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美国范的上海市长吴国桢

来源:上海故事周末茶座

吴国桢在上海眺望上海

纵观上海城发展史，有过多位市长，要论最有外国范的，非吴国桢市长莫属。

1946年5月14日，行政院任命吴国桢担任上海市市长。于是，年仅43岁的吴国桢，开始了他人生最艰难而荣耀的时光，上海也有了一段特别的城市记忆。

上任当天遭遇罢工游行

40年代东亚第一航空港龙华机场

吴国桢降落的龙华机场跑道

1946年5月18日，上海龙华机场，从南京飞来的一架中航111号班机徐徐降落，上海新任市长吴国桢和夫人黄卓群出现在机舱口。吴国桢身着西装，一件藏青色呢大衣搭在臂弯上，显得洋派而自信；市长夫人黄卓群穿着一袭玫瑰红旗袍，外罩一件米色薄呢大衣，十分引人注目。

市长夫妇步下舷梯，10多台摄像机追着拍摄；一群记者围了上去。

“先向诸位介绍我的太太，她叫黄卓群，不叫黄玛丽，请记者先生不要搞错。”吴国桢风趣地说。

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上海百老汇大厦

半小时后，百老汇大厦17楼，吴国桢以市长身份，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人于七•七事变前曾来过上海，一别9年，十分怀念。上海同胞沦于敌伪铁蹄之下，备受痛苦。虽说内地也有痛苦，但仅限于物质，其他一切是自由的，上海同胞所受的痛苦，乃为精神上的，本人表示十二万分之同情。”吴国桢的声音响彻全场，“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水准高于全国，又是国际观瞻所在，全市市民应为全国榜样……”

吴国桢强调上海存在问题多多，特别加重语气说：“解除人民痛苦，必须到任后弄清症结所在，空口说白话，无补于事。”

两天后，在江西路市政府大楼，举行新旧市长交接仪式，吴国桢从前任市长钱大钧手上接过了黄布包着的市府印篆。

刚就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

当时，上海形势严峻：民怨沸腾，老百姓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攫取大批资产愤愤不平；上海市财政年年亏损，依赖中央政府补贴“输血”；粮食供应不稳定，市场时有断炊之虞；市政建设，欠债多多；中共活跃，学潮纷起……

吴国桢到任当天，一个重大的事件爆发；上海清道工人宣布罢工。第二天，千余名清道工人手握扫帚上街游行。罢工的恶果立马显现：垃圾堆积如山，一阵阵臭味四处飘荡。

吴国桢立刻召集清道工人代表开会。

“你们当垃圾工，就要收垃圾；我做市长，就要首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有什么苦处，跟我讲。”吴国桢语气和缓地说。

工人代表七嘴八舌，大倒苦水。

“钱市长不能解决的，我一定解决！”吴国桢对大家说。

会后，吴国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一一落实解决措施。

21日，清道工人宣布复工，马路旁堆积如山的垃圾很快消失了，上海恢复了整洁。

吴国桢市长在市府主持会议

吴国桢初战告捷，趁热打铁，推出多项措施。他发行了类似于美国国债的3000亿元公债，推出这种平衡预算的措施，吴国桢在中国是第一人。他严格规范税收，迅速使市财政有了盈余。他到任仅仅两个月，上海的局面基本稳定。

吴国桢的前面，更大的危机埋伏着。

“抢米店”风潮爆发

吴国桢上任伊始，就注意到上海的粮食供应很危险，一旦粮食供应中断，整个城市就要乱套。

5月27日，他召集社会名流杜月笙等人开会，公开两条施政纲领：一是坚决取缔囤积居奇；二是积极向产地收购粮食。

“不得再有抬高粮价的事情。”杜月笙坚决表态。

6月19日，吴国桢会见两位美国官员，急切地恳求：“本人因忧虑米事，已夜不能寐，希望获得华盛顿联合粮食局的立即协助，我盼望你们尽力设法！”

第二年1947年4月24日、5月1日，吴国桢分别召集米商代表谈话，宣布对粮食实行限价。

那个年代的米店外景

吴国桢连连出招，使得上海粮食供应一直处于安全状态，但熬到1948年6月，吴国桢再也坐不住了：7月份配售米还缺少17万石，并且来源没有着落。

他赶忙致电蒋总统：“万一配米中途停顿，沪市治安不堪设想。”蒋介石立即将电报批给行政院长翁文灏和粮食部长，要他们“切实核办具报”。吴国桢两次致电粮食部长：米店到米仅能供应9月上旬之需，10月初旬几无粒米可供配售，10月米源不继，势必发生风潮！

风暴还是来临了！

1948年11月6日，全市米店拒不售米,市民聚集，抢了一家米店！

抢米的情景

吴国桢命令警察局和社会局组织两个分队赶赴现场，社会局的卡车装满了米饭和咸菜，饥饿者可在现场免费领取；另一辆卡车上站满了持枪的警察，他们高声警告，随时镇压闹事者——现场的骚乱局面得到了控制。

11月8日一大早，吴国桢召见警察局长俞叔平、米业代表万墨林等紧急商议。

下午3时，吴国桢赶到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拜访赖朴翰先生，请求美国援助。刚和美国人见面出来，就看见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带了全市大学校长30多人云集，要求市长供应学校教职员工粮食。

下午6时，吴国桢召开记者会，公开宣告“食米来源，无虞中断”。

吴国桢召见了米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对他们说，“万一在米店门前有暴徒聚集，店主可以并且应当用电话报告我本人。”

吴国桢打电话给香港总督葛量洪 (Alexandar Grantham)，请求借1万担大米给上海。他找到驻华美国经援团，请他们出面担保借贷这1万担大米。

报纸和广播日夜都在发布消息：运往上海的1万担大米正从香港起程。

抢米风潮渐渐平息，上海城市恢复了正常的运转状态。

赶往学校劝说学生复课

当市长最头疼的问题还有学潮。

1946年6月19日，沪上72所大中专院校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号召全市同学团结起来制止内战。

眼看罢课的学生即将走上街头，中统和军统主张武力镇压，吴国桢主张劝说学子们改变立场。

吴国桢赶往学生罢课示威的策源地——位于新闸路上的大同大学，与学生面对面沟通。

大同大学创始人、校长胡敦复先生

大同大学一景

流传下来的招生简章

“你们不应再继续罢课了，我知道学校已安排期末考试，我希望大家都回到班上参加考试。”吴国桢恳求道。

学生们不予理会。

6月22日，吴国桢再次赶到大同校园与学生们沟通。

从上午7点多钟起，吴国桢与学生们连续进行对话。突然，同学突然齐声高唱自编的歌曲，响亮的歌声吞没有吴国桢的声音。吴国桢看着学生唱歌，等到他们唱歌停隙的时候，继续进行劝说。

吴国桢经过观察，发现台下一个学生是学生领袖。于是，他指着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陈。”那人回答，他是中共领导的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震中。

大同校长胡敦复低声告诉吴国桢：“他不是大同的学生。”

吴国桢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哪个大学的？”

“圣约翰大学。”陈震中回答。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吴国桢问。

“这是中国所有学生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来？”陈震中强硬地回答。

吴国桢还想说什么，会场里又响起了同学们嘹亮的歌声。

下午2点，一个学生站起身对吴国桢嚷道：“与你辩论下去没什么用处，我们还有其他要紧的事情去做。”于是众多学生“哗啦啦”地离去。

吴国桢神情尴尬，一时愣住了。

安福路吴国桢的住宅

当晚，吴国桢下班后回到安福路宅邸，有两名大同的学生求见。吴国桢赶忙将他们请进客厅。

“我们是中立派。我们相信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吴市长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大同所有的中立派明天就可以复课。”一个学生说。

“快说，你们需要什么保护？”吴国桢不无激动地说。

“派警察站在学校门口，禁止外校学生进入。”学生说。

“好！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吴国桢随后给警察局下达命令。

第二天一早，吴国桢赶到大同大学。上午8点期末考试开考，教室里坐满了学生，90%的学生都回校参加考试——吴国桢这才微笑着离去。

吴国桢担任上海市长三年多，学潮没有断过。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准备前往南京请愿，数千名军警将同济大学包围，眼看要发生流血事件，这时，吴国桢市长赶来了。他和学生代表谈判，最终被学生打倒在地，呢帽掉落，烟斗折断，眼镜摔破。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下令镇压，吴国桢大声呼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同济大学学生举着标语

同济大学学生和军警发生冲突

相隔仅仅两天，上千舞女聚集捣毁社会局，与警察展开混战。1月30日，申新九厂7500余名工人罢工。2月2日上午，大批武装军警开进工厂，进行残酷镇压。当晚10时，吴国桢在安福寓邸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海舞女聚集社会局发泄愤怒

吴国桢揉搓着几天前受伤的腰部，神色严肃地说：

“最近上海于五天内连出三事，此三事实际互有关联。最近共产党组织全国骚乱运动委员会，以周恩来任主席，长江流域设有指挥机构，上海当然为其集中目标……对暴徒只能用武力，政府已忍无可忍，将来再发生类似事情，定必当场格杀勿论，现警告在先，以后如遇暴动时，军警再有开枪，政府不负责任。必要时本人一定会同宣司令请求中央宣布上海临时戒严。”

吴国桢事后谈到学潮时感叹道，“如果我是个军阀，我早就下令开枪了。如果我是共产主义者，也会干掉他们。然而我信奉的是民主，所以我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吴国桢在市长办公室

描绘上海未来蓝图

作为上海市长，吴国桢着力于处理当下紧急问题，还把目光投向上海的未来。

吴国桢到上海就职的5天前，1946年5月13日，汉口路上海市政府会议厅内，举行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建设浦江隧道。上海市长钱大钧、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市府要员，以及杜月笙、王晓籁等社会名流。齐聚一堂。不料，第二天风云突变，市长钱大钧离任，不少市府要员随即纷纷辞职。

吴国桢接任上海市市长，众人看着他——还要建设浦江隧道吗？

吴国桢兼任越江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宣布隧道建设继续进行。

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越江工程的四种方案。经过现场勘测，专家确定了越江工程的具体方位，初步讨论决定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外滩为建造隧道地点，设定十六铺为建造活动桥梁地点。

可是，巨额费用从何而来？

吴国桢力主吸引外资，几家英国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都态度积极，跃跃欲试。

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使得“隧道梦”最终成为梦想。20多年过去了，直到1971年上海才建成了第一条越江隧道。

上海第一条隧道打浦路隧道

多年后，吴国桢在美国回忆时仍然无奈地说：“至于公共工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但最初我还是抱有很高希望的，甚至试图寻求外资修建一条横穿黄浦江的隧道……到1948年，政治形势已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无法进行下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市长吴国桢力排众议，决定为上海制定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

1946年8月，吴国桢到任后的3个月，上海成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邀请的委员有28人，上海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任执行秘书，其他成员来自于建筑、金融、工商和政法界，还邀请了一批外国专家。

工部局局长赵祖康

德国专家鲍立克

“许多人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国桢在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本人觉得，即使为复兴工作，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规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如全市分区：商业区、住宅区、工厂区、码头区等，当然有天然条件，但区划必须有规定，而后施政方有办法。若谈到花园都市，那么更要有计划了。外界以为都市计划为纸上谈兵，事实上并不如此。”

由于吴国桢市长的重视，1946年年底上海都市计划初稿完成，1947年完成2稿，1949年5月上海换了政权，委员会仍然坚持到1949年6月完成3稿。

上海都市计划草图

专家们在绘制上海蓝图

愤而提出辞职

吴国桢担任上海市长期间，遭遇一件最让他生气的大事。

1948年8月19日，吴国桢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电话，请他晚上与蒋经国一起吃饭，特地告诉他要商议“非常重要的事”。

俞总裁

晚上，吴国桢赶到某酒店，见到蒋总统的公子蒋经国、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及少数国民党在沪的重要人士。饭毕，俞鸿钧拿出一份中央政府公告给吴国祯看。

吴国桢脸色骤变：这是一份“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求上海所有人将法币和黄金、美元兑换成新发行的金圆券，并且即日起冻结所有市场的商品价格。

“这文件公布了吗？”吴国桢问。

“正在公布。”俞总裁回答。

“不行！你马上打电话给南京，要求暂停！”吴国桢坚决地说。

“不用打电话了，公告已经发出，政策都决定了。”俞总裁说。

“强行冻结市场价格不可能，那样外地棉花就不进上海了。还有，发行20亿金圆券，会不会突破这个数字呢？”吴国桢带着责问的口气说。

“我们将不惜一切执行这个计划，只需要你吴市长的合作。”蒋经国看着吴国桢，极其自信地说。

蒋介石和蒋经国

吴国桢赶回办公室，向蒋介石总统发去急电，正式提出辞职，

第二天傍晚，吴国桢收到蒋介石的回复，要他立即前往南京。他乘上夜行火车，21日上午到达南京，立即晋见蒋介石。他们谈了大约3个小时，并共进午餐。

蒋介石听了吴国桢详细的反对意见，问他有何补救办法。

“唯一的办法，从美国搞到一大笔白银贷款，充当币制改革的准备金。”吴国桢说，“中国人相信银元，那样的话或许能度过难关。”

“你等一等，”蒋介石点了点头，“待我和财政部长王云五商量一下……”

“除非按照我这个建议补救，否则整个计划会在两个月后彻底破产！“吴国桢加重语气肯定地说。

晚上，吴国桢又见到了蒋介石，他的要求被否决了。

吴国桢再度强烈要求辞职。

“这样会动摇人心，你必须继续当你的市长。”蒋介石说。

“本人从此不再参与币制改革这件事。”吴同桢顽强地说。

尽管蒋经国在上海大开杀戒，两个月后金圆券贬值了几十倍。1948年10月，金圆券贬值到1000倍。吴国祯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蒋介石下令终止了这次“改革”。

吴国桢的命运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1949年初，中国著名无党派人士组成和平代表团访问北京，会晤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代表团回到上海，吴国桢应邀前往到代表团成员颜惠庆博士家。

颜惠庆博士

颜博士告诉吴国桢，毛泽东请他吃饭，他对毛法东说：“对共产党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你们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那时共产党公布了第一批战犯名单，一共37个人，以蒋介石为首，吴国桢紧接在蒋夫人之后，名列第17个。

“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毛泽东笑着说，然后转身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和吴国桢是同学，你安排一下。”

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在舞台上演戏

补叙一下：吴国桢和周恩来是天津私立南开中学的校友，并且是好朋友。周恩来是学校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喜欢拉吴国桢参加演出。以后，吴国桢考入清华大学，周恩来留在学校继续学习。

1927年的一个星期日，吴国桢在上海乘电车去探访朋友，途中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上车，那人见到吴国桢一愣，随即把目光转往别处。吴国桢认出他是老同学周恩来，挤到他身边，低低地喊他名字，对方推说不认识。这时，车到车站停了下来，那人立即跳下车去，消失在人流中。

1946年5月，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双方谈话停留寒暄阶段。7月，社会上传闻说中共将派1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周恩来专门面见吴国桢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10月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国桢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从颜博士家回来几天后，吴国桢的一个朋友悄然来到吴国桢家，他说上海的共产党受命保护他，并敦促他留在岗位上。

“如果当前没有进行和平运动，我会当场逮捕你！”吴国桢严厉地说。

1949年4月，吴国桢以病由辞职获准。这位头发梳得整齐、手拿烟斗、戴着金边眼镜、春夏秋冬穿不同西装的市长挂寇而去，上海市政府再也见不到吴国桢身影了。他原来每天坐着道奇牌轿车来上班，8点30分走进汉口路的市政府，黑衣警察向他敬礼；吴国桢坐在市长办公室整天通过电话处理问题，房内总共有7台电话机。，一台分机连在他的桌子上，他常常干到深夜……

吴国桢在办公室

吴国桢的辞职报告

4月14日上午，吴国桢举家离沪前往台湾，从此和上海永别……

在上海的家庭生活掠影

说说吴国桢在上海的生活。

吴国桢在安福路上的家

先说说他的妻子黄卓群。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有一天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挂着一张少女的相片，他顿时被迷住了。他见少女的照片和当时一位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于是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吴国桢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

老板瞧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原来，黄厂长叫黄金涛，小姐即是黄金涛长女黄卓群，当时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她放假回汉口，在这家照相馆拍了照片，老板把照片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

在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1930年，两人在汉口一所教堂举行婚礼，他们婚后生有四个子女。

夫人黄卓群

吴国桢全家福

吴国桢和家人打槌球

吴国桢到上海当市长入住安福路201号，当时安福叫巨泼来斯路。吴国桢把房屋改建一番，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黄卓群英语流畅，多才多艺，擅长丹青，美国旧金山图书馆曾慕名求画，菲律宾举行画展也有她的佳作。每逢礼拜，黄卓群临池泼墨；吴国桢则以读域外小说为乐，有时也临写王羲之的圣教序，西藏路上有家世安堂药店，招幡上“世安堂”3个隶书的字，就是吴国桢题写的；他偶尔也为太太的画题一首诗词。

吴国桢每逢节假日，喜欢在官邸草坪上与家人一起打槌球。太太黄卓群会将官邸的十个仆人召集起来组成一队，与吴国桢率领的子女队对阵。

吴国桢唯一的嗜好便是抽烟，抽“茄力克”；后来改吃板烟，每逢新闻记者访问，他总是拿起板烟斗敲着桌面，说：“我也过不了啦!香烟吃不起，只好吃板烟啦！”再后来，他听从医生劝告戒烟了，把美国朋友送的第一只进入远东的精美打火机锁进了抽屉。不久，因为心情不佳，已戒烟几个月的他又吞云吐雾了。

吴国桢在生活的闲睱里才能忘记烦恼，找到了快乐。

吴国桢毕业照

吴国桢上《时代》封面

吴国桢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因缘际会，受到了蒋介石欣赏，仕途一帆风顺。有贵人相助，本人有才华有个性，所以成就了一番伟业。1950年8月，吴国桢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可惜，吴国桢的价值观和蒋介石毕竟不合，最终导致分道扬镳，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成为萧何，败也萧何，这结局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遗憾。

人物档案：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年)，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民国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后就读于清华大学。1924年，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国。

他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1984年6月6日，吴国桢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寓所病逝，享年81岁。2002年其夫人黄卓群去世。

延伸阅读：报考博士

吴国桢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院长安德鲁•卫斯特（Andrew West）凝视着这位中国青年，率直地说：“年轻人，你不够成熟。”

“根据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这说明他本身就不够成熟。”吴国桢回答。

院长随即答道：“你被录取了”。

延伸阅读：进入政坛

1926年，吴国桢拿了博士回到了中国。吴国桢在上海短暂逗留后，急切地赶回湖北，给省里的要人写了封计划书，建议税收改革。没有回复，他又写第二封，指责某大人物的冷漠，大人物竟任命他为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吴国桢上任后税款大增。后来他当上了湖北省财政厅长，在这个岗位上他遇到了蒋介石，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延伸阅读：和蒋介石决裂

1949年末蒋介石败退台湾，美国杜鲁门政府考虑以吴国桢取代蒋介石。得知此消息，蒋介石随即打击吴国桢。吴国桢自感难以在台湾立足，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表示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蒋介石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到美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