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界分内外与清朝天下秩序的退而未消

明朝依托长城巩固边防，但不视之为国界。长城不是一条线，而是囊括两侧边镇、卫所的防御体系，它区分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夷”，即农耕与游牧两圈层。根据明初《大明混一图》到明末《皇明一统图》所示，长城内外都在皇舆范围之内，王朝的天下没有界线。实际上，明朝无法统治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任凭各部争斗游移。这一时期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边界是不稳定的。“蒙古各部民众成为诸王、贵戚、功臣的属民，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各自发展为部落型政权。各部之间早就有以森林、山川、沼泽等互为边界的习惯，在无自然地理分界处则垒石设若干鄂博为界标，鄂博呈点状分布，彼此距离较远。在无强制力约束的分界下，各部“游牧地带变化性大，且散布在广大地域，并常与其他氏族交错杂居”，加之各政权之间频繁发生战争，部落常被打乱，边界也不稳定。蒙古诸部移动能力极强，游牧范围在原有体制下并不固定，原有边界难以约束各部，中国北部一直无法形成稳定的界。

边界性不强曾是世界普遍问题。在17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领土范围并不明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后，法、西等国才纷纷通过划界来规定领土范围，清晰明确的边界塑造了领土型近代主权国家。随着测绘科技发展，地图又成为界定和表达领土范围的工具——边界与地图在近代边界转型中呈现出一体性。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大规模划界行动并未比西欧迟滞。据田山茂估算，后金对蒙古各部划界起始于天命六年(1621)至天聪三年(1629)之间，但涉及漠南部落尚少，且多位于大兴安岭南部，地域范围有限。天聪八年(1634)，后金彻底消除林丹汗势力后，漠南绝大多数部落归附，这才有条件为漠南蒙古东、西部各部规定游牧范围。十月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会盟，对新附各部地界重新做出统一安排：“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画牧地……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塔赖、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各部落管事大小诸贝勒，大会于硕翁科尔地方，分给蒙古诸贝勒地。”因此《蒙古游牧记》称“天聪八年定诸藩牧地”，将该年视为漠南各旗定界之始。天聪九年(1635)，后金结合自身的八旗制度及蒙古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制，创造了外藩蒙旗制度。该年二月，后金编设喀喇沁、土默特等部11旗，其中出现了3个外藩蒙旗，是为扎萨克旗的源头。天聪十年(1636)，漠南蒙古诸部与满汉八旗王公共尊皇太极为大汗，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并改元崇德，标志着漠南蒙古正式成为清朝的藩部。

之前由于察哈尔部控制着大兴安岭以北至瀚海一带，清朝的实际控制区尚在大兴安岭以南。林丹汗向西败逃，导致大兴安岭—阴山以北至瀚海之间出现真空地段，为各部填充提供了条件。崇德二年至四年(1637—1639)间，与林丹汗内讧而躲避至漠北的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乌珠穆沁部，相继归附清朝并回归漠南，被清廷安置于大兴安岭以北至瀚海一带，即后来的锡林郭勒盟地区，清廷对其封赏但并未立即编旗划界。漠北喀尔喀、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尚未归附清朝，他们时常越瀚海、阴山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甚至明朝进行贸易，这些地区通过归化城交易体系连为一体。为控制归化城这个战略要地，自崇德三年(1638)开始，清廷陆续将拥挤在大兴安岭以南的四子、茂明安、乌喇特各部西迁至阴山以北，即后来的乌兰察布盟地区。自顺治五年(1648)开始，上述各部陆续被“分别编设扎萨克旗，内扎萨克旗数大增”。就此，瀚海南缘出现旗界，可算作蒙古界分内外的起始时间，清廷已成功将实际控制线扩展至大兴安岭—阴山以北。顺治八年(1651)，浩齐特部另一部分弃喀尔喀来归，被安插在浩齐特左翼旗以西，两年后封扎萨克，编为浩齐特右翼旗并划定牧地。顺治十年(1653)二月，喀尔喀右翼归顺清朝，被安插在四子与茂明安两部之间。康熙四年(1665)，原依附漠北喀尔喀的阿巴哈纳尔部大部分移居漠南，两年后划定牧地。至康熙九年(1670)，沿瀚海南缘的各内扎萨克蒙旗界基本形成。

外扎萨克蒙旗的固定历时较长。皇太极统一漠南诸部，对漠西、漠北形成威胁，促使厄鲁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在1640年订立《卫拉特－喀尔喀法典》，结为军事同盟。法典第2条规定“在边境抢掠少量爱马克人众者，罚甲百副、骆驼百峰、马千匹”，禁止部族在联盟之间发生越界掠夺行为。在曾经杂居的地缘条件下，族间战争、掠夺、袭击以及入侵他族这些流传已久的习俗，都因界限的强化而不再符合正义。由此在17世纪，中国北部从东到西的广大范围内，游牧民族都强化了边界。划界给蒙古诸部带来一段和平时期，直到准噶尔汗国进攻喀尔喀打破平衡。漠北诸部逃往漠南，康熙皇帝于三十年(1691)举行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正式成为清朝的藩部，使清朝有效统治漠北：“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以上过程彻底改变传统王朝以长城区别的“华夷”，明确纳藩部于疆域之内。对此，李大龙总结称：“放弃长城，对于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而言是一场革命，自此之后，始自先秦时期久已存在的、人为设置的、阻碍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草原地区融为一体长达数千年的长城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长城内外在政治地理上加速了‘一体化’进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边界向北跨越。

但漠北定界较晚。噶尔丹败亡后，喀尔喀各部陆续回归漠北开始编旗，但因清、准之间战乱不断，喀尔喀各部游牧地处在连续变迁的状态，牧地一直未固定下来。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才对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土谢图汗部进行踏勘，使三部地界得以固定。车臣汗部在漠北最东端受其他各部影响较小，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十七年(1792)两次划定旗界。至此，喀尔喀四部成为“钦定旗地”，瀚海戈壁北缘的旗界得以固定。大规模划定旗界带来一项重要的副产物：漠南、漠北沿边的旗界组合成习惯线，形成内、外扎萨克蒙古分界的雏形。

缺陷的原因，需要从朝廷对藩部边界的管理思维中寻找。首先，清朝虽已跨越长城，将藩部明确纳入疆域范围，但朝廷“对毗邻土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通过对当地部族的控制取得的”，即以部落是否臣属而非线性边界区分“我与非我”，封建臣属关系首先是属人原则，在人群管辖属性之下，人群所在地域自然归入疆域，属人是属地的前提。在这种逻辑下，清朝便以部落传统地域为粗放的边，旗界仅是分配属人的产物，这仍是王朝天下秩序的延续。

其次，清廷在设立旗界标志方面很简陋，即沿用蒙古旧法在缺乏自然地理边界的地方仅垒石为界标鄂博，与传统王朝相比并无进步。以漠南诸部为例，虽然各旗自绘游牧图中标有若干个鄂博，但在中央层面，朝廷官书记录的鄂博很少，对分界描述也极为笼统。乾隆朝《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与张穆《蒙古游牧记》所载与瀚海南缘相接各旗如下：

再次，也最为重要的是，清廷对界的管理思维相对落后，即“隔”。康熙曾谕漠北喀尔喀：

遗憾的是，此图的内外蒙古的线性分界观念在同辈知识界尚未普及。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瀛寰志略》将天下秩序降为万国秩序，堪称“开眼看世界”的范例。但魏源书中《海国横图·第一》仍无国界，徐继畬书中《皇清一统與地图》虽出现国界，却删去经纬。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两图的蒙古部分：其一，均用内蒙古指称漠南、外蒙古指称漠北，说明当时的内外蒙古概念已经普及；其二，两者对内外蒙古的区分也比“董李图”倒退，魏源仅以戈壁图标区分内外蒙古，无清晰分界；徐继畬将内外蒙古之间用条带状瀚海区分，延续统治者划隔离带的边界观念。两图中均有各省界线，说明时人对内外蒙古都不具有线性分界思维。道光十二年“董李图”的国界观念以及漠南、漠北蒙古分界线观念，在此辈学者中还未普及，“开眼看世界”的人却未能开眼看中国。究其原因，“塞外漠南、北之地……山川形势都会阨塞阙焉无考”，时人重行省而轻藩部，缺乏蒙古地理知识。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侵略加剧，“董李图”对边界性的追求才后继有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在咸丰十年(1860)出版，其附带的《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以“董李图”为底本，绘制出中俄交界线全段形态，体现编者 “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的思想。同治二年(1863)，胡林翼、严树森主持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以下简称“胡严图”)出版。此图沿用“董李图”比例尺与经纬度双重网格绘制法，外以虚线标明俄罗斯界，内以虚线标明内蒙古、西套蒙古、新疆与外蒙古的分界，形状与误差均类似“董李图”。另外，此图也明确将漠南标为内蒙古。后世认为“董李图”与“胡严图”两图“最为精核，皆具经纬度数，而胡林翼等图尤详”，因此“胡严图”流传较广，为以后编绘全国舆图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资料。

同、光、宣时期，“胡严图”成为制图样本广为流传，使边界直观化，更使经纬度成为地图绘制的主流。无论是绘图和印刷方式，还是比例尺的有无，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古代地图的转型。但由于测绘规模和技术所限，两图仍有缺憾。“董李图”与“胡严图”西部的位置误差较大，“胡严图”因删去“董李图”的经纬线，难以判断边界的准确位置。如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曾纪泽发现两图的伊犁位置均不准确，难以应付界务谈判的燃眉之急，可见此时地图所绘边界还不足以为官方表达主权管辖主张。

随着光绪朝边疆危机引起广泛关注，朝野均意识到绘制更精准的地图是国防必需。各军事学堂普遍增设测绘和地图学专业，教授数学、制图、天文、测量等课程。同时，各地设舆图总局、分局，重视地图对国家疆域的价值。光绪十四年(1888)，会典馆提出，“惟與地一门，今昔情形稍异，关系至切，为用尤宏，亟应重绘”，决定重新进行全国测绘以编制符合中外变局下的新地图——光绪朝《皇舆全图》。此次测绘由会典馆定制规范，统一画方比例尺和长度单位，规定采用圆锥投影法(比康乾时期采用的伪圆柱投影更精确)，令各省依照制图呈报。各地经过十年努力，获县城以上行政机关驻地经纬度值约2000点，与康熙朝相比，实测点大幅增加。但各省区测绘能力有差别，上交地图的标准仍参差不齐，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图编成，但仍无陆地边界线，也无内外蒙古界。卷首特意就此说明：

“邹图”在清末影响广泛，如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大清帝国全图》，浙江奉化学者周世裳、孙海环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等清末地图，皆参照它为底本。随着示范作用，以“邹图”为准画出国界，内、外蒙古界线也成为清末各图的标准。究其原因，《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等地理著作流行已久，清末士人的蒙古地理认知已大大加深，版图因此固定为直观可视的形状，不随地图出版机构不同而变动。这较“董李图”、“胡严图”、光绪《皇舆全图》再次产生观念飞跃，终于使版图可意象化，催生图示性的“国家感”，给民众带来可意象化的领土观念，并很快被形象化为“秋海棠叶”。目前可见最早应用这一形容的是宣统元年(1909)二月广东教忠学堂印行的《中国近世與地图说》。该书由罗汝楠编纂、方新绘图，“参用中外图书无虑数十百种……所绘各图大都参用胡图、董图、邹图为底本”，其中版图形状以“邹图”为准。在第一卷下《总论(五)：地势》中，罗汝楠形容“故中国大陆之地盘……由昆仑东走，愈出愈广，俨等秋海棠叶，而别为一种之地形”。在此页，方新绘制了一副版图形状与秋海棠叶的比较图，并标注“中国地形秋海棠叶”字样。文字、图像双重出现，使画页极具视觉冲击力，将这种形象比喻凿刻进青少年学生的脑海中。

随着地图标定国界带来的意象化，版图形状呈现出一种图示性的国家感。罗汝楠《中国近世與地图说》是清末民初與地课程教材，这种形象化随着新学广泛建立和教材普及，在青少年中日益流行开来，成为国家象征的流行说法。笔者以“秋海棠叶”检索各近代报刊数据库，可见民初已有诸多青少年以此为题的习作，“九一八事变”后更大大增加，均寄托着对国家疆土不完整的惆怅情感。领土成为全民公器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转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版图意象传递着秋天植物被动、凋零、残缺的意味，蕴含被侵犯却无力抵抗的形象，逐渐凝结为近代中国惆怅的叙事习惯，不断翻动着中国人心中那片叶子。

但邹图标定的内外蒙古界线仍有很大问题，它过于平直，类似两点间直接画出的简单连线，这导致以它为基础的一系列近代中国地图，其中的内外蒙古界均不确切，不像今天地图中沿着地势蜿蜒起伏的犬牙参差。典型如制图权威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1917年发行的两版中国地图，都延续了邹图平直的内外蒙古界。可知，清末民初的权威地图都无法反映内、外蒙古分界线，即现今中国北部边界的主体部分，也无法准确表明外蒙古的地域范围。

究其原因，内外蒙古旗界组合而成界线，在历史上从未进行过测绘。无论是制作康雍乾三朝实测地图，还是制作光绪朝《会典舆图》，都是选重要地标进行点测绘，而非在各条边界进行连续测绘。实际上，整条内外蒙古界都是参照各个蒙旗游牧图组合拼凑出的大致地域范围。这类游牧图由各旗自行绘制，表现河流、山峦、湖泊等及其名称，是手绘地理要素示意图，近似粗略的“山水画”。例如，清前期朝廷为制作《大清一统志舆图》《会典舆图》等使用的漠南蒙古“口外诸王图”，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绘制的游牧图再套用经纬方格而成，图中与漠北交界皆用山岭表示，而事实上交界处多非山岭，且仅标记漠南诸旗距长城里数，文字记注混乱，讹误较多。这些对藩部的非现代制图症结到清末也未得到改观。1905年，理藩部组建后设立调查局，广泛征绘内、外蒙旗图，使“清末以来蒙古地区游牧图数量剧增”。笔者所见诸多德国藏的蒙旗地图(多数绘制于1907年)，虽然相邻的内外蒙旗地图拥有若干相同鄂博，实现内外界点重合，但鄂博之间多画直线表示旗界，只是界点的简单连线而已，仍反映出旗界的粗略。

更重要的是，蒙古文化对方位的认知与通行标准有差别。蒙古地区纬度较高，日出方向偏向东南方，西北季风也迫使毡房幕帐门开在不受风的东南侧，于是蒙古人的方向概念与内地不同，造成游牧图与现代实测经纬方向顺时针相差45度。清末针对错置方位的调整也不一致。外蒙古绘制的部分游牧图，如车臣汗部数旗，按经纬方向调整后与现代地图方向基本相合，但清末内蒙古游牧图没有做过类似的调整。以这类“山水”图拼凑出的漠南、漠北界，显然与实际差别甚大，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各旗边界走向。宣统三年(1911)，外蒙古宣布脱离清廷，但直至1917年民国地图仍延续着内外蒙古边界错置，也就不能清晰表达外蒙古地域范围。民国北京政府的北方实际控制边界，受到旧日王朝天下秩序带来的干扰。

近代边界转型遭遇另一重挑战，即与游牧部落习惯冲突。晚清以来，俄属哈萨克人需要冬夏转场游牧，时常越界至阿尔泰，为防止俄国借口侵入，朝廷决定进行“科阿分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决定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析分出部分地域，设立阿尔泰行政区，并移科布多帮办大臣锡恒至阿尔泰承化寺担任办事大臣，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辖区析出新土尔扈特二旗、霍硕特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布伦托海屯田及哈萨克之一部“一并归阿管理”，即延续原有粗陋的旗界为新行政建置的界线。“科阿分治”看似因针对俄国的主权边界问题而产生，但解决方法实际上延续着清初以臣属部落为边的思维，通过控制部落维持疆域，而非控制分界线，即属人原则仍是属地的前提。这造成日后民国政府与外蒙古库伦当局就科布多—阿尔泰(新疆)边界进行了长期争锋。这或可证明清朝疆域观念具有二重性，天下秩序并未彻底改化为主权边界观念，而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动态，近代边界转型终清一代并未完成。中国北部边界的全线测绘与完善表达政治管辖主张留给了1917年的北京政府。

二重性造成的另一项隐患，是对中俄国界管理的缺失。雍正朝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后，外蒙古与俄罗斯交界位置大体保持稳定。但朝廷始终以“隔离带”方式管理边界，尽量使我国居民远离国境，仅令沿边各蒙旗派兵丁巡边。而“蒙兵以游牧为生，迁徙靡常，不能土著，卡伦子孙守之甚有离卡伦数百里以内而居住者，任使俄人越境”。相对我方疏漏，俄国却积极向远东移民实边，使沿俄国一侧边境“村镇之繁盛，小者数十户，大者数千户，且交通道路皆成线网”。这种趋势随着西伯利亚铁路贯通而加速，至宣统朝，“俄国沿边各卡伦步步为营，村落岔集，有学堂以教育，有市场以交易之，得失优劣奚啻天壤”。双边沿界的态势的严重失衡，给中国的边疆管理造成极大损失。清末军咨府调查员目睹现状后示警：“(俄)交通所到之处即势力所到之处，势力所到之处即不必全恃险要地形之如何，即足以摧残我国之险要地形矣。”这大概是清朝在辛亥覆灭之际无法阻止俄国全面控制外蒙古的原因之一，也是清朝为近代边界转型不完善所付出的代价，成为外蒙古分离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