阀武装，还是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政府军？厘清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关宁军的性质的界定，也对深入开展对明末抗清战争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晚明时期的明军中的确存在“将门”领军的现象，但抗清战争爆发后，辽东前线明军历经重组，兵将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辽籍武将在军中并不占据人数优势，因此此时的关宁军的“家军”色彩并不浓厚。伴随着抗清形势的演进，以祖大寿为代表的“祖家将”由于军功和督师文臣的赏识而逐渐崛起，但直到明朝灭亡之时，“祖家将”在关宁军中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也不具备同明廷分庭抗礼的实力。此，对关宁军性质的界定应进一步探讨，现有的“家军”、“将门”的方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判断关宁军的性质帮助不大。

按照《辞海》的定义，军阀是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和军人集团。然而，关宁军处在明廷的控制之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明廷通过各种制度将边军的粮饷供应、人事任免和指挥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关宁军不具备很强的独立性；辽人长期不受督师文官的重视，以“祖家将”的祖大寿为例，他在孙承宗督师期间地位不高，袁崇焕掌权后因战功而升任总兵，但直到大凌河之战后，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将”在关宁军中的地位才有了显著跃升，但地位仍不足以垄断关宁军的军权。据此可推定，关宁军不能视为一支军阀性质的武装。

二、辽人与“祖家将”在关宁军初创时期的地位

李洵认为，明代的辽军“是以辽东边军为主体，以辽东籍官兵为大多数组成的边防军”，王景泽、黄星坤等学者也持有同样观点。但是，在天启初年关宁军草创的阶段，辽人未占据优势，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将”，在天启年间也未曾在关宁军中占据垄断性地位，且祖氏家族成员中并未出现一位总兵，此时的关宁军不能界定为“将门”控制下的“家军”。

1.天启时期辽人在关宁军中的地位

天启初年，辽东沦陷于后金之手，大量辽人涌入关内逃避战乱。起初，明朝大臣对辽人评价甚低。如熊廷弼认为：“辽中精锐尽皆一战。虽有存者，皆老弱、焦烂、乌合、溃散之余，一无足恃。”他反对招募辽人为兵，认为其中“甚有奴酋奸细亦充募数”。又如王在晋也认为：“臣立法不用辽人。辽人无食，苟得籍民为兵，何暇计月粮多寡，将官利于侵扣，流民乐于藏身，妻室相依，勾奸起竞，纷纷攘攘，衅孽潜滋。”在此背景下，辽人并未大量从军。

辽人的地位在孙承宗担任督师后才逐渐提升。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主张，开始招募辽人、任用辽将。从《督师纪略》的记载可见，孙承宗曾派抚夷将朱梅、参将杨应乾等人招募辽兵，其募得之数千人转让鲁之甲带领守中后所，可知募辽兵者同领辽兵者相分离，此时的辽军没有自己的独立编制，更谈不上形成“家军”与“将门”。经过一番招募，辽东籍兵将在关宁军中的比例开始上升。

然而，孙承宗在践行“以辽人守辽土”的同时，并不排斥调发客军参与援辽，相反，孙承宗对客军的重视程度也很高。尤其是在使用火器方面，孙承宗认为：

独是关门之兵，辽人好浪战，不习用炮车，浙兵习枪铳，不甚习大炮。川、湖兵即枪铳亦少，不甚习大炮。川、湖兵即枪铳亦少，而车炮之用，唯西北兵为惯熟。

由此可见，孙承宗虽主张用辽人，但并未对其战斗力做出较高评价，例如在火器使用方面，他认为“辽东向习弓矢，放置火器于不讲”，不足以练车营，而善于操练车炮之九边客军则可以满足他创建车营的需求。相比之下，孙承宗曾说：“顷阅射襄武营，皆西北兵，其将甚有纪律，终事无敢哗者”，对西北兵的印象很好。可见，孙承宗虽然主张“以辽人守辽土”，却并未放弃调用西兵。他曾向明廷要求调发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等镇精锐军士援辽。与此相反的是，这一时期招募辽人辽将的数量有限。根据孙承宗的报告，他在关门三年左右时间共招募辽兵二万五千五百零九员名，相比数量已经十几万人的关宁军而言，如此规模不足以形成的强大势力。

2.天启年间“祖家将”的地位

由上可知，辽人在关宁军初创阶段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那么被界定为以祖大寿为核心人物，以辽人兵将为主要成员的“祖家将”，就无法在关宁军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祖家将”的核心人物祖大寿为例，祖大寿是辽东宁远卫人，其父为晚明名将祖承训，但祖大寿并未因出身名将之门而获得庇护。万历四十三年（1615），时名祖天寿的祖大寿曾因事而被判处斩监侯，但没有受到处罚。随后，祖大寿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中军。辽东失陷后，他率领避难兵民走觉华岛，《两朝从信录》载有时任辽东巡按御史方震儒奏疏一封云：

前月二十日，据监军道邢慎言等密禀，据回乡言，奴贼四外搜粮，今觉华岛尚有米豆二十余万，人民数万，船只器马无数，今祖天寿据而有之，旦夕与贼通，此山海剥肤之患……臣从芝麻湾票（泊）船，写牌十数道，一谕祖天寿，晓以利害；一谕溃回兵将，示以宽政；一谕岛上士民，激以忠义。又访闻祖天寿之婿吴良辅者，见在石门，臣自遣良辅同国卿往说之……天寿一见良辅，且闻臣在船上等候，不觉痛哭，生员数千百人见臣谕帖，亦哭，遂纠众投顺。

此时的祖大寿不仅是一名逃将，还曾被怀疑与后金有所来往。后孙承宗督师辽东，令其给粮饷器械于新归之辽人，负责修筑宁远。“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态度消极。孙承宗得知后，曾一度想处死祖大寿，后在袁崇焕等人的请求下逃过一劫，然孙承宗对祖大寿的态度依然不见好转：“祖大寿之族人阑出觉华，立斩其主者，而奴之水谍绝矣”。可以推知，此时的祖大寿对孙承宗既敬畏，又惧怕，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三年左右时间内，祖大寿的晋升非常缓慢，从孙承宗的《部署将领疏》可以看出，天启三年（1623）二月，祖大寿以参将复授参将管觉华岛水师，金冠以游击管参将事辅之。天启四年（1624），孙承宗在《叙列将官疏》中提到“寨子山参将祖大寿”。祖大寿的父、祖余荫没有对他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若祖氏家族政治势力足够大，则上述现象应不会发生，此时关宁军中其他将领提升速度较快，如宣府籍的满桂：“承宗幕下，文武辐凑，独用桂”。陕西籍的赵率教：“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佥事，加衔总兵”。相比他们，祖大寿的升迁速度较慢，并未因父祖余荫受到眷顾，且明廷大臣对其并不信任。

综上所述，在整个天启年间，辽人、辽将并未受到明朝当局的重视，辽人应募从军者数量较少，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东籍将领不受重用。据此可见，天启年间，关宁军不能视作由“祖家将”控制的，具有军阀色彩的“私兵家将”。

三、袁崇焕督辽期间“祖家将”地位的提升

如上所述，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在关宁军中的地位并不高，这意味着以他为核心的“祖家将”，并未在关宁军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去职之后，关宁军的指挥权逐步落入袁崇焕的手中，在袁崇焕的领导下，以祖大寿为代表的辽人武将由于获得战功，地位开始上升，但始终未形成抗衡中央的局面。

1.袁崇焕与祖大寿地位的提升

经过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大战，袁崇焕的地位逐渐上升，逐渐获得了关宁军的领导权。在袁崇焕领导期间，祖大寿因为战功而受到重视，逐渐得以提升，最终成为关宁军内的重要将领。在宁远之战中，祖大寿立下战功而受到袁崇焕的表彰。宁远之战之前，袁崇焕的报告中，祖大寿依然未领导主力部队作战：

奴酋入犯，本道与总兵满桂、同知程维楧住扎宁远，为死守计。城内以广武营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陈兆兰，带领步兵与都司徐敷奏凭城为守。总兵标下内丁城上及四门为援，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其传宣督阵则中军孙绍祖、何可纲、霍一厚、李国辅、黄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营参将祖天寿,领营内健丁出兴水瓦窑冲为援。

后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击宁远，“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死守之议”。在宁远之战中，祖大寿“当南面应援西南角”，首当其冲地受到后金军队的攻击：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时，据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报，二十三日，大营鞑子俱到宁远，扎营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炮打死无数。贼复攻南，推板车遮盖，用斧凿城数处，用捆柴浇油并搀火，导用铁绳系下烧走。至二更方才打退。

此役中，“大寿佐城守，发巨炮伤数百人”。因其战功卓著，袁崇焕于战后向朝廷请功云：“满桂、赵率教业已加级，左辅、祖大寿、何可纲、金启倧应各加级，以励将士。”可见此时袁崇焕重用者仍然为满桂、赵率教两人，在他看来：“总兵赵率教，虑最精，满桂，气可鼓。”因此，此时的祖大寿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依然未成为袁崇焕所依靠的大将。

在宁锦之战中，袁崇焕“以副将祖大寿为主帅，统辖各将，分派信地，相机战守”。将宁远防务交给祖大寿，其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宁锦之战后，满桂、赵率教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明廷“虑同城或偾事，遂召还”。满桂的调走客观上给祖大寿上升的机会。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明廷“加宁远副总兵、都督佥事祖大寿为总兵官，仍管副将事”。崇祯元年（1628）八月，袁崇焕上书朝廷盛赞祖大寿之功云：“大寿英勇矫捷，腔子玲珑，言下辄解，且与士卒通肺腑，同甘苦，边将所无，宁远一守一战，俱大寿冠军。今挺身出居颓城四战之冲，出塞血战，斩级一百一十八级。辽人复辽，此其首选矣。”明廷遂“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将军印，驻锦州”。

从上述事实可以得知，祖大寿在宁远之战中立下战功，并且受到了袁崇焕的赏识和提拔，在关宁军中的地位才逐渐上升，最终升任前锋总兵并驻锦州，成为袁崇焕麾下的得力将领，其在明末抗清战争中的地位至此初步奠定。因此，祖大寿在关宁军中的地位，并非因父、祖余荫而得，而是由于在宁远之战中立下战功所致，这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关宁军并非将门家族控制的“家军”。

2.“祖家将”的崛起

成为关宁军大将后的祖大寿，对关宁军的影响力，一直以来也是不少学者坚持讨论的对象。学者大多认为祖大寿对关宁军的影响力很大，如李洵认为：“祖大寿既是当时关宁辽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祖家将’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一点使他在辽军中的声望和地位都很高，其部下辽将也都以他为团结的纽带，唯其马首是瞻”，李洵虽然观察到关宁军中存在较多的异姓将领，却将他们都归类为“不姓祖的‘祖家将︐”。曹循则指出，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之变中，关宁军在袁崇焕被捕后发生哗变，正是明廷对边镇将门失去控制的表现那么，这场哗变是否意味着关宁军已经变成“辽东将门”控制下的“家军”了呢？

事实，这次哗变是明廷错误的政策所导致的。不少史料都证明，在袁崇焕被逮捕后，关宁军上下弥漫着一股不满又恐惧的情绪，正如当时人所说：“袁既被执，辽兵东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袁崇焕被逮造成了关宁军“将士放声大哭，从此人心惊惧，不复有固志矣”。哗变发生后，明朝政府在关宁军中的威信迅速下滑，朝鲜使者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里记载了一个见闻：

孙爷进府升堂，各官叩贺，部道镇进揖，茶叙出。观者如堵，官民欢腾，孙爷喜异寻常。验功毕众兵要赏要饷，已非其体，更有一红旗力争赏薄，且云不稀罕这布红匹。孙爷怒甚：“尔将官未开上红旗来，如何得知？此赏是朝廷家物，尔敢恃功轻薄”。祖总爷从旁谕退，终为全美之累，众皆不悦。其骄悍之气，此后宜戒之，渐不可长，密禀。

其他史料也可见关宁军中的这种情绪，如《烈皇小识》云：“时关外议款，众谓张春失节不死，反加副都御史，何以报袁崇焕于地下？”可兹证明。此外，关宁军的溃散也由于祖大寿等将领出于明廷治罪的恐惧，如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说：“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由此可见，这场哗变不能作为关宁军已被祖氏将门所控制的证据。

崇祯二年（1629），孙承宗第二次督师辽东，经过一番努力，崇祯三年（1630）正月祖大寿率军入关作战。

正月三日，祖大寿整兵入关。次日，与何可纲、张弘谟先后谒公。督府亲兵五百甲，而候于门。公开成诚与语，谕以勉报圣恩。大寿喜溢眉目，出而告将士：“公真生我矣。”

从“亲兵五百甲，而候于门”来看，祖、孙之间的互不信任感始终存在，随后，孙承宗为了安抚关宁军，“间入其营，周视壁垒部曲，安坐俱谈，每至移晷。又时具酒炙，呼大寿等入引于城楼，大寿益自安”，最终稳定了关宁军的军心。然而，当祖大寿同时任辽东巡抚的丘禾嘉发生矛盾后，“遂列禾嘉贪秽，欲以上闻”。孙承宗认为此举将“愈以长边人之傲恣”，遂“力止大寿”，可见依然具有压抑祖大寿的能力，因此祖大寿为代表的“祖家将”始终未曾在明军中形成垄断势力。

总而言之，以祖大寿为代表的“祖家将”在袁崇焕督辽期的崛起，其首要原因并非势力强大，而是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战功卓著而受到袁崇焕的赏识，在己巳之变中，其所率的关宁军发生哗变，乃为明廷错误地逮捕袁崇焕所导致，并非源于祖大寿同诸将结成了稳固的利益集团以对抗、要挟明廷。

四、大凌河之战后的祖家将

崇祯四年（1631）发生的大凌河之战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以祖大寿为首的将领被迫投降后金，后祖大寿欺骗皇太极而得以回到明朝方面。

在此条件下，关宁军中老资历的高级将领仅剩祖大寿一人，再加上随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祖氏家族将领并不多，根据后金方面的名单，有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等人，其中，祖可法为祖大寿义子，成为后金方面的人质，其余两人则随祖大寿回到明朝。因此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将”在关宁军中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即便如此，“祖家将”的地位攀升依然较为缓慢，如崇祯五年（1632）六月镇压孔有德叛军的军事行动中，未见祖氏将领担任重要职位，《边事小记》云：

于是会同监视马公云程，发关外夷汉官丁四千、关内骑兵一千，统以镇臣金国奇，护以监臣高公起潜。其分领副、参、游、都，则靳国臣、祖大弼、张韬即海参代也，杨国柱、陈可立、金良栋、董克勤、王宪、祖寛及立功总兵吴襄、督粮通判李茂根等，陈副使新甲倡义捐助，多方借给，以襄其行。

可见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祖氏将领有祖大弼、祖宽两人。祖大弼早年经历较为模糊，“大弼为黑庄堡都司，有胆略，喜结客。大寿推父产予之”，在明末的战争中十分活跃。祖宽则为祖氏家族之家人，“累官宁远参将，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此两人前者同祖大寿地位较为平等，后者则是从祖家分离出来的祖氏武将，但是他们都未成为援军的主帅，随后，他们都各自帅军同另一位祖氏武将祖大乐一起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由此可见，在大凌河之战，以祖大寿为代表人物的“祖家将”的地位的确有所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宁军已经沦为“祖家将”所掌握的“家军”。关于后期关宁军兵将构成的资料较少，现存有崇祯十年（1637）辽东巡抚方一藻的奏报，在这份奏表中，方一藻试图会同监视太监高起潜恢复义州，在他提请朝廷的报告中，有将领“内中军刘国玉、镇臣祖大寿、赵宦、道臣陈祖苞、原任镇臣吴襄、孟道”等人同他们共同谋划。从这里可见，是时关宁军中最高将官中仍非祖氏家族所垄断，方氏还向明廷报告了此时关宁军兵将的具体情况。且从具体构成可知，祖大寿虽然长期担任锦州总兵，且祖氏将领也有若干人等在锦州为官，但祖氏将领在副将层级者只有祖大乐、祖泽远两人，并未占绝对优势，在宁远、松山、杏山等地驻扎的关宁军将领也并非祖氏将领，祖氏将领并未占据优势地位。其次，祖氏将领也无法完全垄断锦州军的军权。以崇祯十三年（1640）的名单为例，该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军出动大部队围困锦州，祖大寿立即出兵迎战，其派遣将领名单如下。

本月二十九日戌时，准前锋总兵祖大寿塘报，本月二十九日辰时，据东协副总兵祖大乐塘报……二十八日早，蒙本镇预派副、参、游、都祖泽远、葛朝忠、戴明、张凤翔、崔仕源、署抚慰营事祖泽沛、署标右营事王国栋、那木气、桑永顺，各统中、千、把刘志交、吴汝玠、张登云、马从选、柏永培、潘永昌、祖应元、吴国魁、唐宗尧、祖耀、金奉望等官兵出城，远近设伏、备一面，令副将潘延明、中军涂世科等及城守唐鉁、中军曹关助等于城上平时预设火器。药线等项，一一整顿验视，仍备火器……随有本镇与原任宁夏镇祖大弼督同本职暨中军高勋等旗鼓金应第、董永修、黄世宠、材官祖世魁、祖应惠、周勋、祖邦彦、李天伏、祖伏兴经练、督放火器，委官马怀忠、关报国等及听用参将李廷植等，擐甲出城，居中劄队，以便四应调遣。

日本学者绵贯哲郎指出，祖大寿自从担任总兵以来就厚植私人势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祖家将’内部确实存在着一种亲属网络，例如：祖大寿将亲妹嫁给中后所的吴襄；祖大寿的子侄辈裴国珍、胡弘先、夏国相则与吴三桂家族联姻。必须强调的是，裴国珍、胡弘先都是出身宁远卫的高级世袭卫所武官。”然而，根据上述崇祯十年（1637）及崇祯十三年（1640）的祖大寿部下将领名录所示，未见这些祖大寿的亲党人物在关宁军中身居高位。绵贯哲郎以《八旗通志》为中心的清朝史料为印证来证明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将在入清后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却忽视了此乃皇太极为祖大寿家族刻意进行拉拢的结果，难以用来证明“祖家将”在明期间其势力足以强大到可同明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如果用同“祖家将”同时存在的以毛文龙为首的东江镇做比较，也可见两者的差别。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后曾指责他“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副、参、游、守之劄，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同其对比可见，祖大寿虽“祖家将”无法形成同明廷分庭抗礼的势力。实际上明代卫所军制下长期实行军将世袭替补的制度，若将这种军将家族领导的军队皆视作所谓“将门”的私兵，则从始至终明军皆可视作“将门私兵”。因此“将门”的存在，无法证明作为将门私兵

五、从明政府对关宁军的控制角度看关宁军性质

从明廷对关宁军的控制来看，关宁军亦非一支军阀武装。明廷通过督师文官，严格控制了关宁军的人事任免。督师文臣拥有很大权力，以孙承宗为例，他刚刚被任命为蓟辽督师之后不久的天启二年（1622）十月，在巡查军备情况之后，就主张“此后便该及时训练，而将领当先察之，于是始议考察将吏。于十月十六日，令副将各陈兵事。十七日，阅参游等官骑射。十八日，各官陈兵事，并核一切武艺，如炮铳、枪刀、钯筅、鞭梢，种种武艺，及颛力可几百斤者”，考核后，孙承宗罢免了参将黄中顺、游击李逢恩、游击郑涵略、都司景国佐、都司李为瑚等五名将官。这说明孙承宗在将领罢黜方面有着很大权力。

其次，明廷设置了兵备道作为督师文臣的副手。兵备道设立于明代弘治年间，负责关宁军防区的有宁前道、广宁道、永平道三员，依《大明会典》，永平道负责“管理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四路、监督副举等官，分管永平府、滦州、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五县，抚宁、永平、卢龙、山海、东胜左、兴州右六卫兵马、钱粮兼屯田”。广宁道正式名称为分巡辽海兵备道，负责“管广宁、锦义等处兵备，春夏驻劄锦州。秋冬驻劄义州，东至广宁、镇武并西兴、西平、西宁、平洋等堡，西至锦州、杏山驿所辖广宁等九卫，城堡驿所三十五处，兼管屯田马政”。宁前道则“春夏驻宁远、秋冬驻劄前屯，东至宁远、塔山所，西至前屯、中前所抵关，所辖宁、前二卫城堡、驿所共三十二处，兼管屯田、马政”。兵备道作为督师文臣的副手，多负责执行督抚的命令勘察军队，对军队的管辖力度很大，孙承宗说：“至若道臣之监军也，所以随军纪功过。夫以诸将之功过，操之一人，权已自重，而一切蒐乘补卒、秣马厉兵、修障固列，皆得与督抚大吏。其分大将之权，号为大将者，方且袖手噤舌，俯首听令，而司道且得专杀，专去留，专予夺”可见兵备道相对督抚，同军队直接接触的时间更长，同诸将的距离更近，对将领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最后，关宁军的军饷也被明廷户部及其派出的属员饷司所管理，关宁军将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从崇祯朝任户部尚书的毕自严所著之《度支奏议》中所载，可见“关宁饷司”一职，正如袁崇焕在斩毛文龙之后所言：“祖制非五府官不领兵，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为监”，关宁军同以毛文龙为首的东江军不同之处恰在于其粮饷、人事等各个方面皆处在明朝文官的监督、管理之下，此外，明廷也曾派出宦官监督、管理关宁军，崇祯年间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的职责就是“综核兵饷，犒赏将士”。因此，关宁军并非完全独立于明朝政府的由“将门”统帅的军阀色彩的“家军”，而是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政府军。

结论

作为一支明代末年重要的抗清武装，关宁军一直都处在明朝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以在关宁军中长时间存在的“祖家将”为例，以祖大寿为首的祖氏将领虽然长期在关宁军中服役，但在天启年间并未受到督师孙承宗的重用，其地位因为宁远之战中立有战功而逐渐崛起，但依然没有形成明廷所不可控的态势，其家族势力常驻锦州，无法扩及整个关宁军，也未见服从调动的表现。

在制度上，关宁军的军饷、人事任免皆在明廷的控制之下，受到明廷所派之文官与监视太监的制衡，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此，关宁军中虽然存在诸如“祖家将”这样的武将家族，却无法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于明廷，所以关宁军不能视作一支由“将门”所控制的“家军”，其军阀色彩并不浓厚，应将其界定为在明廷严密控制下的政府军更为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