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铁证：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定量与定性

文/姜良芹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和集中体现，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消息，从2014年10月9日起，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历史，成为世界记忆、人类记忆。然而，迄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知程度依然堪谓中日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对其研究也一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兼具学术规范性与严谨性；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坛右翼分子矢口否认侵略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一再牵及中日两国的政治神经，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可避免地被赋予现实意义和政治色彩。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通过定量与定性的交互印证，对于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状况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1970年代初，到了19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激化，南京大屠杀很快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根据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可将其分为两派：一类是能够客观、公正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称为“肯定派”或“大屠杀派”，他们大多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一类是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成员，称作“虚构派”（或“虚幻派”），2000年之前，“虚构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最近十几年来，“虚构派”增加了一批学者，其研究成果也都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如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东京大学的藤冈信胜、立命馆大学的北村稔等。此外，以秦郁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对屠杀人数的认定介于两者之间，其政治立场则复杂多样，不像大屠杀派、虚构派那样单一明了。学界一般称之为“中间派”。

中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19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它成为学界关注点的起因，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原因，更多地是由学术研究以外的因素促成的。在1982年之前，学术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

自1982年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掀起否定对华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维护历史事实，由南京市政府出面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组织南京地区相关学者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编辑出版史料和史稿，针对日本右翼的谬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撰写批驳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着重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特别强调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的规模和屠杀的残暴性。由于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情绪化，充满对抗性。1990年代中期以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开始由重视求证转向更加重视求实。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和《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为代表。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1947年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1980年代以来，在遇难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认为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虚构派认为死亡人数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中间派认为有1-4万人；大屠杀派大多认定在10多万人至20万人之间。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现场资料的欠缺；二是争论各方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观点。

遇难者名录整理的缘起及主要内容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尽最大可能搜集整理各类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包括有可能是反证的资料，并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2000年开始，在张宪文教授的带领下，南京地区学者开始广泛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完成72卷本、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同期展开。

与广岛长崎原爆后不久日本社会即开展受害者调查不同，也与纳粹屠犹过程中对犹太人的登记造册不同，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被害中国军民没有登记造册，日军占领南京后，是长达八年的日伪统治，对遇难者的调查与统计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围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情况的调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抗战期间的调查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当时中国首都的南京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特别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3月日军在南京暴行趋于缓和，在这三个多月期间，南京民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极其惨重，生存环境甚为恶劣。抗战期间，由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组织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伪维新政府下辖的督办南京市政公署以及汪伪政府的振务委员会，先后出于救济目的对南京市民损失情形进行了调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方式，重点是市民财产损失情况，其调查报告中揭示的市民财产损失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南京大屠杀期间民众受害的一般状况，对于整理遇难者的构成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和汪伪政府振务委员会为掌握南京难民状况，以便“统筹救济”，曾要求贫困市民递交救济申请书。按照当时伪政府的规定，只有身体残疾的人或60岁以上的孤寡贫困老人才能受到救济。另外，出于种种原因，如很多被害者遗属不愿接受伪政府的救济，有的是全家被害，有的被害者遗属避走他乡，等等，提出申请救济的难民仅是庞大难民人数中的极少部分，毕竟，申请救济不是被害者遗属登记。这些申请书，是我们整理遇难者名录的第一个资料来源。

（二）抗战胜利后的调查

抗日战争一结束，为了调查战争损失和审判日本战犯，国民政府即指示南京市政府围绕南京大屠杀惨案及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调查。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市计有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所有这些调查，为历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档案资料，是我们整理遇难者名录的主要资料来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查是南京大屠杀案发生迟滞八年后的调查，且是为法庭提供证据的举证式调查，并非对遇难者地毯式普查，限制了我们的整理规模。

（三）口述调查

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等驻宁高校的师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党史办及其下属机构，以及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学者、个人，围绕南京大屠杀史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作了大量的口述调查。另外，这些年来，有一些受害者家属，陆续通过信件、电话等形式，向我们提供遇难者信息。

我们课题组历时十年，依据上述各类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整理出16000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具有如下特点：

1.遇难者名录，系指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城区和近郊遭日军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杀害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对于1937年8月至12月间，因日机空袭南京造成的遇难者，亦作为附录收入。

2.每一个遇难者的个人信息，不仅包括遇难者姓名、遇难者概况（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等）、遇难情形（被害时间、地点、方式），而且根据资料来源不同的性质，设计了八种表格，详细罗列了调查者、陈述人、具呈人、填报者、口述者、证人等的姓名、职业、住址、与遇难者的关系等信息，并注明该信息的原始资料来源，以备读者核查。

3.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同一姓名可能有多条不同信息，都罗列到该姓名之下。如“张王氏”名下，共有8条信息，这8条信息中，有的是不同调查机构、不同时间对同一个“张王氏”的多次重复调查；有的是对重名的其他“张王氏”的调查。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者，将不同调查机构、不同时间对同一遇难者的调查材料集中罗列，进一步验证了遇难者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二者，考虑到本专题尚属史料范畴，将重名者的信息罗列同一条目下，也便于读者甄别利用。

4.本专题资料在编排过程中，参照辞典编排体例，按照“字母”、“姓氏”、“姓名”三级标题进行编排。具体而言，先是将每个遇难者姓氏声母按照26个英文字母进行排序；在每一字母下，又按照汉语拼音进行姓氏、姓名的排序；每个遇难者的姓名都可以先在目录中找到，然后再到对应的页码中查找到遇难者的详细信息，查阅非常方便。另外，有些遇难者的姓名，有的只是绰号，如“大个子”、“小呆子”、“小皮匠”等；有的只知道其亲属的姓名而遇难者的姓名不详，如“陈海山之妻”、“肖潮思父亲”等，我们均照资料原样予以收录。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亦采取了上述编排方式。

需要特为说明的是，由于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的局限性，比如调查者、填报者、口述者等对遇难者信息的理解和记忆各有出入，造成同一遇难者，其概况及遇难情形有所差异；又如一些调查者对遇难者姓名采取口述记音形式，致使个别遇难者姓名、住址、遇难地点等在不同的调查中出现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再如，调查者、填报者、口述者等对遇难者被害时间、地点、方式的记录及回忆有误或表述不清，甚至于极个别具呈人、填报者、口述者与遇难者为父女、兄弟或叔侄等关系时，出现不同姓氏的情况。诸如上述问题，除特别明显的时间、地点等错误予以修正外，我们均采取维持档案、资料原貌的原则予以整理收录，希望读者在阅读、使用过程中有所甄别。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定量与定性

我们目前整理的16000多份遇难者信息，虽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实际遇难者人数有较大差距，却对我们使用统计学方法的开展量化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数据样本。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能够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无法发现的隐藏在历史资料堆里的史实。

（一）被害者基本情况统计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1.从被害者身份看，97%是平民。

2.从被害者性别看，男性占84.83%，女性占15.17%。男性被害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

3.从被害者年龄构成看，15至49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被害的人数，占到有年龄记载的被害总人数的77.78%。如此之高的比重无论对南京的潜在抵抗力，还是对社会的生产能力，都是致命的打击。

4.从被害地点看，在安全区和难民营内被日军拖出而遇害的约占27%；在市民家中和工作场所（如店铺、银行等）遇害的占到55.86%。其余的17%，大多被日军弃尸路上或在郊外避难而遇害。

5.从被害时间看，城破之时和城破一周之内（即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的罹难者占全部有被害时间显示的被害者的80%左右。日军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延续了攻城时的暴行，并为12月17日的入城式消除潜在的威胁和抵抗，另一方面得到了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三次“屠杀令”[3]的纵容，故而出现如此集中而高频率的屠杀现象。

（二）被害者死因分类统计

在有明确死因信息的被害者中，

1.因看管、保护房屋财产（包括银行、药店等工商业财产）而被害的人数最多，约占36%。而且，日军对这类被害者的加害几乎都伴随着财产的掠夺和房产的焚毁，甚至有个别焚尸现象，意在掩盖罪行。

2.因日军拖夫而被害的，约占27%；被日军诬为军人而被害的遇难者约占15%。这两类共占被害者总数的42%。

其他还有无端被日军杀害、因途遇日军避走不及而被害，这些都是日军无理取闹、视杀人如儿戏的罪证。还有的因反抗日军强奸或见此呼救而被害者、政府工作人员因留守南京而被害者等。

通过对中日淞沪之战的研究，我们可知，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之师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死拼硬打，特别是要“打给外国人看”，不仅大量消耗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也将国军主力完全暴露于日军之下。该项战略虽迟滞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实现，而从另一方面看，也因此改变了日军的战略策略，开始着手歼灭国军之有生抵抗力量。日军攻占上海后，“华中方面军试图在昆山附近地区围捕、歼灭敌军主力，但结果成了一场击溃战，只歼灭和捕捉了部分敌军”。1937年11月15日夜，日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占领上海后日军的战略，认为日军在太湖以东地区的作战并不彻底，“湖东战役未达预期目的”，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造成了中国军队的重大损失与溃退，“如果抓住这个变动着的战机一举断然进行追击，据判断有二十天的时间可以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也赞同这一意见，在25日给东京的报告中，在谈到“对有关上海方面中国军的观察”时说，“判断自开战以来出现于此一方面的敌军总兵力八三个师，其中消耗约一半，现在可活动的是约四十万名。而且缺乏武器、弹药、粮食的情形严重，尤其随其败战，士气之低落达到极点，似乎完全丧失斗志。政府内部的争执激烈化，且决定放弃南京。今后，日本军如迅速作战进攻至南京，即可在短期间内，使中国军主力崩溃”。

就国民政府而言，在部署南京保卫战时，对日军的战略意图认识严重不足，主要通过各种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而军事部署也是为其外交交涉服务，加之将才任用不当，南京保卫战中组织撤退情况混乱，大批中国军队滞留城内。有学者指出，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增加了九万名军人。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加加减减的问题。

上述遇难者信息的量化分析，也印证了日军对华战略的调整和国民政府的战略失误。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受害者名单墙

一者，印证了日军“歼灭战”的作战企图。由于中国守城部队没有周密的撤退计划，当日军破城之后，许多守城士兵被围困在城内，他们被迫扔掉武器并换上平民服装，进入安全区寻求避难。国际委员会对他们采取了接纳的措施，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士兵的猛烈射击。”日军占领南京后，除在城内外继续扫荡败残兵外，并于14日开始在安全区有系统地搜寻中国士兵。并不惜因此与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发生冲突。唐生智事后也自认其咎，“窃职等奉令卫戍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

二者，扩大了遇难者的规模。日军认为国际委员会未能将败残兵集中安置，而且什么标记也没有，这给他们的搜捕工作增加了难度。“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青壮年平民也被当成中国士兵遭到屠杀。前述被害者身份、性别、年龄比等各项统计数据，均可印证。

结  语

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和南京大屠杀80周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双方围绕战争人数和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日本，虚构派人数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与保守政治家紧密合作，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强烈灌输社会大众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大屠杀离真相越来越远。

我们认为，深切反省二战历史，走和平发展之路，应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作为我们年轻一代，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不仅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还要将其放在人类历史上来思考，通过历史教训的学习，超越国家及民族的对立，开创世界和平、人类共存的新纪元。

[1]保尔·拉法格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2]早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写成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该研究此后一直中断，直到1979年这部书稿才编印出版供内部交流。

[3]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南京城攻略要领》，其中规定对南京城内地区分别“扫荡”，所谓“扫荡”就是日军可以屠杀平民和俘虏，故此为第一次“屠杀令”。日军攻陷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松井石根又下达作战命令，其参谋长特别附注指示应扫荡“残败兵”，这是第二次“屠杀令”。松井石根入城后，又于12月18日指令，混淆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日军屠杀的代名词，此为松井石根第三次下达“屠杀令”。参见吴广义编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4、143～144、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