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真相：张学良误国，军阀分裂恶果（上）

来源: 抗战史记

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

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期间。中国局部抗战最重要的战事之一。蒋介石和国民党继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继续采取“一面打，一面谈”（即边打边谈打边备战）的主张，一面进行抵抗，一面与日本谈判。但因张学良消极应对，东北军内部斗争，腐败和保存实力，再加上红军反攻，胡汉民策动地方实力派“倒蒋”。国军再次惨败。这使得蒋介石全面“安内”，同时继续推动对日备战。并催生了抗战初期，影响深远的“诱敌东来”战略。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讲1933年长城抗战和《塘沽协定》签订史。纪念国军抗战烈士！

东北军首领张学良

一，张学良消极应战，汪精卫愤然辞职

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日军一旦占据之，既可进取西蒙和华北，又可巩固在“伪满”的统治。早在1931年11月，日本进攻锦州与辽西时，驻北平，天津，山海一线的“中国驻屯军”约千余人，就要求关东军以追击东北军名义，直取山海关，入侵平津地区。这得到关东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的支持，并唆使日本特务伪装成日本兵于11月26日晚8时20分，射击天津日军兵营，造成东北军“报复”的假象。并立即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按既定方针发布命令：“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急，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但因土肥原在天津的阴谋很快失败，再加上日军未完全侵占锦州，辽西地区，故遭到陆军省反对，暂时中止。

1932年1月，张学良拒绝蒋介石，孙科等抵抗命令，弃守锦州，辽西后，日本关东军就视山海关为“统治之下”。甚至露骨称：“锦州之战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外，还有其打击张学良的政治目的。不过锦州只是张学良的前进据点，真正的根据地还在北平。一旦锦州被占，张学良必然在北平加强反攻态势。所以，如果攻占锦州后不解决北平问题，那么满洲国的建设也难以期望太平无事”。按此逻辑，日本关东军确定向热河挺进方针。

1932年3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奉日本旨意在发表的伪“满洲国建国通电”中，公然宣称热河省属“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时，即任命东北军将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企图以此诱降。汉奸张景惠，张海鹏也多次派人到热河诱降汤玉麟，与汤熟识的日本浪人高原也化装赴热河。在蒋介石，张学良的督促下，汤玉麟被迫拒绝，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此后，日本转向诱降何柱国，也遭到拒绝。但随后忙于“围剿”东北义勇军，组建“伪满洲”国，还有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直到同年底，才迅速占据了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外围地区。《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36，339，351-352，359页，第442页。《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22-423页。

日本诱降不成，遂开始武力侵占热河。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提出，热河省是威胁 “满洲国建设的一大祸根”，“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为此，至少需要给关东军增加1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的兵力”。而此时张学良也调部队进入热河，准备迎战。日军因此认为：“征服热河，具有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以及巩固满洲国建国基础的重大目的和意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曾采取“抵抗，不交涉”政策。不久，蒋汪合流，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即“边打边谈边备战”）。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该外交方针上升为国策。这也成为蒋，汪解决长城抗战的既定方针。

据张学良晚年口述回忆录记载，1932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曾赴北平劝张学良准备热河抗战。张回答：“我做不到。你也没有准备吧，有战择必胜的希望吗？”“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我是绝对不干的”。汪精卫对张学良极为不满。是年7、8月份，蒋介石也多次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但均不见张学良下文。8月6日，汪精卫竟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同时向中央催请巨款，以此为由，辞职赴沪。张学良则致电中央辞职。

蒋则一面劝挽汪精卫，一面通过张群，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宜隐忍处之，并再次提议出兵热河抗日，撤换汤玉麟。张却不从，坚持辞职，并提出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国民政府遂于16日准许张辞职。1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裁撤北平绥靖公署，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由军委会委员长兼任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未列名北平军分会，而由蒋命其以委员长之全权代表。对此8月9日，蒋也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截断南满铁路之运输，而日军海陆并进，尚不能抵抗。当此日寇手足无措之时，正张学良收复热河，策应义勇军的最佳机会，亦所以表明心迹，为民为民也。复何惧他人狂言哉？而张学良仍犹豫不决，不敢前进，不诚不足与共事”。

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明确要求张学良增兵热河，准备抗战，同时撤换不抗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932年底，日军准备进攻热河。蒋介石决定准备率部北上抗战，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张学良仍拖延犹豫，始终未执行蒋的命令，最终酿成热河速陷的悲剧。秦孝仪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汪精卫致张学良鱼电，《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8月。

抗日烈士—安德馨

二，山海关沦陷，蒋介石仍命张学良指挥长城抗战

山海江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背山临海，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关”之称。1932年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队炮击山海关，并提出中国驻军取缔民众的抗日活动，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一切支援（蒋介石，张学良等秘密援助东北义勇军），遭到了驻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第9旅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的拒绝。当时日军关内外驻军的协调尚未完成故未扩大事态。《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载关邦杰《榆关抗日战役与何柱国将军》第75页。

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秦（秦皇岛）榆关（即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指使所部在其兵营内自掷手榴弹和鸣枪射击，并袭击中国哨兵，然后诬陷中国军队。何柱国见形势紧急，率部“星夜由北平回防”。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月2日凌晨，日军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等四项要求，限即刻答复，“否则开始夺取”，遭何柱国断然拒绝。日军遂出动步兵3000余人，火炮40余门，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从东，南，东南三个方向进犯山海关。东北军独立第9旅第626团第1营，第3营奋起抵抗，与日军在山海关南门，东门，贡南角展开激战，击退敌首次进攻。日军遂出动飞机8架，军舰2艘，海陆空立体打击守军阵地，东北军坚守不退，又击退敌多次进攻。

1月3日上午，日军集中主力强攻山海关南关南门，东北军伤亡过半，但仍多次将敌击退。午后，日军再次增援，主攻山海关东南城角，安德馨营六百官兵全部殉国。午后2时，东南门，南门先后陷落；这使东门，北门的侧背暴露，无险可守。第626团长石世安率留守西门的预备队与敌机械化部队英勇巷战。终因，“兵力薄弱，武器悬殊，伤亡过重，捉襟见肘，无险可守”，山海关四门皆破。石世安率十余人艰难突出重围，山海关及临榆县（设于关内）沦陷。中国台北“国史馆”《长城战役》第44页，48页，1980年版。

日军大肆报复中国伤兵和无辜民众，“城内商店毁于战火者五百家以上，人民死伤千余”。山海关之战，中国守军以两营兵力（第626团第2营驻防孟家店，角峙等地，未参战）1300余人抗击近3倍的强敌，毙伤敌400余人（日本战史记载伤亡280余人）。山海关沦陷后，敌曾派一部偷袭五台山，被何柱国部击退。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认为国联应迅即以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制裁，同时中国军队仍当尽其力量，抵抗日军之暴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10页

1月10日，日军稍作休整后即沿长线一线向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石门寨地攻。遭到中国守军阻击，但寡不敌众，于12日晚和21日撤离两地。此后，日军暂时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暂时转入防御。

为应对长城战事。1933年1月5日，蒋介石决定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兼代委员长，统筹华北军事。但华北的西北军，晋绥军等将领均对张学良失望，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联合向蒋介石在北平的代表蒋伯诚致电：此次对日作战非蒋亲自前来，前途不堪设想。当年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回忆，见到张学良时，“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处下去”。

但当时蒋介石担心与东北军当局的关系而不愿北上。同时1928年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放弃北上。改专注经营南方。故在华北先后扶植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集团统治。以致九一八事变后，9月21日蒋下达武装自卫命令后，张学良拒不执行。之后多次向张下达抵抗命令，也遭到张的拒绝。虽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其主力在事变前就调入关内，并始终掌控华北政局，故蒋只得将长城抗战交给张学良的东北军处置，“热河战事，唯有汉卿亲出督师，方能如计奏效。汉兄果赴热河，中必北上。如汉兄前进有期，中即可随时启行”。

胡适就认为：热河政治贪腐暴政，是热河抗日“失败的最大原因”。同时，“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他的体力与精神，智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但他偏要恋栈，致使六十万方里的热河全省在他的治治之下，陷于敌手”。

热河丢失祸首汤玉麟

三，热河速陷，蒋介石决心拿下张学良

1933年1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热河作战命令，在锦州设立了总指挥部。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宣布“攻占热河计划”，宣称要“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精锐第6师团，第8师团及第14混成旅团，第33混成旅团，并纠结张海鹏部伪军共10万余人，分三路直犯热河。日军作战部署：以第6师团为主力的右翼（北路），出通辽直犯开鲁，进逼赤峰，围场；第8师团为主力的中路，出锦县，义县，直犯北票，朝阳，继攻凌源；以混成第14旅团为主力的左翼（南路），出绥中，兴城，直犯凌源，与第8师团在凌源会合。同时，日军以第33混成旅团出绥中直攻山海关西北方向的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属第6师团的骑兵第4旅团出辽西的林西地区，直取察哈尔省多伦，作侧翼牵制。为不扩大战事，武藤命令参战各部，“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且要“在结冰期间结束主要作战行动”。

为催促东北军当局积极应战。2月初，蒋介石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河，督促汤玉麟等抗战。2月26日，蒋介石还亲自向前方将领发出手令：“倭寇攻势，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一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

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热河中国军队主力为第5军团汤玉麟部和第4军团万福麟部，均为东北军旧部；再加上各类杂牌部队号称8万，但实际可作战的正规部队只有2万左右。再加上汤玉麟治热期间，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他本人都承认：“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具体作战部署：驻防开鲁的为第5军团第17旅崔兴武部，第41军孙殿英部纵深布防于赤峰，围场，多伦，为其后援，部分撤至此地的东北义勇军也参与布助；驻防朝阳为第5军团董福亭旅，第5军团其余部队则在建平周围设防，以侧应朝阳；第4军团第30旅于兆麟部驻防凌源，第4军团余部及第29旅王永盛部为前导，纵深展开于平泉，承德，滦平地区，为其后援。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339页，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月23日，三路日伪军均抵达开鲁，朝阳，凌南，凌源，热河抗战全面爆发。然而当天，第17旅长崔兴武就率部投日，开鲁沦陷，日军第6师团迅速向赤峰挺进，第41军孙殿英部稍作抵抗亦弃城逃跑，转守围场。第6师团一部则威逼多伦，以策应其第4骑兵旅团，另一部则转南挺进，准备与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会攻凌源。

朝阳方面的董福亭旅邵本良团，也叛变投敌，董部防线被敌楔入，朝阳外围之南岭，北票相继失守，整个防线呈崩溃之势。2月25日是，朝阳即告不守。日军第8师团遂直趋凌源，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一部攻击凌南时，另一部也向凌源进犯。

凌源为扼守平泉，承德之要冲。防卫凌源的第30旅于兆麟部在外围叶柏寿与敌激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坚守三昼夜。2月28日，第4军团调第29旅火速驰援，该旅第684团急行军13小时抵达叶柏寿。此时，日伪军在汉奸邵本良的引导下发起强攻，两部在叶柏寿又苦战两昼夜之久。3月初，日军突然插入第684团和于旅结合部，于旅为避免遭敌合围，被迫撤入平原，与第29旅主力会合。第684团在撤退时被敌截断，转向围场方向突围，与第41军孙殿英部会合。此时，第5军团完全丧失了作战意志，由建平向平泉溃退。

由于第4，第5军团分属不同派系，在平泉会合后均保存实力，不愿抵抗。故不久继续退却。第4军团在平泉以西的后续部队纷纷撤向西南，经长城喜峰口撤至关内，不久，军团司令部也撤至喜峰口。平泉守军也弃守平泉，第5军团失去右翼保护，急调驻防隆化的第7旅张从云部南下承德，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峦一线布防。3月3日晚，该部与进出承德东效的日军展开激战，坚守一夜。张作相急命汤部在承德周围布防，但“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竟扣留军车等二百余辆，由承德先装载私物运天津。张作相见状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逃往古北口”。

4日拂晓，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分兵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第5军团溃逃到承德的部队尚未展开，就纷纷后撤，承德的防御全线动摇。第7旅也弃守青石峦一线，其一部继续西撤，经长城古北口入关；大部分则随汤玉麟北撤至丰宁县，经大阁镇，大滩，退往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日军仅以128名骑兵即轻取承德。孙殿英见状稍事抵抗就弃守围场，经多伦撤往张家口。至此，热河全境仅10天就全部沦陷。

蒋介石与张学良

1933年3月5日，蒋介石见热河战事急转直下。即急电张学良，要求其指挥各部制止后退，反攻收复失地。6日，蒋再电张，指示反攻承德。张学良曾回电表示愿意带兵反攻热河，然而反攻没有实施，反而是一溃千里。

热河沦陷后，华北失去屏障。这引起全国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要求严惩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不久，张学良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汤玉麟先行撤职，并“彻查严缉究办”。3月8日，蒋介石北上石家庄时，在与何应钦，黄绍竑，徐永昌等人会议时，众人明确要求张学良辞职。次日，蒋同意张辞职。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104，1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国民政府通缉汤玉麟》。

德国军事总顾问采采而，曾在1934年致蒋介石二份报告中。直指长城抗战失败的最大问题就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军事素养太差。而东北军官兵军事素养，精神及心理素质弱。更嘲笑东北军面对日军坦克“靡不望风而溃”。这也影响了之后长城战事。抗战史记《1934年国军对日备战十三大问题—德国顾问佛采而致蒋介石呈文》。

时任第29军军长宋哲元

四，第29军喜峰口大捷，中央军北上抗战

1933年3月6日，蒋介石从江西前线北上保定，并电国民政府称，“热河失守，悲愤填膺，中正决由赣即日北上部署一切”。决定在坚决抵抗的同时，寻求与日本和谈。但遭到外交部长罗文干及许多涉外的外交机构，包括驻国联代表团坚决反对，主张强硬政策。蒋介石只得寻求对日秘密外交。同时，蒋也想利用长城抗战的机会，使国民党势力进入华北。宋子文在视察华北和热河时，就曾电蒋“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但担心东北军会抵制。热河失守后，中央军北上自然水到渠成。

日军进抵长城一线后，即继续向平津地区挺进。关东军司令部要求于1933年3月中旬前，占领长城各口，以“一面确保长城要隘，对华北方面加强戒备，；一面继续扫荡热河省内残敌，以恢复治安”。以第33混成旅团进攻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第14混成旅团和第8师团一部由凌源南下，进攻长城冷口一线；第8师团与第6师团主力兵分三路，一路由凌源经平泉南下，直犯喜峰口；一路由承德经峦平南下直犯罗文峪；另一路则从承德西犯古北口，直指独石口。另外，第6师团一部占领围场；以其骑兵第4旅团于3月上旬陷多伦，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北翼侧应；以海军外遣第2舰队巡弋山海关，秦皇岛，塘沽一线，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南翼侧应。张学良急令驻守平津地区的第29军宋哲元部沿遵化，蓟县，宝坻一线集结，以随时策应长城各口。《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3页。

西北部第29军辖3个师合计22000余人，一部留守阳泉等地，开赴华北前线的仅为15000余人，该军三分之一的枪械为老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竟是军械所旧枪械拼装制造，重武器尤其缺乏，而且弹药不足，每名士兵仅手榴弹6枚。幸庆的是，宋哲元任军长后，经过刻苦训练，使这支残破之师恢复了战斗力。特别一直以日军为假想敌，故日后成为地方军抗战的头号王牌部队。《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47页。

3月10日晚，日军尾随万福麟部逼近喜峰口。第29军第37师109旅赵登禹部星夜急行军40华里，先行抢占喜峰口孩儿岭，很快就与敌展开血腥肉搏，成功击退日军先头部队。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第38师张自忠部，暂编第2师（后改编为第143师）刘汝明部，均急行军驰援喜峰口，罗文峪一线，成功先敌抢占各阵位。

11日拂晓，日军发动进攻，西北军将士采取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后，突然冲出，以手榴弹，大刀进行近战。使日军大炮，飞机，坦克无法发挥作用。连战两天，阵地岿然不动。12日，第37师决定夜袭日军，当天傍晚，除留第111旅王治邦部扼守喜峰口正面外，以109旅赵登禹部，第110旅佟泽光部从两翼突然迂回包抄敌侧后。西北军将士雪夜行军，很快抵达敌后。日军第27，28联队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到热河事变的作战顺利，故轻视中国军队，放松警戒，被西北军夜袭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赵登禹将军曾在10日战斗中被炸伤，仍亲自带伤率部出击，所部士气高昂；砍杀日军甚众，并焚毁敌辎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敌增援部队也被赵部打援部队击退。第111旅则趁机在正面出击，在三路夹击下，日军从喜峰口溃退。赵旅特务营成功击毙敌支队长植田。此后数日，日军虽发动数次攻击，但已锐气尽失。连续七昼夜，第29军始终坚守在喜峰口。日军见进攻受挫，遂暂时转入防御休整。

喜峰口大捷，是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庙行大捷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将全国人民抗战推向高潮，就连日本媒体也承认，喜峰口之役“丧尽皇军名誉”，使日军遭受了“50年来未有之侮辱”。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00页。

张学良辞职后不久。3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接替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任命黄绍竑为参谋长，统一指挥长城抗战。何，黄到职后，一面调整长城沿线的作战部署，将士气严重低落的东北军主力调往后方整编。调晋军第32军商震部坚守冷口一线，第29军继续坚守最重要的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将未参战的东北军精锐第67军王以哲部放置在古北口一线。晋军第59军傅作义部防御独石口，镇岭口，怀柔一线；以掩护长城一线国军北翼，后又令第41军孙殿英部自沽源起与傅作义同线展开，以监控多伦之敌并策应傅部。同进调国民党中央军精锐第17军增援古北口，第17军长徐庭瑶，下辖第25师关麟征部，第2师黄杰部，第83师刘戡部，第1骑兵旅李家升部，之后独立炮兵第4团，炮兵第7团，重迫击炮第1营也先后北上参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9-391页，第442-512页。

1933年2月28日，国军第17军第2师长黄杰在开赴长城前线官兵誓师大会演讲：“我们是国家的军人，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国卫民。今天国土被侵占，同胞被屠杀，是国家的耻辱，更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因为我们军人没有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本师已奉到委员长的命令，即将离开潼关，北上参加对日军作战。这是我们全师弟兄报国的最好机会，希望大家要认清倭寇的企图。此次发动侵略，不但要亡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消灭我中华民族。因此，我们必须击败日本人，否则，不但国家不能保全，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子孙都将永沦为日本人的奴隶，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鲜亡国后，日本人在朝鲜的横行霸道，朝鲜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国的朝鲜人流离失所的痛苦情景，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吗？你们愿意你们祖先的坟墓被敌骑兵践踏吗？愿意你们的子孙永远做日本人的奴隶吗？”可见国民党中央军官兵士气之高昂。

在长城战事最危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公开表示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 但因红军反攻，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策动“粤桂闽”“西南”独立，并组建西南联合军北上与冯玉祥，宋哲元等联合抗日“反蒋”，牢牢牵制住了中央军主力无法北上。导致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的悲剧再度上演。但仍在极度困难情况下，增派炮兵参战，下文详解。来源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页。

抗日名将关麟征与黄杰将军

五，国民党中央军浴血古北口，长城抗战转危为安

喜峰口激战正酣时，在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的东北军第57军何柱国部也顽强阻敌，击退日军20余次攻击。战况非常惨烈，但仍屹然岿立。战至3月中旬，第57军阵线仍基本稳定。何柱国将军也是长城抗战期间，东北军表现唯一优异的将领。

日军进攻长城沿线月余无进展，“担心补给线被切断而使战局逆转”，“对此紧急情况，关东军命令积极作战”。193年33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下令发动第二次全面进攻，攻击喜峰口至石门寨的滦（河）东（岸）一线，主攻冷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页。

守卫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一线的第57军何柱国部自3月下旬以来，虽多次击退敌攻势，但已伤亡惨重。北平军分会在3月中旬已注意到该部孤军突出，且受日海军威胁。考虑到一旦冷口，喜峰口被突破，日军将长驱直下滦州，唐山一线，截断何部退路并合围。决定缩短战线，于3月20日令何部撤至滦河西岸，并破坏桥梁，依托滦河构筑新的防线。3月下旬，何枉国部开始渡河西撤。为掩护其撤退，第53军，第51军组织部队坚守原防线至4月上旬，随之亦西撤。三个军西撤后，与敌隔河对峙，牵制了敌兵力，有力地掩护了冷口，喜峰口侧翼。

第29军方面，继续在喜峰口，罗文峪一线苦战。全军将士在“行则堕指裂肤，息则卧雪嚼冰”的冰天雪地里，与敌展开近战，夜战，使喜峰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3月17日，日军铃木旅团三四千人在20余架飞机的掩护向，向罗文峪等处进攻，遭到国军英勇反击，“反复争夺阵地十余次”，并于夜间从两翼夹击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营长阵亡，全营生还者仅七十余人”。战至4月上旬，喜峰口一线国军阵地仍岿然如初。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1卷第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冷口方面，晋绥军第32军商震部战斗力较弱。4月上旬，敌军突以优势兵力，“向我阵地猛攻，晋绥军亦奋勇拼杀，炮兵多次击退敌装甲部队，有力遏制敌攻势，血战5天后，于4月11日被迫放弃冷口，撤往滦河东岸之前进阵地”。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26页。

至此，滦东长城一线，国军仅剩喜峰口一处据点。自3月中旬，日军见正面强攻喜峰口受挫，遂将进攻方向转至罗文峪，企图从侧背迂回喜峰口。罗文峪第29军将士，“咸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连续与日军血战月余，致敌溃不成军。第143师长刘汝明亲率手枪队参战，以至一度，“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但冷口全线失陷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南占迁安，扼滦河上游；主力则迂回喜峰口—罗文峪侧后，对第29军形成前后夹击合围态势。第29军被迫后撤。4月12日，北平军分会命令第29军后撤至平谷，三河以东地区，沿蓟运河布防。喜峰口沦陷。

长城抗战开始后，驻防古北口的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在日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企图等待中央军第17军增援。但第17军先头部队第25师关麟征部于3月10日夜到达古北口时，坚持第67军第112师张廷枢部继续坚守关口第一线阵地，第25师则在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构筑第二道防线。但张廷枢却擅自率部撤退，11日古北口关口丢失。随后第25师反攻古北口北口失败，只得退守第二道防线。第2师黄杰部到达后，遂在古北口方面与敌对峙。

日军随后居高临下向第25师阵地发动猛攻，该师在无坚固阵地依托的不利情况下，抗击第8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的轮番攻击，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余人。不得不退守南天门，在战斗中师长关麟征将军身负重伤，由副师长杜聿明将军代师长。第25师某团七名勇士因远离主力，未能撤退。故携带一挺轻机枪坚守日军必经的一座小山头，毙伤敌数十人，最后全部力战殉国！其忠勇决死精神极大震慑日军。战后日军第八师团立碑“支那七勇士之墓”纪念，高级军官列队集体祭奠。

4月15日，日军集中第6师团部队，第8师团主力，第33混成旅团一部以及由多伦转进的骑兵第4旅团一部全力扑向古北口方向，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第17军，并由西向南迂回长城线国军侧背。第17军3个师又1个旅继续轮番血战，并“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构筑阵地，积极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顽强遏制日军攻势，双方一度陷入对峙局面。第17军各师及骑兵第1旅曾组织别动队，多次迂回敌后袭扰，给敌后方部队沉重打击。敌久攻不下古北口，遂自4月21日转攻于古北口一线的南天门，企图迂回包围古北口。第17军遂将第2师与第83师的主力防守南天门，两师与敌血战8昼夜，“致敌伤亡，为九一八来所少有”，而南天门阵地仍固守在国军手中，“殊出敌预期之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档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第451页。

国民党中央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线英勇作战，牢牢牵制了日军主力，使长城沿线作战陷入胶着状态。滦东地区南段，国军与日军隔河对峙；滦东地区西南段与北段国军沿平谷—三河—蓟县—玉田—遵化即蓟运河东岸一线与敌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