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来源: 抗战史记

作者: 汪朝光   民国史最权威专家

曾有史友留言，希望笔者能写抗战时期的汉奸和伪政权。笔者特找到了民国史最权威专家汪朝光先生的前作《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通过对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的统计数据，来分析汉奸情况及产生的根源。

经典电影《地雷战》中汉奸形象

通款敌国, 谋叛本国, 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 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 中国亦不例外, 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近代以来, 在列强对中国的各次侵略战争中, 都有一些汉奸卖身投靠侵略者,但起初他们一般是以个人面目出现, 人数也还不多。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 到 1945 年 8 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 这些汉奸集团的规模与人数也在不断扩大与增长,并且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伪政权, 为日本对华侵略服务。

这些伪政权的政治性质早有定评, 本文只就现有资料, 对在这些伪政权中服务的部长、省长以上官员的年龄、 籍贯、 学历、 出身背景及其最后的结局做一简略统计与分析,或许这可以从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角度, 帮助研究者们研究抗战时期伪政权成立及汉奸投敌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

一．伪满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1931 年 9 月 18 日, 一直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的日本, 在东北制造事变, 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从而拉开了本世纪长达14 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当年底基本占领了东北全境, 使东北成为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但是, 日本在东北并不以直接统治的面目出现, 而是实行“以华制华”策略, 扶植汉奸, 成立傀儡政权, 以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 便于对中国人民的统治。1932 年 2 月, 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 3 月 9 日, 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伪满洲国执政的宝座, 并在1934 年自称为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伪满政权是抗战时期成立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一个伪政权,因而伪满汉奸集团也是最早产生的一个汉奸群体。这个集团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地域性、 派系色彩及其与日本的关系。根据上述统计,在伪满高级官员中, 东北人有 35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71% ,其中辽宁一省即有27 人, 占 55% , 奉系背景者为 40人,占82%, 其他人员当时亦多在东北任职。因此, 伪满汉奸的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以东北出生并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其它地区和出身背景的人很难在东北立足。

在这个集团中, 有留日经历者 22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45% , 如果算上与日本有交往经历者,此一比例将更高,显示出近代以来日本与东北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留日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长远企图。在这个集团中, 最年轻者 25 岁, 最年长者 71 岁, 平均年龄 45. 22 岁,是所有汉奸集团中平均年龄最低者，显示出在强烈的地域、派别色彩和日本人的控制下, 年轻干部因为派系相同和亲日倾向而得到较快升迁；其中有一部分年轻官员自幼生长于日本统治的旅大地区 (日本称关东州) , 家境殷实, 受过良好教育, 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成年后又赴日留学,全盘接受了日本影响, 在日本机构(如满铁) 中工作, 与日本人建立了较深的联系，被当地人称为“二等皇民”, 觉得日本人信任, 他们在伪满政权中逐渐取代了奉系旧官僚的地位。

伪满汉奸集团的成员多数手握地方实权, 具备一定的地方声望, 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意识, 通过留日经历早与日本建立了诸多联系, 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 结合为伪满政权的统治官僚集团。东北在战后初期为苏联接收,，其后又成为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一时缺乏完整有力、能够在全东北有效行使权力的行政领导机关。因此, 伪满高级官员除被苏军逮捕后押往苏联者外, 留下者中很多人逃脱了被审判的命运。

二．华北华中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地域的不断扩大, 汉奸政权也在不断出现。1933 年日本进攻长城各口, 进而策动华北自治。1935 年 11月, 原国民党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割占了河北东部的 22 个县(1938 年并入伪华北临时政府)。1936 年 5 月, 日本又扶植成立了以蒙古王族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1939 年 9 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 占据了绥远、察哈尔、山西等省的部分地区。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伪冀东和蒙疆政府规模较小, 因此本文不作单独统计。1937 年 7 月 7 日, 日本军队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从此爆发。由于日本军队在实力上的优势, 中国军队在抵抗之后节节后退,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12 月 13 日, 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敌手。次日,日本在北京扶植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 年 3月, 又在南京扶植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两个汉奸政权的成立, 标志着又一个汉奸群体的产生。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伪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特征是其高级官员与前北洋政权的关系。根据上述统计, 他们中有前北洋官员 19人,占被统计人数的83% , 包括了北洋皖、直、奉三系人物, 又以皖系人物为主, 其中担任过总长以上者8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 35%。自北洋政权垮台之后,这些过时的当权人物大多以寓公身份居住在北平、天津等华北大中城市, 偶也有为国民党所用者。他们静极思动, 不甘寂寞, 在日本侵略者的利诱下,重新出山,甘为汉奸,以获取一时的荣华富贵。这个集团中最年轻者 45 岁, 最年长者 76 岁, 平均年龄 55. 52 岁。日本留学经历仍是这个集团的重要特征, 在被统计人数中有12 人, 占 52% , 为各个汉奸集团中比例最高者。

伪南京维新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背景体现出某种多样性色彩, 北洋和国民党官员、军人、 律师、 商人等兼而有之。其他方面,留日经历占 40%; 平均年龄 55. 73 岁, 是所有汉奸集团中高级官员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集团的高级官员全部为长江以南省份的人 (包括安徽) , 其中江苏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3%, 这与伪维新政府的统治地域局限在苏浙皖部分地区是相符合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在原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 在它成立初期, 国民党对它的打击较大, 并成功地策划了对2 人的暗杀。

三. 汪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组成伪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汉奸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是失意官僚, 他们长期脱离实际政治生活, 在中国人民中缺乏政治号召力, 很难达到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通过傀儡政权控制占领区、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因此, 自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 日本一直企图拉出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国民党中央领导人, 成立能够统一全部日本占领区的、中央性质的傀儡政权,再通过这个政权, 软化、 分化、 打消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企图。

日本的目标首先盯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副总裁, 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早年以左派著称, 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和成为最高领袖的欲望, 但长期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内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1932 年到 1935 年,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 面对日本的侵略, 他认为中日军事实力相距太远, 因此从主张对日“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逐步变为只主张对日交涉而不提对日抵抗, 并成为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抗战开始之后, 汪精卫认为,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继续作战了, 如果继续抗战, 只能是国亡种灭, 因此成为国民党内对日主和一派的领袖。他对中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 对国共合作和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感到恐惧,同时不满于蒋介石借抗战之机独揽大权, 遂利用日本的支持, 甘为日本所用, 率部下谋叛,以获取名义上的最高地位。1938 年 12 月, 汪精卫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逃往越南河内,后转香港赴上海, 投入日本怀抱。1940 年 3月, 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成了抗战期间中国最为臭名昭著的汉奸政权。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汪伪政权主要脱胎于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官员, 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北洋政权任职经历者, 而有国民党任职经历者有27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 53%, 在所有汉奸政权中比例最高。在汪伪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派, 共有 9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18% , 并占据了这个政权的重要岗位,如果算上在与汪精卫有密切关系的广东有过任职经历者, 这一比例当更高, 表现了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对其干部组成和心态的负面影响。

大汉奸陈公博（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就地域而言,在这个集团中, 出生地或籍贯在长江以南省份的共有40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 78%, 其中又以江苏人最多, 有 11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22% , 显示出他们投敌前所代表的国民党权力基础在地域构成上的南移。这个集团最年轻者 33 岁, 最年长者 70 岁, 平均年龄47. 64 岁; 有留日经历者 14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27% , 是各个汉奸集团中比例最低者；在汪伪高级军事官员中, 出身于原西北军系统者有8 人, 占全部被统计军事官员的 53%。这个集团有 27人在战后被逮捕或被审判, 占被统计人数的53% , 其中 11 人被处死刑, 占被捕者的 41%，两者比例在所有汉奸政权中均为最高。表明国民党对于汉奸审判仍有体察民意的一面。同时这个集团中手握兵权的人物战后基本被收编，又表明国民党着眼于战后国共争夺的现实需要。

汪伪政权是抗战时期所有汉奸伪政权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日本侵略者寄希望于以它统一全国各个地方汉奸政权(伪北京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府,伪满洲国则仍以独立面目出现) , 并以此与重庆的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 汪精卫也自称是“和平建国”, 国府还都, 以吸引更多国民党官员的投降。

四. 简略的结论

就上述对各个主要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简略统计而言, 可以归纳其总的特征为:

1. 地域性和派别性。伪政权高级官员主要由原奉系官员、原北洋政权官员和国民党内一派官员组成。就地域而言, 辽宁 30 人, 浙江 20 人, 江苏 16 人, 河北 14 人, 4省合占被统计人数的 56% , 西南各省只有 2 人, 西北各省则无一人, 显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方面地域和派别的不平衡性以及浓重的分裂色彩, 国家政治和政权的统一性仍待提高。

2. 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 144 人中, 有留日经历者 54 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 38% , 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 49% , 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 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3. 在接受过近代教育的 111 人中,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 14 人, 占 13% , 占留日人数的 26% , 为所有统计学校中比例最高者; 保定军校出身 9 人, 为国内学校中比例最高者; 其它军事学校出身 15 人; 合计接受过军事教育者 40 人, 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数的 36%, 反映出军事教育及军队本身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4.除伪满高级官员被押往苏联者外, 其他伪政权高级官员中, 头面人物或政治方面官员战后多受到审判, 主要人物多被处以死刑, 但握有实际兵权的军事官员大多逃脱了审判并被委以各种职务, 表明国民党当局既要以对伪政权官员的审判体现民族正义与政治正统, 又要通过军事上的收编维护其现实利益。

5.就现有统计看, 伪政权高级官员中尚无黄埔军校出身者,真正属于与蒋介石有个人亲密关系或国民党主流派者只有周佛海一人（中共创造人之一，1942年投靠军统—笔者注），表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 而黄埔军校对于培养忠于国民党的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除了军校本身教育的凝聚力以及军校要求的对蒋介石个人的效忠外, 可能与黄埔军校校龄较短, 很多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尚未上升到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不无关系。

对于汉奸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曾有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 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 视死如归, 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 那种爱国的热情也是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 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 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 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或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看来, 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 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 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这样的看法固然有其理由但更有其不足。

应该说,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汉奸与人口之比未必比西方国家更高, 少数汉奸的卖国行径无损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与辉煌。但是, 各个汉奸集团的出现，确实反映出中国抗战的另一面, 他们对中国抗战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外, 抗战时期汉奸的出现,有着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 社会、 文化的原因, 需要学者们作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汉奸的产生, 就外部环境而言, 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需要。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 在军事上完全压服中国不易, 日本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 充分利用被占领区的资源, 掩盖其侵略面目, 软化、分化、 消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 十分注意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一向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 使中国人有亲切感, 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钦服, 提出以日为师的口号, 大批国人为此赴日留学, 其中一些人因此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日本也注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扶植亲日派,鼓吹中日共荣,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 使一部分留日学生成为汉奸成员。他们认为,“我们贫穷软弱, 要想发展, 必须依靠外国帮助, 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 何不借用日本力量以求自生自存”。同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败, 使部分中国人的媚外、崇外、 恐外、惧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迅速进展,使一些中国人由此而丧失抵抗信心。许多汉奸官员认为, “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 打是根本打不过的”; “中国民族性差, 不团结, 像一盘散沙, 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 日语又好, 认识日本人又多, 可与日本人周旋, 必要时争一争, 能减轻点压迫。”应该说, 这样的认识是汉奸下水时的真实心态之一。

就内部环境而言, 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密切相关。近代以来, 中国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 军阀横行。地方与地方之间, 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 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 斗争都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 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 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而已经淡出政治舞台的失意政客、官僚、军人, 也亟图恢复往日的荣耀和地位,通过向日本投降, 谋取私利。同时, 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 经济不够发达, 而人口就业压力很大。在没有得到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 社会上的无业贫民或游民,如流氓无赖、 无业赤贫、 兵痞、 失意军人等, 成为汉奸的下层基础。所有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抗战时期汉奸集团的产生和一度发展。

还在抗战时期, 就有人分析过汉奸产生的根源:“汉奸是中国封建主义更卑污的、 更具体的残渣。支持他的社会阶层, 主要是旧官僚、旧军阀、土豪、劣绅, 以及一部分大地主和日本买办(这应该包括以依‘日本通’ 为生的人,如殷汝耕之流) , 浮泛在城市和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群, 尤其是最后的这一阶层, 乃是支持汉奸的最基本力量。”“旧官僚、旧军阀、政客、豪绅、一部分大地主和日本买办, 成为造就所谓高级汉奸的最好的资源, 流氓无产者群, 成为汉奸的基本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