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aul Heideman 译者:奥伏赫变
来源: 红棉浪潮
美国的左派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比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n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更具有自我批判性的团体。自从那个组织在1969年崩溃了以后，它从前的成员就开始了无穷无尽、如潮般的自责。
有些批评是来自那些有自我意识的变节者，比如《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的特约编辑Paul Berman。Berman是SDS的一个1968年的来自哥伦比亚的成员，他指责这个团体“堕落到的暴力与非理性之中…最后拥抱了极权主义的教条”。他还讽刺道，后期的SDS应该被叫做“学生争取独裁社会”。甚至乎不太乐意痛打自己曾经的同志的那些人，都公开表达了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主义的后悔。James Miller曾经对“关于人性以及由许多激进派所持的关于好社会的设想都感到深深的怀疑”。Mark Rudd，一个SDS的“气象员”派（Weatherman faction）注一的成员谨慎地指出“我们正中FBI的下怀…我们也许有些人还在他们的成员名单上”。
当然，在某个层面上很难反驳这些看法。试着想象这么一场集会，学生们分裂成了两拨，一拨高呼着“胡，胡，胡志明！”，另一边喊着“毛，毛，毛泽东”。SDS的确堕落成了一幅左翼滑稽讽刺漫画。
但是，如果SDS的前成员明白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不会那么清楚为什么出了问题。这在Berman和Miller的说法中更加显眼，他们强调SDS成员在各个不同时刻所持的想法。SDS的前成员仍旧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组织是统一的，运动的路线是由学生们决定的。
可是，理解SDS不能只是理解学生，而需要在更广阔的的层面上认识美国左派在60年代面临的两难境地。在那些年里，那场新的激进运动，最主要是被在越南的屠杀所引起的反对情绪所驱动着的，它发现自己完全与工人运动隔离，而后者则被反共大清洗拔去了尖牙利爪。其结果是这场运动失去了能实现它理想的社会力量。于是，随着SDS成员们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力量来替代工人阶级，从学生到黑人革命再到第三世界游击队，那些理想本身就在不断流变。
SDS警告着我们抽象政治理想的脆弱性，以及当历史来敲门的时候，这些理想是多么容易被重塑。
一、劳动青年
在1960年1月，产业民主学生联盟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SLID)的成员决定要换一个更现代的名字，这样，SDS就低调地诞生了。SLID是受人尊敬的产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LID）的青年团体，它作为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小部分走过了整个50年代。在这个潮流中，有些政治观点是不证自明的：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形式，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第二，执着于工会运动，这对于Walter Reuther的左翼自由主义灯塔、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来说是这样，或者勉强来说对于AFL-CIO的首领George Meany的朴素企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补注一)而言，都是如此；第三，把民主党看作改革的政治工具。
民权运动在50年代后半段取得的进展给SLID的社会背景的基础带来了第一道裂缝。社民派是这场运动最早的忠实拥趸，而且是依旧十分迪克西化(Dixified 注二)的民主党内的种族平权斗士，尽管如此，在南方的运动，伴随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隐晦地引起了对通过选举和集体劳资谈判来获取社会进步的信念的怀疑。SLID的新名字，“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被赋予了黑人运动的强烈情感——对于美国的所有宣言来说，它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SDS的第一项议程是在1960年春季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组织一次会议，会议主题为“北方的人权”，目的是支持民权运动。这次会议运气不错，因为会期前几周南方爆发了学生静坐抗议。会议带来了那次静坐的几位重要人物，来自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Bayard Rustin和来自种族平权议会的James Farmer，他们跟年轻的学生行动派一起讨论。尽管会议没有达成实际的行动方案，它仍帮助团结了民权运动，使其成为SDS的第一事业
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议：聘请一位年轻的密歇根大学毕业生，Al Haber作为它的全职员工。不像后期的那些SDS的大人物，Haber不是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也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组织者，他有着精力和冲劲，在把SDS打造成一支新的行动派势力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Haber把组织的重点放在公民权利，并致力于把贫乏的资源用于为斗争服务。他建立了一个关于公民权利的SDS简报，在一年内就有超过一万人订阅。他也带领组织反对雇佣歧视而抵制西尔斯公司(Sears, Roebuck & Co.)。在11月份，SDS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共同编辑了一份SNCC的有关选举的特殊论文，《学生之声》(Student Voice)。在全国各类学生会中，Haber与各种运动支持者联系，建立了SDS的形象和名声。
在1961年，SDS聘用了Tom Hayden来担任外勤人员。Hayden刚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在亚特兰大工作，担任SDS的现场记者。他秋季到达亚特兰大，正好撞上了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时SNCC正在深南部开展一场选民登记运动。在此前的夏季，SNCC的行动派就在密西西比州的麦库姆市设点来登记黑人选民，为了对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随着反对这场运动的暴力逐渐升级，Hayden飞到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来为这场斗争吸引注意力。但他自己很快就成为了暴力的目标并且被迫离开密西西比州。不久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一本题为《密西西比州的革命》(Revolution in Mississippi)的SDS小册子。Hayden对麦康姆市的学生行动派的记述将很好地描述他那一代人对SDS的企盼：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只要抗议，还要寻求社会变革，也就是革命。他们决定了现在就要行动——不是过一会儿，也不是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之后，更不是在我们得到法律保护和诉讼费用有保证之后——才要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自由，为了大众的生活，为了给那被奴役的创造尊严，因而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在必要时献出鲜血和躯体。”
在这个早期阶段，SDS始终与工人运动如影随形。LID，也就是SDS的母组织，曾得到工会的大笔赞助，这让他们成为SDS的间接赞助人。SDS自己也从工会那里得到数额不小的直接赞助。雇佣Al Haber也给组织带来了来自UAW的一万美金拨款。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的产业工会部(Industrial Union Department)推进了SDS的筹款计划，并且把他们的印刷机借给这个年轻的组织。Walter Reuther自己则称赞这个组织为“为美国进步力量献身的先锋学生组织”。
相应地，早期的SDS行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看法比较积极。Haber的父亲是密歇根的一个劳动仲裁员。当Haber推动SDS在抵制西尔斯公司中积极行动时，他写道他希望这起事件将“对工人的自然联合和民权运动发挥积极作用”。Sharon Jeffrey，团体里的另一个领导人，是Mildred Jeffrey（一位UAW的高级干部）的女儿。SDS在纽约的小分会支持了1962年报业罢工，认为这种支持“应该是（团体的）自然反应”。
甚至在将来会成为老左派跟新左派离心离德的一个标志的Hayden也赞许地倾向于工人。在给Reuther的一封信里写道“工人运动仍然是未来推动民主制度和通过平等主义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推动力”。然而，这段关系并非那么顺畅。尤其是LID不安地旁观SDS参与公民权利的激进行动，毕竟LID只是一个一个非营利教育机构而已，它的免税待遇会受到这些政治行动的威胁。
SDS参与抵制和团结的示威超出了LID领导层对这个组织的大概想象。当LID发现Haber想要把这团体变成某种北方的SNCC，它就试图把他赶出领导层。可是Haber岿然不动，还利用他父亲在工人运动里的关系，成功说服LID的领导层让他继续干下去。
SDS由此成了工人的孩子。它早期是靠着工人运动的慷慨捐赠而维持下来的，它那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严格局限在美国社民主义的范围以内。所以，SDS后期的狂乱的原因不在于它没有重视工人阶级，而在于为何这段一度强大的伙伴关系未能持续到60年代。
二、超越社会民主主义
任何此问题的答案都无法回避密歇根的休伦港市。1962年6月，SDS在那里发表了《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这是份早期的明确的文件。那时候组织已经发展了两年，获得了一堆有组织的分会和八百个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缴纳会费的成员，现在是时候该明确组织的目标了。召集6月的这次全体大会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而Hayden负责起草一份文件来作为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为了保持SDS在工人里的群众基础，会议射在里休伦港的一片属于UAW的野营地。
这份宣言是新兴的学生激进主义政治的一个非凡的升华。它毫不知觉地具有中产阶级性质，反映了它的作者和读者是“生于小康之家”以及“住在象牙塔里”。然后，宣言有点自以为是地宣布“新的左派不能仅仅依靠‘酸痛的胃注三’来做社会变革的推进力量“。与直接抵抗国家相反，在60年代早期，——种族主义、企业统治和核武器威胁——一种价值观的革命是必要的。不出意料，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学生是发动这场革命的主导者。
今天，这些情绪令人绝望地不再能引起共鸣，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来不会踏足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应该去理解为何这种分析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如此令人信服。首先，有人口统计学上的事实表明从婴儿潮开始青年人口暴增。这与战后的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代数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大学生。6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出现大学生数量超过农民。在这样的语境下，学生生活的实际和大学的社会环境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力量来源而不是一剂通向孤立的毒药。
60年代早期也是的美国社会凸显一些标记我们今日政治环境的病理特征的时期。那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标准不断提升，这一切由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工会密度高达30%的的工人运动所支撑起来的。不像我们时代的灾难性不平等和破产的经济政策，总之那些年里体制看起来运行得太过高效——问题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无法操控这个体制。在Hayden看来，绝大多数的人对机械的美国制度感到疏离，并逐渐远离面对真正社会问题所必需的那种公民生活。SDS建议的那种价值观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然而，这些不可否认的中产阶级冲动与对为取得进步政治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地位持续认可同时存在着。宣言关于工人的部分开头就频繁地把“大工人阶级”跟“大公司”等同起来，并认为这是扭曲至极的。相反，它宣称“进步就 v是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充分利用工人运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工人的首要难题是大公司成功地遏制了运动的未来扩张。在这个语境下，宣言凭借不小的理由认为，工人把自己看作压力集团（向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大众导向（的团体）”“一千八百万个成员向全美股提出政治要求“。宣言总结道，工人将会成为创造一个更进步的国家的重要部分，但他们也需要价值观的革命。
《休伦港宣言》激起了SDS的同盟者的激烈批判，他们把自己的政见与工人俱乐部(house of labor)联系起来的。然而，他们的批判并不集中于这份文件中关于工人的十分温和的批评，而是更侧重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这个话题在6月份就出现了，甚至早于宣言的起草。会议委员会投票委派，Jim Hawley来当观察员，他是一位18岁的（美国）共产党青年团体成员。对此LID的领导们（Michael Harrington）的回应跟就像气得脑中风一样。而贯穿全文的对反共主义的猛烈攻击则加重了这一情形，这些攻击被指责为鼓励支持国外独裁者和在国内实施令人窒息的政治整合。对于Harrington 和其他人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他们看来最为来之不易的30年代的那个教训被糟糕地遗忘了——斯大林主义者必须被隔离到进步运动之外。
Haber和Hayden被传唤到LID的一个委员会面前来讨论这个话题。对于SDS的乘员来说，被传讯到那儿去回答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有着特别的讽刺意味。然而这种讽刺意味不太被质询者欣赏，他们用直接的质问来攻击Haber和Hayden，比如“你是不是也会把位子传给纳粹？”
SDS成员的回应未能触动质询者，LID打算管制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它暂停了Hayden和Haber的工资，宣布SDS以后所有的出版物都要预先得到LID的批准，并且换了纽约办公室的门锁。这场危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逐渐平息，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校长Harold Taylor和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发言人Norman Thomas。但是学生左派在社民派眼中的形象已经遭到不可修复的毁坏。对于左派来说，比起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症状，要求对与共产主义者有关的行动派进行隔离的要求，以及对苏联固执的敌意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正如Hayden多年以后说的那样，那个夏天的经历“教导我社民分子一点也不激进，而且在激进运动中不可信任”。
三、敢于斗争
尽管《休伦港宣言》和与LID的斗争对SDS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团体仍然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要做什么。Hayden和他的伙伴们被SNCC的例子所鼓舞，但他们也很清楚北方的学生到南方去不会对运动有什么帮助。于是，问题就变成了SDS要如何复制SNCC在其他地方的行动。
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the 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grams, the ERAPs）”注四。当时有社民派经济学家提出（产业）自动化威胁着60年代狂飙突进的失业率和经济衰退，SDS成员受此启发，相信他们能通过组织北方的穷人来对这场斗争做出贡献。正当SNCC带着动员被剥削的黑人的目标从南方的城市涌入农村，北方的学生们也离开了大学，跟城市里的穷人住在一起，组织他们组成“社区联盟”来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从1963年夏季开始，SDS在这个计划中倾尽全力。UAW在此过程中仍有帮助，它提供了ERAP大部分的早期资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数以百计的学生搬进了城市里的贫困社区，包括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瓦克等。在那里，他们自己生活贫困，丢弃了优越的中产阶级学生生活，来建立一场“跨种族的贫民运动”。ERAP的组织者试图召开社区会议，以及同当地的组织者谈论大小事项，从城市垃圾收集到向恶劣的房东拒付租金。
回想起来，很容易就能看出ERAP不可能胜利。那时候经济状况，刚踏上本世纪其中最强的增长，就业和工资都在上升，远谈是不上一个失业的新时期。而且，SDS成员活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之中，大大低估了组织城市贫民的难度。北方城市严峻的原子化程度和剥削形势震撼了这些年轻的行动派。虽然曾经有一打城市有过ERAP，但到了1965年春天，已经很少仍能维持。
但是这些经历并非全是消极的。黑人和白人的行动派都得到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曾与SDS共事的黑人组织者继续在他们城市的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对于白人学生来说呢，他们明白了在处理贫困的问题上有着比理想主义更重要的东西——美国体制需要得到翻天覆地的重建。
这股激进潮流不断地在这个国家再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都揭示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共识政治幻想正在逐渐破灭。不能再想当然地假定社会能够稳定持续地进步。此时这股新的情绪也在校园里蔓延。随之而来的，是SDS从成立时的少数几个行动分会发展到1965年时的几十个，它慢慢地扩大它的根基。鉴于该组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园外的ERAP上，这种成长尤为令人瞩目。
在1964年秋天，学生激进运动伴随着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场运动发端于伯克利市（加州）的民权运动，那里的学生积极地团结诸如SNCC和CORE那样的团体。在9月15日，一个当地团体宣布要针对《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进行围堵示威。该刊物是一份恶毒抨击民权运动的右翼报纸。第二天，学生院长(the Dean of Students)给全体学生写了一封信，禁止在人行道人较多的一侧摆摊，同时禁止派发倡导校外议题的资料。作为回应，学生不顾校方管理强行示威，并且设立摊位为SNCC何CORE筹款来表达对政策的明确抗议。
在10月1日，Jack Weinberg由于为CORE摆摊而被捕。作为回应，数百名学生为了不让他被审讯，包围了他乘坐的警车。学生们用私家车当舞台，连续发表公开讲话，Weinberg最终在32个小时以后被释放。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学生激进行动继续发酵，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静坐和八百个学生因此被捕。然而，到了1月份，学生们赢了，校长被迫辞职，而新任校长宣布答应了这次运动的大部分要求。
伯克利市的运动立刻影响了全国的学生政治。当SDS专注于ERAP的时候，FSM凭借威信重新吸引在校园中的注意力。
尽管《休伦港宣言》指出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进程里有着特殊地位，FSM给了这些观点一份它们欠缺的力量。学生似乎能够像南方的SNCC那样发挥作用。他们甚至采取类似的手段——示威、公民抗命和静坐抗议。如果人口调查跟经济快速增长为学生政治创造了潜力，FSM就展示了这股潜力。
四、内战
在1965年春天，SDS终于开始反越战。尽管团体内的反战倾向早已存在，团体还没开展过任何反战行动。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投入；在1964年8月的《北部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之前，越南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民权运动。而且，SDS许多人都觉得，关注外交政策，实在是离价值观革命的计划太过遥远，而后者正是本团体倾尽全力的项目。
然而，当越战第一次作为1964年12月的国会会议讨论的主题时，它就意外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期间提议了各种不同的战争计划。当时SDS的主席，Todd Gitlin，提议发表一份拒绝征兵指令的国民公约。还有些成员提议给越共提供药品。团体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因为惧怕支持共产主义力量，提供了一个更温和的选项，就是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最终这个提议通过了，SDS决定在春季实施反战游行。
这个计划使SDS占尽天时地利，取得惊人的发展。会议前几个星期，约翰逊政府宣布轰炸北越并加派兵力。校园激进行动也急剧增加来作为反击。第一场反战座谈会也开始了，SDS的分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着。那场计划在四月份的游行让2万人走上街头——远多于组织者预计的3千人——成为最大规模的美国反战抗议活动。作为一起SDS组织的事件，它给这个团体带来许多媒体注意力，动员了更多人加入这个组织，以及促进了更多新分会的建立。
SDS的精神风貌随着新成员的注入而改变。在密歇根州库瓦丁(Kewadin)召开的一次夏季会议中，这一点显露无遗。这次会议比发表《休伦港宣言》的那次要大十倍，就在这里，SDS开始倾向极左派。
这些在库瓦丁坚持自己立场的新人跟创立SDS的前辈们与很大不同。许多早期成员，像Haber跟Sharon Jeffrey都是在左翼自由主义政治环境里长大的，还有一些像Hayden那样的则是通过自己的智性探求来加入到那种环境里的。而这些新加入的骨干通常来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和学校，他们将会成为激进运动的发射台。比如作为新生代之一的Jeff Shero，就说“如果你是得州来的，那你在SDS不受待见，还不能回家过圣诞”。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与美国政治主流的决裂必然比前辈们更加决绝。然而，这种疏离和决裂在组织上而非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些新成员在库瓦丁的会议中轻松赢得多数选票，比起在SDS内争取更激进的立场，他们为了权力下放以及避免民族主义立场而共同作战。
这种对策略的敌意将会在接下来几年里给组织带来深远的后果。首先，这使团体无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它在鼓动反战情绪上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其次，这种的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把所有筹码都放在当地组织的热情和自发性之上，必然导致之后不可避免地热情消退的时候，只能手足无措地问为什么。
库瓦丁也是SDS跟LID的最有意思联系。这个社民派组织已经对SDS赞助反战游行忍无可忍。允许共产主义者观摩休伦港会议已经很糟糕了；现在这个团体居然还公开组织反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而在库瓦丁，SDS在新老成员的支持下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们删掉了组织章程里关于禁止“极权”政府支持者加入组织的条款。
对于已经对社民主义不抱幻想的退伍军人而言，这个变化仅仅意味着把一个早已到来的政治分裂给制度化了。对于新成员来说，他们自己早已在社区里被称为共党分子，这些都只是常识而已。所以，到了十月，LID跟SDS在组织上的联系就烟消云散了。诞生于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SDS终于走向了一条迥异的道路，尽管当时没多少人能说清他们想要把组织带向何方。
五、示威行动
库瓦丁会议的直接后果是组织瘫痪。随着反战情绪持续升级，SDS无法引导和影响它的发展。库瓦丁的情绪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反战工作的优先进行，其原因都是原则上的，一是这会降低地方分会的自主权，二是大多数成员感到这场战争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生活中的，只有那模糊的价值观革命才能阻止。基于这种情况，由于官僚体制的效率问题被轻视，库瓦丁的决策已经把团体的组织基层扔到了一片混沌中。
当时美国对战争的介入每个月都在升级，反战情绪也迎头赶上，这个团体急切地寻找其他能做的事。
然而，尽管它后来跟反战运动划了清界限，它仍在大众心目中与之捆绑。议员们激烈抨击SDSD的反战立场，而举国学生继续把它看作主要的反战组织。在10月中旬有一个由其他团体发起的游行，SDS为它的背书却不那么热情：“我们是为了教育而行动，而非为了示威而行动”。尽管地方分会承受着来自全国组织者的敌意，它们仍热情地参加这次游行，并且发动了十万人，远超4月的游行示威。SDS仍然不顾一切地在壮大自身。
在春季，逃避战争的愚蠢之举变得天下皆知。马上到来的是约翰逊政府再一次努力为扩大美国战争而提供人力资源，最终学生起草了延期草案。高校被指示去给学生排名，排名较低的将会受到地方征兵局的影响，而国家考试也被提议用来协助这个排名工作。学生也即时回应了。尽管全国的SDS都在焦头烂额地准备给出统一口径的回应，但是地方分会仍飞速投入行动之中。全国的学生都在扰乱征兵考试，他们聚集到校园里反抗与这场战争沆瀣一气的大学。最终，《休伦港宣言》中要努力重塑大学以重塑社会的愿景在国家层面上得到实现。
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 PL)也在那个春天加入了SDS。PL在1961年从美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当时小部分的驻纽约成员因为批评美共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运动的支持而被驱逐。这些共产主义者，在水牛城(Buffalo)的前钢铁工人Milt Rosen的带领，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Rosen跟同志们创立了《进步劳工》杂志(Progressive Labor)，并以左翼劳工组织亮相。在1964年，这个团体剧烈地左倾，声明自己是一个政党，并宣布要跟其他左翼潮流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在接下来几年里，这个党派以令人生畏的速率壮大着，它不断实施新行动，比如组织大学生前往革命的古巴以及建立属于自己的的反战组织，该组织名为五二运动(May 2nd Movement)。然而，直到1966年初，SDS就是行动的所在。由于PL的成员接受过美共那些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干部的训练，他们加入了SDS后很快获得影响力。在SDS大体上的意识形态缺位的环境里，他们成熟的政治观念异军突起，成为引导SDS成员寻求比即刻行动更加深层次事物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影响力也开始在细微之处被感受到，比方说SDS的出版物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坚定赞许。
可是到了在1966年，PL只剩下一小股成员留在SDS。更加受欢迎的是不断演变的大学抗议政治，这种政治得到了对这一年越来越多的理论阐释。特别是两篇论文为提升学生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篇是Carl Davidson的《论一场学生工团主义运动》(Toward a Student Syndicalist Movement)。Davidson的这篇文章在1966年的SDS大会上发表，文章认为大学是维持现代美国社会的中心。大学的功能本质上在于“生产能够创造、维持、容忍或忽视诸如沃茨(Watts)、密西西比和越南的情形的人”。校园的中心地位因此引起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一个精于操控的社会被搞掉了制造可操纵人员的手段，它会发生什么？答案就是我们也许就有战斗的机会来改变那个制度”。
Davidson关于破坏制度的具体建议听起来有点古怪，它特别专注于废除等级所应有的革命性成果。但是他建议的手段却没有这幅理论图景那么重要，大学在理论中充当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齿轮。
第二篇论文是来自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学生们的，它是对其前辈《港务局声明》(The Port Authority Statement)有意识的戏仿，为Davidson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更具社会科学性质的视角。文章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减少，以及正在被一个主要由文职人员、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由于这些工人是受过教育的（当然了，是在大学），因此学校可以成为争取他们的斗争重点。
在1966年末和整个1967年，这种分析与校园里发生的事件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大学生人口继续爆发式增长。在那个十年的开始的时候，只有不到四百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已经差不多有七百万。校园持续作为学生斗争的基地，而斗争的重要对象就是大学对越战的参与。
学生发起了关于促进大学征兵测试的公投；他们在行政办公室里举行静坐；他们还发动罢课，关闭了整个大学。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过千的学生在一些学生抗议者被捕以后，占领了那里的一整栋大楼，直到校长被迫自己掏钱把被捕学生保释出来。这一切为SDS的学生工团主义提供学生受众，也为新工人阶级创造潜能。
六、改变主意
尽管现在SDS已经拥有一个有广泛共鸣的观点，它还是不能果断地将它付诸行动。1967年的夏季会议重提了两年前在库瓦丁的失败。这次也没有制定任何一个建立在学生力量之上的计划的，而且组织的基层被再次忽略。SDS的领导层好像注定不能抓住摆在他们眼前的机会。
在这个节骨眼上，事件发展得太过迅速，SDS会议做出的正式决定无法像之前那样发挥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反战运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斗志上都有所增长。1967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有足足十万人参与，以往集会的人们都是朝着国会和总统前进，请求改变政策，这次他们是向着五角大楼行进的。
曾经试过有一万个示威者前往占领了五角大楼前的草坪达一整个晚上。其中有700人被逮捕，许多人因人多势众的军警攻击而受伤。
五角大楼的示威令SDS的高层改变了主意。那天实施的直接行动用一个SDS成员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由抗议到反抗的转变”。在那时，许多去年被打成“学生势力”的人背弃了校园。Davidson自己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宣称“我们组织学生来反对征兵的时候，陆军是由贫困的、黑皮肤的、美国西班牙裔的、农村的或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组成。谁都有就是没有学生…学生是被迫害的。简直瞎扯淡。我们接受训练来当压迫者和压迫者的爪牙”。
经过了这次以后，像Davidson和其他领导人那样的一些人物就变得更加直接地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看法，转而拥抱城市黑人反抗运动以及第三世界游击队，来作为他们推翻制度的关键手段。然而，这种向着“反抗”的转变也给团体的高层，跟上万个几乎都驻扎在校园的成员之间，制造了隔阂。当一个SDS成员告诉Davidson，“你坐在SDS的桌子后面参与着每个重大行动，你也许就不知道，如果你刚好是一个的内布拉斯加州人，刚离开农场，连马克思是谁都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感觉）”。
组织里也出现了其他裂痕。最显著的是，SDS的女性开始主张反对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文化。黑人女性成员在1965年就发起过这个议题，但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今年，他们更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议题。女性成员打算通过一项决议，来号召组织内的男性处理他们的“男性沙文主义”。到了年末，《新左派笔记》(New Left Notes)发表了一篇由一个芝加哥女性团体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女性将不得不组织脱离现有的左派，因为它弥漫着性别歧视。许多推行这个分析的女性成员，在接下来几年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充当领袖。
紧张的气氛也随着PL而蔓延，PL曾经在SDS的政治里发挥过比现在更大的作用。PL自己的世界观自从1966年以来就迅速发展。这个组织推行着一种教条化的毛主义，强硬地反对苏联。他们批判苏联跟它的同盟国是修正主义者，说他们要破坏毛主义中国所领导的全球反帝抵抗运动。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PL开始指责越南政府接受苏联援助。
这个组织的一个领导人在北越同意参加巴黎和谈之后说道，“我们斗争，斗争，斗争，他们却总是我们出卖了。”这可不是使PL受到反战行动派欢迎的观点。
除此以外，在SDS内部，PL开始推动工学联合的策略。这种观点认为，沿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学生要让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就必须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策略得到了执行，可是有一种搞笑的工人主义局限了这种思想的吸引力。PL成员避开了SDS中占统治地位的反主流文化着装，反而剪短了头发，穿上很保守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美国工人的刻板形象。他们还反对直接行动，而倾向于组织大规模示威，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成功吸引工人加入到运动中来。
尽管这些立场使PL跟许多SDS成员有所隔阂，他们的影响力仍在增加。干部纪律意味着PL成员通常愿意承担地方组织的艰巨任务，他们也充分利用承担这些工作带来的信誉。PL也发现了组织领导层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真正的漏洞。许多SDS的学生看到了试图联系工人斗争的逻辑。
来到了1968年，SDS就此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一方面，SDS确实有杀手锏，就是它在全国新左派组织的领袖地位。所以，它全国上百个分会里有上万个成员，其中很多就在从事着斗志昂扬的反战争反政府活动。可是麻烦的事情也变得不可避免。组织的领导层被逐渐壮大的PL所挑战，并且越来越少地参与到全体成员中而跟他们渐行渐远。
七、1968
1968年初，学生们刚回到校园，那时候（越南的）解放力量发动新春攻势(Tet Offensive)，粉碎了政府继续战争的最重要理由之一——他们赢定了，战争很快结束。反战情绪随之风起云涌，约翰逊发现自己要面对主要来自民主党的挑战。两个月后，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引发了超过一百个城市的黑人反抗运动。不难想象革命已经到来。
对于SDS来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斗争是最关键的发展。由于围绕大学与军队串通的斗争以及扩展到哈林区(Harlem)的计划，学生占据了几栋大学的大楼长达一个星期。其中七百人在过程中被捕，学校也因为下个月的一次广受支持的罢课而被关闭。这次斗争发生在纽约市的常青藤盟校里，被国家媒体紧张地掩盖，仿佛是学生左派力量的一次戏剧性的证明。
哥伦比亚州也提出学生力量跟抵抗政治之间的调停。斗争已经是由学生领到的，但它的目标是学校与军队的共谋和哥伦比亚对其邻近地区的态度里的种族主义。对于SDS领导层里的许多人来说，在这样一场不只是关切他们自己的处境，更是关于把全国重塑为一个整体的的斗争里，学生与青年政治似乎的确能够成为一支先锋队。
进入1968年的会议，SDS领导层因此而自信这种分析能在团体中得到广泛支持。他们最后极度失望。控制着四分之一会议代表的PL发表了对他们见解的全面攻击。领导层也据理力争，声称，借鉴之前的“新工人阶级”理论，SDS的目标应该是利用校园作为在城市建立革命组织的基地。PL对着这个提案的模糊之处一顿痛殴，它严重依赖于仍旧模糊的阶级概念，PL转而指向法国五月风暴，认为这证明工学联盟的潜力。PL吸引了大大超过自己数量的支持，决定性地击败了城市革命的提案。
领导层无法在政治上与PL抗衡，于是诉诸对PL的组织实践的反对。他们声称，PL作为一个纪律森严的干部团体，已经与SDS的精神背道而驰。PL只是在SDS吸纳成员，实际上并未建设这个组织。尽管PL经常表现得毫无原则而充满破坏性，但如果领导层不是愧疚于自己在形势顺利的时候对成员们不理不睬，如果他们在把选票白送给PL之前就提出这些顾虑，那么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批评就可以更有底气。
PL成员指控他们红色构陷(red-baiting注五)，来回应领导层，还促使一位义愤填膺的SDS成员气急败坏地说着“红色构陷！红色构陷？共产分子在这儿呢，不是你们这些PL的人！”领导层的确成功保留住对组织基层的控制权。在SDS历史上，他们第一次为国家部门提出了一份名单，开头就是Make Klonsky（来自西海岸的前学生行动派）和Bernardine Dohrn（最近才加入SDS的法律支持工作者）。政治抵抗赢得了胜利，只不过是极其狭隘的胜利。
在关于城市革命争论的余波中，Klonsky和朋友们被迫更系统地发展他们的想法，其结果是“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 RYM)的文件，文件为领导层在SDS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时间的政治权力提供基础。文件用对毛的一个引用来展开，认为青年的确是革命的关键力量，但SDS由于拥抱了优越的大学生活，未能利用这一潜能。比起在大学里继续战斗，SDS成员更应该优先深入社区学院、技术学校和中学里，发掘激进青年，并把他们带进这场运动中来。
为了实施这一观点，SDS的领导层在选举期间发动了一次全国大罢课。这个倡议非常失败，没有关闭哪怕一所学校。SDS领导层内激烈的意识形态派系之争掩盖了持续增长的与组织的世纪成员及受众之间的隔阂。
然而，SDS仍然继续壮大。到了1968年，它的成员总数多达十万人。在普林斯顿市的那个秋天，十分之一的大一新生加入了组织。有一个调查估计有三十五万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革命者。随着激进潮流持续增长，SDS也在壮大，尽管已经证明它没能力执掌它的领导地位。
八、查尔斯·曼森 VS 毛
SDS开始了它的最后一年，身处极乐，浑然不觉死期渐近。为了推进RYM思想，Klonsky和Dohrn的支持人主张，青年运动只有本世代的两大革命力量（黑人激进派与反帝游击队）的联合之下，才能取得成功。对这些斗争的拔高有一部分是被一种青年运动无法独自领导革命的认识驱动着的；但它也是被领导层所推动的，因为这些联盟似乎是抵抗PL的价值武器。哪一年，PL出版了一系列文件，认为黑人国家主义需要作为黑人解放的障碍而被大力打击。这与PL关于越南的门户之见结合起来，促进了这些组织自然地倾向RYM的支持者。
他们也试着在中学里招募人员来实施RYM思想。结果是灾难性的。SDS成员进入了中学，并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只是为了发掘激进政治。他们把PL跟RYM之间晦涩难懂的争论，直接带进了他们与年轻学生的工作里，搞了许多宗派分裂而不是组织团结。SDS成员发现自己不再受年轻行动派们欢迎了。
RYM思想的一无所获也被尼克松政府的高强度镇压加重了。白宫精确瞄准了SDS；司法部副部长在论及SDS时写道“如果人们的示威干扰到他人，那他们就该被围捕然后扔到拘留营里面去”。国家的立法者们也针对校园行动派引入了四百个法案。
高校管理者也开始行动了。学校的精神科医生甚至被鼓励去辨认和“治疗”学生行动派。大大加强的镇压只是加剧了SDS的内部问题，因为已经过热的政治争论现在发生在缓缓渗入的阴影里。
1969年夏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到来的。不想以前与PL只发生意外冲突，这次是明显是RYM与PL的最后一战了。RYM用一份题为《你不需要一个气象员来告诉你风往哪边吹》的文件打响了第一枪。文章题目取自鲍勃·迪伦的一首歌。这是打在PL身上的一枪，RYM希希望把PL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才华转化为其精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份文件本身枯燥晦涩，难以卒读——一个SDS老领导人嘲讽道，如果你凑近去读，它会让你眼睛瞎掉。这数千字的毛主义套话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跟与它作对的力量的矛盾。因此，国内并非主要围绕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危险的回避矛盾。多数美国工人是被洗脑了，但也将要觉醒了。
PL非常自然地对这观点的迎头打击。可这次会议RYM是有备而来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代表公开反对PL，认为他们的批评相当于把黑豹党员开除出这个运动，如果SDS被看得起，就应该把PL给驱逐了。然而，黑豹党员的介入没有按照剧本来。那时候有位发言者开始进行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认为“女性力量”(Pussy Power)——女性拒绝与不革命的男性同塌而眠——是至关重要的。当PL（和许多非PL的SDS成员）开始高呼“打倒男性沙文主义”来回应的时候，黑豹党员也回敬以Stokely Carmichael的一句不知名笑话——“女性在运动中的立场是不坚定的（趴着的）”。注六
事情只能从那儿发展下来。PL对RYM的争论让PL堕落到只会高呼“毛！毛！毛ze dong！”，另一边RYM就喊着“胡！胡！胡志明！”来镇压他们的声势（有些纽约人就用他们自己的号子“Go Mets!”来回应这些喧哗）。到了这时候，两个团体都显然都背离了自己的死忠拥趸。两边都退缩成了秘密小团体。RYM返回舞台，没有经过全体大会投票就宣布把PL驱逐出SDS。第二天，就有了两个SDS。
过了6月份以后，SDS不再以全国性实体存在。PL尝试建立自己的SDS，尽管建立一个政治上与PL一致的独立组织的想法在学生那里民心尽失。RYM也很快分裂成两个团体——支持武装游击队反抗体制的“气象员”(Weathermen)，以及持更传统的毛主义的RYM II。“气象员”很快就把自己搞得只能滋扰体制，但真正威胁着激进政治。它针对保守当权派的投弹任务一个也没完成，而且还有时公开发表些惊人之语，比如Dohrn就说过“ ‘气象员’ 要给查尔斯·曼森挖坟’”，这些只能凸显出这个曾以大众运动改变美国为目标的前SDS组织如今是多么离题万里。
与此同时，学生激进运动仍在继续。直到1970年，民意调查显示有一百万美国高校学生认为自己是革命者。1970年春季反对入侵柬埔寨的学潮就关闭了数百家学校达数月之久。可是没了SDS就没有组织来凝聚这些革命高潮。
SDS落入了美国政府为60年代左派准备的恶毒陷阱里。一方面，国家看到了大幅扩张的高等教育把学生变成具有真正社会和政治分量的群体。这一点在当时与越战联系起来，当时针对海外屠杀者的行动不断升级，制造了难以应付的青年激进运动。然而，在另一方面，整个20世纪的激进运动的最重要盟友，工会，由于它深层的反共承诺和与约翰逊政府的紧密联盟，不怀好意地反对着反战组织。因受到麦卡锡主义镇压而被政治去势，以及被天真地相信美国在越南的使命的官僚阶级所领导着，工人俱乐部及其自由左翼盟友把SDS甚至更广泛的反战运动视作敌人，而不是潜在盟友。
注一：Weather faction指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补注一：企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指认为工会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一般反对革命的和阶级的工会主义。
注二：Dixified由Dixie派生而来，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迪克西化”意味着种族平权状况不甚乐观。
注三：原文aching stomach指工人忍饥挨饿
注四：经济调查与行动计划是SDS在1963年组织的社区计划，为了保障和维护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各种权益。
注五：red-baiting指的是，通过指责对手持有红色意识形态而污蔑对手。
注六：笑话的原文为”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the movement is pr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