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监狱是怎样的？

《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被关进死囚牢时，对当时的监狱有过一段传神的描写：

推临狱内、拥入牢门：
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楸；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
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
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如真地狱。

所以，古代的监狱，总结起来就三个字：

真地狱

下面我就以明清时期的监狱为主，仔细讲讲古代监狱的实际状况。

我国古代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案是——风水。

衙门有衙门的风水，民宅有民宅的风水，监狱也有自己的讲究。

按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主管狱事的是昴星，也就是《西游记》里的昴日星官，属于西方四宿。

“昴主狱事，典治囚徒也”
“昴者，天子之耳也，主西方”

因此明清时期，地方政府的监狱，一般都建在衙署正堂的西面。

站在监狱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除了监狱大门，还有门前的怪兽石像、门板上的怪兽雕像。

这怪兽是监狱的吉祥物，名叫“狴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四子，这也是有说法的：

“平生好讼，今狱门狮子头，是其遗像”
“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

原则上这扇监狱的大门必须保持24小时关闭，而到晚上还要封上盖有县印的封条，到第二天早上才由典史验封打开，这期间是不允许任何人出入的。

推门而入，是全国监狱的统一标配。

狱神庙

狱神庙供奉的主神是蓐收，他是传说中的西方之神，主管刑罚，一名司秋。

但这也因各地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明代南方，狱神庙的主神是皋陶，一位上古时代的法官。

至清初则换了萧何，因此很过地方的狱神庙也叫萧王殿。

过了狱神庙，再打开一道重门，就到了监狱的主营业务区，监牢。

明清时期，州县的监狱划分为四个区域，进了监牢后，根据罪行不同，分别为：

软监、外监、里监（重监）、暗监（黑狱）

软件、外监，属于朝廷规定的外监，这里靠近狱神庙，关押的都是一些危害性不大的罪犯和嫌疑人：

软监：关押重案内从轻问拟、应追赃未完及拟徒候遣者；
外监：关押流罪及人命窝逃。

里监、暗监，属于朝廷规定的内监，关押的都是些重刑犯：

里监（重监）：关押人命重犯已结拟辟及强盗审明情可矜疑者；
暗监（黑狱）：关押强盗历年缓决及新盗拟辟者

内监关押的大多都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所以这里的管理方式与外监不同，采用的是犯人间的互助管理模式，让英雄管英雄，让好汉管好汉。

监狱会按照“修心悔过，孽障自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十六字，把犯人分属十六个字号，每号各编五人，这五个人轮流担任五长，向狱卒汇报其他人近期的思想动态。

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由管理者指定牢头管理。

在这四个区域外，还另外设置女监，大多在外监旁边，有专门的院墙与男监隔离开。

这里与男监区唯一的不同是，为了避嫌，牢房内设置了独立的“卫生间”。

从监狱的整体构成来看，不得不说是相当讲究，给人一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感觉。

可当走进监室那一刻开始，你才明白施耐庵为什么把这里叫做“真地狱”。

康熙年间，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方苞，曾因文字狱被定死刑，在狱中呆了一年零三个月，后来被皇帝赦免，出狱后，他基于自己狱中的见闻，写下了一部《狱中杂记》。

在记述狱中犯人的非正常死亡时写到：

“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出四、三人……往岁多至日十数人……”

当时的监狱里，如果囚犯在狱中死了，其尸体却是不得从大门出去的，只能从监狱院落西侧院墙上挖一个“拖尸洞”，从这个洞里扔出去，得知消息的家属在支付一定服务费后，可以从洞外的尸坑拉走囚犯尸体，所以在明清有句狠毒的骂人话叫“拖牢洞”。

方苞居住的一年多里，每天都有人因非正常死亡，被从洞里拖走，而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个人。

监狱中的居住环境可见一斑。

明清时监牢里，每个监室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在这一方小天地里。

而平时每个牢房里要关五十多人，平均每人占地不足一平米，如果晚上死了人，就不免要和死人睡一觉了。

《狱中杂记》：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

这些监室在设计之初，完全是按照密室的模板设计的，只顾及了封闭性，压根就没有考虑到采光、通风。

白天还好，牢门上有个小洞会时常打开，还有些许光亮进来，而到了晚上会锁死牢门，里面真的就漆黑一片，晚上有人拉屎撒尿都得摸着黑。

而在这个四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密不透风，吃喝拉撒都在一块，“矢溺”的熏臭和麦芽的香气混合起来，那味道想必也好不到哪去，等冬天过后春气一动，那些从寒冬中幸存下来的囚犯，几乎没有不发病的，因此每年开春，都是监狱瘟疫的常发季节。

至于吃这一块，明清时代的牢饭，大多是囚徒的亲属送进来的，简单的一顿饭，要送到囚徒手里，打通关节要花费的钱数，已经是饭钱的十几倍了，即便这样，能吃进囚犯肚里的也不过十之二三。

如果没有亲属，或者没钱打通关节，那么囚徒大多数都是饿着肚子挺着，或这求一口吃的，或者靠强力抢夺，并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吃上一碗已经发嗖、掺着砂石的白米饭，这都是好年景了，明清时监狱饿死人是常有的事。

这种终年见不到阳光的监室，阴暗潮湿，虫鼠遍地，狱卒为了监室环境卫生，有时会刻意减少饮水供给，春秋两季还好些，但到了夏季，每天都会有人因为缺水、中暑死亡。

冬天就更惨了，这里的大部分囚徒都是衣不蔽体的状态，每天都有人冻死。有一本叫《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的英国书籍，记录了一位葡萄牙囚徒在大明南京刑部监狱里的见闻：

有许多人在海上被捕获，就在那些人刚被抓住时先鞭打一顿，然后再送入监狱，在监狱里很快因为饥饿寒冷而死。这名葡萄牙人在监狱的那段时间里，看到狱中有六十多人死亡。

一般监狱里是不提供医生、或者药的，如果你在狱中生病了，只是普通感冒发烧这种的话，那么在自身免疫力尚可、又没有被狱卒牢头们折腾、没有过过堂、没有被用过刑、也没有基础病、吃喝尚且维持、又天生自带好运属性的前提下，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但大多数情况下，在狱中生了重病，几乎只有等死一途。

其实古代司法制度上，历代政府都会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囚犯的人身安全和生存权。自秦代《仓律》和《金布律》开始，就对囚徒的衣粮医药有了制度化的规范，确保在囚人员有基本的生存保证。

《大明律》在继承“囚给衣食医药”条文的同时，还将条文改为“狱囚衣粮”，并对狱囚衣粮医药制度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定。

清代的《大清律例》中的“狱囚衣粮”条款，在明代规定的基础上更加详细，且以条例的方式，对狱囚衣粮的相关内容进行更细化的规定。

顶层设计固然有必要，但到了基层的执行阶段，基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统治者也经常规劝地方官吏加强监狱法制建设，加强财政投入，但很少会起到作用，犯人们仍然朝不保夕。

原因无他，明清时候，财政大权在中央，却要地方政府承担绝大多数公共支出，经费不足严重，再加上财务管理混乱，当官的都贪不饱，哪有余力管这些囚犯？

明代李乐所著的《见闻杂记》中，就有一个故事：

乌程令蒋公向一位举人询问，该地方是否有贼，举人回答说很多，现在还有些贼寇关在县狱。蒋公于是发出了灵魂反问：“何以不饿死？”

连县太爷、父母官都想饿死这帮人，可见明清的囚徒，基本的人权和生存权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除了生存环境堪忧外，对囚犯生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狱卒。

明清时期的狱卒是一群纯粹的人，他们的所有行为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钱。

方苞《狱中杂记》中记录了一段与狱卒的对话：

方苞：“犯人们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以拿多少做分别？”
老差役：“若没有分别，谁还愿意多出钱。”
方苞：“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
老差役：“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其他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心存侥幸了。

可见在狱卒眼中，狱囚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而陷害狱囚往往能给他们带来不义之财。

如果你真的心存侥幸，抱着混不吝的想法，消极面对狱卒们的非法要求，那么你就会发现，这群人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这些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创性的发明了很多整人的手段：

牢头群起围殴刚入狱的囚徒，叫做“打攒盘”；
晚上用水浇湿地面，强迫囚徒睡在水塘里，叫做“湿布衫”；
把囚徒的两只脚吊起、大头朝下，叫做“上高楼”；
诬报囚徒难以控制、滥用匣床，叫做“雪上加霜”；
殴打新入监的囚徒，要求请所有在押的囚徒吃喝，叫做“打抽丰”；
唆使囚徒抢夺亲属送来的饭菜、不准新囚徒吃饭，叫做“请上路”

除此之外，尚有铺监、卧湿草、终夜站、加短锁、打脚底、剥衣服、焚柏香……

这些体罚项目都还只是入门级，至于狱卒充分发挥想象力所制造的刑具，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上文“雪上加霜”中提到的匣床，这是一种卧式戒具，囚徒仰面躺在像如今的婴儿床一样有围栏的木板上，头发被绕在一个固定于木板的铁环上，脖子、胸口都用铁索锁住，肚子上还压一块压腹木梁，两手被铁环铐住，两足被挖有双孔的匣板套牢。

再覆盖一块钉满三寸长钉的“号天板”，“密如猬刺、利如狼牙”的钉尖离囚徒身体不到两寸，号天上用横木关闸卡死，有时禁卒就睡在号天板上。

明朝人吕坤在《实政录》中描述了囚徒上匣床的感受：

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莫道虱虫交攻、蚊虻争咬，纵使毒蛇蛰身、饿鼠啮足、蚰蜒入脑、大蛇缠头，只得忍受，孰能变之。

别说一个普通囚犯，就是卢员外这样的梁山泊好汉也顶不住，《水浒传》里解珍、解宝兄弟，还是靠着铁叫子乐和先偷偷打开了匣床才成功越狱的。

这些狱卒基本都是雁过拔毛、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一斤棉花都能榨出两斤油。

别说这些普通囚犯了，就是行将就刑的死囚，都能玩出花来，让你不光生不如死，连死都不能痛痛快快的：

如果是凌迟，给了钱的便第一刀先刺心，不然的话，等四肢解完，人还还没死；
如果是绞刑，给了钱的保证第一绞便断气，不然的话，绞了三次以后还需用别的刑具，才能得死；
如果是杀头，给了钱的一刀下去便可人头落地，不然的话，换成没有完全开刃的刀，三刀下去脑袋仍在颈上。

关于狱卒的无法无天，清代的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曾感慨道：

“性命悬于狱卒之手，所谓生死须臾、呼天莫应者也。”

以上只是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明清时期监狱的情况，但我写的恐怕不能描述事实悲惨的百分之一，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方苞的《狱中杂记》、吕坤的《实政录》，前者是以犯人的第一视角描写监狱中的黑暗，后者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审视基层胥吏和犯人的互动。

有时候我会想，明明《大明律》、《大清律》都仔细规定了犯人的待遇，也对虐待囚犯的行为有严厉的处罚措施，

为什么明清的犯人们还是得不到最起码的生存保障？

明明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典吏，为何能在州县长官的眼皮底下草菅人命？

其实看看这些胥吏们如何无法无天，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一旦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即使再小的权力，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人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

我想这个简单道理恐怕适用于从古至今的所有基层执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