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幕后中情局和克格勃的暗战

作者: 李峥嵘

你知道一本全球畅销书背后有着激烈的间谍战吗？冷战期间最著名的的苏联小说《日瓦戈医生》背后是美国中情局在秘密帮助扩散；当代作家中被翻译语言最多、速度最快的奥威尔则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支持。

二战后，世界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分成两大阵营，因为超级大国都掌握着核武器，双方不敢直接武力对抗，进入“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的“冷战”。

表面上看不见硝烟，私底下双方都在文化、思想方面暗中角力。近年来不断解密关于“软性冷战”的档案，其中既有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全球性推广，也包括美国中情局对《日瓦戈医生》及各种学术、文学杂志的资助。

苏联、英美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用于文化交流，资助音乐巡回演出、艺术展览、格调高雅的杂志、学术研究，当然还有图书出版。苏联甚至把钱投入到全英矿工工会的罢工基金。美国中情局则利用掩护组织和虚假的基金会，支持文化项目，包括偷运被东欧、苏联禁止的书籍。

刚开始美国利用气球输送宣传材料和杂志书籍，放飞过60万个气球，输送了数千万份宣传材料。不过这太漫无目标，过于明目张胆。有一次一个气球飞到奥地利一家人的院子里，主妇惊慌中打翻炉灶，引起了火灾。西德也提出气球侵犯了空域主权。美国终止了这一方案，转而采用邮寄的方式。因为苏联控制得比东欧更加严厉，所以主要是通过向访问西方的苏联人递送图书或者委托西方人将图书带进苏联再散发。

如果说纪实作品《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格事件”始末》、学术作品《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披露了政府之间的暗战，小说《甜牙》则揭示了知识分子保持思维独立、心灵自由的困难。《甜牙》虚构了一场“甜牙行动”，英国情报部门派出一个美丽“女文青”，伪装成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去接近一个青年作家，等于以间接而隐蔽的方式资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国利益且对大众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者。小说背后有真实的历史，《文汇》(Encounter)杂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风光，囊括了当时英美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被新闻界揭露资金来自美国中情局后，身败名裂，英国知识圈几乎与美国同行决裂。

中情局的许多类似资助《文汇》的冷战举措被报纸披露后，被迫中止，但是秘密散发图书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从20世纪50年代图书计划诞生一直到苏联解体，中情局向苏联、东欧散发了1000万册图书和期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中情局每年至少向苏联运进16.5万册图书。
1958年，冷战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年头。英美似乎难以遏制苏联在东欧的武力扩张。这一年的一月初，两个微缩胶卷被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这是英国情报部门偷拍的《日瓦戈医生》的俄文书稿。这部小说在中情局激起了兴奋的波澜。秘密活动主管弗兰克•威斯纳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的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

这部书很快成为冷战中的秘密武器。苏联千方百计阻止该书的出版和传播，美国中情局则推动最大限度的发行，想法设法散布到禁区。这段秘密战现在被《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彼得•芬恩和作家比特拉•库维联手挖掘，著成《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格事件”始末》，公之于世。

苏联：被禁止的写作

故事要从1946年说起，斯大林掀起了镇压知识分子运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目标，《真理报》1946年9月9日刊登了一则报道：苏联作家联盟通过一项决议，称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缺乏意识形态的作家，远离苏联现实”。同一天晚上，帕斯捷尔纳克在朋友家为听众朗诵他新写的小说开头。这部小说当时还没有名字，写在一包有水印的稿纸上。这稿纸是1937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枪决的格鲁吉亚诗人基奇安·塔比泽留下的。帕斯捷尔纳克给塔比泽的遗孀写信说，希望自己的文字配得上她丈夫的纸张。这场“反动地下”朗诵活动早早就被秘密警察注意到了。

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有国际声望的诗人，斯大林指示不要动他，于是他的情人伊文斯卡亚（《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成了替罪羊。1949年10月的一天，伊文斯卡亚被抄家、逮捕，经历了一系列剥夺睡眠、关押在停尸房的威逼恐吓，被逼迫招认帕斯捷尔纳克“叛国”，但她始终拒绝在任何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件上签字。她当时怀胎5个月，在折磨中流产了。1950年7月，伊文斯卡亚被指控为“与间谍嫌疑人密切接触”，判决在劳动营服苦役5年。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子在接下来的反犹清洗中被禁止研究生毕业，并被发配去了边疆。帕斯捷尔纳克熬过了反犹清洗，坚持写作。1955年秋天，他和已经出狱的伊文斯卡亚在散步时说：“你记着我这句话，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出版这部小说。我已经认定，我得把它传出去，让各色人等都读到。”这一年的12月10日，他宣布完成了小说《日瓦戈医生》。“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还给它们命了名，就是它们导致了几十年来的苦难、惶惑、惊愕和争执。一切都以简单、明了、悲哀的字眼命了名。我还复兴、定义了最亲切最重要的事物：大地和天空、强烈的激情、创造精神、生命与死亡。”

苏联：无法阻止的出版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美国中情局搞到了这份文件，并透露给了《纽约时报》。似乎苏联出现了一丝变革的迹象。就在这短暂的时期，一位29岁的米兰出版商，也就是意大利共产党员菲尔特瑞奈利得到了《日瓦戈医生》的原始手稿。菲尔特瑞奈利并不懂俄语，他找了一个意大利的斯拉夫语言文化专家审阅。评语来得很迅速：“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犯下反文化罪。”

这时《日瓦戈医生》的书稿已经在苏联国家出版社放了好几个月，落了厚厚一层尘土。国家出版社并不打算出版此书，而当他们得知这部书稿已经到了国外，惊恐不已，斥之为“叛国”。克里姆林宫也很快得知了此事，一系列报告汇总到最高层。克格勃拦截了帕斯捷尔纳克和海外的通信，并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文化部提交的报告把这部小说描述成“恶意攻击十月革命”，外交部利用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阻止该书的出版。苏联作家联盟高官苏尔科夫甚至亲自到了意大利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的办公室，威逼利诱了3个小时，从大街上都能听到俄语的吼叫。虽然是意共党员，菲尔特瑞奈利却不肯退让，他说：“我是自由世界的自由出版商。出版这本小说是对苏联文学的伟大叙事作品的致敬。”

《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第一版于1957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第一篇书评出现在意大利《晚邮报》的头版头条：“寻找政治诽谤，看到的却是艺术杰作。”

美国：在世博会秘密散布禁书

1958年，冷战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年头。英美似乎难以遏制苏联在东欧的武力扩张。这一年的1月初，两个微缩胶卷被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这是英国情报部门偷拍的《日瓦戈医生》的俄文书稿。这部小说在中情局激起了兴奋的波澜。秘密活动主管弗兰克·威斯纳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斯大林死后出自苏联作者之手的最为异端的文学作品。”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应该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并出版尽可能多的版本，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由中情局资助，在荷兰国家安全局的帮助下，在海牙印刷。中情局选择了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作为散发的目标地点。1958年9月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是“二战”后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苏联和美国都建造了庞大的展馆，展示互相竞争的生活方式。苏联展馆门口是一男一女两个巨大的工人雕像，展厅中央是列宁铜像，旁边是人造卫星、喷气飞机、石油钻井平台、集体农庄和苏联厨房的模型，文化方面派出了芭蕾舞剧团和马戏团。美国展出的是服装表演、迪士尼制作的风景片、热狗、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作品和480版的《纽约时报》周日版。

美国的秘密武器是《日瓦戈医生》，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在美国展馆发送。中情局的盟友是梵蒂冈，由梵蒂冈展馆的神父发送出去。苏联游客一拿到书，马上撕下蓝色硬壳封面，把书拆成几部分，塞进衣袋。500册书通过现场发放的方式让普通俄国人带回了祖国。在莫斯科，人们传阅该书的劲头不亚于大学生在宿舍里传阅情色禁书。

一个月后，瑞典文学院宣布帕斯基尔纳克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斯科人更加渴望看到《日瓦戈医生》。美国中情局散布的《日瓦戈医生》在黑市上已经炒到了200－300卢布，这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周的收入。

苏联：全民大批斗

虽然中情局帮助了《日瓦戈医生》在全球、特别是在苏东的扩散，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运作了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其实从1946年到1950年，帕斯捷尔纳克每年都得到提名，1957年，在《日瓦戈医生》出版前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又一次进入最终候选人名单。这一年桂冠落在了法国作家加缪头上。但是加缪在随后的一次讲座中谈到了“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大家都猜测帕斯捷尔纳克要得奖了。1958年2月，在诺奖提名截止前，帕斯捷尔纳克由哈佛大学两位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分别提名。而苏联文艺界连续几年推荐的都是赫鲁晓夫的内弟肖洛霍夫。莫斯科方面指示苏联驻瑞大使馆，要他们和瑞典文艺界解释：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敌人，给他颁奖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

阻止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行动眼看就要失败，苏联马上制定了一个方案应对瑞典的“敌视行为”:刊登对《日瓦戈医生》的退稿信、刊登谴责文章、著名作家联名称这次颁奖有点燃冷战的企图，最后要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奖。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获奖人是帕斯捷尔纳克”。出于政治敏感的考虑，评奖理由中并没有提及《日瓦戈医生》，理由是：“他在当代诗歌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过在正式评论中点了一下《日瓦戈医生》: “作品超越政党界限，超越政治意义，完全体现了人的观点。”

24日，莫斯科指示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报告说：“帕斯捷尔纳克气焰嚣张，甚至说他们爱怎么处置我随他们便。”没过多久作家都被通知参加第二天的作家联盟紧急会议。邮差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发现他脸色发青，抓着胸口，想回自己房间却几乎爬不上楼梯。

25日是星期六，早上六点，莫斯科人就跑去排队抢购《文艺报》，因为传言要对帕斯捷尔纳克发起猛烈的批判了。88万份《文艺报》几个小时售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1956年《新世界》编辑们写的退稿信，还配发长篇社论《挑衅性的国际反应》。社论中称帕斯捷尔纳克是“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他是因为自愿充当反苏宣传的腐朽钓饵才获奖”。许多读者从大批判中第一次知道《日瓦戈医生》这本书。

《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更猛烈的文章《一株文学毒草引起的反动宣传泛滥》。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二点，苏联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广播、电视、报纸、学术刊物、连儿童杂志都在批斗这个“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文艺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表了423封读者来信，充斥着“我没看过《日瓦戈医生》，可是……”这样的措辞。

在作家联盟总部，800位作家对他开展大批，持续了5个小时，最后宣布一致赞成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只有一个声音大声说：“我反对！”这唯一的反对者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斯大林的妻妹安娜·阿利卢耶娃。

“我从来没有把拒绝发言看成什么英雄气概，然而直接参与犯罪跟拒绝参与，难道没有区别？”二十多年后，大批斗会上拒绝发言的作家叶普图申科反思。当年有沉默的庸常者，也有沉默的反抗者。高尔基文学院要求大学生参加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示威游行，很多学生躲在厕所里，对敲门声充耳不闻。

在全民谴责围剿中，帕斯捷尔纳克一度想自杀，最后在情人的劝说下放弃了，因为自杀就等于自认其罪。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发电报拒绝领奖。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带来缓和，反而被视为更加卑鄙的挑衅。帕斯捷尔纳克被强制在家隔离。中央委员会派来一名护士，虽然帕家表示不需要，这名护士还是跑到他们家起居室搭了一张简易床住下。

美国：用书争夺青年人

诺奖引发的论战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越发畅销，其英文版在美国超过《洛丽塔》，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中情局决心利用机会，竭力传播该书。中情局不断设法把剩下的俄文版运进苏联，或者购买英文版让美国游客带进苏联。中情局还搞了一个袖珍版，采用类似《圣经》的轻薄纸张印刷，可以很容易藏进西装口袋或者裤兜里。

1958年年底，苏联恢复了斯大林死后一度废止的搜查游客行李的做法。一本《日瓦戈医生》被没收后送到了莫斯科的列宁国家图书馆。这本书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党的高官和受到批准的学者可以查阅。

1959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青年节暨大学生和平友谊节，再次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青年人的战场。中情局利用掩护组织招募学生志愿者散发了3万册图书，其中《日瓦戈医生》不仅有俄语版，还有波兰文、德文、捷克文、匈牙利文版本。

苏联大学生乘坐的40辆大巴一到维也纳，一本本的袖珍《日瓦戈医生》就被扔进车窗。代表们把书藏在舞台道具、胶片罐、野营装备里。代表团中也有克格勃，他们出乎意料地宽容：“拿着吧，阅读吧，但是千万别带回家。”

作家已死，冷战未冷

帕斯捷尔纳克死后，围绕《日瓦戈医生》的明枪暗箭依然激烈。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因病去世。他的邻居、新上任的作家联盟领导装病，把全家的窗帘都拉上，对数千人的送葬队伍视而不见。他的死讯成为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是莫斯科只在一份二流出版物的背面底部发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几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亚被捕，被指控从事非法货币交易。克格勃副局长亲自审讯，要她承认《日瓦戈医生》实际上是她代笔的，证据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情书：“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整个都是你写的——你站在我身后引导我的手，这本书完全归功于你。” 伊文斯卡亚反驳说：“也许你从来没爱过一个女人，所以不懂这番话的含义。”伊文斯卡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役8年，她女儿也被判了3年。

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是名义上的超级富翁，版税源源不断地汇到出版商为他在瑞士设立的银行账号。但是这些钱不被允许汇到苏联。他去世后，妻子季娜依达生活拮据，连养老金也没有。六年后，季娜依达在贫困中死去。

下禁令的赫鲁晓夫根本没看过这本书，后来国际舆论让他下不了台，他让女婿看看，女婿说没啥，据说赫鲁晓夫气得发疯，抓住作协高官的衣领使劲摇晃。政治人物低头认错不容易，特别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之争，直到赫鲁晓夫被迫下台，他也没有解禁此书。在软禁中，他儿子送给他一本打印的《日瓦戈医生》。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他说：“我早该亲自读一遍才对。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内容。”讽刺的是，这时他自己也只能偷偷带出口述磁带，在西方出版回忆录——按照当年对老帕的批判，这属于“叛国”。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反思：“我们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为自己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真心感到悔恨。”“关于《日瓦格医生》，有人可能会说，我现在为这本书未获出版表示遗憾，太晚了。也许确实如此，不过晚遗憾总比不遗憾好。”

1988年，最初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的《新世界》杂志连载了这部小说。1989年，一个外国记者和朋友在莫斯科街头散步，突然看见一大群人排队，有排队习惯的莫斯科朋友想都没有想就站到了队尾。排到前面才知道，这是《日瓦戈医生》解禁后第一次全文出版。在列宁国家图书馆，秘密收藏的中情局版本的《日瓦戈医生》从特别藏书区移出，不过借阅依然受到限制，这次不是因为禁书，而是因为珍本。

当年无数秘密警察监视来参加葬礼的人，如今诗人的坟墓成为朝圣之地，年轻人盘桓于此，朗诵着他的诗句：“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