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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社会学家谭金美的爱恨情仇

2024-12-14
作者: 杨 立

1964年3月25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华裔老妇人因患脑栓塞突然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位在孤独中死去的华裔女性就是在美国学术界颇为知名的“芝加哥派”社会学家谭金美（Rose-Hum-Lee，1904—1964年）。

                                                                       
▲女社会学家谭金美
 
01、从唐人街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到中国媳妇
谭金美于1904年8月20日出生在蒙大拿州比尤特镇一个家境颇为殷实的华人家庭，家里开杂货店。兄弟姐妹共7人，四女三男，谭金美是次女。谭金美从小接受美国教育，中学毕业后不久便和来自广东、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李姓中国留学生相识相恋。1925年6月21日，两人在宾州结婚。按照当时美国的移民法，尽管她是土生美国人，但因和没有入籍资格的亚裔外国人结婚便自动丧失公民身份。
1929年，谭金美随新从“宾大”毕业的丈夫返回中国，生活在广州。谭金美在中国生活期间，并没有过“少奶奶”式的生活，而是在社会上供职，自食其力，也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她曾报道过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大会，会议的出席者中有邓颖超、史良等知名女性。“卢沟桥”事变之后，谭金美参加了由广东“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发起、在宋美龄领导下的“战争难童”救援活动，还收养了其中一名孤女，这就是她的养女李怡颜。

▲（右一）年轻时的史良
1938年11月28日，谭金美携养女逃离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下战火纷飞的广州，回到美国。次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申请恢复了自己的美国国籍。
02、寒窗苦读：走上职业妇女之路
回到美国后的谭金美作为一个单亲母亲，面临着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由于日本侵华，美国朝野对“远东”的“中国问题”都极为关注。谭金美自幼生长在美国，接受美式教育，能够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也很擅长用英文写作。加上她在中国生活过10年，了解中国，所以就四处讲演，同时给报纸和杂志投稿，宣传和报道中国。谭金美可以说是“二战”期间在美国帮助中国宣传抗日的为数不多的土生华裔女性之一。
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之后，在美国民众中掀起一股“中国热”。谭金美这时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她也经常身着蒋夫人式的旗袍给美国人讲解中国时局，或介绍中国文化。谭金美很有商业头脑，每次演讲时她都会带上一些中国物品，讲演结束后就把随身带来的物品展览出售。靠着演讲、销售、撰稿及其他兼职收入，她居然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女儿，还一口气先后完成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业。
1945年，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谭金美便受聘到新成立的罗斯福学院任教，开始了她的教职生涯，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谭金美对自己身为华裔女性而取得博士学位的成就很感自豪，可是同时也在私人手札里抱怨：唐人街的华人妇女对自己的成就不仅不表示祝贺和赞赏，反而出于妒忌心理总在背后议论她的“生活作风问题”。谭金美很受伤，因此在潜意识里几乎对唐人街上的全体女性都怀有敌意和恶感，凡是出现在她笔下的唐人街女性，她都会用厌恶的口吻提及她们。
谭金美是个生活在男人天地里的单身职业女性，她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引起保守的唐人街妇女的猜测和非议。谭金美本人又自视甚高，把自己看作是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华人典范，所以终生不愿和唐人街妇女为伍。
 
03、第二次婚姻
1951年12月22日，谭金美和来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华人律师甄天相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甄天相的美国义父母和谭金美的养女李怡颜见证了他们的婚礼。谭金美在47岁时重披婚纱，仍旧显得楚楚动人。两个人各自戴着婚戒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被摄影师用黑白胶片永远定格在一起。
据说，谭金美是在1951年初到图森市做社区调查时认识甄天相的。两个人年龄相近、才貌相当，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开业律师，都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都有早年在广东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相识之后，言语投机，相互欣赏，很自然就走到一起了。
甄天相生于广东台山簕冲乡上林里，10岁来美，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为义子，他们看他天资聪颖，就送他进入密苏里州的一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这对美国夫妇又资助他进入本州的一所长老派教会学院学习，获得英文专业学士学位。甄天相毕业后就回国奉母命和一位余姓女子结了婚，婚后育有两子一女。1931年，天相受聘在广州培英中学教英文。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战火烧到岭南地区，甄天相便于次年携两子返回美国，定居图森，靠开杂货店和偶尔应邀作和中国时局有关的演讲维生。1938年他开始在亚利桑那大学学法律，1941年毕业取得律师资格，成为亚利桑那州历史上第一位执业华裔律师。那时他的妻子余氏和女儿尚留在中国，天相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图森生活。
1949年大陆时局动荡，在新中国成立前，天相回国把妻子和女儿接到美国，一家人在图森团聚。1951年10月3号，他和余氏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便和谭金美结婚，婚后迁居芝加哥。在芝加哥，他一边投资中餐馆生意，一边重执律师业。但天相在中餐馆的投资亏了本，在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生意也很不景气。生意上的失败导致经济上的拮据，对天相的自尊心是个不小的打击。
 
04、事业腾飞的谭金美
然而此时，谭金美在事业上却一帆风顺，她成了罗斯福学院的名教授，多次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在各种集会上做公开演讲，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1955年，谭金美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奠定了自己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此后不久，在学术界名气越来越大的谭金美当选为罗斯福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系主任，也是第一位华裔系主任。她还受邀参加了一个海外学术考察团，到欧洲13个国家参观访问，考察当地的社会福利制度。
相形之下，甄天相在事业上不免有挫败之感。他认为自己当初放弃在图森的律师业而搬到芝加哥是个错误；为了和谭金美生活在一起，自己付出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代价。当初离婚时他一次性支付给余氏5000美金；还为当时正在上高中的女儿在银行里立了个信托账户，供余氏每月支取65美金，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但5年之后，余氏反悔当年同意离婚，声称因她不懂英文，是在天相的哄骗下稀里糊涂地签了字的。余氏坚持离婚无效，认定天相对她仍有不可推卸的供养之责。此时，天相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打理这个尴尬局面，却很有可能被前妻以“抛弃家庭和不尽供养义务”的罪名而告上法庭——这对爱面子的天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离婚确实给甄天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两个儿子因他离婚再娶在感情上对他变得疏远起来。前妻余氏在美国的族人对他休妻再娶的行为也很不满，公开出面干涉。图森、芝加哥两地华社的舆论对他也很不利。图森社区领袖、“茗园酒家”的老板李道慎就曾当面忠告说，他和余氏离婚会影响儿女们日后的婚姻大事。所有这些因素，加上生意上的失败，都使得甄天相不能在芝加哥安居下去了。
 
05、婚姻搁浅
1957年6月，甄天相返回图森。他原计划在图森呆10天，处理自家杂货店欠税的问题。可是回到图森后天相马上就着手重新开张他的律所，和一个白人律师在图森的商业区合租了一个办公室，此后就再没有回过芝加哥。
谭金美一次次打电话催促他回到自己的身边，表示如果他经济拮据，她愿意承担起全部的养家之责。天相却总是以余氏的“诉讼案”和有堂会背景的余氏族人的威胁作借口，拖延不归。不过在另一次通话中，他还是很坦诚地向谭金美吐露了自己不愿回到芝加哥的真正原因。他说，他知道自己是可以回到芝加哥，靠妻子的收入生活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有自尊的男人，他不能忍受“吃软饭”（be-a kept-man）。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在经济上和事业上重新振作起来。
▲甄氏宗亲的家庭联谊会

甄天相回到图森后先借住在一个甄姓族人的店里，后租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没有和余氏同住。但实际上很可能又和余氏及孩子们住在一起，却以种种借口敷衍着谭金美。谭金美似乎对天相爱得很深——她的两本主要学术专著都是题赠给天相的，因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完全陷入自己想象的“阴谋论”中。她认为自己和天相都面临着来自唐人街堂会的威胁，天相是被迫留在图森的。她的“阴谋论”的核心就是余氏和余氏的支持者联手要破坏她和天相的婚姻。
1958年冬，谭金美担任海外学习考察团领队，再次到亚洲和世界各地参观访问。从海外归来后，她于11月14日又马不停蹄地从芝加哥飞往凤凰城去探望和自己分居已有一年之久的丈夫。天相开车到凤凰城接机，然后将她载回图森，在一个临时租来的简陋小屋里度过一个星期，其间有辆黑色轿车总在跟踪着他们。
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有谭金美手稿，其中第二函第15个文件夹里收藏的全是谭金美在1958年期间和天相通过电话之后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电话记录，共32页。记录非常详尽细致：页首注明是“电话谈话”和通话时间，包括年月日，甚至精确到几时几分。一篇记录标准长度为满满一页，有的甚至长达三四页。多数电话的通话时间是中午，电话打到天相在图森的办公室。
很难想象谭金美在教书和研究的紧张生活之余，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不厌其烦地记录她和天相的每一次电话谈话。她笔录的目的何在呢？是出于一个社会学家保存资料的职业习惯？还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谭金美在笔录每次和天相的电话谈话之后，都要把复印件寄给远在东部纽约读书的养女李怡颜。显然是有意保留证据，以防不测。那么她所担心的不测是什么呢？
谭金美认为自己和天相是被迫分居的，天相之所以迟迟不归的原因是因为唐人街堂会的介入和威胁。她感到自己和天相时刻都有性命之忧。她关心天相在图森的生活和健康，常常打电话和写信给他，希望及时了解情况和动态，也希望在他身处困境的时候帮助他、保护他。笔录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一旦她和天相发生意外和不测，怡颜可以出具这些记录向警方提供线索。她甚至未雨绸缪，把家中的财产预作安排，以保证在自己身故之后，养女怡颜得以顺利继承遗产。
个性强悍的谭金美并不安于坐以待毙，她很快便采取行动回击她“想象的敌人”，她采用的手段就是“告密”。从1959年起，谭金美就开始给政府某机构写信，揭发甄天相前妻余氏和她在美国的亲戚“通共”，证据就是余氏曾于1951年给留居大陆的家人汇过一笔3000多美金的“巨款”。谭金美在手稿里明言，她希望通过告发，把余氏送回“共产中国”的人民公社里。
不过，根据她提供的材料，有关方面认为她所谓的“通共”阴谋案看起来更像是个婚姻纠纷。和她联系的官员提醒她，如果天相确如她所言，在图森遭到“堂会”的骚扰和恐吓，身陷危险之中，那么应当由天相本人出面向所在地的当局反映情况。他们觉得此案和“共产嫌疑”及“堂会”威胁无关，因而不予受理。
谭金美似乎是政府某机构的“眼线”，常把与华人有关的材料翻译、记录下来寄给这个机构。其中有不少材料是告发图森侨领谭澄波的。前者是谭金美的本家，刚来美国时曾在蒙大拿州比尤特镇住过两年。那么谭金美何以对他有如此深刻的仇恨呢？根本原因还是和天相的“离婚案”有关。谭澄波和甄天相在图森华社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两人之间互有“瑜亮情结”，在很多事情上都暗中较劲。
甄天相回到图森后曾以律师资格否决了谭澄波向银行提出的一笔贷款。谭金美认为谭澄波为了报复甄天相，就在背后唆使余氏就哄骗离婚一事起诉天相。因为这个缘故，谭金美对谭澄波恨之入骨。除了告发余氏和谭澄波“通共”之外，谭金美还给这个机构出谋划策，建议如何对付华人，比如她建议立法禁止华人堂会的存在，还建议对某些华人要特别加以注意等等，这给她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06、挑战唐人街
1959年，谭金美获得大芝加哥地区杰出女性奖，事业达到顶峰。然而此时她和丈夫已分居近3年之久。不能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分享事业成功的喜悦，她内心感到极度的沮丧和愤怒。这种情绪在她1960年2月问世的新作《美国华人研究》一书中有所反映。
▲上世纪初美国唐人街

“二战”前，谭金美在美国热心宣传报道中国，强调自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借以引起白人听众对自己讲演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以来，“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在“反共及反对一切非美活动”的大气候下，为了表现政治正确，她在学术上极力强化自己的反共立场。
在《美国华人研究》一书及同时期的书信、手稿和文章中，她主张在美华人彻底美国化，对唐人街华人社区所传承的一切和中国有关的旧习惯和传统都表现得深恶痛绝。她认为唐人街的存在是阻碍华人彻底融入美国社会的绊脚石。她把在美华人分出“唐生”（中国出生）和“土生”（美国土生）两类，把华人彻底同化的希望寄托在后者的身上，认为前者控制着华人社区各种社团组织的领导权，极力使华人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在谭金美看来，唐人街和美国社会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社会存在，离开唐人街、或者和唐人街所代表的一切“非美活动”和价值观决裂才是华裔子弟成为美国人的正确选择。为了让在美华人彻底融入美国社会，她甚至建议移民局严格限制新移民入境。她还一厢情愿地预言：唐人街正在走向衰落。
在现实生活中，谭金美告诫自己的养女不要和唐人街华人来往；她让养女在白人圈子里学习和生活，使她完完全全成为美国人，而不是像她自己那样只是个“边缘人”：徘徊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边际，精神痛苦，灵魂分裂，无所依归。显然，因为自身的特殊遭际，谭金美把自己和唐人街华人、特别是以谭澄波和甄余氏为代表的图森唐人街华人完全对立起来了。
1960年4月，谭美金又在报纸上公开和三藩市侨领李泮霖展开笔战，进一步宣泄着她对唐人街华人社会的愤怒情绪。此时的谭金美简直像个大战风车的女版“唐吉珂德”，公然对在全美唐人街享有极高权威的“六大公司”发起挑战。看来，爱情失意、婚姻受挫真的使她失去理智了。
 
07、孤独而终
1959年4月，天相受雇到凤凰城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次年10月，他还参加了在凤凰城举办的一个竞选活动——竞选州最高法庭庭长。在和谭金美谈及竞选动机时，天相自言，尽管他对胜算没有很大把握，不过他希望借此机会向他的敌人（如谭澄波）显示他“并非等闲之辈”。在亚利桑那州华社里，天相的确曾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精明强干、辩才无碍、人脉广泛——这或许也是谭金美爱慕他、迷恋他的原因吧。
1962—1963年，谭金美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到凤凰城和天相同住，同时执教于凤凰城学院。为了和天相生活在一起，她曾有过辞去罗斯福学院教职、迁居凤凰城的想法，不过因天相劝阻，未付诸行动。据图森华人陈容宽回忆说，天相在和谭金美同居于凤凰城时，每逢周末便回到图森，和那边的家人度周末；有时还会把一些亲戚故旧召集起来，到他在图森的家中吃烧烤。陈当时就很纳闷，不知他是如何分身有术，巧妙地周旋于两个女人和家庭之间的。
1964年3月25日，谭金美被急救车呼啸着送进凤凰城某家医院，猝然死在那里，死时天相不在身边，据说那天他回到图森，和那边的家人一起过周末去了。
谭金美死后，天相和余氏复婚，重新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夫妇俩在一起平静地度过了晚年，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谭金美似乎只是他们漫长婚姻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然而她（谭金美）爱过，恨过，两种感情都炽烈到了可以灼伤自己和他人的程度。
最后，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化作烟尘，却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她生前写作出版的两本学术专著成为“芝加哥学派”研究美国华人的经典。人们或许还记得社会学家谭金美，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生前曾有过这么复杂的情感经历，这是一个谜一样需要解读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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