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冠群 查少琛: 体验革命: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新路径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 庞冠群、查少琛

摘 要：近二十年来，法国革命史研究者日益关注大革命中个体的体验与情感。这一新趋势具有学术史的深层动力：大革命史学的正统派与修正派曾分别将阶级对抗与话语冲突视为革命的根本动力，忽视了革命进程中人性与情势的互动。受情感史等当代史学潮流的推动，法国革命史研究转向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以体验与情感为切入点，从个体的生命经历出发重新审视革命。研究者们认为，那些生活在革命年代的个体，固然有其理性的考量，但也常常受制于具体情境所激发的情感；个人的体验以及由此衍生的情感甚至创伤，可以促成政治决策，推动革命进程。这一潮流有助于更新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深化人们对于革命进程内在逻辑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一些研究具有过度共情的倾向，它们以体验与情感为借口不加区分地为革命造成的后果辩护，持论有失公允。

法国大革命自爆发起就具有内在的复杂性质：重塑社会的乐观和激情始终与暴力和恐慌相伴而行。这种复杂性也映射在19世纪以降不同政治立场的史家对大革命的阐释中。到20世纪，革命史学正统派史家将法国大革命塑造为国家重生的标志，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进步。以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则力求消解这种线性进步论的神话，将大革命呈现为以意识形态与话语为工具的政治斗争。[1]

这场学术史上的论争构成了此后革命史研究重新整合的学术史背景。世纪之交以来，旧有范式走向僵化，历史学家力图突破这种困境，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的研究旨趣重新回归革命中的个体，重视他们的体验与情感，强调个体能动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这一新趋向，国内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情感史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2]但是对于新趋向的来龙去脉尚缺乏整体性的爬梳。本文力求回到学术史的长期脉络之中，分析21世纪革命史研究遭遇的困境与变革的方向，为革命体验研究的兴起勾勒一条相对完整的脉络，并揭示其学术价值及其在西方史学变迁中的角色。

一、超越“政治文化”：革命史研究的困境与转型

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的背后，是两派对于20世纪史学潮流的呼应：正统派对应20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社会史研究，修正派则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话语的强调，进一步演化成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在20世纪末的革命史领域取得支配地位。[3]两种理路看似大相径庭，却又殊途同归：前者强调社会框架决定乃至支配人的行动，后者则认为人是话语的奴隶。在两种解释中，我们要么看到社会在革命的浪潮中产生必然的变革，要么发现话语的竞逐取代了人的行动，成为历史学家眼中革命的核心动力。它们都消解了个人，尤其是普通人，在革命实践中的位置。个人的能动性在革命进程中似乎无足轻重，难以掀起影响局势的波澜。

这段大革命学术史引人深思。[4]蕾贝卡·斯邦发表于2003年的评论文章显示出大革命史领域普遍的迷茫感：修正派对正统派梦寐以求的胜利实现了，然而却陷入因拿不出新的解释模式填补空缺而产生的空虚感。事实上，学界意识到将革命塞进单一动力作用下的简单的叙事模式已经不合时宜。斯邦指出：“由于聚焦于极大地塑造了现代政治文化的‘革命话语’上，我们明显忽视了革命时期个人的体验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一问题”。[5]所以应当思考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在革命中的角色，而这一点也的确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苏珊娜·德桑指出，政治文化范式之后美国的大革命史研究发生了三点重要的变化：攻击孚雷与基斯·贝克的革命意识形态论——认为1789年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恐怖统治；选择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新的研究切入点；以及最具拓展性的一点：对政治话语与表象的关注被“政治策略与结构、法律与制度以及社会实践”所取代。在法国本土这一主张也获得了回响。[6]总之，人作为政治实践的行动主体回归研究者的视野。

Rebecca L. Spang

Suzanne Desan

这一转向的领衔人物当属蒂莫西·塔克特，在1996年出版的《成为革命者》一书中，他指出文化不仅产生自思想层面的体验，它还源于生活与政治经验。因此，理解个体“释读”（read）世界的方式不能离开对其生活经历的检视。[7]他重点关注三级会议代表与国民议会的议员，并找到了与前述两派观点均冲突的论据：从社会与文化背景看，第二与第三等级的议员之间的差异显著，没有形成认同与社会力量。此外，两类人都未显示出信奉启蒙思想的政治信条的迹象。因此，他得出结论：所谓“革命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并非来源于书本上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源于革命者现实可感的政治与社会经历；革命的动力也应当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和人的选择的逐步推进。[8]在塔克特的带动下，一批关注革命群体、事件和政治策略的研究涌现出来，他本人也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行：2000年他发表文章，关注革命中的“阴谋癖”如何影响革命政治进程并导向恐怖统治。[9]三年后，他出版了《当国王逃跑之时》，结束了事件史在这一领域被忽视的状态，将视线聚焦于瓦伦事件。[10]1791年6月21日晚，秘密逃亡的国王一家在边陲小镇瓦伦被人截获并扣押回巴黎，这引起轩然大波。塔克特意识到这一事件的转折意义：革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激进到要废除君主制，但国王出逃的丑闻让法国人民感受到背叛，群情激奋下国王丧失了神圣性和主动权，这让本不明朗的革命局势急转直下，促使处死国王、恐怖统治等后续事件发生。所以，单一的事件也可因给人造成冲击体验而使革命的进程发生偏离。

Timothy Tackett

从事件入手考察革命的政治实践，强调个体选择与感受的重要性，无疑提供了迥异于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径。此外，情感史潮流的兴起也为大革命史研究开拓了新方向。[11]威廉·雷迪的思路尤具代表性，他不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情感史理论，还将情感视为革命最核心的动力。[12]在这些背景之下，革命史学者继续追问：要如何才能更好地凸显革命中行动主体的角色？以英美学界为主的历史学家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进路，即“体验”与“情感”。

Willliam M.Reddy

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之际，《法国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专刊探讨近年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大卫·安德列斯指出，1989年后革命史学唯一的进展可能就在于历史学家“停止争议革命在本质上是何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而是决心更关注革命的伟大篇章如何被体验”。[13]林·亨特和索菲亚·罗森菲尔德的论文则呼应了这一论点。两人均反思了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进一步重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分别以“体验”和“感受”为落脚点，呼吁革命史研究的转型。

亨特认为，两个新趋势能够解救陷入停顿的革命史研究，即宏大的全球视角与微观的个人“体验”视角。既往的革命史研究暗含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否认个体的能动性并导致研究的僵化，这促使她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她看来，人的理性与情感不可分离，自我具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这使人具有与外界互动的可能，因此不可简单地将个人淹没在社会框架之中。她指出，“革命、现代性、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并不能由一种经济体系、一套政治框架或者一张由无论是文本的还是视觉的表象织成的话语之网所施加。它们必须被个体化的自我所学习、经历、具象化或感受。”[14]罗森菲尔德提出了类似的设想：革命史长期以来将人置于社会框架的制约之下，或者将人视为只具有工具理性、为了政治利益而谋划的人。它们都消解了个体的能动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抛弃对革命因果论的追求，并将处于革命之中人的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恐惧或自豪、热情或厌恶——视为理解个体能动性和革命进程的基点。[15]

Lynn Hunt

Sophia Rosenfeld

亨特和罗森菲尔德延伸了塔克特关注的政治实践问题，进一步拓宽个体能动性的内涵，思考个体在革命中真切的生命经历。在她们影响下，关照“体验”与“情感”的两类研究逐渐涌现出来，与她们的号召相呼应。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思路密切相关，可以说由革命情势引发的种种“情感”也内含于革命“体验”之中。相关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以往被忽视的情感要素，指出革命年代情感与社会变迁存在双向互动；解释视角从宏大的社会变迁转向日常的、个人层面的变化；同时拒斥革命意识形态的决定论，尝试与历史人物共情，力求说明是个体在革命中的具体体验与经历导致了革命的行动，而不是某种既定的政治信条或意识形态在指引着革命一步步发展。探讨革命中个体切身体验的研究是要纠正以往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造成的错觉，并从个体视角追问革命对于时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情感史介入大革命，则着力于在革命政治运作的机理中深化人的因素。

二、“体验”转向：探寻时人对革命的感知

修正派为了针锋相对地攻击正统派的观点，力求破除大革命形象中的崇高性。尽管其思路的确有合理性，但也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他们对恐怖统治大加鞭挞，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大革命的进步意义。近来革命的“体验”研究则试图为革命辩护。通过将视角转换至革命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经历，这些学者意识到，当我们设身处地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决定与行动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就具有意义。这些研究强调评价革命现象时，应当考虑到情势与人性的复杂性，避免一种简化的、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

早在2006年，彼得·麦克菲的《经历法国大革命》就已经着手揭示个体体验。他要思考“革命”对于当时法国的普罗大众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着眼于乡村和小城镇的底层法国人，使用了大量个案和地区材料。尽管以往研究聚焦的巴黎政坛引领着革命，但外省村镇的人口才是大多数，他们的感受代表着革命的普遍体验。他们眼中的革命并非是颠覆体制或启蒙理想等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关乎生计、具体可感的变化。他们对革命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的判断基于切身利益和旧制度延续的世界观。不同的情境下人们的体验不尽相同：革命初期，他们因饥荒和秩序坍塌而焦虑并导致大恐慌，也因自救的渴望和美好时代来临的希望而振奋不已。随着革命的推进，不同地区人们的体验就更加分化，有的地区因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保守而厌恶革命并拒绝缴税；有的地区则因《教士法》蛮横干预宗教生活而愤怒。国王出逃则导致普遍的义愤，但王室的垮台却也使人感到权力空缺的不安。1791-1792年间，大众进一步承受着革命的压力，强制征兵与旺代叛乱导致了屠杀和严重的集体创伤。革命没有带来生存状况的改善，甚至继续向百姓索取资源，饥荒与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麦克菲想要强调的是，革命对于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而言确实是颠覆性的，不仅共同体和日常家庭生活被影响，自我认同和世界观同样经历了蜕变。尽管革命浪潮源自巴黎政坛的驱动，但外省小城和乡村的人们亦曾真实地在其中生活过。[16]

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99

Peter Mcphee

Palgrave Macmillan，2006

在2009年系统反思的推动下，2013年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论文集《体验法国大革命》问世，呼应着林·亨特早先的主张：“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一场体验”[17]。这本论文集容纳了选题各异的研究，但论证的基点一致：革命者不但具有体验、思考、选择与洞察的能力，而且在某些时刻也会犯错误，是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普通人。他们的思考与行动发生在一个激情澎湃的极端情境之中，并不符合常态的思维方式。因此，无论是过于赞誉还是过度抨击，若基于后见之明为革命盖棺定论，无疑失之简单。

Experienc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David Andress eds.

Voltaire Foundation, 2013

具体研究中，查尔斯·华尔顿力图纠正埃德蒙·伯克等人对于革命初期爱国捐献的强烈批判。伯克极度排斥这一行动，认为它“有害而无效”，但华尔顿认为这种批判过于简单。一方面，革命者们提出这一号召时确实有一定投机性，但它同时也是革命初期对希望的渴求导致的结果。理解这一现象不能离开具体环境以及人的体验；另一方面，不能因其没有破解当时的经济困局就否定其意义。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恐慌年代，爱国奉献强化了社会信任，如果没有了希望，整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怖了。[18]麦克菲和迈特·哈德分别对罗伯斯庇尔和热月党人塔里安进行研究，其结论更新了对革命者的认识，即后人的许多误解来源于对他们的经历与愿望的忽视。麦克菲指出，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被历史学家指认天性中含有暴力因子，并为血腥的恐怖统治背上罪责，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其革命经历。1789年时他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因许多可能性而激动不已。但是，革命爆发后，他不断目睹屠杀事件，是情势的急转直下和对共和理念清教式的坚持造就了他此后的政治选择。此外，各类材料佐证他始终对杀人有着本能的恐惧。[19]相比之下，塔里安就是一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间灵活游走的政治家。以往的史家讽刺他是投机分子，在保王党与雅各宾派之间周旋，陷入困境时能充分调用旧制度的人脉，必要时也能当机立断划清界限，以求自保。凡此种种让他背负了伪君子的名声。在哈德看来，此类评价过于苛责，塔里安与激进雅各宾派确实不同，但这可能是因为他始终不认为旧制度贵族与革命者就是水火不容的。革命对他而言并非终身奋斗的目标，而是自己竞逐人生目标的机遇。[20]二人的研究表明，与其苛责历史人物，不如理解其在复杂历史情势中的行为逻辑。

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恐怖统治也成为重新审视的对象。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对恐怖时期印刷文本（如辩护词）的研究表明，许多受害者具有与体制抗衡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旧制度积累下的人脉帮助自己发行政治辩护词，从而向体制申诉。所以，恐怖统治不是一个具有绝对压制力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异见与争论，个体也具备一定的行动力。[21]史密斯则针对最高主宰节提出新见解。他认为莫娜·奥祖夫和伏维尔低估了最高主宰节的意义，尤其是后者将生造的理性神祇视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幻象。但史密斯通过分析节日期间外省与巴黎的通信发现，各地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组织本地的庆祝活动，民众的高度参与带来了沉浸式体验，人们此时不再只是单纯的观众，而是切身参与进来。许多民众主动向巴黎寄信，主动写作歌颂节日。所以，如果从民众体验的角度来看，最高主宰节绝不是某种没有意义的革命实践，全民的广泛参与的确使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革命将止的希望。[22]最后，林顿聚焦于雅各宾派的精神体验，揭示了作为恐怖统治直接推手的雅各宾派，在这种环境下也无法避免极度焦虑的精神状态。恐怖统治以来，他们始终要面对确实存在的暗杀风险，罗伯斯庇尔本人甚至经历过数次暗杀。文本中很少反映他们的焦虑不安，这是因为根据美德的要求，雅各宾派为自己设计的形象中不应存在“恐惧”，他们理应为革命献身。但是，时人对他们的许多身体描写则反映了革命者无法控制的小动作，这背后是难掩的焦虑感。对暗杀的恐慌进一步导致了革命阴谋论的出现，许多人相信暗杀是保王党人精密策划的阴谋。这种心态又促使了恐怖统治的恶化。[23]《体验法国大革命》这本论文集代表着审视革命的全新视角，通过揭示人所身处的复杂历史情境纠正对革命现象的认识，抛弃简单的道德判断，将革命从那个时代的舆论漩涡中拯救出来。一些新研究也围绕“体验”展开，比如有研究指出，革命中的宣誓仪式通过强化人们的公民宗教体验促成了暴力的发生。[24]

三、情感与创伤：重构大革命的政治逻辑

与革命的体验视角相辅相成，一系列革命情感史的相关研究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的学术目的，即要重新思考革命政治运作的逻辑。传统研究将各种外在因素视作革命的动力，无视人的因素。革命情感史的有关研究则表明，情感在大革命中极为充沛，许多革命节点均由情感的因素推动，此外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也不乏情感的考量。可以说，情感是革命的一大动力。

（一）大革命情感史的成就

冠以革命情感史标签的研究，在建构解释模式时不尽相同。威廉·雷迪和蒂莫西·塔克特作为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比照：雷迪强调情感表达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而塔克特则意在指出情感体验对革命局势的影响。

雷迪将大革命视为使“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25]变迁的社会变革。[26]18世纪的法国社会具有稳固的“情感体制”，这一体制由贵族的荣誉法则及绝对主义政治与礼仪体系来支撑。它不允许自由表达情感，强调情感表达的阶级区分，因为对情绪施加控制有利于集权统治。[27]然而，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新的“情感体制”逐渐形成。启蒙时代的沙龙、共济会和“文人共和国”等社交机制承担了“情感避难所”的功能，在这些场所中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纾解情感的压力。此外，在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之下，一股“感情主义”[28]（sentimentalism）的浪潮逐渐兴起。卢梭强调人要以一种自然原始的状态面对世界，因为最真挚的道德就来源于自然状态。相应地，旧制度下礼仪与情感的压制只会招来政治与社会的腐化。真正的美德就体现于不隐藏且充分体验这种情感，并依这种自然的情绪行事。[29]这种主张真挚地感受并表达情感的“感情主义”浪潮便成为新式的情感规范。大革命爆发后，感情主义逐渐转变成一种政治原则。比如“8月4日之夜”就是一个典型的感情主义引导的场景，参与者受到慷慨之情的感召，主动放弃了封建特权。革命者试图解放被旧制度压抑的情感，将人们从旧制度情感体制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但感情主义又面临着内在的困境，并导致恐怖统治这一严重的后果。雅各宾派试图将感情主义信条，包括慷慨、爱、热忱的义愤、沸腾的勇气等，内化于政治制度之中，将真诚的情感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情感的疑惑和不坚定都意味着在政治上受到怀疑。但是，面对革命不断涌现的政治清洗、暴力和死亡，人们不可能一直维持情绪的高涨，很难抵抗自发的疑惑和焦虑，却又为了避免被质疑而不得不维持表面上的坚定。此时，真挚、自然地感受情感的主张一经政治化，就不再能维系其本来的功能。它开始制造新的情感折磨，并将革命继续推向非善即恶、二元对立的恐怖统治逻辑。这便是感情主义政治化后革命面对的根本困境。[30]

Jean-Jacques Rousseau

塔克特则另辟蹊径，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怖的降临》一书中，更侧重于情感体验如何影响政治决策。他要解答“恐怖统治究竟如何生成”这一经典论题，并回应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恐怖统治的发生不能以应对内忧外困之形势的理由而得到开脱，也并非由意识形态预先计划妥当。恐怖统治的发生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且应当从革命进程本身的一系列事件中寻找原因。[31]那么，革命进程究竟由什么驱动？显然，革命者的政治决策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做出决策的人曾真切地处于革命的激情与恐慌的分裂体验中，深受情绪影响。可以说，情绪是大革命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它因事件而起，又诱使新的事件发生。在塔克特看来，革命是谣言和阴谋癖引发的恐惧与怀疑、派系斗争与政治诽谤、以及暴力和屠杀三组要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带来的连锁反应。瓦伦事件不仅使王权信誉全失，还导致人民怀疑国王与外国势力阴谋勾结，地方军事准备因此迅速普遍化，进一步加重了战争恐慌。法军每遭失利，革命领袖很少会质疑决策的失误，而是怀疑叛国行为，这种阴谋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所谓的叛国者从国王到吉伦特派，他们分别倒台却均未能终止这种恶性循环。塔克特以革命参与者的视角，以尝试共情的姿态，追溯大革命发展的线索。革命中的政治决策绝不是完全由理性驱使的。他引入情感对人的影响，就是要说明非理性因素引发的社会动荡：“革命年代毕竟不同往常，革命事件所触发的激情，及其通常所带来的威胁和不确定性，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32]革命情感应当成为一种理解革命进程的线索。

The Coming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imothy Tackett

Belknap Press,2015

雷迪和塔克特的研究分别从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切入，赋予了情感不同的角色。但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此后，波丽娜·瓦拉德的相关研究指出，革命初期的愉悦情感具有政治功能。1790年前后政治精英力图通过庆典等公共仪式制造集体愉悦，借情感既表达人们内心的希望，同时也创造社会团结与新的主权。政治化的愉悦甚至转化为权力，人若不在特定时刻表达欢乐情感就会受到处罚。但是，看似愉悦的情感一直伴随着深层的怀疑、焦虑与恐惧，不断有人质疑庆典的盛况是否带来了真切的愉悦感。瓦伦事件之后，维持集体欢愉的努力一度延续，却再也不能掩盖社会的创伤。[33]表达快乐可以成为支配一个时代的情感标准，但是这并不影响每个人内心潜藏着的多元而复杂的情感体验，也没能避免自身的崩溃并阻止恐怖的降临。可以说，同一时期的情感体验与表达可能以相互抗衡的形式并存。

Lucien Febvre

法国史学界很早就关注历史中的情感，如吕西安·费弗尔主张研究“恨、恐惧、残忍以及可能导向欲望与血腥的爱的历史”[34]。在革命史领域，乔治·勒费弗尔的《1789年大恐慌》则探讨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群体性恐慌。是年七八月间，法国各地在剧烈的恐惧情绪和大规模的武装戒备下，试图应对某种莫名的武力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勒费弗尔将之作为政治事件来解读，并通过文本指出恐慌发生的诱因与传播的路径。[35]这一研究启发了许多当代革命史家。然而，21世纪以来，法国学界对于本文所述的新潮流的参与相对有限，其中苏菲·瓦尼什对恐怖统治形成的研究能与这一潮流相呼应，其撰写的《论恐怖统治的情感布局》一文也是革命情感史的代表作。她的研究基点与英美同行有一致之处，但在解释恐怖统治时有独到的见解：恐怖统治并不由“叙事的布局”（économie narrative）（即话语的激进化）提供动力，而是由一种以神圣性和复仇作为机制基础的“情感的布局”（économie émotive）来推动。[36]此外，政治行动应当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该文以1793年夏天马拉之死开篇。这一事件使巴黎人感受到了深刻的恐惧（effroi），但面对马拉等革命者遗体的恐惧、悲伤能够激发崇高的热情并激起拯救公众的意愿。如果要赋予拯救公众的观念以神圣性，就不能只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需要人民的参与和身体的牺牲。革命者不仅要为拯救革命计划而死，还要处死那些玷污了神圣性的敌人，这便是“复仇”和“惩罚”的由来。因此，在瓦尼什看来，为了理解恐怖统治的情感布局，重点不在于判断革命者的阴谋论是否合法，而是应当思考革命神圣性受到威胁时产生了什么后果。此外，这种热忱的复仇行动并非意在造成大屠杀等毁灭性后果，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和平。

La Grande Peur de 1789

Georges Lefebvre

Armand Colin, 1932

革命者显然意识到了大众情感的激发，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不让人民崇高的情感具备破坏性，并将之转化成爱国的热忱与力量。在他们看来，利用法律表达并规训人民的情感力量正是立法议会的职责，但它没能阻止“九月屠杀”的发生。瓦尼什认为其根源在于议会未能成功回应人民的恐惧感，所以这种情感布局失效了，议会不再具备革命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人民选择自行伸张正义。“九月屠杀”这一“例外”实际上建立了人民主权。因此，即使屠杀本身没有体现任何怜悯，但是民众的行为也并非纯粹的野蛮或非理性，它应得到正确的理解。[37]革命法庭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在复仇机制中确定人民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则要承担一种中和、调停与抚慰人心的机制以避免革命倾覆，恢复失效的体制。所以，恐怖统治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它其实要阻止人民情感变得腐化而嗜血，并将复仇限制在体制之内。依瓦尼什之见，归根结底，恐怖统治是一套具备自身规则和后果的情感布局。但是在这种“以人的死亡为价值基础、需要身体和灵魂全面参与、人人都面临死于恐惧的威胁，抑或变得令人憎恶”[38]的体制中，没有人能够从所谓神圣性中获得保护。这就是恐怖统治的代价。

2012年瓦尼什出版了《不自由毋宁死》一书。此书探讨恐怖统治的论调不变：所谓“恐怖”是那些革命者面对着若隐若现的反革命势力以求自救的努力，不仅为了抵抗自身的恐惧感，而且要抵抗革命热情的日益消逝。恐慌、厌恶与热情构成了此时的政治体验。恐怖的后果也不应由某些个体承担，而是应由集体承担责任。[39]以上这些研究均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表达的形式还是体验的实质，情感这一因素都在革命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应当得到更详细的审视。

In Defenc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ophie Wahnich

Verso Books,2012

（二）创伤与革命

大革命创伤研究借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一概念，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类型，反映了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工具介入史学的尝试。大革命中充斥着激烈的情感起落、血腥屠杀以及阴谋论，它们理应带来类似于创伤（trauma）的精神反应，所以这一概念自然进入到历史学家的视野。就笔者所见，这类研究可追溯到帕特里斯·伊格内运用创伤概念解释恐怖统治的爆发。为了调和此前各种解释之间的龃龉，伊格内借助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观念。青年马克思认为，恐怖统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两种文化目的发生了混淆与矛盾，这两种文化目的分别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与追求一个“整齐划一”的法国。前者是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后者则是古典政治典范的延续。但是，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只是马克思眼中通向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由之路，因而不是其考察的重点。所以，伊格内试图引入创伤概念完善这一解释。雅各宾派形塑统一的“新法国”的努力被证明无法实现，并导致了恐怖，但这两者之间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重塑法国”的乐观与激情在各类血腥事件之后受挫，社会陷入恐慌，这种情感的落差导致了创伤体验，从而进一步引发恐怖统治。此时伊格内开始反思革命中个体的存在，他意在调和“意识形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对立”，并拒斥以往各类决定论的解释。[40]

Patrice Higonnet

2009年巴里·夏皮罗的《创伤政治》出版，系统地利用创伤概念解释大革命早期国民议会的政治决策与王权的颠覆。夏皮罗针对孚雷的观点提出反驳，后者认为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再到制宪议会，温和改革派之所以最终未能通过与王室合作走向君主立宪道路，是因为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就决定了革命者没有进行合作的意愿；在建设“立宪君主国”的表面文章背后，国民议会已为共和政治打下了基础。但是，夏皮罗认为这种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革命初期路易十六仍存有威望，是此后几场突发事件带来的创伤反应导致合作不再可能。此外，夏皮罗借用亨特的分析，指出革命者认可一个好君主作为人民之父的“政治家庭”的想象，对自己形象的定位是国王的“好子民”，并且想象国王同样认同他们是政治家庭中的“好兄长”、“好孩子”。在这种氛围下，革命初期的法国始终对君主抱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出于对子民的热爱，君主会同意他们改革法国的要求，也不可能运用暴力手段将他们置于险境。

可是，路易十六采取暴力的军事手段干预议会后，创伤体验就支配了革命者的心理。从封锁三级会议大厅，到动用军队维持首都秩序，再到下令军队包围议会，革命早期的政治事件使议员们的内心蒙上深深的恐惧。君主的背叛和忠诚的信条产生了矛盾：“议员们在对国王的愤怒与热爱、恐惧与忠诚、怀疑与信任的强烈愿望之间饱受分裂之苦，这种情感上的矛盾使得国民议会针对君主制的决定暧昧难明，其作用不亚于意识形态原则的冲突或者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对此的影响。”[41]夏皮罗对文本的分析表明，此时革命者已经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症状。在这种状态之下，人的理智会让位于创伤状态，无法审慎地运用政治智慧作出明智的政治决策。议会决策的摇摆、政治局势的恶化乃至路易十六之死都可以通过类似创伤反应的革命经历得到解释。

Traumatic Politics: The Deputies and the King in the Early French Revolution

Barry M. Shapiro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探讨创伤反应对革命造成何种影响，多少有几分时代误植的风险。斯坦伯格指出了这种缺陷，并进一步细化了创伤与革命的关系。通过分析革命中的医学与政治哲学文本，他指出革命中的人们反而认为恐怖统治具有疗愈身心和重建社会的作用。[42]但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恐怖统治的判断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在1819年就有人指出，革命导致法国疯癫症状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影响了一代法国人的精神状况。[43]所以，他认为相比于将创伤概念应用于大革命，毋宁说大革命等历史中的极端情境促成了现代创伤概念的诞生。[44]

文学研究也指出革命后创伤感的长期存续：在革命之初，牧歌（pastoral）题材复兴，作家在文学中渗透古典美学与道德，希望以此教化民众、再造法国，这反映了革命初期再造社会的乐观态度。但是，国王之死和恐怖统治等造成的文学萧条和集体创伤，给热月后复兴的法国文学打下深刻的烙印。许多小说呈现出灰暗低沉的笔调、无助低落的反常情感、世界被颠覆的情节，以及对恐怖记忆的谴责或无意识的逃避。与革命迫害相关的流亡小说（Émigré novel）在热月后的兴盛，呼应着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代表着浪漫主义的先声。[45]运用创伤理论对看似没有直接叙述革命历程的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会发现字里行间中有意或无意地影射了作家对革命的态度和对集体创伤体验的回应。

大革命的创伤研究虽不属于典型的情感史范畴，但创伤反应与情感均是人的精神状态。此外，尽管创伤概念本身不属于18世纪的历史范畴，但将创伤体验引入革命仍有助于呼应革命情感史的学术诉求，即人的精神状态与政治局势紧密相连，不仅在于激烈的政治事件会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还在于人的精神状态能够通过影响决策与行动带来局势的变化。

（三）综合路径的尝试

革命的体验与情感研究已经充分说明革命中个体的意义与作用，弥合了传统研究中逻辑的缺损。沿着这条路径，一种试图整合这些要素的整体性解释已经浮现出来。2013年，林顿出版了《选择恐怖：大革命中的美德、友谊和真实性》一书，探讨雅各宾政治中的个人体验与行动力。其核心主张在于讨论雅各宾政治时，应当意识到它是一种生动的政治体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注意意识形态、政治策略与个体因素三个维度的协同性。个体因素又包含两个层面：处境（circumstances）以及情感和心理状态。[46]恐怖体制是在三个维度作用下渐进发生的集体选择。[47]在意识形态维度，她首先回应了孚雷：雅各宾俱乐部的数次分裂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有根本分歧，恰恰相反，所谓“革命意识形态”统一于对美德政治的追求。美德政治是旧制度下腐朽政治的对立面，它主张政治运作要公开透明，政治家应具有献身公益的美德，反对密谋政治。美德政治并不为山岳派独有，而是被革命政坛广泛接受。[48]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决定政治实践的形态，政治策略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深刻的鸿沟。一方面，革命实践与美德政治的理想相去甚远，个人私交与裙带关系仍能决定政坛席位的分配，私人场合也仍能作出影响革命局势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政治家只将美德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制造公共形象以维持政治生命。所以，革命者的崇高形象与政治实践、言与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革命美德既是革命者立身之本，也是他们互相抹黑的武器。

Choosing Terror: Virtue, 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isa Lin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在林顿笔下，个人层面的因素同样重要。人际关系网络始终左右着革命派系的分化。斐扬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分别凝聚于人脉而非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此外，昔日挚友反目成仇的戏码不断上演，虽然能暂时营造自己忠于美德的形象，却使政坛的气氛变得疑惑、焦虑和互不信任。伴随着爱国热忱和恐惧的情感，革命者在多种因素的聚合下做出选择。这一研究尽管看似只是以往学术史各种取向和概念的聚合，但仍然以全面且平衡的论证展现了革命政治的状态，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四、从大革命研究看当代史学中的个人与社会之辨

体验与情感的革命史书写为我们带来了理解革命的新模式：它不具有天生的善恶倾向（即便有，革命者起初也是怀着对美德的追求和美好的愿景展开革命，是好的意图导致了恶的结果），也不由外在于人的力量推动。革命伊始，政治家怀着乐观与激情试图重新塑造法国社会，但由于改造路线的乌托邦色彩不可能完全实现。来自各个阶层与不同地域的个体，在情境导致的情感刺激下做出反应与选择，行动造成的合力使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不受任何人控制。遭遇困境的革命实践带来普遍的落差感与焦虑。阴谋论、革命暴力、恐怖统治就是在个人与社会复杂的互动中诞生，并进而成为一代人的创伤体验，影响深远。所以无论如何，抛弃革命中的“人”就无法认识革命。

大革命史学深刻参与了西方现代史学整体的发展进程，这是理解革命史研究范式更迭不可或缺的学术背景。从体验与情感的角度书写革命史，呼应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倾向于从外在于人的社会框架出发认识历史，个体相对于宏大的社会框架而言无足轻重，不具备推动历史进程的能力。因此，经典社会史偏好集体、阶级、社会和长时段等概念，倾向通过计量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大革命史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正是经典社会史的展现。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文化史正是要冲破经典社会史的桎梏，试图证明个体具有能动性与行动的空间，其实践可以回应社会框架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程。

经典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过渡提出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问题。究竟是倾向于社会对个体的制约作用，还是倾向于个体实践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的应答，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在两极分别是个人和社会的光谱上选定一个位置，并以此作为历史书写布局的基点。诚如林·亨特所言，个体视角与社会框架视角为革命史研究带来了迥异的解释，强调社会集体性的研究倾向于为革命寻找“元叙事”，一旦从革命中个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能领悟到个体体验的价值。“发现自我与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差异是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是，如果史学家想要承担这项职责，他们就必须加入这种对话当中，去认真思考自我。”[49]

大革命史研究对个体体验、创伤与情感的关注尤其呼应了经典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对抗焦点，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派，他们对于革命中的个体及其体验漠不关心，失之于未能、也不愿把握历史中复杂的人性和情势，在善与恶的问题上倾向一种简单而武断的判断，并因此让研究逐渐丧失了对革命本身的解释力。这类研究因此导向视角上的转换：关注个体能动性的革命史研究意在指明，离开了内在于人的因素，仅以外在于人的力量为基础对革命的分析是破碎的、偏狭的。单凭意识形态不能预先规定革命的结局，只有聚焦于体验着革命的人及其行动，方有可能尽力恢复革命的本来面目。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赋予了个体能动性在革命中的必要位置。另外，强调个体能动性并不是要恢复精英决定论，恰恰相反，革命绝对不是少数几个精英就能推动的，而是依赖于许多个体根据自身意图选择行动的合力。关注个体能动性回应的是正统派和修正派那种脱离个体解读革命的方式，强调个体回应社会限制、寻求行动空间的能力，以及评价革命现象时更加审慎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主张其实可以从学术史的长期脉络中溯源。早在1959年，英国学者理查德·科布就指出，所谓革命者并不是天生的革命专家，而是一些被推向极端情境的普通人。[50]情境的特殊性构成了恐怖统治的合法性。革命中的人轻信亦真亦假的阴谋论，面对公开的反革命言论容易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一些血腥行为是情境的力量激发出的自保努力。[51]科布的观点是否合理姑且不论，至少在正统派与修正派对立格局初现之时，我们就能找到相似的关注点：革命情境的激发性、情感的因素，以及个体在理性与非理性驱使下做出行动的能力。

Richard Cobb

结语

从塔克特等人开始关注政治实践的动机与后果开始，到学界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呼声、个体体验视角的产生，再到与情感转向浪潮相汇流，这些看似突如其来的新路径必须结合史学史的历程和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革命史研究中对于个体能动性的强调，旨在揭示革命中人性与情势的角色，试图回归历史语境以纠正对革命的不公正判断，并重建革命政治的逻辑。大革命的形象因而得以逐渐从正统派和修正派之争带来的撕裂性伤痕中修复。这一潮流同样是史学重拾人文关怀的标志，从对于历史人物简单的道德判断转向一种更具温情的理解“人”的尝试。

不过，这一学术潮流并非没有问题。它首先要面对不恰当地“翻案”的风险：减轻道德判断的压力固然有助于引导我们重新公正地认识部分历史现象，但体验与情感是否能够成为原谅革命所有后果的借口？如果旺代屠杀、恐怖统治的直接推手都因为他们曾身处于极端情境之中而得到开脱，这无疑等于剥夺了对这些事件受害者的共情，造成新的不公。上文提及对罗伯斯庇尔的新判断已经显示出这种论调，但实际上我们应当领会：无论罗伯斯庇尔有多么不愿意屠杀无辜，他所推动建立的体制终究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以体验与情感的角度尝试理解他的行动逻辑并不意味着为后果辩解就是合理的。近年来，西方学界试图解构大革命，是为了应对学术史遗留下来的那些彻底否定革命的论断，但也埋下了过度辩护的隐患。[52]这引申出另一个缺陷：对时人生命经历的关注仍更多集中于政治精英身上。尽管同样面临特殊的环境，精英们终究掌握权力，能够影响局势，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他们也理应承担道德判断上的复杂性。但更重要的是，新思潮应当引导历史学家更关注那些乱世之中缺乏社会资源、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普通人。他们不仅承担了革命导致的绝大多数后果，而且别无选择，甚至无法在历史中留下声音，因而理应得到历史学家共情的倾斜，并成为真正的“体验”图景的基础。最后，对个体能动性的强调容易走入过分夸大其作用的另一重极端。相对合理的做法应当是追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不轻易否定任何一方的作用，在认识到两者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前提下再进入历史情境之中。行文至此，法国大革命究竟带给现代社会什么启示？现在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明了回归大革命历史情境本身的重要意义，也不妨考察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坎坷与起伏。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与史学，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历程，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