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 巴黎公社社员墙

巴黎公社社员墙：红色，“喷射的血”

Le mur des Fédérés : Rouge, « sang craché »

本文编译自《记忆之场》第1册《共和国》第535-554页

马德莱娜·勒贝里乌 著    宋逸炜 译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高地，也就是这座树木成荫、群鸟盘旋的古老墓园的第76区，散布着一些奇怪的纪念碑。这座死者之城的东南部、毗邻沙隆（Charonne）街区的围墙边有一块空地。188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即将庆祝首个7月14日国庆节前夕，我们聚集在这个“属于五月战败者的灰墙”下，塞夫兰娜（Séverine）后来写道 ，“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公社战士。他们备受爱戴，英勇顽强；死后却被石灰裹尸布包着，并肩于此地长眠。”这些尸体中，有一部分是在公墓被捕的战士，他们背靠墙壁，全被处决；更多尸体则是巴黎公社失败后，塞纳省警察局于1871年5月28至31日间用车运来的 。所有尸体被排成三列摞在一起，草草掩埋。十余年后，在五月里一个美好的周日下午，一群年轻人沿着山丘滚动颅骨、重新拼接骨架，以此取乐 。简单的游戏令人毛骨悚然，天啊！是游戏吗？还是对一种可能已经遗忘的残酷讽喻？一些个人和组织都希望与这种现象抗争。怎样做？以谁的名义？如雅克·鲁热里（Jacques Rougerie）所说，对社会主义者、最红色的人和激进共和主义者而言，公社是一座自由之城。然而，对朱尔·费里和梯也尔呢？“挨饿的费里”（Ferry-famine） 是巴黎围城时期的市长，1880年上台执政，重任在肩。梯也尔（Thiers），镇压公社的组织者，同样也是共和国——“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的缔造者之一。通过怎样的解释框架和历史可以超越这种矛盾呢？

拉雪兹神父公墓

巴黎公社社员墙

社员墙的诞生

直到巴黎公社十四年后，社员墙才作为一个特殊的公社记忆之场出现。1885年，公社战士瓦莱斯（Vallès）和公社的同情者雨果双双离世。在此之前，相关事宜并不多见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回顾这十四年间的历程。

1871至1880年，是沉默的年代。这不是说公社记忆确实被扼杀了。对于这座殉难者的城市而言，尤其是贝尔维尔（Belleville）高地，这个被视作为底层而战的叛乱者街区，这真的可能么 ？尽管大镇压和“道德秩序”（Ordre moral） 带来了必不可少的审慎，尽管所有共和主义者采取多种形式的必要举措来捍卫他们的新政体，但“尼古拉，公社并没有死亡” 。由于审查委员会禁止所有与1871年春天相关的影射，公社的名字没有出现于1876年10月在巴黎阿拉斯街（Arras）学院大厅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出现在剧院和咖啡馆中。但是，在谈到流亡者的悲惨及其父母的哀痛时，抱怨已从民众的内心深处涌现 。1871年11月，一位老丝绸工人、来自塞纳省的激进派议员让-路易·格雷波（Jean-Louis Greppo）成立了政治犯家庭救助委员会（Comité de secours aux familles des détenus politiques），他在九年内募集了34余万法郎的捐款，帮助了三千余名家属 。然而，当公社的信仰开始被组织起来时，最初只是关于3月18日的，而不是关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首先是半秘密的、兄弟般的聚餐；继而是带有回忆性的真正宴会；随着道德秩序的束缚放宽，会议、音乐会、乃至舞会也都愈发常见。自1878年起，出现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氛围，虽然不是节日，人们也在庆祝着公社的黎明。

即便红色报刊，最早的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L’Égalité）和《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在其特别专号上向公社致敬，这些愉快岁月的回响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革命者的范畴。格雷波创立的委员会已经卷入甘必大主义运动之中，并在共和主义宴会上散发认捐单：1876年9月22日瓦尔米战役纪念日、1878年2月24日第二共和国三十周年纪念日、1878年伏尔泰逝世百年纪念。人们会说，这看上去并非一种简单的同情行为，其中实则存在相互作用的因素。公社流亡者永久募捐委员会（Comité de souscription permanente pour l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至少从1874年起就开始在伦敦活动，其财务主管莫让（Maujean）认为，对1878年2月活动而言，5月16日是一个“决定性的日期”（date fatale） ：几个月前已经出现了麦克马洪试图通过政变来危害共和政权的迹象。佩尔唐（Pelletan）、托尼·雷维永（Tony Révillon）等激进主义者于此非常了解，他们认为，巴黎人民是公社者和共和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不可分割。正如热拉尔·雅克梅（Gérard Jacquemet）所言，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共和国已经意识到，贝尔维尔街区中杰出的共和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从未使示威运动失色。公社-共和国词汇协会（Association de vocabulaire Commune-République）也在法国南方具有根深蒂固的联邦主义倾向的民主派中树立起威望。公社社员的形象开始在这些地区得到承认，他们被看作是所有先进人士中的共和主义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充满活力的”（énergiques） 。无论是在贵族群体中建立政权的诉求，还是对公社“暴行”的不安，“玛丽安娜的情人”（les amants des Marianne，或指共和主义者）终于在1878—1879年掌握了政权，他们不会忘记公社。人们想起流落异乡的公社社员，要求将他们全部赦免——这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性的要求。自其开始，经过这场由激进主义报刊发起的运动，甘必大终于在1880年6月21日发表了一场伟大的演说，宣布赦免所有巴黎公社社员。现时的斗争成为了昔日的记忆。

在上文政治视角的概述中，纪念曙光的开端比纪念大屠杀的结局更令人愉悦、无疑也更有效 。直到1880年，纪念的对象尚未被确定为“流血周”，更不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究竟是“一周”还是“十日”？词语本身也不能确定 。当流亡者试图讲述公社的故事时，他们在谈及最后的时日总会哽咽：“我能说说流血周吗？”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在1876年3月18日创作的一首地道的十二音节长诗中自问。公社的敌人本身也在犹豫：知名报纸专栏作家乔治·贝尔（George Bell）笔下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战斗并不是特别激烈 ；埃内斯特·都德（Ernest Daudet）在《公社的末日》（L’Agonie de la Commune）一书中，也低估了在墓地中追捕战士的惨烈程度。总之，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大屠杀还不是最典型的。事实上，屠杀还在巴黎的其他大型公墓上演，如蒙帕纳斯（Montparnasse）、沙隆 ，以及克利希（Clichy）公墓的围墙外。无论如何，截至1880年，在贝尔维尔公墓中没有发现任何集体行动的痕迹：自1871年诸圣节起，在这里摆放花束已成为传统，然而造访此地的人却屈指可数 。

从大赦前夕到维克多·雨果的葬礼，即1880至1885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但即使在特殊年代，社员墙也缓慢地出现在公墓高地上。自1880年起，《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与《平等报》（L’Égalité）一样，在其致敬流血周的特别专号上加以黑框标识。这种哀悼的迹象表明，在3月18日之后，出现了另一个纪念的时刻。社员墙常常没有回应对它的呼唤。在激进报刊迅猛增长并成为新的战斗阵地的年代，如利沙加勒（Lissagaray）的《战斗报》（La Bataille）、瓦莱斯（Vallès）的《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等，它们呼吁将埋葬社员的墓园作为公社之友的集会场所，在这里，社员的尸体被杂乱无章地埋在深坑中。送葬队伍中，人们掩低帽檐，演讲者情感真挚，听众寂静无声，为死者举行的葬礼是私人行为：1882年，圣但尼（Saint-Denis）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如同学院联合体（le groupe des Écoles）和20区的自由思想社团（la Libre Pensée）一样 。关于社员墙的追忆，既不在报刊的呼吁中，也不在本应该能找到的报告中。对社员墙的祈祷，仍然很少。

然而，首先一些关于社员墙记忆的诗歌得到创作和传播，并被谱成歌曲出现在新的仪式中。大量诗稿以散叶出版，或刊登在报刊上，不久还出现了冠以美名的诗集 ，其中贡献最大者非鲍狄埃莫属。在公墓幽深的墓穴中，他逐渐把死去的男女孩童背靠的那堵墙，作为所有被埋葬尸体的象征。《公社战士纪念碑》（1883年） ：

牺牲者从墙脚下跌进了万人坑，

这里是杀人的屠场，堆尸的地方！

他幻影般地呈现了一场仪式。《十四周年》（1885年）：

今天是第十四周年，

巴黎人民仍像往年

前来向五月的烈士致敬，

他们心情沉重，赤手空拳。

最终，鲍狄埃将这座墙融入历史之中。《被掩盖的墙》（1881年）：

染红古墙的大屠杀，

已经成了历史的一章。

诗篇和歌曲很快就与素描、铜版画和画作联系在一起。1880年前，相关作品不止一个：巴黎公社时期曾任艺术家联盟委员会（Commission fédérale des artistes）委员的埃内斯特·皮基奥（Ernest Pichio）的画作《秩序的胜利》（Le Triomphe de l’Ordre），作者的另一代表作是反映共和主义情感的《鲍丁之死》（Mort de Baudin）。在《秩序的胜利》中，皮基奥笔下的社员墙下被尸体完全覆盖，这幅作品在此后几年不断被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报刊复制 。在皮基奥稍晚之后的德卡夫（Descaves）的小说《菲勒蒙，老前辈》（Philémon, vieux de la vieille）也是如此。《秩序的胜利》将公墓、死亡的图像与竖立的社员墙联系在一起，共同成为战斗的象征。

富有成果的联盟（Alliance féconde）。在共和国政体得以巩固后的1880至1885年间，围绕在社员墙四周的，是日渐凝聚的情感和资产阶级统治意志之间的相互往复。因此，新的实践、政治、实际（physique）与象征也被不断塑造。1880年5月23日，发生了第一次示威活动 。它首先是政治冲突，双方是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重新聚集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后者于几个月前在马赛召开的“不朽的大会”上，成立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 。无产阶级确认“与资产阶级完全分裂”，并向“1871年为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人”致敬 。但在事前，政府禁止了在巴士底广场上的集会。在为大赦做最后努力的关键时刻，激进报刊认为这项活动不合时宜，没有参与抗议。“普选权杀死了街垒战士”：《时代报》的观点虽有夸张，但确实在它的立场上很好地表达了当局的共和主义情感。冲突也是实际的（physique）：警方已经清除了少数违反禁令的王党分子。现在是两大象征的对峙：一方是战胜尚博尔伯爵（comte de Chambord）、凝聚所有共和主义者的三色旗；另一方面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起的代表了工人希望的红旗，他们不惜与当局和警方展开内战 。

这五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冲突。1885年5月24日事件，即第二次在社员墙下的举行纪念活动，在人们的记忆中无疑更加深刻。当天，按照几周前刚刚就任内政部长的阿兰-塔尔热（Allain-Targé）的命令，警方疯狂采取严重暴力手段，试图阻止人们将红色纪念物放到公墓，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将缴获的物品加以破坏。数十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事件发生在雨果去世后的第三天。描绘这一丑闻的讽刺画明信片风靡老城市郊。

平静的情感构成了社员墙崇拜的另一极。事实上，从1881至1884年，由于内政部长和警方的和缓政策，这种情感无疑占据上风。确实，在首都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和缓政策无疑是审慎之举 。五月的最后一个或者倒数第二个周日，拉雪兹神父公墓已经成为记忆。花圈的颜色或是人们在社员墙下种下的玫瑰花色，或是别在纽扣上的野蔷薇色，当权者对此不再担心。1883年，禁止带上街头的红旗可以出现在墓园中 ，而自1882年以来，墓园里也可以自由发表演讲。当年可能就有20场演讲 ！表达社会主义情感和革命诉求的各大势力在墓园集结，虽然1879年的联盟已经分裂，但从工人党到中央革命委员会，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圣旺（Saint-Ouen）的社会主义团体，每一个组织都希望传递自己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示威运动中的年轻流亡者，听到了老若弗兰（Joffrin）的号召：这片沉睡着公社战士的土地，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内部斗争的场所。这个公社的话语赢得了尊重。自此，妇女和儿童可以参加到不同团体之中。也是此后，政治变成了记忆与预言（prophétie）。社员墙前的这些言论不仅激发了对往昔的颂扬——公社战士为了共和国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也包含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未来，比熊熊烈焰更具吸引力，在这里，复仇的抽象梦想与对未来的美好希冀结合在一起。“公社万岁”，所有人在和解后喊出了这个简洁而雄壮的口号，力求永垂不朽。

同时，关于事件的记忆与坟墓之间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过，行政法规却危害着公社之墓。“社员的角落”正经受着被拆分和让与私人的危险，以此为城市带来收益。社会主义报刊于此有所触动。前辈们开始组织起来。一些委员会也开始出现：1880年成立了以团结为目标的“公社老战士兄弟协会”（Association fraternell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de la Commune） ；还有“社员纪念碑委员会”（Comité du monument des fédérés） ，更不用说一些帮助流亡者的组织了 。1883年12月24日，市议会拒绝了将土地永久让与的提案，决定公墓土地在25年内不会拆分，同时平整土地、种植青草，并用两条小径连接环形大路。总之，巴黎的共和主义议员以此方式表示敬意。围墙和公墓内的区域将摆脱年久失修的处境，社员墙也得到了承认，自1885年起，《时代报》专栏记者观察到了“精心养护的布满鲜花与灌木的花坛” 。公社之友们在这个老旧的社员墙入口处感受到公墓文明的欢欣了吗？随着残忍政策的放弃，平庸的资产阶级再也没有监视他们吗？并非没有犹豫，“社员纪念碑委员会”实则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他们用认捐的方式采购了围栏将这块土地围起来，以便在未来的纪念日时，在此举行内部悼念殉难者的活动 。在社员墙获得承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两条逻辑在发挥作用：其一，面向全体公众开放，作为一天的载体——谁知道呢？——社会旅游业。其二，在亲爱的工人党、可能派（possibilistes）内部。尽管市议会已经在1884年5月17日做出决定，支持第二种逻辑的方案 ，但最后还是第一种逻辑占据上风：塞纳省省长获得了法律授权，以行政文书扣押了委员会购买的围栏。

然而，在这些年中，试图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决裂或只想单纯延续记忆的激烈斗争，为巴黎公社社员墙赋予了独特的地位。五月底，红色的花圈纷涌而至，如何确保它们留到下一年呢？在墓园的地上，凋零的千日红渐渐腐烂。而社员墙依旧矗立在那里。自1882年起，人们将红花插在空隙间。不久又挂上了一些小钩。小红花留在那里，卑微却又闪耀，它们确保了记忆的传承。人们总会谈到它们，为它们拍照，把它们印在明信片上。我们是否应该说，通过歌曲和画作，它们就是这座“没有金色百合，没有蓝色彩绘玻璃”的社员墙的创造者？是朱尔·茹伊唱出了这座革命的、世俗的社员墙？也许这么说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如何，它们确保了公社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传承了反抗的激情与记忆的温情。人们或许会说，这些象征物是1880至1885年间中央权力（内政部长、省长）与地方市议会之间张力的适时呈现，即使社会主义者刚刚介入其中，但共和国内部并非没有争议。

拉雪兹神父公墓

欧仁·鲍迪埃之墓

围绕社员墙的紧张：1885—1905

一旦确立了社员墙的神圣地位，就应该试图勾勒出围绕它的各种言说。在追溯巴黎社会主义者团体、社员墙的真正创造者、与他们亦敌亦友的激进主义者和共和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完整历史之外，多余信息的风险、典型文本的匮乏也常常暗示需要一种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路径。

让我们从每年五月底都会被放在社员墙下的花圈开始论述。花圈的稳定性、数量、象征特点、1880年以来的风险，以上种种都使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花圈更有意义。然而，1893年7月11日接任塞纳省警察局局长一职的莱皮纳（Lépine）似乎对这些说辞并不感冒。在不久之后8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共和主义保守派退出政府，或许正因如此，对社会主义者而言，这是第一次荣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选举。在档案中，有且仅有两份“放在社员墙下的花圈明细”，其对应时间是1897和1900年 。时间相隔三年，花圈的统计数字大体相同，但少于《人民呼声报》在1885年给出的数据：1885年大约60个，1897年47个，1900年49个。几年后，巴黎第20区警方经过重新统计，将1900年的数据更正为54个，同时明确表示在1901到1903年间，减少了十余个 。1904年的数字不超过36个 ；不过，当年5月30日《人道报》（L’Humanité）“第一社员墙”的数据是42个。但是，下降的趋势是无可辩驳的。

无论如何，红色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就像在1880年《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中表现的那样。不过期间几年也有一些跌宕：1885年，《人民呼声报》多次提到了黄色和紫色，紫色是表达哀悼的颜色；1897年，甚至有极端自由主义团体也摆放了红色花圈。唯一的例外是塞夫兰娜编织的黑色珍珠，她用这种没有色彩的沉痛悲伤和笼罩于敌人头上的危险来悼念瓦莱斯 。威胁共和国的红色，用反语来说，也成了“进步”的象征；政府依旧反复权衡禁止在首都街头出现红旗的命令，甚至在葬礼上也是如此 ，于此已经说得很多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期待的一份有更加明确表述的题词——致敬公社的殉难者、受害者、被枪杀者、被谋杀者和公社战士；致敬战败者、我们兄弟、我们父辈、公社社员、以及公社所有的参与者——并没有出现。缺少想象力吗？拒绝在虔诚之场用政治修辞表达，它是世俗的、战斗的，还是审慎的？1899年，警方移除了“第11、12区国际主义革命青年”（Jeunesse révolutionnaire internationalistes des XIe et XIIe arrondissement）的花圈，其上题有“致被谋杀的兄弟”（Aux frères assassinés），这个题词实则比较温和；另一个写有“致被凡尔赛政府谋杀的兄弟”（Aux frères assassinés par les Versaillais）的题词也被拒绝采纳。如果没有杀手，就不会有杀戮。也没有死亡的意识形态：1900年，莱皮纳下令清除了“法国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jeunesses socialistes de France）写有“致军国主义受害者”（Aux victimes du militarisme）的花圈……同样英勇坚定，但第20区集体主义者在1897年的表现就更加审慎，他们在花圈上的题词是“致资产阶级暴行的殉难者和受害者”（Aux martyrs, victimes de la férocité bourgeois）：它指向的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人，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1900年，有两个更明确、更具有共和主义色彩的表述：其一，塞夫兰娜提出的“致共和国的死者”（Aux morts pour la République）；其二，第4区革命社会党、一个瓦扬派团体提出的“致民族主义的受害者”（Aux victimes du nationalisme）：这个题词更像对当时德雷福斯事件粗暴集会氛围的反映，而不是致敬巴黎公社社员的。莱皮纳没能读懂这句话。

思考社员墙所蕴含的更丰富的政治话语，歌曲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已经强调过它的作用，还有必要再深入探究。这不是说墓园中响起了革命歌曲：墓地要求寂静；在这里，一切暴力性歌词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出入口举行的集会中，战斗者们一边歌唱，一边将自己从伴随社员墙升起而出现的情绪紧张中释放出来。1897年，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唱起了典型的共和主义歌曲《卡马尼奥拉》（Carmagnole） ，他们通过这一旋律表达对传统最有力的继承；《警钟》（Le Tocsin）和《拉瓦绍尔》（La Ravachole） 也是如此 。1898年，在熟悉的旋律中，反民族主义运动确保了一首奚落罗什福尔（Rochefort）和独裁者歌曲的成功 。1905年，《国际歌》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而蒙特于（Montéhus）创作，旨在表现对共和国崇敬之情的《第十七步兵团颂歌》（Hymne au dix-septième）也流行开来：

你们，绑架了我们，

谋害了共和国。

自世纪之交起，歌曲不断涌现。示威者追随着五月流血周的前辈，路线也愈发清晰。1897年，看似一个平常的年份，但却是警方的一个观察节点。各大团体的集会地点，越来越多地由昔日的巴黎改至如今社团的所在地。确实，巴黎郊区的居民可以在车站集中。在公墓附近，渐渐出现了一些带有大厅和酒吧柜台的中转站和咖啡馆：位于伏尔泰广场的花厅（la salle Florat）、位于绿堡（Château-Vert）的普朗雄厅（la salle Planchon）、特别是坐落在宁静街（rue du Repos）和梅尼蒙当大道（boulevard de Ménilmontant）交汇处的勒克塞朗厅（la salle Lexcellent）——这个一直存在的小旅馆：整个20世纪，人们还常常在这里集会 。在社员墙下的活动结束后，示威者常常在其集中，举行或公开或私人的集会；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刚过正午就开始为进入公墓做最后的准备。自1893—1894年起，与警方的妥协不复存在，这些准备工作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妥协大抵在1880年代达成，而现在，不仅对老一辈的公社社员——这使得他们回想起帝国和镇压的岁月，而且对所有的“良善共和主义者”（bons républicains），警方的处置都是难以忍受。每年 ，一支500至550人步兵卫队和大约40至125人的骑兵卫队都被调动于此，前者势力强大，后者则更机动灵活、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是莱皮纳的手下，被所有人谴责的“小篮子”（petits paquets）的耻辱体系，然而阿勒玛纳（Allemane）及其友人却看到了另一面：主要通道被分成不同区域，只需要两列卫兵把守，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而之前进入者也不能退出；对于在社员墙前后的人来说，气恼在加剧，他们希望掌控布朗基（Blanqui）、瓦莱斯、德莱克吕兹（Delescluze）和鲍狄埃的墓地。自1895年起，政府采纳了莱皮纳提出的禁止在社员墙下演说的议案：示威者被打散，在卫兵或警察警惕的目光下，只能小规模地一言不发地行进。

挑衅（provocation）？对于上述事情来说，这个词汇似乎并非极端。尤其是拉雪兹神父公墓所在的贝尔维尔街区，1884年起，瓦扬即在此当选市议员；1893年起，瓦扬进入内阁。阿勒玛纳派、甚至布鲁斯派 多次威胁不再参加社员墙活动 ——这些表述已经屡见不鲜：这个凌辱的共和国是什么？凡尔赛呢？为了尽可能限制这些高度象征性活动的影响，需要在巴黎革命者圈中制造一些其他危机，这些危机能造成必要和可能的重组。过去二十年中，巴黎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改变。正如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的研究表明 ：这些变化是复杂的，但并不糟糕；社会主义者保护了它。比斯特恩赫尔更有力的证明是，战胜了自己和部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清楚意识到有必要在政权中加入革命的希望，让我们记住两个关键时刻：1887—1890年，布朗热主义危机和中央革命委员会危机；1898—1900年，罗什福尔事件 ，以及在此期间和之后不久的德雷福斯事件，这是民族主义危机

即使第一阶段是在莱皮纳执掌国家武装之前，但仍应将之纳入考察范畴。其时，第一组不可逾越的紧张关系出现在以公社之名自夸和重聚社员墙前的两类团体之间。这些团体诞生的原因有三：其一，巴黎自1883年起深重的工业危机；其二，激烈的罢工运动，最著名的当属1888年7月19日至8月17日挖土工人因多种原因发起的罢工；其三，1885年议会选举中提出的若干社会性动议遭到否决 。最终，在布朗热主义者的煽动下，大量工人和一些革命社会主义战士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首先是巴黎工人和与他们的亲近者身上，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方式，破坏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稳定性 。1888年5月起，布朗热主义，传统意义上的一致主义者（unanimiste），第一次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将两支愿意成为和解、继承公社遗志的势力凝聚在一起。1887年以来，一直在市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和新一届议会的劳工团体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可能派（布鲁斯、若弗兰和阿勒玛纳之友），于1888年5月23日，以“所有忠于共和国的人达成谅解”之名，同意与人权协会（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中的激进派和共济会员联合起来；于此，占据少数的布朗基派和盖德派感到愤慨：共和国，可以；与激进者联合，不行！布朗热并不像人们恫吓的那么危险。公社远离了吗？随便！记忆被用来解释现在。工人党——可能派——也在呼吁无组织者加入新兴的联盟，以“反对那些忘记布朗热在公社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的人”。1888年5月17日，无政府主义者吕卡（Lucas）在社员墙前枪杀了一名布朗基主义者 ，若弗兰的报纸毫不迟疑地写道：“布朗基派的先生们及其盟友罗什福尔先生，他们受到了应有的侮辱” ，他们不配得到共和国的尊重。

两年后的1890年，即巴黎公社20周年之际，布朗基派内部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发生了暴力事件。在厄德（Eudes）逝世和他的悲剧性葬礼后，中央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分裂；其时，布朗热运动中也出现了罗什福尔1889年参加第20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资格问题。一方是瓦扬及其支持者，他们拥护苏西尼（Susini），反对有“专制”之嫌、对社会主义组织一无所知的罗什福尔；虽然后者曾是巴黎公社社员，参与过游行，并毋庸置疑地支持过革命报刊。另一方是罗什福尔，尤其是格朗热（Granger），他拒斥反对公社侯爵（marquis communard）的革命派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罗什福尔输给了一位可能派候选人，来自勒克勒佐（Creusot）的工人让-巴蒂斯特·杜迈（Jean-Baptiste Dumay），尽管票数不多，他非常需要来自苏西尼的支持。虽然受到顿挫，但由于他的选举特性，他还是融入了体制。此后，每当格朗热及其朋友呼吁在布朗基墓前集合去往社员墙时，瓦扬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就会在传统的“公社万岁！”“社会革命万岁！”等口号中融入反对“对死者的侮辱”，这些口号有：“打倒独裁者，打倒布朗热！”1890年5月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冲突非常激烈。社员墙不再是调解人。

共和国政体内部都是冲突？当然不：全体一致。如同格朗热的团体一样，阿勒玛纳派和瓦扬派也没有经常呼吁用直接选举取代代议制 。（但他们更多提到的是）专制政体的风险，这种法兰西式的困境；沙文主义的威胁，受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影响的人对此会有更好的理解 ；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增加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和工会；冒险性路障的风险。此外，与“冒险者罗什福尔”不同，自德雷福斯事件起，罗什福尔将热情用于该事件中，以“祖国”为由明确了定位；因此对于支持他的军方和警方而言，包括教会在内，1898年5月29日聚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团体受到了严重谴责，其中包括事件的催化剂——热罗-里夏尔（Gérault-Richard）和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小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que）。公社社员“为共和国和社会正义而战”，公社则有助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被视作与公社传统无关的饶勒斯，不仅是因为他的年纪，而且也没有着力描写公社的时日。但在饶勒斯的周围，是新生的具有战斗性和独立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第一次表达了“对佩戴军刀、身着长袍者和军官们的仇恨”——他们当中包括了阿勒玛纳派和支持德雷福斯的工人先锋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不妥协者报》（L’Intransigeant）带来的花圈——罗什福尔并没有到场——只能通过警方的“保护”放在社员墙下 。1899年和1900年，他们又比其他团体早一周举行示威活动。虽然还有布朗基主义青年（Jeunesse blanquiste）团体，但他们的作用很小：1899年只有百余人 ，聊胜于无。1901年的示威活动在同一天举行，但时间与刚摆脱“奴隶制”（ministérialistes）束缚的团结的盖德派（« agglomération» guesdiste）错开 。1905年，一切都结束了：厌倦于“受政府影响”的布朗基派，最终放弃了这种“虚伪的示威活动”。事实上，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实现统一的社会主义者已将他们抛在身后。这次统一正是为了反对罗什福尔及其党徒，反对他们所表现的传统与隐匿其中的“右翼革命”的可能性。社员墙的记忆定格在了别处。

拉雪兹神父公墓

政治的胜利：1905—1914

自从1908年起，社员墙才感受到实现统一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随时间和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变化而逐年减弱的记忆，又一次被重新唤醒。在统一社会党支持下的事业高效推进：截至目前，两项严格意义上属于当代的事件尚未交错。公社记忆的新起点始自1907年12月20日，巴黎市议会决定将自1883年起暂时保留25年的墓地永久分配给公社社员 。公社记忆融入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否得到了官方承认？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者分裂的时期，各派领袖互不承认，但衰弱的力量正迅速复苏，并尝试争取纪念的自主权：这种纪念或多或少是与克列孟梭政府协商达成的。无疑，我们有理由猜测，这种策略和目标出自埃德蒙·古皮（Edmond Goupil）和埃利·迈（Élie May）两位前公社社员的手笔。古皮，确实在1871年4月17日从公社辞职，转向负责共济会事务，这与更年轻的市议员纳瓦尓（Navarre）一样，坚持团结也不妨碍他保持激进 。更名为“社员墙委员会”（Comité du Mur）后，“社员纪念碑委员会”得到了迅猛发展。1908年5月28日，在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大型示威活动上，众望所归的“纪念碑”终于揭幕：一个简单的大理石板，其上刻有相当简洁的文字，以便获得新旧双方的共同认可；如此的简单的表述，读起来却是最动人的致敬：“致巴黎公社的死者，1871年5月21-28日”（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 mai 1871）。不是战败者，不是英雄，不是被杀者。只是死者。

1908年5月28日安放纪念碑的活动，除了归功于在数万人前发表演讲五名战士——代表社员墙委员会的古皮、迈和纳瓦尔，代表统一社会党的阿勒玛纳和瓦扬——之外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特定的公社委员会和塞纳省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等组织发挥的作用。事实是，迪布勒伊（Dubreuilh）和勒诺代尔（Renaudel）在诸多机构中居间协调，使社员墙委员会摆脱了那些希望从示威活动中获利的组织和个人 。作为记忆之场，社员墙也成为权力的游戏。在分裂后一直强调特殊性的统一社会党，轻松赢得了胜利。1910年起，“优秀的组织者”勒诺代尔开始负责为示威活动确定地点、用德语拟定方案，并在每百米出安排“可信赖的人” 。无疑，示威活动变得僵化：包括法耶（Faillet）——这名深信“法国道德优越性”的老公社社员并加入社会党国际 ——在内的一些独立社会主义者，都受到了统一派的殴打；他们的花圈也被撕成碎片 。1911年，联合会拒绝疑似带有“埃尔韦主义”（Hervéisme） 倾向的社会主义青年参加游行 。不过，这也是包括郊区支部在内的统一社会党各支部第一次共同在社员墙下集会……谁说历史中总是存在着矛盾？还充满着期待！关于五月流血周的纪念，已经完全融入当前的斗争之中。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举办的五月流血周纪念活动，将被饶勒斯继续用于自己宣传反战思想的宏大目标。这也是他筹划于1913年5月25日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盛大集会的意义所在。然而，社员墙下的示威活动被禁止了，这还是1880年以来的第一次 ，巴尔图（Barthou）拒绝为饶勒斯的计划服务。相反，勒诺代尔表示，“社会党有责任让人民免受屠杀” 。在围墙外的佩雷圣热尔韦（Pré-Saint-Gervais）的活动中，人们更加自由。三天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放弃了努力。这是第一次，不仅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合会（Fédération communiste anarchiste）和革命青年卫队（Jeunes Gardes révolutionnaires），还有具有不同公社传统的法国总工会各省联盟（Union départementale des syndicats C.G.T），一同加入了统一社会党。出于效率和政治紧迫性的考量，记忆之场在几个小时内就被放弃了。很好的教训。当然，其他社会主义者团体和公社老战士协会（Association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de la Commune）还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来社员墙下放置花圈 。正如孔佩尔-莫雷尔（Compère-Morel）所说，这就是“回忆”（souvenir）。1913年佩雷圣热尔韦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1914年回到社员墙下的有4万人——远比1912年多。莱皮纳放弃了。作为集体组织者，统一社会党获得了胜利。

拉雪兹神父公墓

20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始自1914年。在五月流血周后的五十年中，悲剧性的直接记忆被抹杀，执政党对记忆的主导得以确认，尤其是在诸多哀悼痕迹中，社员墙成为“圣地”，它的政治功能得以凸显。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之后，从1919年在社员墙下重逢开始，一直到巴黎公社百年纪念，这种特点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另一种特点却得以强化：如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20世纪的活力（forces vives）在美好年代的构造（tissu）中清晰显现。这就是为什么讨论社员墙在一战后的历史时，不需要遵循时间和事件出现的顺序的原因。力量之线已经划定。让我们追寻吧。

缓慢流逝的时光将记忆无情侵蚀。公社的亲历者日益衰老，他们不再为世人所知，逐渐消失。如此温柔的魅力，几乎令人心碎，专注于追忆似水年华，费雷蒙——吕西安·德卡夫最美小说的主人公，自1913年起就厌倦了逐步沦入阴影、与现实相隔甚远的故事：在整洁的房间中，他回想起费雷蒙，他知道自己很快会停止回忆。同一年，布尔陶神父（père Burtau），莱昂·德富（Léon Deffoux）作品中的一位带有口吃的前布朗基派流亡者 ，准备永远离开社员墙并放弃生命。这些虚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都有指涉。当然，公社最后的幸存者直到1930年代初才开始去世：埃利·迈（1930年）、泽菲林·卡梅利纳（Zéphirin Camélinat，1932年）、让·阿勒玛纳（1935年）。但他们在示威运动中的地位则越来越具有象征性（décorative）。医生古皮、珠宝商埃利·迈、老印刷工阿勒玛纳，他们逐渐退出了法国现实政治的舞台。而前铸币厂老板卡梅利纳，在图尔会议之后 ，公平分配了《人道报》的活动，成为共产主义的传奇，只在法国共产党中扮演象征性角色，在葬礼中他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然而，白里安（Briand），“叛徒”成为了总理，获得了2天以上的官方葬礼。唯一能将个人记忆与党派政治实践相融合的前公社社员是爱德华·瓦扬 ，他于1915年逝世。

简言之，公社前辈们必须注意到个人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和政治角色的边缘化。此外，1914年1月起，根据塞夫兰娜的建议，“公社老战士协会”改名为“公社老战士与公社之友兄弟社团”（Société fraternell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des amis de la Commune） 。在1930年代法国共产党分裂最为严重的年代，卡梅利纳对社团进行重组 。老战士：这个词语将随着他们的逝世而消失。社团主席此后依次为：1962年就任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他死后的继任者让·布吕阿（Jean Bruhat）和今天的克洛德·维亚尔（Claude Willard），他们的努力让协会重回正轨，却再也不能召集“公社之友”了：其官方刊物《公社》（La Commune）创办于1975年，1982年停刊，期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聚会之处，而不为公社见证者提供支持。1971年5月，公社百年纪念之际，阿德里安·勒热纳（Adrien Lejeune）的骨灰被安放在社员墙下；他是最后一名逝世的公社社员，1926年定居苏联，1942年自然逝世。

勒热纳骨灰重回法国，是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推动社员墙活动合法化的标志。就革命传统而言，正如将公社神圣化的过程一样，共产主义者在取代仍停留在“老房子”中的社会主义者时并未遇到太大困难。当然，在最初的几年中，双方都使用一种抒情性、甚至略带神秘色彩的语言，这与20世纪初的组织性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巴比斯（Barbusse）在1926年写道，“神圣的社员墙，我们的革命军队将在这座圣殿中集合”；但在1932年的《民众报》（Le Populaire）上，他提到的是“引导人类走向承载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之城” 。然而，在社会主义者一方，长期以来对他们的政治指控都已经瓦解，只剩下以“责任”来称呼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战士”，这种责任没有特指，只是以此纪念“巴黎近郊的死者”（les morts de la Couronne） ；而在共产主义者一方，具体的行动话语、募资活动与号召比比皆是，他们正全力前进。

关于饶勒斯的形象 ，由于新的革命模式的出现带来了力量，共产党确实承认了他的才干，对此不仅予以保留，而且使这份遗产面目一新。对“苏维埃公社”的困难和局限性的评价，如马克思过去的尖锐批评，最终也渐趋缓和：第三国际的“革命力量”和“钢铁纪律” ，也使对法国革命运动和巴黎公社有了新的解读。马赛尔·加香（Marcel Cachin）从中得出的三点经验教训，今后也将被多次提及。1932年，法国工人戏剧联合会（F.T.O.F.） 合唱团第一次为聚集在社员墙下的人们演出，使在场者——至少瓦扬-库图里尔（Vaillant-Couturier）是这样描述的——仿佛有亲自参与战斗和革命活动之感：社会主义者在巴黎的选举活动中的胜利，证明了“如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拥有了选民，我们也就拥有了战士与同情者” ：一周前，塞纳省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组织的示威活动稀稀拉拉，参与人数不多，该组织是来自红色郊区的反对派大本营，深受“宣传-鼓动”（Agit-Prop）斗争文化的影响。为了在“群众”中树立关于社员墙的斗争性记忆，法国共产党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消除异见者：自1921年分裂后，社会主义者已经选择并承认了他们的差异；在巴黎，他们还承担了放弃武装斗争的危险 。

抵抗运动和集中营加强了共产主义记忆的合法性和社员墙的重要性。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紧邻社员墙（第76区）的第97区，竖立着二战后为死者和英雄修建的石碑与纪念碑。纪念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遇难者的雕像，是两个被侵略者束缚着的青铜人像，“脆弱的身体支撑着” 他们面无表情的头部；纪念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和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遇难者的纪念碑，纪念毛特豪森-古森（Mauthausen）集中营生还者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纪念碑，与纪念胜利后共产党议员、“抵抗运动英雄与遇难者”和法比安旅（brigade Fabien）的纪念碑和保罗·埃鲁德（Paul Éluard）之墓都在这一区域。不远处在“小廷博”（petit Timbaud）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在里永（Riom）审判时动情提到的人物、居伊·莫凯（Guy Moquet）和乔治·波利策（Georges Politzer）三人之墓的旁边，是战前去世的巴比斯和瓦扬-库图里尔之墓，以及晚近去世的多列士（Thorez）、加香、杜克洛和弗拉商（Frachon）之墓。关于集中营死者的匿名记忆，是对五月流血周无名遇难者记忆的延续。在法国共产党看来，他们参与抵抗运动的经历，即使不能让自己成为公社遗产的领导者，至少也要与公社认同创造地理上的接近性。

但是…自图尔分裂后，两个兄弟政党（社会党与共产党）得以在社员墙下重聚，悲悯也最终被她的姊妹——希望所取代。莱昂·布鲁姆在1935年5月20日社员墙下首次统一大型集会后写道：“表达哀悼的伟大之日已成为了欢庆的节日” 。马赛尔·加香在一年后的1936年5月26日写道：“这一次来到社员墙前，他们没有为死去的英雄而落泪。在埋葬着烈士们的墓地前，他们表明自己已然意识到离掌握最后的权力只有一步之遥。”《民众报》写道，全部的人民都在这里；《人道报》的统计数字是60万人。我们离选举获胜，只差几天了。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眼中，这次示威活动的意义有二：一部分是公社的最终“复仇”，另一部分是对根植于哀悼过去的“补偿性”期待。在这座古老公墓举行如此盛大活动的场景，还要到解放后的1945年5月27日才能看到。与因受严格纸张限制而无法全面报道的报纸相比，埃莱娜·帕姆兰的小说《社员墙的升起》一书，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想象当日盛况的机会。第一批流亡者刚刚返回不久；在集中营里丧失生命的亡灵也得以在墓地中安息。铁路工人皮埃尔·塞马尔（Pierre Sémard）的葬礼刚刚举行，纪念碑将于之后不久安放。胜利之风比哀悼之风更强劲吗？似乎是这样的。墓园里“谈笑的声音超过七个小时”。在“以牧歌为名”的卡梅利纳之女泽利（Zélie）之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u P.C.F.）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指导委员会（Comité directeur de la S.F.I.O.）继续前进。之后是解放巴黎委员会（Comité parisien de libération）——之后的党派还有：法国总工会各省联盟以及巴黎地区和其他运动的党派。在此之前，即使是在1936年，似乎也从未有过这样的集会。人民阵线、法国解放，属于20世纪的两个革命时刻，比1913年佩雷圣热尔韦的集会更加盛大。除了在报道语气上的差异外， 1945年的示威活动中还出现了三色旗，他们扩大了社员墙的记忆，使之成为被两个胜利者永远击败的记忆。

冷战、首都和郊区人口的变化、以及成功赢得劳动者世界的新道德，都未能让社员墙得到恢复。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政治分歧、巴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微、双休日制度的实施，都削弱了社员墙的动员能力：从1971年公社百年纪念时示威运动的对象中，我们清晰看到了这一点。四支游行队伍相继出现在社员墙下：5月16日星期日，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发起的游行，动员了至少三万名青年示威者参与其中 ，气氛与1968年5月一样热烈；5月22日星期六早晨，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与统一社会党（P.S.U.）组织的集会，参与者不过四千人；同日下午，社会党（P.S.）、 工人力量（F.O.）和国民教育联合会（la F.E.N）的游行队伍缓慢进入墓园，参与者最多不过四千人；直到5月23日星期日，共产主义者才在社员墙下聚起了愈五万人的示威队伍。共和体制公会国民办事处（Le bureau national de la 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参与了此次游行：此时，它还只是一个“办事处”。相反，1972年的统一集会——这是一个共同的计划——却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游行队伍。1983年，社员墙被列入“法国历史遗迹”名录：它不一定是死的标志，也不一定是生的象征。

无论如何，在少数派那里，社员墙永远都无法“恢复”了——这真是个令人讨厌的词语！法国的执政者也对它毫不在意。另一方面，《我无所不在周刊》（Je suis partout） 编辑部决定在1938年5月为社员墙献上题有“致政权第一批受害者”的花圈，就像罗伯特·布拉西拉赫（Robert Brasillach）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情感是“对迷途者的怜悯”和“对想要继续斗争的巴黎爱国者的尊重” 。这个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编辑部，在5月27日的头版刊登了这个花圈的照片，并配有悲惨的“真实受害者”名录：然而，他们挑选的是非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工人！此举几乎没有回响。憎恶共和国的人，永远无权声称自己是公社的继承者。

当然，声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也是远远不够的：“巴黎公社之友”的卡片上仍然印着红旗。但是，对于1880至1885年间，几乎所有在“社员墙的升起”这一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由于凡尔赛政府滥杀百姓，共和国才得以战胜敌人。而且，在布朗热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中，“社员墙”这个词，在法语中也最终确认了其共和主义目标的意涵。在法国，共和国不只是一个政体。因此，社员墙也从未被视作是一个反共和主义的记忆之场。正如让娜·加亚尔（Jeanne Gaillard）所写，也正如我坚信的那样：“对共和主义未来的信心，这是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如果这句话所言不虚，那么社员墙，这个所有神话的交汇之处，它的神话起源于新的历史，见证了法国人对大革命与共和国那不可分割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