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七张面孔:(二）
文丨波哥
四、义律
到了道光年间，虽然英国已经是大清帝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由于大清帝国根深蒂固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观念，夷夏有别，不屑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所以两国之间并没有官方的往来。比如建立使馆、领事馆，互派公使、领事，大清帝国规定由广州十三家商行垄断对外贸易，外交事务也变成由十三行兼管。
英国政府派往大清帝国的政府官员叫做商业监督，因为在大清没有领事馆，商业监督只能在澳门办公。
葡萄牙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明朝隆庆开关后，葡萄牙人就从香山县以500两银子一年租下了澳门。
从乾隆朝到道光朝，鸦片贸易增长迅猛，英属印度政府因为财政紧张，支持英商在印度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大量销往中国，终于逆转了大清帝国的超级贸易顺差。大清帝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动摇了财政的国本，道光皇帝下定决心要禁绝鸦片。
当时英国的商业监督罗宾逊爵士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因此而被免职。
义律接任了此职。他出身英国贵族，很早加入海军，当时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军衔是海军上校。
他是个天主教徒，在圭亚那时反对奴隶制，跟他的前任一样，义律也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一上任就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没有人比我对于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带来的耻辱和罪孽更为憎恨”
所以义律除了请求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同时明确支持大清帝国禁烟。
当时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给义律的训令中可见一斑。
1838年底他对义律指出英国对待鸦片走私贸易的态度是“这些人（鸦片商）因为中国法律更为有效的执行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其当事人自己承担”，“女王陛下的政府不会通过干预，使英国臣民可以违反他们所在贸易国的法律”。这明确表示了英国政府不会采取保护对华鸦片走私的政策。
当时的英商是没有直接跟大清官府打交道的权利，他们的诉求只能由十三行转达，但在义律的努力下，他跟两广总督邓廷桢居然有了禀帖往来，义律对邓的信很是谦和。
所谓鸦片的近海走私实际上指的是，伶仃洋水域的走私趸船。1837年，义律和邓廷桢协商，这些趸船大部已被驱逐。
义律在1838年12月中旬向邓廷桢递交的禀帖中强烈谴责鸦片走私，并表示“不但内地之不姑宽，即本国亦不肯轻恕”。与邓廷桢达成协议将全力打击内河鸦片走私。
唯一被中方抓到的英国鸦片贩子叫James Innes，他是被邓廷桢抓到的，时间是在林则徐赴粤以前，义律并没有袒护，对邓的书信中也表示此人罪行不容姑息。
同时，义律对大清官员的傲慢，缺乏基本外交礼仪极其反感。他几次请求跟邓廷桢会面，遭到拒绝，林则徐到广州后，他要求会见林，商谈合作禁烟，也遭到林的拒绝。
林则徐派兵包围了十三行，撤出中方服务人员，断绝一切供应。商业监督的职责是保护本国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业利益。义律闻讯，从澳门赶到十三行。
林则徐非常强硬，要求限期内无条件交出所有鸦片，而被困住的350名英商中虽然也有无辜的，但大部分都走私过鸦片，拒绝交货。僵持多日，义律做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决定，他没有请示英国政府，向鸦片商宣布，他代表英国政府收缴所有鸦片，并出具收据，这些鸦片货款以后可以找英国政府追索。
鸦片贩子们大喜，由英国政府兜底，这可是解脱困境最好的办法。他们把所有鸦片交给了义律，义律交给了林则徐。
义律的这一举动，让事情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林则徐收缴的并不是鸦片走私贩子的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财产。林则徐对这点并不知情，这也造成林对英国政府之后的介入产生了误判。
收缴鸦片后，林则徐志得意满，乘胜追击，要求所有英商出具“甘结”，就是承诺书，永不贩卖鸦片，如果再犯，货被没收，人要杀头。而且这个承诺书有连坐的性质，就是一个英商犯禁，会连累其他英商。
这是秦始皇留下来的国术，在林则徐看来，非常有效，而且天经地义。但在经历过文艺复兴洗礼的义律等英国人看来，匪夷所思，连坐是对人权的野蛮践踏（义律很天真，跟林则徐谈起了人权），而且杀头的处罚太重。所以义律坚决拒绝签这个文件。
林则徐因此宣布驱逐所有英商，英商们有的去了澳门，有的上了船在海上漂着，林下了禁令，不准海边居民给他们提供食物补给。后来又宣布中断中英贸易。
义律非常愤怒，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去信，痛诉林则徐对英商的蛮横和歧视，请求政府武装干涉。
英国政府收到信后，将“是否向大清帝国派出远征军”这个议案交给了英国议会，议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很大一部分议员跟义律一样，反对鸦片走私，他们认为：为了那些鸦片贩子而出兵是对文明的羞辱。但也极其反感大清帝国外交中妄自尊大，歧视他国的政策，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自由贸易的拥趸。
正反双方僵持不下，好像反对出兵的声音还大一些。
这时，一个议员的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就是小斯当东，他父亲大斯当东是47年前马戛尔尼出访大清的副使，那时他13岁，也跟随父亲去了中国。
他从小就是个语言天才，在海上几个月的旅行中，他缠着翻译学习中文，等到了北京，他已经能基本说出一口流利的中文。
觐见乾隆时，和珅为讨老皇帝的喜欢，告诉皇帝，这次随行的有个红毛小孩，会讲中国话。小斯当东用中文为乾隆祝寿，老皇帝非常高兴，拉着小斯当东交谈了几句，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绣花荷包赐给了小斯当东。
小斯当东分享了他儿时在大清帝国的见闻，人民贫困异常而麻木，官场黑暗，官员们只会对上司唯唯诺诺，毫无见识。
最后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清帝国近乎病态的愚昧和妄自尊大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扭转，不通过武力，这个国家不可能正视你，不可能平等对待你，而且这个国家就像是一艘破旧的大船，之所以没有沉没，是别人不了解它。
他的演讲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说服力强，也迎合了某些议员想充当解放者的宗教信徒心理。
英国女王的态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女王表示：我们不是为鸦片而战，我们是为自由贸易而战！
然后议员们投票，赞成出兵的以271：262的9票微弱优势胜出，英国政府决定组建远征军出兵大清帝国。
远征军的司令由义律的堂兄懿律出任，并担任这次行动的全权代表，义律则被任命为副代表。
1940年6月，英军远征军船队来到了珠江海面。懿律下令封锁海面，并没有开战，而是选择北上，因为他认为，大清帝国首都在北京，越往北搞出动静，越有影响力。
他们攻克熟悉的定海之后，继续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
在天津，他们遇到了琦善。琦善是直隶总督，是义律碰到的唯一一个用平等姿态与他们打交道的大清高官，而且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英国政府给懿律的指令也是尽量协商，不得已再诉诸武力。所以双方谈得还算投机。
义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基本就是马戛尔尼47年前的那4点请求，这次加上了赔偿鸦片损失，还有十三行欠英商的300万两货款。
琦善表示一定将他们的请求转告皇帝，而且皇帝肯定会派出钦差大臣去广州解决他们的问题，要他们在天津等10天。
第7天，琦善回信了，道光皇帝会惩办林则徐，恢复对英贸易，其他事项可以在广州跟钦差大臣谈，而且暗示，钦差大臣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建议他们先回广州。
义律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还算通情达理，可以沟通的大清高官，觉得应该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义律本也不想开战，就接受了琦善的建议，移棹南归。
在广州，他们果然碰到了身为钦差大臣的琦善，林则徐已被查办，中英贸易禁令得以解除。这时懿律因病回英国去了，中国事务由义律全权负责。
义律对琦善重提那几点诉求，琦善知道皇帝肯定不会答应，就采取拖字诀，避免直接回答。
这样一拖，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义律派出挂着白旗送信的小船遭到虎门炮台的炮击。义律失去了耐心，觉得被琦善忽悠了。看来只有先打了再谈。
义律下令攻击沙角炮台，清军还击，两边正式开打。一战之下，清军不堪一击，两个炮台失守。
琦善大惊，马上派人跟琦善回话，止战和谈。于是两人又坐在一起，正式开始讲数。
义律提出要赔偿鸦片损失，开口要2000万，琦善还价200万，然后两人你加点醋，我减点盐，像卖生姜大蒜的小商贩一样，最后成交：600万。
义律提出割让香港或增加两处通商口岸，让琦善二选一。当时大清上下最忌讳的就是增加通商口岸，琦善提出只能增加厦门一处，最后成交：割让香港岛，但大清要在那里设关收税，享有主权，治理权归英方。大清不再开放其他通商口岸。
义律提出要赔偿军费，琦善一口回绝，说这是你们的误判，我国也浪费了这么多军费，俺找谁去赔？义律被说服了。
欠英商的300万，琦善表示这是生意中产生的，应该由英商自己向十三行追讨，大清政府不管。
至于公开海关税率，取消十三行垄断等，琦善说明时机未到，皇帝不会同意，义律只好作罢。
义律提出中英官员一律平等，对于这种无法定量，口惠而实不至的条件，琦善一口应承。
就这样两人磨了几天，定了一个条约，史称《穿鼻草约》。签约第二天，义律就对外公开了条约内容，并主动从占领的两个炮台撤军，然后率人进驻香港。
到了香港，义律宣布，原中国人适用《大清律例》，但要废除那些酷刑，英国人适用英国法律。所以香港直到1971才颁布《婚姻法》，正式废除《大清律例》，结束了一夫多妻制。
琦善把条约内容呈报道光，还反复说明这是他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劝皇帝接受。
道光接到奏折，彻底地愤怒了，他给琦善的底线是查办林则徐，恢复两国贸易，但琦善既割地又赔钱。他给琦善的朱批说道“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大臣们也义愤填膺，认为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
道光下令将琦善撤职抄家，押往京城，准备秋后问斩。同时令领内侍卫大臣奕山前往广州，调湖南提督杨芳率部入粤，改抚为剿，跟义律决战。
看到琦善被抓，大清皇帝毁约，义律也被激怒了，宣布全面进攻虎门炮台。
湖南提督杨芳刚到广州，还来不及换防，英军已经进攻了，他只好观战。他看到英军船只虽随着海涛起伏，但炮却打得比炮台固定的大炮还准，觉得这是邪术。要破邪术，必须用奇招，他找人搜集粪桶，装上大粪，然后搜集一批妇女的月经带，装上竹筏，向英军漂去，他深信，污秽之物可破邪术。
可没等他的奇招生效，清军已经全线溃败，水师提督关天培殉难，虎门失守。
接下来，义律又占领广州四周高地，扬言要攻城，奕山知道不敌，举白旗投降。
这时，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到了，将义律解职，回国待命。义律解职后，由巴麦尊的亲信璞鼎查接替义律担任驻华全权代表，继续领导对华战争，并担任香港的政务官。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被委任为首任英国驻香港总督。
解职原因就是义律没等到中方实质性答复，就从定海，沙角炮台撤军。最关键是跟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虽然因道光不认没有生效，但完全没有达到英国出兵的预期。十三行贸易垄断没取消，海关税率没解决，通商口岸还是只有广州一口，英商待遇没得到提升，总之，完全没有达到“为自由贸易而战”的目的。英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意。
义律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英国。
鸦片战争由义律开始，但终止战争的《南京条约》的签字人却不是他。对比《穿鼻草约》，《南京条约》无疑使英国取得了更大的成果，除了马戛尔尼那4条全部满足外，赔款增加到了2100万，香港岛是完全割让，大清帝国没有主权，更不能去设关收税了。
义律不是个讨喜的人，像个矛盾综合体，他痛恨鸦片贸易，却擅自做主，代表英国政府收购了即将被缴的鸦片，把英国拖进了他并不想发生的战争。
他信奉自由贸易，跟琦善谈判时又没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条件。林则徐曾悬赏10万要他的人头，巴麦尊觉得他擅自妄为，谈判时过于软弱而炒了他鱿鱼。对于两国，他都没有讨好到。
但义律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当时看上的那个鸟不拉屎的小岛，100多年后成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他鲁莽的一个行动却完成了马戛尔尼们的夙愿，而大清帝国也因此被强行打开了国门，拖入到近代全球化的洪流之中。
五、林则徐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年，纽约时代广场的华埠中心，东百老汇的前端，树立起了一尊3.2米高的铜像，是一个穿着清朝一品官服的中国男人，铜像上写着“世界禁毒先驱林则徐”。
这个铜像由香港人黄克铿发起的林则徐基金会捐助。至于纽约市政府为何批准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时代广场建立一个清朝官员雕像？解读很多，有的说体现了美国这个“文化熔炉”的包容，有的讲美国也面临毒品危害的问题等等，见仁见智。
林则徐是福建人，嘉庆进士出身，在治水和盐政方面政绩卓然，为官清廉，是个实干家，1837年升任湖广总督。
道光皇帝决定禁烟时，林则徐坚决赞同，曾上奏道：“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而且主张用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所以得到道光的认同，道光8次召见他，委派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
广州鸦片从业者听到消息，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不但乾隆嘉庆朝禁过烟，单道光皇帝就已经禁了8次。每次不过是走走过场，象征性的交点鸦片，抓几个人，禁毒官员趁机发笔横财而已。
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位钦差大臣的胃口到底有多大？
林则徐到了广州，没有惊动衙门，他知道，鸦片跟他们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认为学子最可靠，因为读书人有理想和情怀，还没被这个染缸染透。他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645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4道：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零售商；过去禁烟弊端；禁绝之法。林则徐由此掌握了不少烟商、贪官污吏的名单。
林采取强制措施从义律手上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英商按照惯性思维，都觉得这个钦差胃口太大了，要发这么大的财，后来看情形又感觉不对，难道林真要充公专卖？
林则徐的做法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把鸦片运到虎门海滩上，挖了两个池，引海水浸泡，再投生石灰，鸦片被生石灰灼烧后，恶臭熏天，销了一池倾进海里，又销一池。就这样，从6.2-6.25，共花了23天才销毁所有鸦片。
英商终于见到了大清帝国不贪财的大员。
义律被赶到海上，两条小兵船因为要买食物，多次被广东水师驱赶，这些小冲突都被林则徐渲染成大捷而上奏朝廷，讨喜了皇帝，不过也严重影响了道光对英军实力的判断，为一年后林被查办埋下了伏笔。
对于英国可能的大规模报复，林不大以为然，因为他认为销毁的都是英商个人或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他不知道的是，义律在交给他之前，已经代表英国政府对各个商人出具了收据。
当然，他也做好了开打的准备。
很多人给林则徐献计，讲洋人膝盖不能打弯，到时可以准备长竹竿，去戳他们的腿。这种说法可能源于一是洋人不会跪倒磕头，二是兵士习惯打绑腿。
也有人献策，英人嗜肉食，要靠咱们的茶叶和大黄才能消化，林从其计，马上断绝了茶叶大黄的出口。
不过林毕竟是进士出身的封疆大吏，觉得要对英人做进一步的了解。他组织人马，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澳门新闻报》翻译出来；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
为了解如何对外交涉，他着人编译了《国际法》。它标志着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正式传入中国，近代国际法开始在中国应用于对外交涉，林是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
第二年夏天，英军船队来到了珠江海面。不过没有开战，就迅速北上了。
很多人认为，那时是英军的火枪大炮对大清的大刀长矛，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英军船只也是木制船，靠风力居多，蒸汽船很少，清军也有大炮，用的是火绳枪。差距主要在品质上，清军的大炮炮身是铸造的，而英军大炮的炮身经过了机床精加工，所以射程远，精准度高。清军的枪支还一直沿用明朝的技术，葡萄牙人传给明军的。枪炮性能比50年前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差距不小。
林则徐通过这段时间的翻译学习，又亲眼见到了英军的战船。狂傲之心收敛了不少。不过表面上还是像以往一样自信坚定。那时，指出夷人某些方面的的长处，就是唱空大清，去了解夷人的国情，别人就是不骂你汉奸，也会对你表示强烈的不屑。所以林的翻译工作都是秘密进行。
当林被撤职发配伊犁时，他把那本《四洲志》送给好友魏源，魏源扩充整理成《海国图志》，在1843年出版发行，当时看的人寥寥无几。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还是20年后，因为畅销日本才出口转内销。
虽然林在途径西安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名句，但他没在正式场合发表过研究学习英人的言论，哪怕是武器方面，夷夏之别，是那时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始终爱惜自己的名声。
唯一就是广州战败后，他的感叹：“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他认为禁绝鸦片断了广东水师的财路，严重影响了士气。
其实在后来定海宁波吴淞镇江之战中，其他军队表现也没什么区别，魏源描述这些城市“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因为林则徐的翻译工作，当代历史教科书把他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一部《瀛寰志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难得的是居然还介绍了他国的政治制度，中间出现了对美国共和制度的溢美之辞“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徐可谓对共和制度表达看法的第一人。
对西洋有真正了解的中国第一人当属郭嵩焘，但那是36年后，1876年郭第一个以公使身份出使英国，并建立使馆。对西洋诸国实地考察研究后，他有了这样的认知“窃谓西洋立国, 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 相辅以益其强, 又之节也。”他认为西洋本在政治制度，商贾是末，轮船机器等器物更是末中之末。
他这样的认知水平虽然还远不如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那么深刻，却比同时期的李鸿章高出了一大截，一般人如何能够理解？只能背负着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在郭出使英国前，他的同乡湖南士人嚷着要开除郭的省籍。友人王闿运撰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针对晚清的外交，郭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一味蠢，一味横，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蛮，蛮横不成则使诈，使诈不成则割地求和！”
林则徐曾在发配途中要求去浙江抗击英军，戴罪立功，未获道光批准，他自始至终没有跟英军交过手，所以鸦片战争战败的原因被大清朝野一致认为是-没始终用林剿夷。这成全了他今日“禁毒先驱”的崇高名望。
这是林则徐的幸运却是大清帝国的不幸。如果是林则徐战败了，也许大清帝国会早几年醒来。
也许仍然不会。
六、琦善
中国的传统文艺作品习惯将人物二元化做出区分，比如京剧，有红脸，就对应一个白脸。
在现在关于鸦片战争的教科书中，有个大红脸林则徐，就有一个大白脸琦善。
琦善是蒙古人，满洲正黄旗，世袭侯爵，很年轻就做到了巡抚，林则徐虎门销烟时，他是直隶总督兼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
琦善也主张禁烟，但是“驰禁”派，跟林则徐的“严禁”不同在于，他主张贩卖者和吸食者要分别对待，因为危害不同，同时也反对“连坐”这个方式，林的“连坐”是五户连保，一户吸烟，其他四户连罪。
道光宣布禁烟时，琦善在天津收缴了13万两鸦片，这个数量仅次于广东的邓廷桢，比湖广总督林则徐高了很多。
虎门销烟后，英国组织远征军出兵大清帝国，战船一路开到天津。
作为直隶总督，御敌于津门之外是琦善的职责，他原也有剿夷之心，但做决定之前，狠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
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借交涉之名调查英国军备，看到英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再看看大清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武器如此差距，打是肯定打不过的，所以他决定抚夷。
义律呈上外交大臣巴麦尊给大清宰相书信（巴麦尊还以为大清有宰相），信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这封书信，觉得它是个状纸。
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将计就计，告诉义律：“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
至于赔款一层，大清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义律，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
琦善之前，大清帝国可以说没有外交，只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没有沟通，只有yes和no。琦善不同，他对义律态度和蔼，善于沟通，虽然给皇帝奏折还称“英夷”，但给义律的书函都称“贵国”“贵统帅”，完全是平等的态度，这让义律如沐春风。
在琦善一顿神忽悠之后，义律同意从天津撤军，回广州再谈。
林则徐，邓廷桢被撤，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全权处理英军来犯事宜。
拖过谈过打过之后，琦善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剿夷是剿不赢的，沙角一战，印证了英军的实力。抚夷也是抚不成的，道光给他的底线是撤林则徐，恢复对英贸易，而义律不但要赔款还要改变大清的通商制度，双方差距太大了。
他在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琦善春节时在狮子山摆了酒宴，盛情款待义律，他想借节日增加谈判时喜庆祥和的气氛。两人开始了小商贩似的谈判。在割让香港和增加通商口岸之中，琦善选择了“割让”香港，其实琦善的原话是“泊舟寄居”，他想仿效澳门的租借模式，主权属于大清，可以设关收税，治理权给英人。
这次谈判，显示了琦善非同寻常的外交谈判才能，如果说琦善对外交是半知半解，那其他人简直可以说是无知无解。外交一看“势”，讲究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二看“理”，就是道理一定要讲透，而且能让对方接受。
这两点琦善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琦善算得上大清第一任外交部长，他终于谈定了《穿鼻草约》。
跟后面的《南京条约》相比，《穿鼻草约》的条件对大清无疑要好得多。有意思的是，中英双方对这个条约都不满意，谈判对手琦善和义律皆被下课。
琦善被押回京城后，开始调查他是否接受了英人的贿赂，查来查去，没有实据。接着英军一路凯歌，打到南京城下，道光只得同意和谈，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时，道光才意识到错怪琦善了，琦善对双方实力判断准确，而且当时争取到的确实是对大清最好的条件。
到了道光年间，满人的政治能力退化严重，像琦善这样根正苗红的正黄旗，有才干的并不多，所以他又被道光启用，去当驻藏大臣。
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时，侦办过一个外国人擅闯藏区的案子，被扣的外国人叫古伯察，是个法国神父。古伯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琦善的这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对鸦片战争、对政局、对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
在古伯察的描述中，当时六十多岁的琦善是他们“在中国人中所遇到过的最为庄重、最为和蔼可亲和最为才华横溢者”，他喜欢夸耀自己对西方文化和欧洲事务的了解，喜欢当众阐释自己关于西方的知识，但当被提到他的短暂的两广总督经历时，他表现得很不自然。
在他们彼此熟悉之后，琦善向古伯察打听义律的消息，他对义律颇为赞赏，也很为对方的遭遇担忧。他说：“义律心肠很好，但他不会做决定。他被处死了还是被流放了?”
当古伯察告诉他英国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制度，失败的官员仅仅下台即可时，琦善很感慨：“你们的官吏们比我们幸运。”“我们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却判决一切，而任何人又从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如果皇帝说这是白的，那么我们就要跪下来说‘是，这是白色的。’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说‘这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跪下并回答说：‘是，这是黑色的。’
“皇帝可能会对有胆量指出错误的人这样讲：‘你说得对。’但他同时便令人将此人绞死或者斩首。”
“我们不像你们有个‘众头议’(指众议院)。如果你们的皇帝逆正义而行，那么你们的众头议会出来阻止他的旨意。”
琦善还讲了1839年皇帝如何处理与英国人的重大交涉事件。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军机处八名中堂，向他们介绍了南方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有些来自西方的海上冒险家们表现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威的事件，应缉拿他们并严惩不贷，以便对所有那些试图模仿他们不端行为的人做出儆戒……
皇帝表达了其观点后，就询问军机处的意见，四名满族中堂马上跪倒奏道：“喳!主子的吩咐。”四名汉族中堂也马上跪倒并奏道：“是!皇上的天恩。”除此之外，再未补充任何话。
琦善说，他个人坚信目前中国人无力抵抗欧洲人，除非迅速改进武器和改变古老的习惯。但他从来都小心谨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如果时机不对，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意思的是，一场战争。主剿的红脸林则徐，主抚的白脸琦善都被撤职发配。两位钦差大臣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有了独立思考，他们逐步认识到：大清帝国需要改变了。
跟林则徐一样，在正式场合，这番话琦善是绝不会讲的。
七、《南京条约》
最后这张面孔，想了很久，觉得没有哪个人的面孔比最后的结果——《南京条约》更重要，更能清晰地展现这场战争。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会告诉大家：《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它开始，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这个条约到底怎样不平等，从现在的视角与当时的视角有什么不同？认知有什么不同？很多人并不了解，也容易忽略，这正是历史的趣味所在。
为了更真实了解这场战争，有必要把《南京条约》的面孔——中文原版展示出来，下面即是：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息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
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南京条约》的原文：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三、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五、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六、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七、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
八、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十二、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
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南京条约》共12条，不是现代语文，看起来并非一目了然，有的一件事情，分成了几条，为了看得清晰点，便于拿当时的观点和现在做比较，尝试把它归纳成几条：
1.前言讲条约的起因，它把“大清大皇帝”和“大英君主”这两个签约主体并列在一起，显示对等。现在看来是最正常不过。但对当时的大清朝廷来讲，是莫大的耻辱。虽然吃了败仗，但天朝上国，高人一等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中国人的外交理念从没有平等二字，只有主仆之分，高下之别，以前给周边藩属国用的都是上谕，是训示，这是第一次将两国元首并列出来，所以很多大清官员痛心疾首，以为大耻。
2.割香港，自二战后，《联合国宪章》颁布以来，全球都认同“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割地是不被世界主流思想认同的。比如，萨达姆占领科威特，俄罗斯占领乌东四州被大多数国家谴责。香港(并非现在的香港，特指香港岛)并不是租借，也不是主权和治权的分离，而是完全割让，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平等条约。当时大清虽也感没面子，但耻辱感远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在大清皇室看来，香港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岛，当时看不出有任何战略，军事和经济价值，中国对周边蛮夷“土地换和平”的事例在前面的朝代都有，虽然中国人对土地的执念强烈，程度上显然不如俄罗斯。
3.赔款，《南京条约》共赔款2100万两，其中，被林则徐烧的鸦片600万，十三行积欠英商的货款300万，英军军费1200万。按现在的观点，战败一方赔款是自古以来的约定俗成。但二战后，中美苏英等七国主动放弃了对战败国的索赔，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按当时的观点，赔款肯定是件坏事，但耻辱感也没有现在强烈，因为中国历史上都有为了安抚周边蛮夷给钱的惯例。
4.取消十三行垄断的外贸制度，实现自由贸易。这是马戛尔尼使团访清的重要诉求之一，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改革开放中逐步取消外贸专营特权，与世界接轨，但当时大清朝廷觉得很不爽，大清体制被迫更改。
5.五口通商，除广州外，增加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这也是马戛尔尼核心诉求之一，按现在观点是好事，扩大对外开放嘛，但当时对大清来讲，是最不能接受的，因为皇帝认为，大清子民与洋人交往多了，视野开了，心眼活了，对政权稳定影响就大了，洋人防不胜防，一个广州就搞成这样，再来四个广州如何了得？如果不是武力相迫，就是十个马戛尔尼再带百倍的礼物，道光皇帝是绝不会答应的。
6.协定关税，这比马戛尔尼的诉求更进了一步，马戛尔尼当时要求的是关税透明公开，条约中讲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人深受陋规之苦，所以才要求这点。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平等的，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损害。虽然进入WTO要与所有成员国协商关税，最后决定权还是本国。但在道光皇帝看来，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当时的关税是3%左右，英国人把它提高到5%，明确公开，朝廷关税收入增加了，陋规没了，皇帝也不用费尽心机去想着如何反腐了。
7.提升英人待遇，比如允许英人带家眷住在五口通商的城市（没有细则规定是否入城，给以后埋了个雷），往五个城市派遣领事，中英官员平等对待。现在看来，天经地义，当时虽然不情愿，但你都被人家干趴下了，还能要求比别人高一等？
从上面可以看出，50年前，马戛尔尼大型使团友好访问没得到的4个核心要求，在《南京条约》中全部实现了，还多了2100万赔款，白得了个香港（以前是想租借或者买的）。
第二年，中英又签了《虎门条约》，是对《南京条约》的细则阐述和补充，加了两条：
1.利益均沾，就是以后大清国给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条件，也要给英国。这在现在看来，属于不平等条款，还取了个名称“片面最惠国待遇”，是对主权的损害，但在当时，朝廷并没觉得有啥不平等，它对西洋有多少个国家，国情咋样一无所知，给黄毛番的同样也可以给红毛番。
2.领事裁判权，就是英人在这五个城市犯了法，衙门要参考英国领事的意见和英国的法律。主要是当时大清和英国法律差别太大，大清有刑讯逼供和多种酷刑，英人觉得太过野蛮。现在看来，是对主权的损害，也专门有个名称“治外法权”。在当时看来，却是大清挺开心的一件事，“夷人治夷”是朝廷最省心的方法，最好不要华夷杂处，后来上海崛起，朝廷划租界给各国，洋人集中生活在一起，方便夷人治夷。
总之，按现在的观点，除了割地赔款外，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这三条是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大清看来，增加通商口岸，允许英人派领事才是它最抵触的，跟红毛番平等签约是它最感耻辱的。
大清帝国参加《南京条约》签约仪式的有三人，满人宗室耆英和伊里布，还有汉人两江总督牛鉴，因为大清没有外交部门，甚至没有专业的外交翻译，这三人对外交毫无经验，对国际法一无所知，这些条款也不知道哪些该争取哪些不该争取，且缺乏琦善那样的忽悠能力和挑肥搭瘦的小商贩精神，虽然有过四轮协商，但条约文本基本上按照英人的原版译本照签，只是这三人一不小心，成了李鸿章的前辈，中国历史上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汉奸卖国贼”。
《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美国也找了过来，与大清签署了跟英国大致一样的通商条约，大清的国门就这样被打开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二十年，大清帝国并没有任何想改良的意愿，但影响已经润水无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广州逐渐没落，茶叶丝绸瓷器的主要产地都在江南，供货商再也不用舍近求远把货运到广州了。
一个伟大的城市——上海因此而崛起！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特别是英国，在洛克，孟德斯鸠的思想启蒙下，进行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宪政改革，英国开启了长达80年的工业革命，科技日新月异，经济迅猛发展。
这时候的西方，在思想，制度，器物上全方位领先全球，对比有着古老文化底蕴的东方来讲，文明程度已经高了不止一个维度，他们深受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积极地推动贸易全球化，去叩开一个个古老的国门。
面对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新物种，东方古国如何应对？是抗拒还是接纳？是抵触还是拥抱？
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633年以来（从明朝末年起），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被架空，德川幕府掌控实权。德川幕府采取严厉的禁海锁国政策，不准国民出海，更不准对外通商，甚至禁止民间建造大船。
1853.7.8，日本江户湾（现东京湾）的海面上出现了4艘冒着黑烟，黑魆魆的大船，正朝岸边驶来。
日本海岸守卫们看着这个冒着黑烟的巨大怪物，以为是天外来神，100多艘日本小舟还是迎了上去，将大船围住，询问来意。
大船体积比最大的小船要大20多倍，两边对话有点像驴和象的问答，大小船比划了半天，最终用荷兰语得到了沟通，来者是美国海军军舰，这段对话被日本史称为“凭舟问对”。
领队的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他带有美国总统给日本政府的国书，要求与日通商，建立外交关系。
拦截的日本小船不敢答复，将消息层层上报给了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已病危，二把手阿部正弘恐慌起来。
美国这时为什么要来和日本通商呢？
当时，鲸鱼油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美国的捕鲸船出没在太平洋，甚至临近日本海，淡水燃料食物需要补给，船员遇难需要救助。而日本以前的处理方式是对遇难船只没收，船员投入大牢，1837年，日本还炮击了一支贸然靠港的美国商船“莫里逊”号。
这时美国与大清帝国已经通商，日本是商船从美国西海岸到广州的必经之地。
美国政府决定派佩里为特使，与日本通商建交，要求佩里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不得已才能诉诸武力。
佩里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花了2万美金巨资从一个冒充荷兰人的德国人（这人在日本生活了6年）手里买下日本地图和他写的《日本》，潜心研究起日本，当佩里发现日本有2000多年历史时，心情更加激动，美国是一个不到100年历史的新国家，去叩开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大门，这趟旅程的意义不同凡响。
他的舰队有2艘是铁甲蒸汽机战船，最大的排水量2450吨，船体上凃了防锈的黑漆，所以日本人称为“黑船”，舰队一共988人，总共装了63门大炮。
日本锁国时，唯一保留了长崎跟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每次荷兰商船来，按照日方要求，都会给日本带来一份世界新闻报道。阿部正弘从中得知13年前中英那场鸦片战争，亚洲霸主大清帝国因拒绝通商被英国按在地上摩擦，大清尚且如此，何况小日本呢？看到黑船这等威势，他不愿日本也来一次鲸鱼战争。但接受吧，又怕因此遭到国内“爱国”势力的攻击，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犹豫再三，他决定先接触，收了国书再说。日本在海滩搭了个简易临时建筑，破天荒允许美国人上了岸。
佩里将国书正式交给了日本代表，国书措辞非常礼貌，但有3点请求：
1.日本为美国船只有偿提供燃料淡水食物补给。
2.对美国遇难船员提供人道救助
3.日本开放一个口岸与美国通商，允许美方派出领事。
佩里送上100米钢轨的蒸汽火车模型，电报机，照相机，半自动步枪等象征工业文明的产品作为礼物，日本为显示实力和尚武精神，派出75名相扑士，每人背负120公斤大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送到美军舰上，作为回礼。
美国人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而美丽的土地，非常好奇，到处张望，岸上聚集的日本民众却一点也不怕生，他们礼貌地给士兵们送来了水和梨子等食物，也尝试士兵们送给他们的香烟，场面友好温馨。这场景让佩里深感欣慰，他对植物学素有兴趣，找日方要了些他未见过的植物种子，后来种到了哈佛大学。
日本代表表示，这三个请求事关重大，目前无法答复，要请示天皇。佩里没有逼迫，他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礼貌，表示可以给时间让日本考虑，明年春天他再过来，会带一只更大的船队过来。
随后，这4艘黑船离开江户湾，留下一串串浓烟。
住在京都御所一幢只有两个房间小房子的孝明天皇，破天荒收到了德川幕府给他的奏折，征求他对于开国的意见，这是200多年来，天皇第一次听闻政事，孝明排外思想强烈，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回了三个字“打回去”。
阿部正弘本想把责任推给天皇，见天皇如此态度，只好又问计于各藩镇大名，甚至普通民众，这削弱了幕府的权威，为以后“尊王倒幕”埋下了伏笔。
第二年开春，1854.2.8，佩里提前来到了江户湾，这次他带来了7艘黑船，更显威势。
日本派出林大学头迎接，他是儒生的领袖，被认为是日本最有学问的人，佩里命船队为天皇鸣礼炮21响，为林大学头鸣炮17响，在礼炮轰鸣声中，佩里登陆，进入了会谈现场。
日本同意前2条，但表示日本物产丰足，不需要外国货，不同意与美通商，佩里自然不肯，这可是他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
经过4轮商谈，日本终于答应了佩里的全部要求，开放下田，函馆作为通商口岸，正式与美通商，允许美国在下田派出领事，给予美最惠国待遇。
双方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因签署地在神奈川，又称《神奈川条约》。
签约后，双方举行了联欢，日本为佩里一行表演了相扑，佩里命100名水手，铺了2公里轨道，放上只有1/4大的火车模型，请日本官员坐上去体验。日本民众更是热情，他们受邀上了美国军舰，第一次喝着洋酒，吃着西餐，与美士兵勾肩搭背，拥抱，尽兴而归。
为表示诚意，佩里拆卸了舰上的一门大炮，送给了日本。这是日本第一次接触这种新式的大炮。
即将离开的时候，佩里遇到了两个偷偷爬上军舰的日本年轻人，他们是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他们表示要跟随舰队去美国学习，目的是为了打败美国。
那时，偷渡出国在日本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佩里看到这两个年轻人，钦佩之余，感慨万千，这个民族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后会蕴藏多少的可能性？
但为了两国关系，佩里婉拒了这两个偷渡客。
佩里走后不久，日本又与英，法，俄等国陆续签订了类似《日美和亲条约》这样的通商条约，日本的国门从此彻底打开。
接下来，日本国内开展了“尊王倒幕”的运动，中间虽然也有一些曲折，比如有些类似大清义和团那样的武士们和洋人的武装冲突，但较量过后，武士们见识了实力的差别，这点日本人很像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质朴简单，你确实比我强，我“纳头便拜”，“攘夷”不成就“师夷”，“锁国”不成就“开国”，1868年，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天皇登基，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
1871年，日本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代表的100多人的庞大使团，几乎囊括新政府所有高层，前往欧美12国，作为期22个月的考察学习，代表团成员虽然第一次直面工业文明，但都有着空杯心态，他们在感叹科技差距的同时，认为当时文明最高形式就是宪法和议会制，同时认为：富国要学英国，强兵要学德国。也许是民族性中DNA的相似度高，德国脾斯麦那套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跟日本人产生了共鸣，开始深刻影响日本，为它以后军国主义扩张埋下了伏笔。
回国后，日本定下“脱亚入欧”的国策，开始了从思想-制度-器物有步骤的全面改革。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文明概论》广泛流传，开启了民智，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天皇宣布了五条誓言，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开始了议会制改革，再实行“殖业兴产”的工业化改造。
国势开始臻臻日上，只花了15年时间，到1890年，日本基本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个速度，是全世界工业化的奇迹，1889年，日本推出了亚洲第一部宪法，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国民识字率从不到30%迅速提升到95%。
目睹日本这些转变，邻国大清和朝鲜都呈“友邦惊诧”状，他们觉得日本政府走火入魔，神智混乱，“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已经走上了邪路，江苏按察使应宝还上奏朝廷请求兴兵讨伐，救日本民众于水火之中。
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回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虽然黑船来航比马戛尔尼访清晚了整整60年，明治维新也比大清的洋务运动晚了7年。但路子走对了，速度就快，模仿者的后发优势在日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26年后（1894年），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大清帝国，这可是唐宋时他们奉若神明的老师。
过了10年（1904年），他们又打败了沙皇俄国，这是热兵器时代，亚洲人第一次战胜欧洲人，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
对于那个“入侵者”佩里，日本人一直心存感激，把他视为英雄，在登陆处为他立碑，建立公园，日本很多地方都建有他的雕像，直到现在，每年民众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称为“黑船祭”，纪念黑船带来的开国。日本人把明治维新称为“文明开化”。
因为佩里给日本带来了现代文明！
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华帝国的文化影响，现在的国粹绝大部分都是唐宋时的遗传，他们像大清帝国一样，也认为其他民族是蛮夷，是野蛮人，自己才是神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的历史轨迹跟中华帝国相似，曾像唐宋帝国一样开放，也曾像明清帝国一样封闭排外，禁海锁国。
当黑船来航，佩里叩关时，他们有过疑惑和犹豫，也有抵触和恐惧，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接纳，直至后来的主动拥抱。
日本是全球近代化最顺利的国家，整个过程没有武力和战争，而是代价最小的和平方式。
对比黑船来航和马戛尔尼访清这两个故事，值得玩味的地方很多，认知不同，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也许这就是大清帝国和日本不同命运的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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