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与它的驱壳——对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的考察
该建筑原为日本神社，1939年竣工，为日式和风建筑，砖木结构，柱跗式台基，歇山顶，外廊柱为方形。建筑面积480平方米。
该建筑为南京地区日式和风建筑之典型。当年为建住宅拟将其拆除，因童隽多方奔走力主保留，才得以保存至今。
199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段文字对建筑物本身作了介绍，但对神社的历史却付之阙如。笔者对五台山周围地区的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后发现，他们对这两处建筑的历史同样是语焉不详，甚至一无所知。
在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地，居然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日本神社，这不可能没有人注意。王炳毅是最早专门撰文介绍五台山神社历史的研究者，他的两篇文章《南京也有一个日本神社》和《日军侵华的罪证：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除个别字句外，完全相同。作者指出，神社为高见一郎仿靖国神社的规制与格式设计，1940年2月动工，历时近两年完工（即1941年底）。在建造过程中，作者特别提到了两处被挖出来的千人坑，认为此为日军攻入南京时在此屠杀两千军民后就地掩埋的结果。关于神社内部的布置，作者指出：“正殿里供奉有天照大神及宝剑等神器，阴森森的那些米黄色的房舍内一格一格陈放有战死病亡日军官兵的骨灰盒，盒上写有死者的军衔、生卒年月等，还嵌有照片。”神社建成以后的各种活动中，作者称最隆重的一次在1943年初，是为1942年12月死去的中将冢田攻等举行的。抗战胜利后，这里先后作为军官训练团驻地、童子军总部所在地，解放后则为省体委和省体育总会使用。此外，作者还提到，五台山神社的一处附属建筑“鸟居”直到1990年道路改造时方被拆除。
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采用王炳毅的说法，只有个别地方有所损益、修改。其中，华民的《靖国神社大揭秘》与王炳毅的文章差异稍多。首先，华著认为神社为1940年初建成，而非1940年2月动工。其次，本书并未提到冢田攻的迎灵仪式。最后，作者指出：抗战胜利后，这里除用作军官训练团驻地和童子军总部驻地外，还被改成“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除此之外，在基本史实方面，不同的研究者分歧不大，但在对神社的认识和阐释上则有明显的差异：王炳毅、华民把五台山神社看作日本侵略的证据，认为保存遗迹是为了铭记耻辱惨痛的历史；经盛鸿和孟国祥则认为神社的建造是为了宣扬日本神道文化，使中国官民接受并融入其中。前者从当下出发反观历史，强调现存建筑的象征意义；后者则从文化侵略的视角切入，强调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五台山神社承担着“同化”中国人的职能。2014年7月14日《现代快报》的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该报记者为了弄清五台山神社的历史，除参看经盛鸿所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之外，还专程到南京市档案馆查阅资料，找到一些神社建造过程中的史料，发现五台山神社的建成时间为1944年，而非一般认为的1941年。
综上所述，即使是特别关注过五台山神社的人，他们对神社的历史认识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关于选址问题，据经盛鸿的分析，有两方面的考虑：一，这里为南京城内的制高点之一，可俯瞰全城及城西郊区；二，这里靠近清凉山的火葬场，便于就近安放骨灰和举行祭奠仪式。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社址的选定还与上文提到的“日人街”有关。日人街在南京的中心区域（即新街口一带），而神社又特别讲究环境选择和营造：“首先是选择一处风景优美而又比较僻静的地方，然后是世世代代对周围环境的不断营造。”世代营造暂且不提，但在选址时对环境的要求则是必须考虑的。南京中心区域新街口附近全为闹市，很难符合条件。五台山地近新街口，从五台山到新街口的路程（非直线距离）约一千五百米，相对较近，再加上其地势高又靠近清凉山火葬场的优势，选定此地也就理所应当了。
社址选定后便开始征地动工。据五台坊联保主任高汉臣的汇报，征地开始于1941年4月，这时伪南京市政府勘文公告，同时亦有日本“领事馆”、“大使馆”及神社的公告。当年7月开始挖掘坟墓，11月通知将证件上交以发放地价及拆迁房屋费。另据伪政府地政局1941年10月23日发给财政局的函件，表示其下发通告已近半年，但仍有不少人未来登记领取补偿金，为尽快结束此事，遂决定先行代为登记，待地主归来再将补偿金发还。此与五台坊联保主任的战后汇报相互印证，故应当可信。也就是说，具体的征地工作到1941年4月才开始。尽管征地补偿金的问题拖延甚久，但工程在1941年7月或即开始。不过，这可能只是前期的清理准备工作，正式的、大规模的开工则在次年7月前后。担负建造工程的出川组在给“南京特别市公粜委员会”的函件中，要求该委员会给该组中的中国人发放购米证，需要的时间为1942年7月到1943年3月。工人动工就需要米粮，所以这批需要购米证的工人必然是刚刚加入该工程的（即1942年7月）。1943年3月则为预计的完工时间，然而，现实中的神社建成时间是1943年11月，比预期推迟了8个月。
神社对于日本人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那么，在五台山神社建成以前，在南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举行各类活动的呢？据称，日本在侵入南京后曾先后建立多座神社，如在金陵制炮局原址建造的“稻荷神社”。但笔者在汪伪时期的两种重要报纸《南京新报》和《中报》关于日方各类活动的报道中，却并未发现“稻荷神社”或其它神社的踪影，因此，如果这些神社真的存在的话，它们的地位和影响也必然是有限的。下面就以上述两种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依据，将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3月）到神社建成前（1943年11月）这段时间日本在南京的祭祀、庆典等活动概要地介绍。
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日本在南京的祭祀、庆典活动包括如下两类：一是庆祝传统节日——天长节，二是举行与侵略战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活动。对于前者，每年的4月30日报纸上都有相应的报道。其中，1940年因为日本宫中有丧服，故在中国的日本人不举行庆祝典礼；1941年的天长节则较为隆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及“驻华大使”本多熊太郎等均举行遥拜式，其后又在五台山鸣礼炮以示祝贺。其余居留民及学生等，亦均纷纷举行奉祝式。1942年、1943年则有些“奇怪”，报纸上仅报道日本国内的庆祝活动，却未报道南京的情况。至于后者，与侵略战争间接相关的有陆军节、海军节等，直接相关的则有战争周年纪念、“大诏捧读式”等。另外，新任“驻华大使”与派遣军总司令初到南京时都要参拜表忠碑或者将士墓，而后拜谒中山陵。
陆军节为每年3月10日，海军节为5月27日，二者都因日俄战争而确立，可以说日本新的“被发明的传统”。1940年报上对这两个节日均未报道，1941年也仅报道日本国内对陆军节的庆祝，未报道南京方面的情况，海军节则一字未提。到1942年情况开始扭转，陆军节仍仅报道日本国内的各种庆祝活动，海军节则在南京有盛大之典礼：运动会、击沉敌舰表演、演讲会、电影会以及海军部队全副武装游行。这应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其初期日本海军取得重大胜利有关。1943年陆军、海军两节均有报道，其中陆军节的活动是大演习，海军节则为“隆重纪念式典”与茶会。五台山神社建成以前实际上仅有一次战争周年纪念，即1942年12月8日的“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该日活动更是盛大，包括大诏捧读式、街头大游行、慰灵祭、演讲会、军乐队演奏，并放映电影《英国崩溃之日》。而大诏捧读式则为每月8日都会举行的，尽管神社建成前亦仅在前述周年纪念时提到一次，但根据其后的报道，此仪式为每月一次则是无疑的。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大致了解了五台山神社建成前日本人在南京的两个方面的动态：一方面，神社的筹建工作在缓慢的推进之中，历时五年零七个月（从1938年4月到1943年11月）始得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在南京的相关庆典、祭祀等仪式和活动也时断时续地被报道着，宣传着，但这些仪式和活动均未在任何神社中进行。1943年4月，日军重要将领山本五十六被伏击而死，日本方面定6月5日为国葬日。南京日侨亦定5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各户悬旗致哀。此外，6月2日南京佛教联合会在南京英灵奉安所召开追悼大会，日侨还定国葬日齐集“第一国民学校”举行遥拜式。奉安所为暂时安放日军将士骨灰之所，“第一国民学校”则为日本人在南京所建的日本学校，两地的活动皆可理解。那么，建成后的神社又在这些活动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日本的南京神社
二、改建忠烈祠，附改建计划及图案。
三、先烈遗物陈列馆俟忠烈祠改建完竣另辟一部□陈列并与军政部会商办理。
其中第二条所说改建计划包括六点，即：
四、日本式纪念坊纪念碑及路灯拟改变方式加增“忠烈祠纪念”字样，以壮观瞻。
五、将原来行道树（日本樱花）移植别处改植国花（腊梅）和松树，用间种法。
六、忠烈祠内图书馆陈列书籍应征集我国历代民族英雄传史册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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