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中法战争时期的情报网

作者: 陈晓平

张之洞以两广总督身份实际主持中法战争越南战场，任用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取得辉煌胜利。毫无战争经验的一介书生，把百战功高的李鸿章比了下去，自有其成功之道，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是，张之洞精心组织了一个高效率的情报网，这是以往中法战争研究中所忽略的。

张之洞画像

张之洞的情报意识

张之洞被称为“巧宦”，中探花后历官数十年，一直有惊无险，有赖于他超前的情报意识。这数十年，清廷内忧外患，朝局先后发生剧烈变动，多少名臣高官得咎落职、饱受攻击、身败名裂，甚至战死、赐死，惟有他一直稳如泰山。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受尽朝野攻讦，帝师李鸿藻中法战争时被逐出军机，翁同龢在“百日维新”时罢官还乡，庚子事变时原四川总督李秉衡兵败自杀，大学士徐桐自缢，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赐死。差不多同一时期名望相当的高官，只有他跟少数几个人得保令名。

清代，府州县官员指派在省城打探消息的人员叫做“坐省”，省级官员指派在京城打探消息的叫做“坐京”，凡是固定在某地负责猎取政治情报的人员都可以叫做“坐探”。他们大都有本职工作，猎取情报只是额外服务。茅海建指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乃是张之洞的“坐京”，百日维新期间担任军机章京，时常得到光绪帝召见，参预最高机密。张之洞的“坐探”都是能力很强、有名望地位的一时之选。笔者的研究表明，庚子事变时他的“坐京”是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军机章京王彦威，这三个人都在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边工作。这样的“坐京”提供的情报，当然是最高质量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张之洞给许景澄、袁昶、王彦威等人下达要求：“再，前奉高密相国复电，言至痛切，愤恨无极。惟其中尚多未尽之词。自肇事至今，内中秘密宗旨，兵事曲折情形，务恳详悉示我。其有关重要者，请速用密码翻好，付原差至保定电发，以便早得闻知。洞又启。”（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12页）所谓“高密相国”，指领班军机大臣荣禄。张之洞及时打探到慈禧宠臣荣禄的态度，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主持“东南互保”，不仅没有受到责罚，事后还得到慈禧的肯定。与此同时，形势判断有误的大批高官，要么在八国联军入城前后自杀、逃亡，要么在追究“祸首”时被赐死、流放，十分悲惨。

领班军机大臣荣禄

在晚清督抚之中，张之洞的情报意识可能是最强的。他有计划地在全国编织一个周密的情报网，及时掌握京外（京城与外省）最新动向，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谋定而后动，故而为官数十年，没有犯过什么致命错误，深得慈禧太后欣赏。

1881年，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上谢恩折，自称“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当时被传为笑料。人们觉得他一介书生，刚刚当上普通省份的巡抚，未有尺寸建树，竟妄想“经营八表”，未免自视过高。据野史记载，他的族兄张之万某日上朝佩了两只挂表，旁人颇为诧异，张之万笑道：我戴两表而已，不如舍弟有“八表”之多。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还在山西，已开始密切注视战场与外交动态，11月30日连上三道奏折，除提出决战计、顾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刘永福）、务持久、散敌援以及调兵遣将种种方策外，还特别留意到“速文报”问题，提议在云南、广西安设台站以达广东。

张之洞做事富有前瞻性，谋定后动，稳步推进。他在山西上奏对法方略时，实际已在觊觎两广总督职位，同一天呈递三份阐述抗法策略的奏折是重要铺垫。到次年春慈禧撤换全班军机时，新的军机大臣当中有他的堂兄张之万、盟友阎敬铭，经这两人推荐，慈禧决定召见张之洞面询方略。

在11月30日递上奏折之前，张之洞已派遣在山西任职的两广籍官员提前南下，打探两广官场及法国、越南方面的情报。这两个情报委员不负所托，禀报源源不断，十分详尽，使得他身在太原却对南海周边了如指掌。凭借高质量的情报，他对如何打好这场战争大体已心中有数。1884年4月12日，上谕“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在当面垂询对法方略后，5月22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全面主持两广、云南前线的抗法战争。至此，曾经嘲笑“八表经营”的人，才领会到张之洞的深谋远虑。

张之洞族兄张之万

张之洞的情报网

张之洞的情报经营，大约包含几个层次；一、依靠族人、姻亲、同乡、同年、师门、门生故吏通报朝野动态。这一点，同时代的高官大体都能做到；二、在重要城市指定“坐探”，包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李鸿章凭借其多年经营积聚的大量人脉，可能铺设的节点比张之洞还要密集，但未必效率更高；三、派出侦探委员到某个区域，专职从事情报工作；四、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个远东航运中心、情报中心，指派可靠的香港华商为“坐港”。张之洞超出其他高官一筹的地方，在于他能将多个层次信息来源互相配合，又愿意亲自起草电文发纵指示，提高了情报人员工作的效率与积极性。他的情报人员不仅提供军事情报、官场动态，两个“坐港”甚至随时禀报国际政治事件，使他得以及时获得国内国际各种深度信息，立体全面，为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以往各个版本的《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受限于“体例”，极少收录张之洞的收电、收信、所收禀稿。有经验的晚清史学者都知道，只看到某个人物单向的发函、发出的电报、奏折，若看不到对方的来函、来电以及朱批，很难深入了解某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顾廷龙、戴逸两先生主编的新版《李鸿章全集》突破传统“体例”，大量收录收电、收信、朱批等，对深化研究极有帮助。

近年，随着《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钞本》第二辑（张之洞专辑）、《清代稿钞本三编》及《广州大典》“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督粤收接电稿”、《赵凤昌藏札》的影印出版，张之洞文献成倍增长，对深化张之洞研究创造了条件。唯上述文献只是以影印方式面世，相当部分原稿没有日期，尚需多下考证功夫。

笔者对上述史料集中的相关来电、来函、禀稿作初步整理，考定其年月日，发现张之洞苦心经营的庞大情报网，因《全书》《全集》的“体例”问题几乎都被遮蔽掉。以1883-1885年间为例，张之洞在天津、上海、香港等要地均布置了“坐探”，及时掌握动态，对中法战争越南战场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有力地支援了台湾抗法斗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884年5月20日朝廷才任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他却早在1883年9月份，就从山西派出两名专职侦探委员到两广、香港刺探情报，同时要求到派驻天津采购军械的记名总兵李先义随时汇报有关中法越南交涉各方面动向。张之洞情报工作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前瞻性、目的性，令人吃惊。这一切只能说明，两广总督这个职位，是他有计划营求的结果。

何见扬与陈占鳌

张之洞派到两广刺探情报的两个专职侦探，一个是广西容县人何见扬，另一个是广东海阳（今潮安）人陈占鳌。事先约定，陈占鳌在香港、广州工作，第一份禀单编号“粤字第一号”，其馀类推。何见扬主要负责广西方面，第一份禀单编为“西字第一号”。国家图书馆所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收录了何见扬的前3份禀单，陈占鳌的则有30份上下。

何见扬，1875年中举人，后通过“大挑”分发山西。清代官制，举人若多次参加会试不中，允许参加吏部的“大挑”考试，入选者用作候补知县。“大挑”考官主要看参选者身材样貌，入选者皆是相貌堂堂之辈。何见扬于1883年9月16日向张之洞禀辞，从山西出发辗转行进，中途或有耽搁，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883年11月底。12月4日，湘军老将、兵部尚书彭玉麟率领楚军开进羊城，何见扬见证了这个场面。

兵部尚书彭玉麟画像

何见扬“西字第二号”禀文，因急于交差，写起来有些缺乏条理，但内容还是很丰富，也很“硬核”。为了证实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一事，他等了十多天。等到12月7日，同事陈占鳌由香港到广州，两人一起到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府邸访问，未得确切消息，不得已，将省港西方人接到的电报、新闻纸内容禀报给张之洞：法国知道与中国不免一战，担心越南兵力单薄，已从法国、非洲调兵来越；越南刚刚即位的新皇帝，被反法志士下毒杀死；两艘法国战舰于12月15日开往海防；12月4日下午，彭玉麟抵达广州，楚军4000名也乘船抵达，11日彭老将军视察了虎门、黄埔炮台并检阅了乡团；广州反法情绪高涨，有人跑到法国人所办的石室天主教堂准备闹事，幸亏官兵及时赶到弹压；广西巡抚徐延旭发来六百里加急文书，请两广总督张树声代为上奏，留下刚刚调任广东的原广西巡抚倪文蔚，继续主持广西政务，他本人率军队出关御敌。最后，何见扬禀报他本人定于12月20日回广西容县老家探亲，继续打探广西、越南情形。（《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第821-824页）

陈占鳌，广东潮州海阳（今潮安）人，进士，工部主事，因劝办赈捐有功，以直隶州知州分发山西省尽先补用，清末升至山西冀宁道。晚清候补官多如牛毛，到省后长期不能得到实职，经常被省级高官委以临时差事。这次，张之洞要从香港打探情报，首先想到广东人陈占鳌。

陈占鳌于1883年10月11日抵达香港，随即向各洋行、报馆、同乡商人打探消息，又请人代为翻译英文报纸报道。他主要住在香港，偶尔回广州，利用他跟水师提督方耀的同乡关系，打探广东沿海、沿江设防情况。陈占鳌情报内容丰富，这里暂不展开，但其中有关“钦督失和”情况，应该引起了张之洞的高度关注。

咸丰、同治年间，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湘军、淮军相继崛起，朝廷以官职酬功，导致“天下督抚半湘淮”。1872年曾国藩故世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煊赫一时。虽说李鸿章自认曾国藩弟子，湘、淮之间为争夺利益，自然而然地互为对手。广东富庶省份，被湘、淮两系交替控制。先是刘坤一（湘）任两广总督4年，继则张树声（淮）承乏3载，1882-83年曾国荃（湘）履任一年有多，随后张树声（淮）又回任督粤。1884-1889张之洞督粤，是唯一非湘非淮的总督。张氏走后，李瀚章（淮）连任6年，谭锺麟（湘）又做了4年有多，两人皆年老昏瞀，无甚建树。

朝廷派湘军老将彭玉麟来广东，以兵部尚书、钦差大臣的头衔，压在淮系大将张树声头上，张氏的郁闷可想而知。彭玉麟从湖南拔队，人未到，事先拟定的一份告示已飞递到广州。此老以湘军水师起家，对国际交往所知甚少，这份告示言辞激越，一经贴出马上开罪列强，对抗法战争有损无益。张树声立即向总理衙门告状。等老彭来到广州，总理衙门电报已到，“谕令办理以镇静为要”，彭尚书费尽心血的一篇煌煌檄文就此胎死腹中。彭玉麟遭此闷棍，当然要寻机反击。淮系张树声秉承李鸿章作风，善于利用外国资源，为筹措对法战争经费，向英资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两，彭玉麟认为“粤中素称富饶，若不能筹款”，反要向洋人借债，“实负皇上委任至意”，抬出光绪帝把张树声责骂一顿。（《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

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之洞在太原写信给京城好友张佩纶：“粤之官、绅不和，钦、督不和，大是坏证。……雪帅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州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鄂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6-27页）这些消息，综合了何见扬、陈占鳌等人的禀报，也可能参考了外电报道。

“钦督不和”对打好对法战争十分不利，但张之洞却从中看到机会。一旦让他取代张树声当两广总督，自有办法安抚彭玉麟。这些情报让张之洞下决心营求两广总督位置。张是主战派，从战争爆发开始已对李鸿章偏软的对法交涉方针不满。把淮系张树声轰下台，也是对李鸿章及“主和派”的一个打击。

张之洞营求两广总督位置，甚至对多年挚友张佩纶也封锁消息，这是情报工作的另一方面，即“反侦察”。张之洞、张佩纶并称“二张”，都是“清流”健将，来往极密。1884年3月，慈禧太后罢免以恭亲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班子，新的军机大臣里面，有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暗中提供助力不少。4月25日上谕“张之洞着来京陛见”，这是慈禧太后要重用他的信号。多年“铁哥们儿”张佩纶完全蒙在鼓里，还以为张之洞此次进京，将入值总理衙门。（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375页）在慈禧召对的第二天，5月20日出炉一个大新闻：“两广总督着张之洞署理。”张之洞对挚友封锁消息，原因在于张佩纶跟李鸿章走得太近。张之洞的情报意识，也包括了强烈的“反侦察”意识，他连消息灵通的李鸿章都骗了。这份“扮猪食老虎”的本事，可谓一时无两。

陈占鳌、何见扬禀报中，接连大谈特谈刘永福的出色战绩，有时写得神乎其神。这些情报无疑让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产生了极大好感，上任之后，奏请给予刘永福记名提督正式职衔，在军械补给方面实力支持。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又千方百计，把黑旗军撤回广东，办理善后，嘘寒问暖，照顾周到。

刘永福

周密的情报网

以上只是举两个专职“间谍”为例说明张之洞情报工作的前瞻性。张之洞获取与中法战争各方面的情报，实有赖于一个完整的情报网，而不仅仅是专职侦探。在山西期间，他派记名提督李先义到天津机器局，接洽购买新式武器等事宜，即要求李先义随时汇报在天津所得到的各方消息。

李先义，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积功至记名提督，1882年调任山西，次年受命管带山西练军，此后一直追随张之洞。他在天津的短时间内，给张之洞发来大量中法交涉、广州政坛、越南局势、刘永福黑旗军相关消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7册）由于李鸿章实际总揽对法交涉，又与张树声关系至密，李先义得以从天津搞到源源不断的情报，了解粤省防务、财政紧张状况，让张之洞提前进入角色。

张之洞在浙江学政任上的得意门生沈镕经，浙江乌程人，同治七年进士，1883年秋进京陛见，授广东按察使。张之洞见到这个新任命，立即给沈镕经派任务。沈镕经因家务缠身，拖到次年1月3日才抵达广州，陈占鳌立即过来拜见，再次传达张之洞交代的任务，要沈镕经随时报告广东情形。

沈镕经属于十分传统、古板的读书人，他在给张之洞的密报中，嘲笑张树声“枪炮必购于德商”；广西军报迟滞，张树声计划敷设电报，沈镕经表示反对，主张“添设腰站”（驿站的中间站）。这个弟子没有想到的是，张之洞一到广东上任，随即变成“枪炮必购于德商”的“慕洋犬”。沈镕经第一份情报较有价值的信息，是告诉张之洞，法国添兵越南，北宁战事一定会打响，而法军对中国正规军的防御不屑一顾，他们重视的是刘永福黑旗军。（《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和平时期，清军战斗力急剧下降，黑旗军在夹缝中求生存，反而战斗力爆表。这个密报，进一步加深了张之洞对黑旗军的重视。

张之洞读书照

1884年7月8日，张之洞抵达广州履任，之后的情报网进入正式布局阶段，不仅越南、云南、广西、粤西、福建、台湾等前线地区均有布置，他更加注重的是香港。除驻扎九龙城寨的大鹏协副将、驻扎虎门的水师提督要随时禀告香港水面法国舰船动向，张之洞还另外指派了两个香港商人为“坐探”。这两人的工作纯属义务性质，却尽心尽责，提供了及时的、非常出色的法军情报。由于法国同时在越南、闽台开战，香港成为法军两个战场的补给、修船基地，香港坐探提供的法国军舰、运输舰来往动态都是第一手情报，及时性、可靠性极高。这两个香港坐探，一个是汇丰银行买办罗寿嵩（罗鹤朋），另一个则是创办省港电报的近代企业家何献墀。

何献墀的情报工作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高度依赖香港“坐探”提供法军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何献墀。何献墀是省港电报、大屿山银矿、香港中华商会的创始人，广州自来水的首倡者，一生致力于在香港维护华人权益，为晚清香港重要的华人领袖，也是张之洞发展近代工业的启蒙导师。何献墀事迹在大陆几近失传，是士绅排斥“新阶层”的结果。

何献墀

1884年7月28日至1885年7月15日止，何献墀、张之洞的来往电报多达190封，其中除几封为张之洞指示、询问外，绝大多数是何献墀提供的情报。情报内容广泛，主要涉及法国军舰、运输舰到港离港动向、新加坡方向开来的法船情况，其他部分包含：台海两岸异动，国际新闻包括法国政坛动态，还有香港码头工人抗法罢工的详情。中法战争后，两人仍有电报来往，总数应该超过200封。可是，在王树枬编《张文襄公全集》、近年两个版本的《张之洞全集》中，似乎连一封何献墀电报也看不到。何献墀所做的重要贡献，被活生生埋没了。

张之洞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何献墀呢？何献墀曾在广东善后局工作，1882年创办广州-九龙电报，又长年在广东各地探矿，得以结识负责财政税收的署布政使龚易图。1884年7月28日，张之洞要求龚易图查探法国军舰动向，龚直接引用了何献墀发来的电报，张之洞由此了解这个人搜集情报的能力，随即加以重用。龚易图大为失落，诋毁何献墀“无才干可使，而贪狡素著。”

张之洞没有被龚易图所蒙蔽，经过验证，对何献墀的情报能力越来越信任。8月19日，张之洞向部属通报：“顷接何献墀二十六日所发电报言，三、五日法人以小兵船一二艘到虎门探军实。”他采信了何献墀的情报，要求驻虎门水师密切注意防范法国军舰的间谍活动。何献墀出于爱国热忱，纯粹以尽义务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张之洞提供法军情报。例如，1884年8月26日，何献墀发给张之洞的电报称：

昨晚法有小炮船一艘名“巴施华”，由华马草山来，抵港。是早阅西报云，法又添拨水兵船来中，归提督统辖，不日将到，一名“麓俄尼珍奴厘”，大一千六百二十七墩，食水一十七尺，带炮八位，口五寸半大；一名“星尼厘”，大一千九百四十三墩，食水一十八尺，带炮八位，口大五寸半；一名“拉巴老”，大二千二百三十八墩，带炮十五位，口大五寸半。何献墀禀。申刻，又到港法兵船一只，大约其名“纯者”，因急未知确，明早再详禀上报。“巴施华”船，大约六百墩，带炮六门。

何献墀的情报，不仅提供法国军舰到港船名，而是详细到吨位、吃水深度、炮位口径，这种高质量的情报，为张之洞判断法军动向提供了可靠依据。笔者将国家图书馆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张之洞专辑”、《清代稿钞本三编》所收录的电报做一个粗略统计，发现在中法战争期间，何献墀与张之洞之间的电报来往达190封之多，主要是何献墀提供的法军情报。

张之洞对法国舰队可能进攻广东大为紧张，但这种担心不能在同僚面前表现出来，以免影响士气，动摇军心。他反复要何献墀想办法核实。1884年9月5日，何献墀来电：“遵示查法刻下实无扰粤意。现有法铁甲船名‘加剌仙尼’、木质船名‘威拉’受伤，小水轮船共三艘而已。昨一兵船已护送邮船西贡。法水师提督李北士在港，孤拔不在。何献墀禀。”这个回电，给了张之洞一个定心丸。作为坚决的主战派，张之洞在慈禧太后和部属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在私底下则流露出害怕法国军舰进攻广州的胆怯。

何献墀受张之洞知遇之恩，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日夜盯着维多利亚港，随时掌握法国船舰动态，一有异动马上报告。与此同时，他还随时打探各洋行收到的密电。新加坡是法船从欧洲、非洲来华的必经之路，何献墀要求安泰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同事随时报告法船经停新加坡情况，包括吨位、载兵人数等。

早年的维多利亚港

除法军动向外，何献墀还根据他对国际法、国际商业惯例的了解，给张之洞提供合理建议。1884年夏，张之洞担心法国军舰冲过虎门，经黄埔突入省城，下令填塞收窄黄埔至广州之间的河道。何献墀听到消息，发来紧急电报：“顷闻宪已发塞河札，未知是否，乞电示。意今日宜和局外国，倘法逆未至先塞河，恐碍商务且骇民心。或即应塞，亦俟法有实意犯粤，塞犹未迟。乞酌夺。何献墀禀。”这个建议极有见地。战争只在中、法之间进行，中方应该对中立国家（“局外国”）示好，填塞河道对中立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利；另一方面，法军未有进攻广州确切消息，这种做法既妨碍商务，又对安定民心不利。一定要填塞的话，等收到法军确切消息再进行也不迟。可惜，张之洞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依然固执己见。这次填河费用甚大，等战争结束后重新炸开则开销更大。

到1885年3月谅山大捷时，中法战争已进入尾声。由于法军仍占领澎湖，何献墀的情报发送一直到7月份才停止。6月10日，何献墀打电报问：“法夷就款，约章已画押，此后法船往来仍电禀否？乞赐谕以便凛遵。”张之洞的回答是：“澎湖未退，法船仍报。”也就是在中法和约已经画押之后，张之洞仍然不放心，怕法方不守约，要求何献墀继续监控法国船只动向。

何献墀在提供法军情报方面，比清廷官方人员有优势。他是香港成就卓著的商人，华人领袖，曾任东华医院主席、保良局这两家香港首要慈善机构的主席，频繁活动不会引起港府怀疑；他早年曾租船运载劳工前往澳洲、新西兰，对帆船、轮船十分熟悉；他本人就是省港电报的创始人，对电报业务更加娴熟；他负责经营的安泰保险公司有英国验船师从事保险理赔等工作，得以接近越南、台湾海面的法国舰只，就近观察。

实际上，张之洞在战争期间，频繁向朝廷奏报、向各有关方面通报法军动向，其中相当大部分内容是在何献墀等人禀报的基础上加工的结果。

香港安泰保险公司

“被消失”的何献墀

在各个版本的张之洞《全集》当中，我们几乎见不到何献墀的身影。武汉版《张之洞全集》是目前收录张之洞文献最多的，里面仅有两处出现“何献墀”，一处是《雇募德弁片》，提及“令在籍候选道何献墀，在香港访募德弁威勒西一员”，这篇奏片是向朝廷汇报聘请6名德国军官来广东协助训练军队，其中何献墀帮忙在香港找到一个，名叫“威勒西”。

《全集》唯一以何献墀为主角的文献，是因其捐输海防经费，张之洞请朝廷批准为其父母建坊的奏片：

再，据善后海防局司道详称，据南海县职员何献墀为故父何准庭、故母何潘氏各捐银一千五百元，折实银一千零八十两，共银二千一百六十两，由局兑收，冲支海防经费，详情援案奏明准予建坊。前来。臣等查该职员何献墀为其故父母各捐银千两以上，以助军饷，实属急公可嘉，核与捐助军需实银一千两以上，准其请旨建坊之例相符，相应请旨将同知衔何献墀故父何准庭、故母何潘氏，准其在本籍建坊，给予“急公好义”字样，以示嘉奖。除咨部外，理合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书札”中收录了张之洞致两广盐运使蒋泽春的书信，第一封讨论香港东华医院事务时，将何献墀写作“何斯墀”，估计是行草书难认而致误。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作为目前收录张氏文献最多的文集，只有两处出现“何献墀”，与他的实际贡献完全不相称。

目前所知，河北版、武汉版《张之洞全集》均在王树枬《张文襄公全集》基础上增补，而王树枬《全集》又是在许同莘编纂的“张文襄公四稿”（含《张文襄公电稿》）基础上增补。许同莘编纂出版《张文襄公电稿》，曾下过极大功夫，有功于世，但“全稿凡二百余册，今所编录不及其半”，也即编入《电稿》书中的只是小部分。他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把张之洞全部电稿分为甲、乙、丙三编，甲编六十六卷即是已出版部分，自称“要旨宏纲，靡不赅备”，乙编“在全稿为剩义”，丙编则被认为“无关宏旨”，均未能出版。可以肯定，原稿中大量的何献墀电报，被许同莘等编者直接删汰，随之也就未能进入后来的各版本《全集》之中。幸运的是，这些电报原稿（或抄件）得以保存于国家图书馆，我们今日才有机会窥见这个“被消失的何献墀”的重要活动。

何献墀其人

何献墀（1838-1901），又名何廷勋、何美玉（Ho Mei-yuk）、何亚美（Ho Amei），字崑山，广东南海南村沙乡人，父何准廷，母潘氏。少孤，兄弟两人入读英国传教士里雅各所办香港英华学校，1858年跟随乃兄Ho Low-yuk（何流玉）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华人中传教。不久，他脱离教会，组织华工赴新西兰金矿工作。1864年，他与西洋女子萨拉·福斯特（Sarah Foster）在澳大利亚结婚，生下二个女儿，次女早夭。他在墨尔本工作10年后回到广州，入粤海关工作6个月，1869年回到香港充当政府翻译。1870-1871年，他重操旧业，租船载运华工前往新西兰开矿。1872年，何献墀入广东善后局（The Provincial Tax Bureau）工作，由此结识了不少广东省官员。1877年，他回到香港，担任香港第一家华人创办的安泰保险公司经理，由此得以成为第一个进入香港总商会的华人。1880年，何献墀与福斯特离婚，推测离婚原因，是何献墀后来又娶了华人女子为妾。

何献墀行事既脚踏实地，也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1881年，他向李鸿章提议，在香港募集资本2000万元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业务，与印度订立长期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逐年递减，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交涉以失败告终。

1882年，他与李璿（玉衡）、李德昌（李万清、李逸楼）兄弟发起成立华合电报公司，敷设广州到九龙电报线路。由于英国方面的阻挠，华合公司的电报线未能连接到香港本岛。不得已之下，何献墀与盛宣怀合作，由官办的中国电报公司收购华合公司，最终在1883年春贯通了广州到香港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在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中，成为张之洞的信息生命线。

同样在1882年，他聘请英国工程师柯则域踏勘考察广州水源地，写成《粤垣源源水局议》一书，提议集资在广州西村设立自来水厂。广州绅商对水厂项目盈利前景不看好，应者寥寥，计划被迫搁置。1905年岑春煊督粤，基本按照这个计划书建设西村水厂。100多年过去，西村水厂至今仍在为广州市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用水。

《粤垣源源水局议》

何献墀长期从事招募华工赴澳洲、新西兰采矿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对矿业一直情有独钟。1883年，他把虎门附近潭洲发现的矿石送到英国化验，证明有13%的含银量。他用1万银元买下这个银矿。接着，他的目光又转向大屿山的矿产。当时大屿山仍属广东，要到1898年签订《展拓中英界址专条》时才划给香港。他付出年租金2千银元租下矿场，成立公司发行股票大规模集资，从英国聘请地质学家、矿师，购买全套机械设备进行开采。1886年3月，大屿山银矿正式开工，这是广东省第一家大型机械采矿企业。这家公司后来转让给著名企业家徐润，开采数年后经济效益不佳，被迫废弃，留下了“银矿湾”（Silver Mine Bay）地名。

1885年，他成功劝说张之洞设立广东矿务局，聘请欧洲矿师开始系统地在广东各地进行勘探。张之洞对机械采矿、新式冶炼的极大兴趣来自何献墀的启发。1889年，张之洞从欧洲订制的大型炼铁设备装运来华，刚好他调任湖广总督，遂将设备运往湖北建设汉阳铁工厂，由此促成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勘探开采。可以说，何献墀是张之洞发展近代工业的启蒙导师。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何献墀主张新式企业商办，张之洞则主张官办。商办、官办的两条道路之争，贯穿了整个清末时期。

银矿湾（kingfocus摄影

何献墀痛感香港华人遭到种族歧视，一直以华人领袖身份争取华洋平权。港英政府很早就通过一项华人宵禁令，规定华人在天黑以后出街，必须携带油灯或灯笼，否则加以处罚。经过何献墀持久地领导华人抗争，港府不得不在1897年实际取消了这个条例。

为更好地表达华人利益，何献墀一直致力于在香港创办华人商会，历经曲折，到1896年年初，香港中华商会会所终于落成开幕，何献墀当选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香港《士蔑西报》报道了中华商会开幕的隆重场面：

上午10：30分，活力满满、富有公共精神的主席先生何献墀，身穿精心绣织的补子官服，头顶水晶顶带，行抵门外。伴随他脚步的，是锣声镗镗，爆竹声声。等他步入正厅，两扇大门关了起来。来自九龙城的大鹏协副将（Colonel Chun），是参加仪式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虔诚地履行他的义务，正式宣布香港中华商会开幕，带领身着长袍马褂的商会会员们排成两列，在祭坛前就位。

从此，香港华商有了自己的正式代表机构。1898年，何献墀从安泰保险公司退休，回到广州居住，次年还在增城等地继续探矿。据香港学者冼玉仪的研究，何献墀于1901年逝世。

结语

若《南海县志》记载无误的话，中国漫画先驱何剑士（1877-1915），乃是何献墀的儿子。清末，何剑士与一群同盟会志士在广州开办《时事画报》、《真相画报》，用漫画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中国美术界最早的“匕首与投枪”。父子两人均富于开创精神，为清末民初“新阶层”的杰出之士。

何剑士

鸦片战争以后，在广东沿海、香港、上海等口岸涌现出一个“新阶层”，最早出现的是通晓国际贸易的买办、精通机械操作的工人，接着是教会学校、新式学堂毕业生渐成主流，他们各个新领域发展，从事国际贸易（海关）、轮船、机械、采矿、电报、报刊出版、新式教育、西医、外交、金融等职业。正是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何献墀本人横跨了国际贸易、采矿、电报、保险几个领域。由于没有举人、进士等科举头衔，又经常与洋人打交道，他们普遍遭到士绅阶层的歧视。数十年来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洋务官僚关注较多，对真正动手开创新型企业的企业家重视不够。

清末民初编纂《张文襄公电稿》的许同莘诸人，都是曾与张之洞有密切关系的士绅，这些清朝士绅到了民国初年仍然掌握极大的话语权。他们不屑于了解何献墀这样的“商人”曾经做过什么贡献、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士绅意识形态就像一个筛子，筛选出符合他们口味、标准的材料进入历史。或许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要屏蔽什么人，但编纂过程中的近乎无意识的筛选，必然产生屏蔽“新阶层”的结果。

香港学者施其乐（Carl T. Smith）、冼玉仪（Elizabeth Sinn）对何献墀生平有较深入研究，可惜的是他（她）们的成果都用英文撰写，使用他的英文名Ho Amei，两者很难对得上号。近代工业启蒙导师何献墀，在各种有意无意的屏蔽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