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真相：张学良误国，军阀分裂恶果（下）

来源: 抗战史记

一，平津危急，蒋介石全面转向与日和谈

古北口沦陷后。北平军分会令第26军萧之楚部驻防九松山预备阵地敌前接防。北路日军日军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一部则乘势于5月19日攻陷密云。滦东方面，早于5月7日，日军第6师团，第14及第33混成旅团3万余人，出冷口，迁安一线进攻滦东地区，威胁平津；以海军第2外遣舰队沿秦皇岛—塘沽海岸线策应。当天日军即突破滦河东岸突出部东北军第51军阵地，继而向两翼扩展。5月11日夜，从多个渡河口成功渡过滦河。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于学忠，万福麟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并令商震，王以哲等部也撤往该线，与北部第29军据守平谷—三河防线衔接，企图稳定防线。但5月16日，遵化沦陷。18日，玉田沦陷。19日，蓟县失守。至5月下旬，南路日军主力攻陷秦皇岛，北戴河，抚宁，卢龙，滦县，昌黎，唐山，乐亭等地，推进至芦台，天津危机。北平军分会急令第59军傅作义部迅速向怀柔一线展开，以阻止日军行动。此时，国军已在长城沿线苦战两个月，人员，装备均损失极重；陷入孤军鏖战的危局。国民政府在无兵可调的情况下，被迫转向与日本“媾和”。

5月21日，第59军易地进抵怀柔效外日军先头部队击退。5月23日拂晓4时，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强攻怀柔，第59军官兵与敌连续激战15小时有余，击退敌11次进攻，毙伤敌千余人；并拟于当晚组成敢死队夜袭敌营。但却在是夜7时，由于受到和谈影响，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集结”。此后，何又三次致电傅作战，命令全军立即开始后撤高丽营一线。午夜，第59军以团为单位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撤退，长城抗战最后一仗就此结束。

5月下旬，日军进至顺义附近，距北平仅50余里，同时，原从遵化，蓟县向北迂回企图突袭，夹击古北口的国军，见国军已撤退，遂西向三河挺进，第29军守卫部队也奉令后撤通县，三河沦陷。南路日军占滦东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据芦台威逼天津；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已损失惨重的国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强与敌对峙。《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5页，491，495，503-504，507-508页。

整个长城抗战，中国投入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及其他杂牌部队在内，共9个师，29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一说14个军，36个师）共25万人（一说16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仅2600人（另二说伤亡四千余人或五千余人）。第29军喜峰口大捷和第17军血战南天门，古北口，都是“最悲壮的牺牲”。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战后，德国军事总顾问佛而尔而曾在致蒋介石报告中，称赞“中国底层士兵甚佳，作战意志坚强，面对极端条件能严守纪律。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表现忠勇”。同时指出，国军防坦克力量严重不足， “华北抗日战役证明（指1933年长城抗战）。二公分小炮之破甲弹（指苏罗通20毫米小炮），故能抵御战车及半旧式战车，然对日本新式战车，须有口径较大之炮，始能完全有效”。抗战史记《1934年国军对日备战十三大问题—德国顾问佛采而致蒋介石呈文》。

蒋介石与胡汉民

二．蒋介石无法调兵北上原因：红军抢地盘，胡汉民，陈济棠等密谋“倒蒋”

1933年3月6日，蒋介石亲自北上保定时。即命令迅速结束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先派第17军北上抗战，再视战事继续调兵转用于华北。在长城抗战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公开表示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来源《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页。

然而，红军却重演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动赣州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北上抗战的悲剧。再度发起全线反攻。于4月3日解放了江西新淦（疑似新干），金谿和金乡，蒋介石即电告何应钦，黄绍竑，“新淦失守，江西紧急，统御无人，中本日赴赣，待布署妥当，即当北来”。很快，各地苏维埃政权迅速扩大，红军数量猛增；造成江西苏区的国军无法北上。4月6日，蒋介石见状只得在南昌电令各将领，提出必先肃清“内匪”，再言抗日。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声称，“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能肃清前绝不能言抗日”。4月29日，蒋介石宣布“剿共”军事失利，同时谋求对日停战，继而准备第五次“剿共”。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月至6月》，中正书局1984年版第558页。

1933年5月20日，蒋介石在致电陈济棠：全力“剿共”，“稍收效果，转而对外，名言至理，实获我心”，盖“剿共”利于速决，抗日利于持久。不肃清“共匪”，“亦无长期抗日之可能……欲达此目的，非肃清心腹大患之……不可，更非全国一致集中力量不可”。王正华编注：《事略稿本》第22册1933年5月至6月，中国台北2005年版第257-259页。

1933年5月23日，汪精卫在谈及长城抗战失败原因时，曾指言“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能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长城抗战资料选辑》载《汪精卫告以国防会议决议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3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页。

汪兆铭提及“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指的是牵制蒋介石不敢调兵北上另一个原因。即胡汉民的西南党部策应“闽粤桂独立”“西南独立”，并组成“西南联方军”打着抗日旗号，北上与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方振武等联合“倒蒋”。早在日本关东军大举威胁热河时，1932年12月，张学良就突然派秘书陈言赴港，秘会西南党部首领胡汉民。之后胡汉民一方面积极联合张学良“反蒋”，另一方面积极联合粤，桂，闽三方势力于同年2月初，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实行“一面抗日，一面反蒋”政策。准备派兵北上抗日，同时联络冯玉祥，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等，在华北策应，以便“整齐抗日步调，俾南北两方于捍卫国家能互相促进”。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载《致韩复榘，石友三》

3月1日，方振武首先响应，在山西介休成立抗日救国军。之后华北将领公举鹿钟麟为总指挥。24日，鹿致电胡汉民，李宗仁等，公开欢迎西南方面“雄师北指”。25日，胡汉民回电，称西南方正在组建军队准备北上，愿先提供“实际援助”。3月底，闽军援热部队开拨，计划通过湖南北上，不久桂军第24师，粤军独立第4师先后北上。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载《广州转李德邻先生转季雨农先生》《致伯南，德邻，贤初》《致鹿钟麟》

4月4日，方振武部先期抵达邯郸。4月12日，蔡廷锴被推为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同时密谋西南与粤，闽，桂独立“反蒋”。但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急令蔡廷锴的援热部队回闽，此时该部已抵达湖南郴州，耒阳。但粤系首领陈济棠并不热心，再加上闽，桂无钱，而粤系首领陈济棠又不愿出钱。所谓的“粤，闽，桂”反蒋同盟，很快崩盘。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致护黄，颂云》《陈融致胡汉民》。

蒋介石与黄郛

三，全面陷入被动，何应钦个人同意“阵前求和”

1933年3月30日，汪精卫回国，在蒋的认可下，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外交部长。汪到任后，则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全面“和谈”。蒋则专注江西战事和两广事态。由此，战后汪精卫也开始全面转向“对日和平运动”。

由于长城抗战初期，国军占据兵力优势，且在喜峰口，古北口屡挫敌锋。故日军曾两次试探性与国民政府接触。3月17日，日本驻沪领事馆武官岩松，根本博在上海与张群联系，并希望军政部次长陈仪到上海谈判，还建议可达成口头协议。3月22日，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也向前线东北军何柱国试探。但山海关和热河沦陷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迅速向国联提出申诉。故国民政府和东北军当局均希望国联，并“顺道解决东北问题”，再加上外交部方面的强硬态度，故未予理会。《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289页。

但美，英等国一改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积极调停的政策；在长城战事爆发后，美英等国则采取消极坐视态度。1933年2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电告美国驻国联观察员，仅表示：“美国主张不承认满洲国，但反对经济或武力制裁”。英国舆论则公开支持日本。而且英，美一直默认日本在“满蒙”地区所谓的特殊利益。直到4月15日，日军进占秦皇岛，英美海军陆战队才在秦皇岛登陆，以示抗议。4月17日，为避免与英美直接冲突。日本驻华使馆代办中山祥一会见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再次提议由第三国安排中日停战谈判。但此时，在天津，唐山有利益的英国，受制于国内外诸多问题，自顾不暇。故将“皮球”踢给美国。此时，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在华北利益又少于英国，也不愿出头。法国则追随美英。所以尽管何应钦，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崇杰在北平一再与各国公使接触，而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也多次与麦克唐纳，西蒙，保罗-彭罗等会晤，提出国联应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或武器禁运，但英法等国以“一切要等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谈后才能决定”。国民政府只得再派宋子文赴华盛顿，等待三国首脑会谈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97-210页。

与此同时，何应钦在北平也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去见英国公使蓝浦森（《淞沪会战停战协定》主要调停人），请他据间调停。蓝浦森提出谈判内容应有所限制，中方代表必须有政府任命等，并要请示本国政府。何应钦则电令张群等人暂停与根本博谈判，由美英出面。但随后蒋梦麟与蓝浦森会谈并不顺利。再加上外交部长罗文干坚决反对求和，指示刘崇杰等人采取“不通过第三国求和，不与日方直接谈判，不签约，用造成事实上的休战状态来结束战争”，期希望英美对日警告或建议停战，重演淞沪停战谈判。这违背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且英国也不愿介入。直到4月底，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宋子文在在美期间，曾于5月中旬会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项白克，提议由美国调停长城战事，项白克敷衍后条陈国务院，认为：“英国前些时曾尝试斡旋，不久即宣告放弃，可见对于此事美国也不宜充作调人”。蒋介石只得让汪精卫全权负责。

中方只得单独与日本开始秘密谈判。4月19日，黄郛，张群，陈仪与根本博在上海会谈。根本博表示：（1）关东军对中国方面继续增兵抵抗表示不满；（2）如果中方有意求和，应与平津日军当局联系。张群则请根本博继续与关东军联系，同时答应让何应钦与日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联系。《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33页。

不久南天门失守，战局急转直下。4月26日，北平军分会决定除继续抵抗外，要尽快外交解决。4月27日，陈仪再赴上海，重新与根本博秘密谈判。根本博提出：1，在滦东，中国军队不得推进；2.在古北口方面，中国军队应撤到炮火所不及之处（几十里外）。3，中方不要使英美介入。对此，何应钦答复，南天门中国军队可以撤（实际已经丢失），但密云无险可守，一旦日军失信，北平将受威胁。关东军方面坚持：中国如想停战，必须撤退到密云—平谷—玉田及滦河右岸地区。这形成了日方提出的第一条停战线。《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载《本营陆军部》第三章第四节第225-226页。

从5月1日开始，在上海的秘密谈判改由上海市政府官员王长春继续进行。5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具体负责与日方谈判。但此时，关东军决定先取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再谈判。故态度消极。故发动了第三期作战。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制定了“关内作战方案”，即“以军事打击迫使中国方面屈服为主，以在平津策动内变建立伪政权为辅”的方案，将来的停战线为“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一线”。这即为第二条停战线，比第一条更苛刻。

5月4日，王长春告诉根本博：可否只撤出新开岭阵地，但不撤到密云以南，而停止在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高地。但遭到拒绝。根本博称中国军队必须单方面先撤，可分两步撤，先撤出新开岭，后退密云以南。他还警告，关东军限定时间已近，请迅速决定。这个期限实际上是日军“关内作战”的发动日期。这时，在北平的何应钦还希望尽量拖延，为后方新工事构筑争取时间。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则判断错误，认为日军不会继续向南深入。因而在撤退与否上，蒋只含糊的指示何“似应隔离”。何应钦接电后，再致电蒋，汪，希望中央明确是战还是和，要战则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对此，蒋答复尚无法全面抗战，只能先在华北谋求缓和。就在犹豫之时，5月8日，根本博接到东京训令，单方面中止上海秘密谈判。《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303-304页

由于军事失利，根本博渠道中断。何应钦为此在北平与日方积极寻求接触，通过多个渠道联系。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与美英各国使节接触也不甚理想。英公使蓝浦森因病住院，英参赞劝中方与日军自行接洽。美公使詹森告知，日军如攻平津，美国只能采取道义上的支援。而各国与日方会晤中，除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德国较积极外，其他各国均表示在中国正式提出停战请示后，才愿以中间人的身份与日本联系。至此，罗文干寄希望列强能警告日本停止侵略的希望破产。

5月12日，在何应钦催促下，黄郛在上海寻求会晤根本博，但遭到拒绝。黄郛只得建议何应钦，在新开岭的中央军第17军先脱离日军，撤至密云或密云以南。5月14日，石匣一线已经失守。何应钦只得决定向密云，平谷，蓟县，玉田，唐山一线撤退。黄郛立即通知根本博，希望他能斡旋。但根本博未经新的授权，拒绝恢复谈判。

5月15日，关东军突然致电根本博，同意接受中方的停战提议。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果断绝放弃原来的挑战态度，撤退至远离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地区（此时已指热河省境），我军将迅速回到长城一线”。此时坂垣在平津策动旧军阀叛乱，成立伪政权进展不大。而蒋介石派戴笠刺杀张敬庶，逮捕部分投日份子，并重金收买“安抚”孙传芳，石友三等地方实力派，成功破坏坂垣的行动。5月16日，根本博通过日本驻南京武官转达军政部陈仪，提出日军要求第四条停战线“顺义—玉田—唐山”。何应钦立即同意日方要求，并希望明确在北平谈判的联系人。《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第18-43页。

实际早在5月14日至17日期间，北平军分会熊斌曾多次会见永津。因谈判期间，日军已经获悉中国全线撤退的消息，全速向平津逼近，故拒绝停战谈判。随后，永津才提出新的停战线，顺义—宝坻—芦台，即第五条停战线。5月17日，熊斌在与何应钦商量后，与永津商定：1，在密云方面，中国军队退顺义。日军在石匣停止。密云县城由中国警察维持。2，在北平以东，中国军队退蓟县，芦台一线，撤兵由中国单方面先撤。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下达了《关于长城以南地区第二次作战的停战善后处理方案》，制定了原则：1，谈判内容只限军事，不谈政治。2，不允许英，美介入谈判。随后，日本参谋本部又下达《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及其补充说明，提出保留日军在长城线各关口驻军的权利等条件。就在当天，黄郛抵达北平。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日本驻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负责停战谈判。《现代史资料》7载《关东军参谋部第二科机密作战日志摘要》第543-544页。

但黄郛见永津是中国通，在谈判中不断刁难，故派秘书李择一改成日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接洽，并派政整会官员殷同火速赴大连，长春，直接找关东军司令部寻求谈判。陈仪也在上海派王长春继续见根本博。

外交全部碰壁后，何应钦一面调部队在白河一线布防，准备坚守平津，一面准备将北下军分会迁到长辛店。此期间，日本还在天津策动汉奸郝鹏“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暴乱。北平，也发生了爱国青年赵敬时刺杀日本使馆卫兵事件，引发日本天津驻屯军增兵北平。局势陷入全面失控状态。被避免日军以此为借口，进攻平津。汪精卫，何应钦决定尽快结束谈判。

5月21日，关东军担心北平军分会撤离北平，使谈判陷入停滞。再加上坂垣在天津策反失败，故决定“见好就收”，授权永津为谈判代表。迅速重开谈判，甚至指示可以接受“阵前求和”的条件，尽早结束战事。这被南京国民政府捕捉。5月22日，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认为日军不会进攻平津，应尽快寻求签约。蒋，汪起初不愿签文字条约，但何应钦判断日军不会答应。故汪在给黄郛的电报中称：“弟以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任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5月25日，在南京国防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但要求“只限军事，不涉及政治”。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汪精卫《汪兆铭致何应钦黄绍竑电》《汪兆铭致黄郛》第250，258页。

5月22日夜，永津派藤原喜代间出面，约黄郛到崇文门东丁香胡同的日海军武官宿舍会谈。实际真正谈判对手为永津和中山代办，双方展开6小时的秘密谈判。永津交给黄郛早已拟好的备忘录，共4点：1，中国军队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以后不得有挑战行为。2，日军不越过此线追击。3，何应钦派遣代表赴密云，向日军指挥官表示停战意愿。4，双方代表择日在北宁线上某地缔结停战协定。永津恫吓黄郛，必须于23日中午12时以前答复，否则关东军将向北平进军。黄郛基本接受了备忘录四点，但对“阵前求和”一条表示要回去研究。北平军分会召开会议，讨论日方提出备忘录。会上黄郛，张群，熊斌主张接受。因来不及向在庐山的蒋介石请求（无直通庐山电话），故何应钦同意派军使赴密云“阵前求和”。这也是何应钦急电傅作义部和第29军驻三河部队后撤的原因。《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78-579页。

同一天，汪精卫在南京主持的国防会议上通过决议：1，如日军要进攻平津，要尽力应战；2，在北平仍要继续谈判。5月24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同意谈判条款。同时再次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决定;1,以不签文字条约为原则。2，万不得已，只作军事协定，不可涉及政策。3，如签约要报中央最后批准。与此同时，北平军分会下令全线停战，并单方面撤往指定地点。

四，塘沽协定签订及大边“善会”会议，日本全面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3年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长徐祖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议赴密云，向日军第8师团长两羲一中将正式提议停战。然后在日方拟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该备忘录在永津备忘录上增加“日方为检查中方诚意，要派飞机侦察及必要的人员视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中方对此要给予保护和便利”，该条示永津临行前增加。对此，徐燕谋提出异议，经争议，最后将“人员视察”改为“或其它方法”。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载熊斌《塘沽协定经过》第269页。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日本海军舰只同时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谈判开始，中方随即提出有关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见书。日方则提出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基本内容与5月23日晨的《停战方案备忘录》大致相同。5月28日，汪精卫，孙科，罗文干等乘军舰赴庐山与蒋面商。蒋，汪决定除与国防会议相同的原则外，还对一些谈判细节给予指示。其余皆允许何，黄共同商定然后报中央追认批准。

5月31日，冈村宁次则蛮横地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指日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中方代表熊斌曾提出，要求日方删除协定草案的第4条（即关于“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项）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坚持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中方首席代表被迫屈辱签字，且立即生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32页

《塘沽协定》主要条款：“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接之线以西及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各有挑衅扰乱之行动；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三，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线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据此协定，河北省滦东等地的19个县被划作了“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无设防权力；协定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平津地区大门洞开。战后日方亦承认：“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

另外依第1条和第4条及附则规定，中国军队必须从冀东撤走，代之以“不刺激日军感情的中国警察机关”，变冀东为所谓“停战区域”。这使得中国失去了在冀东实质性主权，“无形中造成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值得注意的是，冀东是日本向华北走私贸易的主要通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走私贸易。而《塘沽协定》中的“停战区”只限于陆上，不包括领海；“非武装”只适用于正式军队，不含海关巡逻船。借此日本以履行协定为名，对中国海关稽私船提出非武装要求，借机解除海关武装，使冀东的水陆海关取缔走私的工作全失效力，日寇遂以冀东为大本营，专搞走私，其势益见猖獗，私货充斥平津，且祸及山东乃至长江流域。1935年10月土肥原还向宋哲元提出组织华北自治政府时明确要求“修改津海关进口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这大大助长了日本在冀东走私贸易。

还有《塘沽协定》第2条准许日军使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军队进行监察，由此取得了在华北“自由飞行”的特权。与第1条的附则联系，该附则为中国军队“不能进行一切挑衅和扰乱之行为”。也就是说，日本有权用飞机和其他方法监视一切被它视为“挑衅”和“扰乱”的行为。其实质是借此获得一个既能全面禁止华北抗日活动又有法理依据的手段。日本飞机便有恃无恐，在平津地区不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擅自开辟航线。1935年秋，当平津少数汉奸蠢蠢欲动之际，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作超低空飞行，以示“支持”。

在随便时使用飞机的后面还允有“及其他方法”。当时的舆论曾指出：“条文中最大危害且最大耻辱处，在‘其他方法’几字”。“何谓‘其他方法’？今后大队日兵进驻平津，作为视察，河北省政府以日本军队驻扎，实行视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今后日本方面派人点验中国军队，派人搜检中国军民，实行视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四字包括无穷。今后日本的妙用，当然无穷”。这段话可谓切中要害。

天津《大公报》社报指出，协定中“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要求当局“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塘沽谈判结束后，中方代表立即电话通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然后转北平军分会，南京国民政府和在庐山的蒋介石。而罗文干领导的外交部，由于在黄郛与永津拟定停战备忘录时，才知晓蒋介石等人绕过外交部直接与日本秘密谈判后，曾多次通过刘崇杰转告何应钦，坚持强硬态度。并附上国联代表，驻法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郭泰祺，驻美公使施肇基等人反对意见，但已无法挽回。不久罗文干提出辞职。

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当天。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声明，进行辩解。随后又向全国通电。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开会，由于有反对意见，经两天讨论后才批准了该协定。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塘沽停战协定的决议案》。6月上旬，日军在中国军队后撤完毕后，才陆续退兵。但长城各关口及部分关内重要据点，则始终未交出。日军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冀东地区。《现代史资料》日文版7，第526页。

但《塘沽协定》实际内容不仅止于上述的五条，还包括双方就协定的善后处理所议决的各项问题。为此，黄郛与日驻平使馆的中山洋一先后举行了第一次大连会议（1933年7月3-5日），北平会议（1933年11月7日-9日）和第二次大连会议（1934年7月23-24日），以商讨所谓善后问题的处理。所议决一的内容概要为：

第一，对协定的第3条确认中国军队撤出战区后，日军“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解释为中国“接收不包括长城线在内的长城以南以西的地方”，亦即“停战协定上说的大体上的长城线就是说在长城以南某些地方日军当然有驻屯权”。这些地方为“山海关，石门寨，建昌营，抬头营，冷口中，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以及在“滦州，迁安，撤河桥等地配置所需的设备及警备部队”。另外，中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6地为关东军配置处理交通，经济等事务的机关，为其在业务上给予方便。上述地区，无一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中国军队撤出战区，不得越线进入，日军却占据要津，仅此一项就足以决定华北的命运了。

第二，在落实成为协定第4条的附则中负责维持战区治安的“警察机关”中。将李际春伪军的三分之二遣散，三分之一收编为河北省保安队，仍驻原地。不仅如此，关东军还将亲手扶植起来的汉奸部队的遣散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并推李际春为战区杂军编遣委员长，共收编伪军4千人，遣散6千人，编遣，善后等费用共48.4万元。中国对恶名昭著的汉奸没有处置权，相反还要委以重任，妥为安排，无异于养虎贻患。

第三. 借机提出通车，通邮，通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国民政府在实质上承认了“满洲国“。也使日本叫嚣已久的中日“满”提携和把华北变成亲日“满”的特殊区域，保证“满洲国”安全等一系列计划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刘国新：《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五，历史公论

综上，长城抗战的失败和主要原因。除了中国贫落，美英等列强消极应对，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分裂。正是江西红军在国民党已结束第四次“围剿”北上抗战时，却趁机全线反攻。而胡汉民则联络张学良，陈济棠，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实力联手以抗日名议“倒蒋”。造成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无法继续转用华北抗战，日本再次成功利用中国内部分裂。而张学良消极应对，指挥又不利，且东北军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为首的中国军队，虽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平原地带与掌握火力，空中，机动性绝对优势的日军作战时，完全落于下风，且一味防御，日军自始自终掌握战场主动权。特别是东北军内部腐败，又保存实力，从热河全线溃败，到长城抗战的消极应战。给整个中国军队作战造成极负面影响。张学良和东北军是战败的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塘沽协定》是丧权辱国协定，助长了日本“华北自治运动”。但要看到避免了中日过早的全面战争，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四年多的宝贵时间。李云汉先生曾在《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客观的指出“塘沽停战协定，虽挽救了平津的陷落，却未能解除华北危机，或者说孕育了新的危机”。近代史著名学者吴相湘先生也认为：“《塘沽协定》避免了中国更大的损失，为中国对日备战赢得了四年宝贵时间；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黄郛实为民国最有担当的政治家”。1933年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6月5日，蒋介石日记又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为日后抗战做整顿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