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革命：被遗忘的墨西哥1968

作者: 夏蝉   来源: 激流网

“墨西哥城的1968年是一个充溢着激情和打破障碍的年代，一个锻造学生、工人和边缘化的城市贫民联合阵线以及挑战政治体制的年代。这个年代充满了巨大希望，看上去变革似乎就在眼前。学生们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公交车上结成团体，“走向人民”。每一座学校都有运动委员会，每位学生都有着令人热血沸腾的争论、探索和民主尝试的经历。这场运动没有一个中央领袖。整个家庭、整栋公寓楼乃至周围的邻居都卷入这场运动。一场革命正在发生—不是切的革命—而是一场系统内爆发的、非暴力的革命，一场为欢欣、信念和在广场上游行经历所带来的兴奋所驱动的革命。”

——《异见》杂志

1968年10月3日的黎明，对于墨西哥人来说，是鲜红的。

前一夜，便是著名的“特拉特洛尔科之夜”。这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直到2001年执政七十余年的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下台，新总统推动相关政府文件的公布，真相才在三十余年后水落石出。

这一天，和平抗议的学生、围观的市民群众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的三种文化广场，进行一次在运动中已司空见惯了的抗议活动。在演讲的过程中，普通市民逐渐聚集，周围的军警也逐渐增加。而后，被称为“奥林匹克营”的总统卫队受令向广场周围开火以挑起冲突。军警借口学生开枪挑衅，对无辜的人群开火。此次事件造成了无数死伤，几千人被捕。但确切的数目迄今未知。随后，政府与主流媒体对学生开始了大规模的抹黑。按官方的说法，学生们隐藏在周围的大楼里伺机狙击警察，学生们应当为这一次流血事件负责。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然而，被篡改的历史终究无法主导民众的记忆，真相最终得以还无辜者清白。特拉特洛尔科惨案是政府对人民镇压的公开化的重要标志，也因此成为了革命制度党难以洗去的污点。

10天后，第19届夏季奥运会在墨西哥城如期开幕。位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UNAM）大学城校园内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承担了开幕式、闭幕式和多数田径比赛。但同样属于这座校园的许多学生，却再也无法回归他们的校园与课堂。

1968年，便以这样的方式在墨西哥人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痛楚。2002年，Consulta Mitofsky调查公司对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于1968年的关键记忆是：“对学生的屠杀”（36.2%）、“特拉特洛尔科”（24.9%），而选择“奥运会”这一关键词的人仅占4.5%。在2007年该公司对于“民众心目中墨西哥最重要历史事件”的调查中，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得票36.2%，仅次于独立战争（49%）和1910年墨西哥革命（39.8%）。

相比于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同龄人们，墨西哥的学生得到了更加残忍的对待。然而在国际上，“特拉特洛尔科惨案”的知名度却远远不如“五月风暴”，以至于犯下罪行的政府在当时甚至没有获得什么国际谴责。这不止因为刽子手们将受害者塑造成了暴徒，也和当时冷战的社会环境有关。

当时的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将运动视为一个“共产主义阴谋”。后来公布的文件中指出，美国中情局为这次镇压提供了技术与策略的指导。然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惨案的始作俑者们仍未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墨西哥——经济奇迹与政治稳定下的伤痛

提起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人们或许会想起它的“两大成就”。

其一，是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稳定性”（establildad politica）。在拉美的其它国家频繁出现政权更替与动荡、军事独裁之时，革命制度党却保持了长达七十余年（1929-2001）的稳定的文官政府统治。

其二，是在其执政期间被称为“墨西哥奇迹”（milagro mexicano）的经济增长。墨西哥实现了持续30年的年均增长5%的经济发展，这使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

然而，这样的稳定建立在其威权主义体制对工农、学生一切反抗运动的压制之上；其经济奇迹也更多受益于“进口替代经济”和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工人、农民及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凄惨。如同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提到的，在这里，“发展是大多数人遇难的航行。”

20世纪30年代，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卡德纳斯总统在墨西哥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采取了多项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由国家主导工业建设与国民经济；对全国铁路系统、外国石油公司都实行了国有化，反对外国的垄断和控制，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墨西哥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高速发展，史称“繁荣的30年代”。然而从卡德纳斯的继任者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Ávila Camacho）开始，革命制度党开始了其政策相对保守的时期。

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民众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多。但作为“一党专制”执政党的革命制度党的治理逻辑仍然是以压制和控制为主，不会容许任何民众的自我组织和任何政治参与空间。

从30年代开始，革命制度党就试图将所有的工农组织纳入其控制体系之下，试图收买工会的关键人物。这一现象被称为“查罗”（charro即工会领导人、成员为国家、企业主的利益服务的现象）。依靠“查罗”，革命制度党保持着对工会的严密控制。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工人们对现状日益不满。1950年代是墨西哥工人运动的活跃期。1957年2月7日，电信业工人组织了自行减少工作量的运动，以争取提高工资。而政府的回应却是将领导这一运动的27名电信业工人开除。这一事件引起了七千余名电信业工人罢工。4月10日，罢工的工人们召开大会提出了几点诉求：被开除的工友复工；禁止对罢工工人报复；罢免工会领导人。最后一条是这一时期工人罢工诉求的共同点之一——工人们普遍不认同这种国家政党所控制的“老板工会”。

2月11日，这些工人得到了全国越来越多的同僚的支持，然而政府也开始试图分化瓦解工人，为一部分工人涨工资。而这样的阴谋却被大家以“团结”的口号拒绝了。越来越多的电信业工人加入了罢工，在此期间有约85万条电报因为工人罢工而未被发出去。然而，在镇压、威胁、工会领导人施加的压力之下，许多工人们被迫回到了工作岗位。当月22日，电报服务恢复了。恢复后第一条被发出的消息便是“总统阿道弗·鲁伊斯·科尔蒂内斯（Adolfo Ruiz Cortines）会妥善解决工人诉求。”最终，一些工人脱离了查罗主义控制的工会，建立真正自主的、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会以争取维护自身的利益。

同时，在50年代还有石油业工人罢工以争取工资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运动。而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也是68年学生运动的旗帜之一的，便是铁路工人运动。

1958年5月2日，尽管有国家的高压控制，还是有几个工会组织冲破重重阻碍共同成立了“争取增加工资委员会”（Gran Comision Pro Aumento Salario），其中便包括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Ferrocarrilleros de la Republica Mexicana）。尽管工会大会通过决议争取每月增加350比索工资，工会领导人们还是决定降低诉求以换取和政府的谈判与和解。于是铁路工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反对工会领导人的出卖。

5月24日，铁路工人们上街游行抗议，且向工友们发布传单，表示不承认“查罗”工会的领导，不承认每月只增加200比索工资的妥协，并且要求真正民主选举工会。最终6月26日，第一个铁路工人罢工开始了。这一次罢工有四十余个工会参加，这些工会已经将内部的“查罗”们清除掉，并且共同建立了一个“争取增加工资执行委员会”（Comite Ejecutivo por Aumento de Salarios）。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就是著名的德米特里奥·瓦列霍（Demetrio Vallejo）。7月1日，铁路工人总罢工，全国的铁路网线瘫痪，工人们争取到了部分胜利，包括工资上涨，罢免官僚主义的工会领导人，以及新的工会领导即瓦列霍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1958年，瓦列霍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

然而，1958年底，在下一任总统阿道弗·洛佩斯·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上台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对独立工会领导人的镇压。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如接线员分阶段罢工、铁路工人争取劳动条件改善罢工等等，政府和企业拒绝让步。而回应他们的，便是七万四千名铁路工人罢工。这一次政府不再妥协，企业也开始了大规模裁员。1959年3月28日，当工会正在组织大型基层大会的时候，政府派出军队，将一万五千名工人作为政治犯逮捕。工会领导人吉尔伯特·罗霍·戈麦斯（Gilberto Rojo Gomez）号召工人们复工以换取政府对工友们的释放。但当罢工瓦解之时，戈麦斯本人便被逮捕入狱。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上台之后，尽管反共意识形态控制愈加明显、镇压瓦解更加严重，众多社会领域仍然继续着活跃的工人运动，如60年代的大学教师、医生罢工。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

当时的学生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大学生们对劳动者的境况不是置若罔闻，而是积极参与到他们的斗争中去。

在之前的教师罢工之中，学生们就表现出了广泛的支持。最具有代表性工学联合的运动，就是六十年代初抗议公交车涨价的“公交车运动”。墨西哥城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UNAM）与国立理工大学（Instituto Politenico Nacional IPN）的学生罢课，以表示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

吉尔伯特·格瓦拉·涅布拉（Gilberto Guevara Niebla）总结了这次运动的特点：

……工学联合被警察阻碍了。（29日，在对石油业工人和学生领袖的逮捕中，警察将工人和学生区别对待）……参与运动的学生主要来自两所高等学府——UNAM和IPN，这些学生政治化程度很高，争取将学生运动和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尽管他们自身有局限性，但这一运动是六十年代学生反叛的一个历史性先兆。

墨西哥便是在这样跌宕起伏的背景下，进入了注定不平凡的68年。

二、墨西哥城大学生——我们不要奥运会，我们要革命！

60年代在墨西哥也有着活跃的学生运动。

1961-66年，在索诺拉、米却肯、格雷罗等州都爆发了学生运动，政府派出军队占领校园以消灭不安定因素。1965年，国立医学院的罢课也被以相似的方式镇压。67年，国立理工的学生罢课以支持奇瓦瓦州一所师范学校争取国有化的运动，这次运动扩展到了全国的师范学校。这次运动开始形成一个“全国罢课团结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Huelga y Solidaridad）的组织，即68年学运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全国罢课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Huelga CNH）的前身。

1968年，世界范围内的青年都占据了历史的舞台。冷战，正是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与冲突的时期。越南战争的非正义、古巴革命的胜利以至于切格瓦拉的形象都使左翼思潮和共产主义在青年中变成流行；而争取政治自由、性别平等个性解放等社会运动也影响到了拉美这片苦难深重却艰难发展的大陆。法国“五月风暴”也极大的鼓舞了拉美的年轻人。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的学者何塞··里维塔（Jose Revueltas）便在《禁止“禁止革命”》一文中这样赞美法国的学生与工人：“因为你们的活力充沛的运动，你们在巴黎等城市的行动，你们对工厂的占领，你们在Odeon剧院的戏剧中所展现的言论自由，你们对于妥协让步的坚决否认，对于资本家和政府的坚决反对，你们建成了一个所向披靡的革命。”里维塔没有想到的是，他也将在不久之后深入参与到一个类似的运动中去。

何塞··里维塔（Jose Revueltas）

1968年学生运动仍然缘起于政府干预大学自治的尝试。自29年大学获得宝贵的自治权伊始，学生、学者保卫大学的自治独立与免费是国立自治大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得以保持和延续也归功于几代人的不断抗争，因为执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总会试图介入对这一肩负着“国家与人民的希望”的精英群体，以施加自身的影响。

7月22日至23日，国立理工大学的两所附属职业学校及国立自治大学的一所附属高中的学生发生了冲突，防暴警察以此作为借口占领了校园。7月26日至29日期间，多个校园因此开始罢课。26日，国立理工大学的游行队伍在墨城一个广场的示威遭到了军警的血腥镇压。三天后，军队对国立第一和第三预科学校（Prepa 1 y 3）的大门的进行了火箭炮攻击，并且占领了多所校园。这些激起了学生的愤怒。

8月1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哈维尔·巴罗斯·塞拉（Javier Barros Sierra）带领五万名大学师生进行了一次游行，以抗议军警镇压与对大学自治的干扰。这一行为也是为了对抗政府对学生的污名化、对青年施加扰乱秩序的罪名。但在这之后的9月9日，校长又号召学生复课，声称总统以表明将妥善解决问题。

随后的13日，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的“寂静游行”，并且在《日报》上刊登付费广告以号召工人、农民、市民的参与，以表明自己并非破坏者，并非社会秩序的扰乱者。然而18日，军警还是开进了国立自治大学的大学城校区，学生遭到随意逮捕和殴打。9月以来，镇压越来越残酷。而学生们便以自组织的尝试去对抗这种高度组织化的镇压。

1968年9月18日，国立自治大学，大学城，校长楼门前。

8月7日，运动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全国罢课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Huelga CNH）成立，这一组织具有“扁平化”与“去中心化”的特点，反对自上而下的垂直式官僚体系。委员会以各学院直接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们可以随时被撤换。委员会有三个基本原则：

1. 代表们只在罢课中拥有代表权。

2. 每个学院可在学生大会中选出三名代表。

3. 不承认组织、联盟、政党的代表，只有学院可以选代表。

全国罢课委员会由75所院校的255名代表组成，同时也保持了和其他州工人与学生运动的密切联系。8月4日，全国罢课委员会提出了包含6点诉求的请愿书：

1. 释放所有政治犯。

2. 撤职警察指挥官Luis Cueto Ramírez和Raúl Mendiolea Cerecero等。

3. 取消镇压学生的防暴警察，不允许再建立类似部队。

4. 废除的国家惩罚条例145条及145条补充。（该条例规定：有权以威胁社会秩序的名义，逮捕参加三人以上聚会的人。此条例于1943年通过，本意为阻止纳粹团伙的宣传与活动，但在1948年后该条例实际上成为镇压一切反对派活动的法律依据。）

5. 赔偿7月26日因警察攻击而伤亡的学生的家属。

6. 政府承担镇压学生流血事件的责任。

这些诉求要求取消国家的镇压机器，要求结社、抗议、示威、游行的合法化。学生们团结起来以对抗威权政府，和群众们的诉求不谋而合，于是学生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保卫公立教育、大学自治的诉求也迅速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诉求汇合。在学运中，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先进分子的激进化政治诉求联系起来。由此，青年学生们要求释放在1958-59年铁路工人运动和其他领域的运动中被关押的工人政治活动家，如铁路工人领袖瓦列霍。

1958，德米特里奥·瓦列霍（Demetrio Vallejo）

委员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的政治流派。其中影响力最大、也最激进的一派被称为“大众派”。而“大众派”的针对行动策略观点也是在不断地讨论与争辩中发展起来的。

学者何塞·里维塔（José Revuelta）这样描述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的观点：

“只取消防暴警察是没有用的。应该做的是取消国家机器（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废除145条以后，国家对学生运动的反应机制照旧，它仍然会用新方法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这显示了学生们并非只想在革命制度党的体制下寻求民主化，而是在以一种更彻底的思维方式对现行体制进行理解与反思，从而以一个更根本的角度寻求现存问题的解决。

自7月底至10月初仅仅过去了两个月，运动的规模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民主的组织建设。在全国罢课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下，不同意见能够通过基层学院大会的讨论而达成一致，也能够推进对于下一步行动方案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与决议。即便全国罢课委员会不能保证行动的绝对正确和决议的万无一失，但的确形成了一个有着坚实群众基础和强大组织能力的、对抗当权者的学生组织，大会的召开、讨论与争辩的进行、以小组（brigada）形式在街市、公交车上的宣传，街头演讲等等活动使学生们迅速政治化，高度政治化的学生们开始寻求与其他社会群体如工农的联合。

最终，到了10月1日，当迪亚斯·奥尔达斯派出代表团与学生代表商谈之时，学生们十分乐观，甚至以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10月2日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的宣传抗议更是仿佛和之前一样，弥漫着学生的热情与欢乐的气氛。然而，考虑到奥运会已临近，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安定繁荣的表象，为了反对“共产主义阴谋”，迪亚斯·奥尔达斯及其背后的革命制度党已下定决心镇压，10月2日，注定要以如此悲壮的方式被载入史册。

三、“年轻人不会白白牺牲，他们种下了希求改变的种子。”

68年10月2日的镇压，特拉特洛尔科、三种文化广场，自此在墨西哥民众心中成为了一个不服从的标志，成为学运乃至60年代众多运动的一个缩影。但相比于学运中激进的意识形态及其行动的尝试，人们记住的更多的是“争取自由”“性别平等与个性解放”。这与当权者、资产阶级政党对学运的“政治利用”也有关系。当权者对于学生们大加赞赏，称其为“国家的英雄”，称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为“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是“反抗既有体制的尝试”，企图掩盖与隐藏运动激进化与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它捧上神坛、把它变成无害的偶像与象征。然而现实是，在这样虚伪和偏向统治阶级的司法系统之下，迄今为止没有人因为惨案被惩罚。如同大学只会将学生活动家驱逐出去，而施加暴力的人安然无恙一样。

但年轻人们不会白白牺牲。青年将会永生，有些人将永远年轻，也永远有人正年轻。

在68年运动后的七十年代，在政府为了重塑合法性、缓和矛盾而出台多项温和与福利国家政策的同时，工人们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尝试并未停止。其中以SUTERM（Sindicato Único de Trabajadores Electricistas de la República México墨西哥共和国电子通讯业工人唯一工会）的成立作为其最突出的代表。

在之后，学生运动也从未停息。保卫大学的公立性质和自治，反对私有化，反对不合理的教育改革，反对警察暴力，学生从未屈从于执政党的压制，从未容忍过任何形式的干涉。71年、84年、99年、13年、14年、18年，一代又一代学生们对自己青年、学生的身份有极大的认同与自豪。

时至今日，大学生仍然在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浪潮之下保持高度的政治活跃性，仍然有无数的学生站出来，反对学校官僚不合理的管理，争取民主化，在私有化的强大浪潮之下保卫大学教育免费，仍有无数的学生冒着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愿意花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做繁琐的组织工作、愿意去经过不断地讨论争辩来努力探索解决仿佛无解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愿意去从过去的众多运动和当下学生们的行为中进行分析与反思。虽然学生运动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学生也并非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力量，但学生们所面对的密集的社会矛盾也将为他们提供科学地解释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政治实践更是为他们提供了行动与改变的力量与希望。而这些学生们，最终也将以更直接的方式去参与到社会生产、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去。

（2018年10月2日：我在1968年和1971年中幸存。1999年罢课我陪伴了我的儿女。如今，我和我的孙女一起。）

四、68年到18年——五十年后的今天

不忘记、不原谅、不妥协。这是人们对于五十年前的10月2日的态度。位于市中心的回忆宽容博物馆有一个小小的纪念68年运动的房子，四面墙写满了IMPUNIDAD（有罪不罚）。

当年犯下罪行的人们，能够安享晚年，能够以平静的方式走向死亡。而无辜的人们的死所造成的创痛，却要普通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承受。时代的创伤仿佛除了淡化与遗忘外无法可解。然而68年不会结束，人们选择不忘记。他们会带着创伤与创造的希望，继续在这布满荆棘的路上挽着手前行。如同回忆宽容博物馆中所说，宽容，并非妥协懦弱，并非对不公正的视而不见，并非是容许正义的缺席。

在今天，68年造成流血事件的力量仍然存在。1999年到2000年，在国立自治大学争取取消公立大学收费计划的学生活动家们被捕，复课后约五百余名学生活动家被大学法庭驱逐出校。2014年Ayotzinapa一所师范学校的抗议学生占领公交车遭受警察袭击，造成6人死亡，43人失踪，尸体至今不知去向。

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的学生活动家Cuevas Mejía于2011年被杀，身中十四弹。我的朋友，经济学院的Jesus，在2013年反对选举腐败的“#YoSoy132”运动中因“扰乱社会安定”而被捕，并且被恶警殴打。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学生和学者Sergio Moissen。最后墨城政府在签名信的压力下才将他们释放。还有近年来在众多附属高中愈演愈烈的porro团体活动（学校和一些政党支持的porro以暴力方式威胁学生运动组织者，破坏运动），最后在2018年9月3日演变成为携带刀具和燃烧瓶的针对无辜学生暴力攻击。

结构性的暴力下，学生很容易受伤害，但他们也从不愿做待宰的羔羊。当我开玩笑式地向他们提起国立自治大学近乎特权的自治与免费时，他们在承认的同时，也骄傲地向我说：“这是我们争取来的。”

墨西哥如今社会解体严重，官僚系统无比腐败，贫富分化愈演愈烈，青年被谋杀率和失踪率连年创新高，暴力使无数无辜者受害。“左派”政党“国家复兴运动”（Movimiento Regeneración Nacional，Morena）的新总统将上台，然而矛盾无法被隐藏或消解，更无法依靠维护既得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政党解决。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学生们将向何处去，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们将向何处去，无数人会将这条路探索下去。

终有一天，正义得以实现，罪恶得到其应有的惩罚，不断再生产暴力与绝望的体系得以打破，无辜的死者得以安息。

再次想起许多次学生大会中，大家在暴力受害者家属发言后所喊的口号：

因为血迹的颜色永远无法忘怀！

屠杀血债血偿！

一身橄榄绿，

在政治上永生！

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同志，你没有死！

你的死，你的死，

会为你的死报仇！

谁为你的死报仇？

组织起来的人民！

怎么报仇？

斗争！

就是：

斗争斗争再斗争！

不要放弃！

为了工农大众的政府！

为了科学大众的教育！

（2018年，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入口：不忘记，不原谅，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