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中国对朝方针的转变

文: 沈志华    来源:《二十一世纪》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其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苏朝关系和中朝关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从「十月革命」成功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莫斯科的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开创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和指挥部。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苏联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共产党执政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斯大林挑选的，面对苏联的新方针，他们与苏共的关系处于非常矛盾的境地，过去他们追随莫斯科，一向奉行亲苏政策，现在则从内心反对和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而各党内部曾被斯大林压制的反对派的心态与此恰恰相反，他们对苏联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但赞同和支持赫鲁晓夫的新方针。「波匈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爆发和典型表现。

中国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方针，无疑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制约：其一表现为苏共与中共对朝鲜形势的认识不同，其二表现为中共处理「波匈事件」和朝鲜问题的做法不同，其三表现为「波匈事件」对中共国内方针冲击的后果。朝鮮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其情况与东欧国家非常相似，而中国共产党则比较超然，它是除苏共外世界上第二大共产党，其领导人却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不过，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同的是，铁托（Josip B. Tito）因与斯大林的矛盾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而毛泽东则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中共开始过问欧洲事务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重新思考了对朝鲜的方针及中朝关系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及俄国档案，梳理了1957年毛泽东转变对朝鲜外交方针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其对朝鲜和中朝关系带来的结果。

1、中苏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困境

「波匈事件」的确使苏联与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关系陷入了危机。1956年10月19日，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率领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莫斯科得到的情报是，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原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有反苏倾向，一旦当选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波兰将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阻止哥穆尔卡上台，并为此下令驻波苏军秘密向华沙挺进。然而，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交谈后发现，苏联的情报有误。一方面，哥穆尔卡保证波兰不会脱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获悉苏军行动的波兰内卫部队已做好准备，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军事行动。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对波兰的形势并不放心，在21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决定，邀请兄弟党到莫斯科商议对策，并特别提出派专机去北京接中共代表团。收到邀请后，毛泽东于21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去莫斯科，方针是着重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波匈事件

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表示支持苏共对波兰采取和解的立场，同时委婉卻坦率地对苏共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表示接受。然而，就在10月23日晚上，动盪已久的匈牙利局势终于酿成一场街头动乱，苏联决定立即派兵镇压。由于苏军的出动和匈牙利改革派领导人纳吉（Imre Nagy）、卡达尔（János Kádár）主政，布达佩斯的危急局面有所缓解。于是，29日中共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苏军撤出东欧国家，给他们以平等和独立，并劝说苏联公开发表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经中苏双方同意的宣言——〈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但是，就在苏联决定放弃对匈牙利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国的主意又改变了。鉴于29至30日匈牙利局势突然恶化，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毛泽东于30日晚打电话告诉刘少奇，匈牙利问题的性质已经改变，苏军应该回到布达佩斯，保卫革命政权。夜间，刘少奇等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但苏联领导人还有些犹豫。经过31日一整天的讨论，苏共中央做出决定：再次出兵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叛乱。赫鲁晓夫于当晚赶到机场，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準備回國的刘少奇。11月4日，国防部长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制訂的「旋風」行動 开始，十几万苏军很快就再次占领了布达佩斯。

在与中共商议处理「波匈事件」时，苏联领导人最初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对波兰必须采取和解与团结的方针，而对匈牙利则一定要出兵镇压，匈牙利就不需要平等对待吗？对于匈牙利，先是要蘇聯撤军，后来又要蘇聯出兵，根据是什么？中共心里很清楚，哥穆尔卡对苏联不满，但并不反对也不想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而纳吉不仅反对苏联，还要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判断实际上不准确），所以要区别对待。中共公开做出的解释很简单：匈牙利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因此必须镇压。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匈牙利事件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和中国政府支持该宣言的声明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拟定统一宣传提纲，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解释，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是为了堵住帝国主义突破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巩固各国社会主义的阵地。 11月5日，周恩来与印度大使谈话时解释说，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要求其同盟国来帮助维持秩序，这不是侵犯主权，也不是干涉内政。匈牙利与波兰不同，转向反革命了。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波兰大使，也做了同样的说明，希望波兰政府支持苏联的行动。 不仅如此，在苏联出兵面临国际舆论指责，遭到兄弟国家猜疑，陷入空前外交孤立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接受邀请，往来于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帮助苏联做解释工作，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

中共的解释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为莫斯科减轻了压力。苏联驻华使馆对此做出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和动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后。”

中共针对「波匈事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原则，以及事后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确有助于苏共摆脱与东欧各党关系的困境，但同时却使自己在处理与朝鲜劳动党（以下簡稱勞動黨）的关系方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的谈话中，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消极”和“积极”两个方案，实际上中共明显地倾向于“积极”方案，即利用在朝鲜的驻军——中國人民志願軍，迫使金日成改变方针，以挽救朝鲜局势，改善中朝关系。毛的主要依据就是金已经或即将成为纳吉，背叛革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根据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针，对朝鲜也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堵住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东方“缺口”。 但苏共中央并没有支持中共的意见，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朝鲜并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出现背叛社会主义的危险倾向；相反，「波匈事件」发生后，劳动党更加靠近、依赖和支持苏联。而苏共中央所依据的，恰恰是在中共中央敦促下发表的那个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的宣言；同样，劳动党全力支持的也是这个宣言。

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劳动党中央常委会立即进行了讨论，并在11月2日向苏联通报，“一致赞同这个宣言”。朝鲜政府认为，“苏朝双方对政治问题关系处理得很好”，“经济关系完全正常，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我们对苏联给予朝鲜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谢，今后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将更加巩固和发展”。由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反苏事件，劳动党认为，“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在朝鲜媒体上加大力度宣传同苏联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以及苏联对朝鲜人民的无私援助”。苏联使馆对这个及时到来的表态非常讚赏。 第二天，外務相南日又向苏联大使报告了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征求苏联使馆的意见，并说苏联政府怎样建议，朝鲜政府就怎样执行。 11月28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波匈事件」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我们“必须坚持专政”，“不能丧失警惕性”。金还对新任驻苏大使李新八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曾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自己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駐蘇大使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 金有如此表现，又怎么会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儘管这些原料朝鲜富余而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苏联责成财政部和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蘇朝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並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对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1961），苏联政府也给与大力协助。8月16日，金日成对新任驻朝大使普扎诺夫（A. М. Пузанов）说，内阁副首相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关于苏联对毛泽东提出的处理朝鲜问题两个方案的态度，目前可以见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据俄籍英国学者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教授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查找的结果，尤金当时只给外交部发来一个电报，告知毛泽东与他有一个谈话，但没有把谈话记录发给外交部，而是直接发给了苏共中央。可见，在尤金看来，这个谈话十分重要和机密。1957年1月4日，周恩来访苏前夕，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外交部“希望就朝鲜局势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并认为应该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的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看起来，苏联外交部似乎并不了解毛谈话的真实意图，关于志愿军去留的问题，只是从朝鲜半岛对美斗争的角度考虑，希望中国顾全大局，让志愿军继续留在朝鲜。如果苏共中央一直没有对毛的建议给与正面答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就表明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慎重态度，外交部当时尚不知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1957年1月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谈话，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是中方的片段记录。大概内容是，1月8日讨论德国问题时，赫鲁晓夫说，美国提出在苏美之间划一条线，匈牙利属于苏联，中东和埃及属于美国，双方都不要越线。实现德国统一目前是不可能的，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斗争的问题。周讲述了中国的立场，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採取防禦战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可以扩大影响，但不主动出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果帝国主义要进攻或颠覆，必须镇压，社会主义国家应互相支持；对民族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最后，周提出两个具体问题要苏方考虑：第一，鉴于美国提出可以容忍苏联在匈牙利出兵，但若是在东德发生这种事情问题就严重了，是否可以考虑在东西德双方撤兵，建立中立区；第二，关于在朝鲜双方撤军的问题，我们过去曾經提出，美国不赞成，但将来也可能同意，如果他们提出，我们不能不撤。这两个问题都与我们的世界战略方针相联系。

在1月9日的会谈中，中蘇双方继续讨论了对国际局势的估计问题。谈到从朝鲜撤军问题，周只是针对朝鲜1956年11月5日关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建议说，“关于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我们认为不妥当，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也坚持了我们的原则”。赫鲁晓夫则说，“你们在朝鲜有军队，所以考虑让你们多管一些”。當晚周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赫鲁晓夫同意我们从朝鲜撤兵的想法，至于从東德撤军，苏方认为须看条件和时机。 如果单纯看已经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披露的这则史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赫鲁晓夫当时就同意了中国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其实并非如此，周在莫斯科并没有提出中国单方面撤军的方针——这个想法是十个月后毛在莫斯科提出的，赫鲁晓夫怎会对此做出反应？事實上他同意的是周提出的关于中美同时撤军的想法。

从上述材料看來，关于从朝鲜撤军的问题，赫鲁晓夫与周恩来谈话的语境和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对尤金的谈话了。毛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朝鲜的政治立场及中朝关系出发，谈的是在处理朝鲜内部问题时中国是否单方面撤军，而周同赫鲁晓夫谈的则是朝鲜半岛对敌斗争的局势问题，是中美是否同时撤军的问题。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从上述情况看，赫鲁晓夫回避了毛在1956年11月30日谈话的主题，也没有按照外交部的建议劝中国军队留在朝鲜，而是让中国自己多加考虑，这就表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只是不便言明罢了。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苏共认为金日成有错误，但绝未至於背叛革命的严重地步；第二，朝鲜现在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靠拢，对于加强苏联自二十大后日渐微弱的政治地位极为有利；第三，赫鲁晓夫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断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十分不满。 特别是中共在批评苏共干涉别国内政、敦促苏共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同时，自己却对朝鲜、越南和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 至于周恩來为什么在莫斯科没有旧话重提，而是变换了撤军这一话题的宗旨，从逻辑上讲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等待苏方主动接过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話題，或者在周访苏之前中共已经改变了方针。限于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笔者对以上问题目前只能做这样一些推断，只有相关的档案文件全部披露，才能作出更準确的描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就不得不改变。而有一个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此时很可能正在考虑改变对朝鲜的方针——1957年4月初，苏联更换了驻朝鲜大使。对朝鲜政策颇有微词的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被调回国，普扎诺夫走马上任。

与此同时，朝鲜出现的情况也需要毛泽东重新考虑对朝方针。

2、金日成不失时机解决国内问题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相继爆发，苏联政府发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苏军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这一连串的事情，为金日成处理国内问题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有力说辞。中国和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同时发生的还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自然无暇顾及朝鲜，苏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就等于承认干涉朝鲜内部事务是一种错误行为，而苏军用武力推翻纳吉政府，则为金日成在朝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敌对势力树立了“榜样”。

根据苏联使馆的报告，劳动党在1956年「九月全会」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设法改善人民生活。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制訂和推行新的工资表，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平均降低水平10％；对于原来享受农业税优惠者及特别困难的农户和灾民，免除1956年的农业实物税；对于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则完全或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也不再追索过去的借贷；将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平均降低了4％；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国有工业品，并且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须的资金，等等。与此同时，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中，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以删除那些用个人崇拜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在报纸发表更多的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不仅在党的建设中，而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推广苏联经验。劳动党还加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11月下旬进行了地方权力机构的选举；在党的决议和文件中承认朝鲜存在个人崇拜（儘管强调没有造成消极后果），在宣传、文学和艺术方面“不再颂扬金日成”；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经常由集体讨论解决，对那些批评领导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苏联使馆认为这些措施得到了朝鮮群众的拥护，对此非常满意。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冲击也为朝鲜带来了一些麻烦，主要是在大学生、教师和知识份子中间，出现了对现状和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散发传单发表不同意见。 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个是通过换发党证，进行党内清理。这项工作从1956年12月开始，到1957年初结束。 儘管劳动党声明这次换发党证并不是清党，但实际上这种人人过关的方式——这是以前许嘉谊（許哥而）采用过并受到金猛烈批评的措施，的确是对所有党员进行调查和控制的有效方法。1957年1月16日，《劳动新闻》刊登的一篇文章间接承认，换发党证为党的干部提供了一个检查全体党员以往活动及其可靠性的极好机会。 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则明确告诉苏联使馆，更换党证运动的目的，“最终是揭露党内敌对分子”。

另一个是开展肃反运动，对社会进行整治。「波匈事件」后，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劳动党却有不同的看法，金日成在一次内阁会议说，毛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英明、伟大的，但朝鲜主要是敌我矛盾。副委员长金昌满也认为，朝鲜不能整风，会出乱子。 与中国开展整风运动同时，1957年5月19日，劳动党在党报发表社论，提出在全党开展肃反运动，彻底揭发反党宗派份子的罪行，同党内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要求党政机关把加强革命秩序的斗争作为日常工作，加强对群众的马列主义教育。 实际上肃反斗争并没有局限在党内，5月30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做出一项决定，并下发了题为“把对反革命份子的斗争转变为一个全党全民运动”的文件。大规模的“批判会”和“思想检查”活动开始蔓延到全国，很多人受到审查、批判乃至人身伤害。

当然，金日成最担心的还是党内反对派的存在及其影响，所有政治运动真正的关注点也在所谓“宗派份子”身上。在1956年11月19日拜访苏联使馆时，南日就向苏联大使放出消息说，“不能认为中央八月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比如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和知识份子，经常聚集在他的办公室。 1957年1月9日，《劳动新闻》发表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劳动党候补中委李清源的署名文章〈宗派给我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毒害〉，不点名地批判了「八月全会」的反对派言论，声称他们的活动与外部敌人遥相呼应。 2月14日，金枓奉发表公开讲话，指责「八月全会」的宗派份子无视党的集中领导，承认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2月25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开始点名批判徐辉“脱离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行”，称其目的是“反党”。 4月9日，金日成则明确地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伴随着一系列的铺垫工作，这一时期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发表言论，集中批评了徐辉、尹公钦、李弼奎、崔昌益、朴昌玉等所谓「宗派份子」，并指出一些“追随分子”至今还留在党的工作岗位上。这些讲话还强调，劳动党开展的「反宗派斗争」有助于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就在这时，苏联发生了一起“反党集团”事件，为金日成彻底抛弃「九月全会」决议创造了机会。1957年6月下旬，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等党内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未遂，赫鲁晓夫依靠朱可夫的帮助及在中央委员会拥有多数支持者的有力地位化解危机，躲过了这一劫。 金日成同毛泽东一样对赫鲁晓夫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支持，显然，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也为金重新开始严厉并公开制裁反对派份子提供了“榜样”和理由——既然老大哥都可以把一些“老近卫军”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那么劳动党「八月全会」的做法还有什么错误？7月4日，劳动党中央即召开常委会，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决定将该决议下发到基层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忧心忡忡的赫鲁晓夫派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去中国，争取毛泽东表态支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并取得满意结果是在7月5日。这就意味着，在表态支持苏联的问题上，金日成领先了毛泽东一步。

与《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报纸一样，1957年7月5日，《劳动新闻》报道了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消息，并刊登了《真理报》7月4日发表的关于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以往朝鲜新闻总是试图隐瞒或淡化兄弟国家、兄弟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而这一次，朝鲜报刊一反常态地对苏联“反党集团事件”进行了详细报導，不仅刊登了各国共产党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决议的消息，还把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与劳动党批判宗派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为了全面开展「反宗派斗争」，劳动党再一次试探苏联的态度。7月5日，南日对苏联大使说，劳动党内部的“反党小集团”在「八月全会」被揭露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党内“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南日还把苏联党内的「六月事件」与劳动党的「八月事件」相提并论，试图为已经受到莫斯科批评的整肃行为开脱。苏联大使对此提出异议，并向莫斯科报告说，关于所谓的派别活动，南日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朝鲜内务省的苏联顾问提供的消息证实，儘管进行了“侦察跟踪”，却没有发现“宗派集团的头目”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 不过，由于在「反党集团事件」中得到劳动党的支持，莫斯科对金日成的批评已非常微弱。于是，劳动党内新的「反宗派斗争」以此为契机开始了。

1957年8月6日的《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自「九月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把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朴昌玉称为“反党宗派份子”，说他们在1956年「八月全会」被揭露后，表面上服从中央，背后却进行暗害活动。还说，新的事实证明，中央「八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社论号召全党应继续在党员和劳动人民中揭发反党宗派份子的罪行，为彻底肃清他们的余毒而奋斗。当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长篇文章，报导金日成大学三个月来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揭发批判反党宗派份子斗争的情况。斗争的成果就是揪出了以“徐辉的走卒”、“思想上的叛徒”、金日成大學党委员长洪洛雄（逃亡中国后改名洪光）为首的一批宗派份子，受到清洗的包括很多学者和教员，以及一百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9月初，苟延残喘的崔昌益和朴昌玉终于被送进了监狱。 10月17至19日，劳动党中央全会做出两项决议：批判以前建设相金承化为首的保守份子和反党份子；开除与崔昌益、朴昌玉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前驻苏大使李相朝的党籍。 「八月事件」发生一年后，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然而，金日成的做法最终还是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认。1957年10月22日，《真理报》全文刊载了金日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们党粉碎了企图从外部和内部瓦解党的队伍的敌对份子之破坏活动”，“克服了与党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劳动党“在同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主义份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得到了加强。 除此之外，金心里当然明白，以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中朝之间的历史渊源，他要想彻底肃清反对派，巩固其在朝鲜党内的统治，还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要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党际关系。其实，金并非有意得罪毛，更不愿与中国走到决裂的地步，他只是希望对朝鲜的事务能够自己做主，使朝鲜党和国家摆脱中国的直接控制和影响。所以，劳动党在利用「波匈事件」重启对宗派主义斗争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向北京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布达佩斯表示支持的同时，朝鲜也对中共做出了友好姿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金日成向苏联表示，“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意义”，决定在朝鲜报纸上全文转载，并发行小册子。1957年新年伊始，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委及全体官兵写信和打电报，祝贺新年，并馈赠大批礼物。 儘管对签订1957年中国援助朝鲜物资议定书和中朝两国贸易协定的结果并不满意，1月19日，《劳动新闻》还是报導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情况和金日成接见代表团的消息，之後又发表文章盛讚“朝中两国友好及经济合作的发展”，還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加强中朝经济合作的文章。 2月3日，《劳动新闻》以“朝中人民的兄弟般情谊”为题，宣传了195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以及朝鲜人民对志愿军部队的帮助。2月4日又报導了中国驻朝部队纪念朝鲜人民军创建九周年的活动。 2月5日，在开城分别举行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碑的揭幕式，崔庸健在志愿军烈士墓碑揭幕式发表演讲，赞扬中朝两军和两国人民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接连几日，《劳动新闻》报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举办中朝两国青年友好晚会的情况、志愿军医疗队积极为当地朝鲜人民服务的事迹，以及志愿军文工团为军事停战委员会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演出的情况，还宣传了志愿军官兵广泛开展“中朝友好月”活动。 所有这些，无非是希望向北京传递一种信息——朝鲜有意缓解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

3、毛泽东权衡利弊缓和对朝关系

在此非常时刻，毛泽东自然十分关注朝鲜问题。1956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联络部、宣传部的内部刊物及党报不断刊登一些有关朝鲜的消息。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讲话。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时，金日成强调说，“最近国际反动势力疯狂地企图损害苏联的威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强统一和团结，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团结”。 中联部所编的《各国共产党简况》於12月19日介绍了《劳动新闻》11月7日社论的内容，这篇以〈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为题的社论热烈支持苏军“粉碎匈牙利反革命暴行”的举动，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独立和幸福。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 接着，該刊又连续刊载了大量来自平壤的消息，如朝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的情况以及《劳动新闻》社论的如下说法：这次选举表明全体人民的团结及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支持和信任；朝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些情况：劳动党克服急躁情绪，强调自愿原则，积极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劳动党号召反对官僚主义的情况：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鼓励自由讨论；劳动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资，降低农业税，允许私人经商，等等。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劳动新闻》於5日和6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外，也有不少关于中朝关系状况的报導。中宣部所编的《宣教动态》於1956年12月8日报导了这样一件事：10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中朝足球赛的新闻说，朝鲜队在踢进一球后便采取了“破坏性防守战术”。朝鲜作家韩雪野看到了这则报导，后来在中国参加一次会议时对翻译说，中国的这个报导不公平，有大国主义表现。 1957年1月11日《宣教动态》刊载了辽宁省委的报告，说在安东边防、口岸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中，存在一种错误思想作风，主要是对朝鲜人态度傲慢，不讲礼貌。有些人常以“六亿大国”自居，认为“朝鲜国小，又穷”；又以志愿军为资本，声言“没有我们，他们不行”。有的渔民越境捕鱼，受到阻挠时，态度极端蛮横，说“打点蜊子还不愿意，如果不是我们的志愿军，你们的脑袋早就没有了”。有的边检人员认为朝鲜人问题多、好捣鬼，对朝鲜人故意刁难。对待朝鲜越境份子，存在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审查时侮辱人格，谩骂吊打，甚至不给饭吃。

这些消息未必完全准确、可靠，但是却向中共中央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劳动党完全赞同和支持苏军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而这一行动恰恰是中共建议和鼓动的；金日成一再强调要加强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统一，而这正是刘少奇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党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迹象，金也没有要背叛革命的任何举动，中国焉能以此为理由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积极”的措施？即使过去劳动党在经济政策、干部路线和党内生活准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现在看起来（至少表面上）也正在逐步纠正之中，还有必要步步紧逼吗？最让中共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利用「波匈事件」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敦促苏共发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的宣言，自己却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大国主义作风。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朝鲜的政策，换一种方式调整与朝鲜的关系。筆者認為，极有可能就是基于这一点，周恩来在1957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改变了关于在朝鲜撤军问题上的提法。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国缓和与朝鲜关系的第一个迹象表现在对自身的检讨。195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朝鲜、越南实习生工作的指示，责成国务院主管部门及安排实习的三个直辖市和十六个省党的机关，对实习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是：有关厂矿企业领导是否重视此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实习生在学习和生活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其次，中共对「八月事件」後朝鮮逃亡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3月4日，逃亡中国不久的金忠植给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 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省委书记富振声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对金忠植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提出要求：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的朝鲜族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问题。

不过，要说中国对朝鲜政策此时已经发生转变，还为时过早。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据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朝双方在1月关于1957年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朝鲜人坚持要中国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委本国物资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3月9日，南日紧急向苏联求援3万吨炼钢用焦炭。因為朝鲜唯一运转的一座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60%的生产能力，而一年13万吨焦炭的缺口原来是靠中国补足的，现在中方通知只能提供10万吨，只好求助于苏联。 另普扎诺夫的通报，4月10日受金日成委託，他向中国使馆告知，朝鲜将于5至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朝鲜希望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 此外，早在5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对五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前，金日成就请求乔晓光转告中国政府，希望中方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学习中国制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相关问题。然而，中国对此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朝鮮延期归还将于1961至19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但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8月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 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 于是，朝鲜希望准备于9月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 然而，同1953年一样，朝鲜人在中国又一次意外地取得了重大收获。

促使中国党和政府根本改变对朝鲜方针的，很可能是1957年夏天在国内发生的一场颇有影响的政治风暴——反右运动。「波匈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对无产阶级政权造成主要威胁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反动势力，而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从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毛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因此提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党内高层对此有不同看法，多数干部又对延安整风的后果记忆犹新，整风运动的设想和做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毛执意要进行整党，只有借助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的力量，于是“关门整风”变成了“开门整风”。然而，局势的发展出乎毛的意料，一方面，被发动起来的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了涉及“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常尖锐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人因公私合营后收入降低纷纷起来闹事、罢工，而农民因对农业合作化不满而出现大规模“退社”现象，特别是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开始走上街头，表示不满和抗议。毛感到形势严重，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于是来了一个“急刹车”，提出全党转向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声号令，一场以反右派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运动便迅速波及全党、全国。 此时，中国的反右运动与朝鲜的整党和肃反运动在政治倾向上已经完全合拍，况且中国内部如此重大的政治波动也需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理解和支持，毛如何还有心思对朝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一直笼罩在中朝关系上的阴云逐漸散开了。

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出人意料地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李永镐则告知，劳动党正在学习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我们要仔细研究这个文件”。 平壤对此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领导层决定，委托金一访华时“试探一下中国朋友现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国一事”，如果没有意见，朝鲜允许朴一禹返回中国。8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朝鲜领导人，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贺电高度赞扬了朝鲜在恢复和重建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朝鲜在维护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和平统一所做的巨大努力，并“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朝鲜方面也做出积极反应。鉴于苏联方面多次提醒和建议朝鲜应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南日在8月2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透露，劳动党“最近全面考虑了我们之间就这一问题的谈话”，“近期我将亲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大使乔晓光建立亲密的、坦诚的、同志式的关系”。 9月2日，中国邮电部发出〈关于发行朝鲜进口报刊工作的通知〉，将过去由延边新华书店负责发行的朝鲜进口报刊，自9月1日起改为邮局统一征订和发行，要求全国各地邮局，特别是东北各局，大力开展宣传征订工作，并主动与新华书店联系，做好零售业务。 至此，中朝关系转圜的大门已经敞开。

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进一步掀起了中朝友谊的高潮。在会谈中，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計劃的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至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中方决定其差额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但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1956年差500万亩，1957年差700万亩），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12,000吨棉花、1,500吨棉纱和1,000万米棉布，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如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均尽量接受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但中國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

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实际贸易额很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1957年中朝年度贸易总额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至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提供贷款的方式解决了。

朝鲜代表团访华后，双边关系的确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更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也被朝鲜人看作是中国的节日，据《人民日报》报導，“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不过，扩大宣传、增加援助毕竟还是表面的和局部的舉措，要想彻底改善中朝关系，必须在对朝方针上采取根本性的措施。

那么，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是基于对金日成认识的改变，抑或只是施展一种政治手腕？笔者倾向于前者。无论是否出于真心，金的做法的确证明了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而毛作为公认的一位国际共运领导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个问题。此外，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也会令毛泽东感到担忧，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邻邦，朝鲜无论如何也应该更亲近中国。

然而，要想让金日成真正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向中国靠拢，还要继续作出努力。于是，毛泽东趁热打铁，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从朝鲜撤出全部中國人民志愿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