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总统三部曲（三）：1848年法国大选：路易·波拿巴是怎样当上总统的？

作者: 汪达尔人Olaf​    来源: 知乎

• 临时政府时期

临时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并解决食物、就业、财政等迫在眉睫的问题。现将临时政府的重要政策，稍作列举：

2月25日，宣布建立国民別动队（garde nationale mobile）；同一日，规定二月革命中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孩子由国家扶养。2月26日，废除政治犯死刑；宣布君主制正式废除。2月29日，宣布所有贵族头衔和特权非法；决定收缴并熔化王室存银（艺术品除外）。3月12日，召回阿尔及利亚老兵1.5万，29日再召回1.2万，以新兵驻守阿尔及利亚。3月14日，废除国民卫队精英连，这道法令引发了16日的反政府暴乱，也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严重的暴乱。

3月16日，财长加尼埃–帕热斯提出在1848年内征收“45生丁税”，即针对直接税（主要是土地税、动产税、营业税、门窗税）的每1法郎税额增加45生丁的税款，由于土地税占大头，此举对农民的利益遂有较大冲击，为之后的政治事件埋下了伏笔。

临时政府在各机构实施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使国家“共和化”；还从细节入手，模仿大革命和第一共和国的传统，例如恢复某些军、政官职在第一共和国的名称，淡化建筑物名称的君主制色彩（如卢浮宫更名人民宫、王家图书馆更名国民图书馆、波旁宫更名国民议会楼、协和广场更名革命广场、波旁岛恢复留尼汪岛之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还不忘保护巴黎的文化遗产，2月24日就下令保护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3月22日，又以50万法郎贷款保护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和凡尔赛、枫丹白露、圣克鲁等地的宫殿。

与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第一共和国不同，第二共和国希望展示出一种温和的面目。废除政治犯死刑、允许王室成员平安离境、邀请教会代表参与种植“自由之树”等活动均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临时政府继承了奥尔良王朝末期严重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受到了更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一个见微知著的例子，就是拉马丁拒绝红旗。（详见上篇文章结尾）

同时，为了安抚工人群众，临时政府做出了适度的让步。2月25日，宣布保障男性公民的工作权，工人有权组织工会。2月26日，宣布建立国家工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工资2法郎/日（而巴黎工人平均日工资是3法郎50生丁）。2月28日，工人掀起抗议，要求成立专门解决劳工问题的“进步部”。临时政府多数成员都不愿意再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一步，此时路易·勃朗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政府妥协。临时政府同意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位于前贵族院所在地卢森堡宫），路易·勃朗担任主席，阿尔贝副之，3月1日第一次开会。委员会决定将法定最长工作时间降为巴黎10小时/日和外省11小时/日，废除转包工制度（marchandage）。然而，卢森堡委员会虽是官方部门，却被驱出了权力中枢，能够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如拉马丁所言：“路易·勃朗在政府之外就是一个很危险的骚乱分子，而他在卢森堡宫只会高谈阔论，在市政厅中则能抑制群众。”马克思讽刺道：

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

• 国民议会选举

临时政府本身是应急和过渡的“草台班子”，其名称也体现了这一点。现在需要筹备国民议会，经选举产生正式政府，使政治步入正轨。3月4日—5日，临时政府经讨论，将新议会选举日定为4月9日，召开日定为4月20日。新议会的选举将建立在成年男性普选权的基础上，不设纳税门槛，年满21岁、居住满6个月、未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均有资格参与选举，被选举人则须年满25岁；议员人数有900人，根据各省人口比例选举，平均1人代表4万人；省即选区，投票人依据代表该省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临时政府的法令使享有选举权的法国人从24.6万扩大到近1000万，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男性普选制虽然在今天看来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则开风气之先，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1793年宪法也曾提出普选制，但没有正式实施），也领先于欧洲。它也改变了法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带来了政治精英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原则上说，普选制是左派喜闻乐见的，但普选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左派们反而心神不宁了。他们认为共和主义深入人心尚需时日，很多选民缺乏政治素养，易受地主、大资本家、天主教会等保守势力的蛊惑；除了巴黎和一些省城外，共和派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媒体，影响力薄弱。布朗基等左派人士和一些共和派组织向临时政府施压，要求推迟选举日期。布朗基警告说，如果过早进行选举，反革命就会取胜，届时法国就会陷入内战。

3月12日，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发表通告，责成各省专员（由内政部任命替代前朝省长的官员）应当培育共和观念、鼓励成立共和选举委员会、审查热门候选人的共和观点。可以想象，这份通告引起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和批评。拉马丁表示，政府官员作为个体公民，可以有青睐的候选人，但政府作为整体，不能为某个候选人背书，否则就与基佐时代的腐败选举没什么区别了。18日，《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发表宣言，确认了政府不干预选举的立场。

但路易·勃朗和阿尔贝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政府退让。26日，政府同意将选举日、召开日推迟半个月（而布朗基的设想是将选举日推迟3个月或无限期，路易·勃朗的设想是1个月）。布朗基不接受政府的让步，在4月16日又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这一次，临时政府没有妥协。而赖德律–洛兰继续以职务之便，甚至自掏腰包，进行共和宣传。他还通过任命左翼共和派专员的方式，影响地方政治。三五月间，内政部在《共和国公报》刊登共和派人士的宣传文章。有的文章主张政府应该为法国人民启蒙，正大光明地挫败反革命阴谋；有的文章甚至放言，如果选举不尽人意，大不了巴黎再来一场革命。此外，卡诺（Hippolyte Carnot）领导下的公共教育部借助教育系统在师生中培养共和思想。

然而，第二共和国并没有下决心清除旧势力，保守力量在外省仍然浓厚。政治权力的分配有所改变，但社会经济领域仍然如常。恢复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不仅对左派有利，对右派同样有利，正统派在共和国享受的自由比奥尔良王朝时期还要多。选举时间的推迟是一把双刃剑，同样有利于保守派积聚力量破坏共和国。在教育领域，教师未必卖力宣传共和，也难以隔绝地方上的保守派影响。

共和派用力过猛，反而适得其反。例如赖德律–洛兰的3月12日通告和专员的政治角色就在外省引起了很多不满。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评价说：“（现在的）革命者比起1848年更多了，但我认为没有更蠢的。他们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普选制，也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普选制时行动。”《新闻报》（La Presse）社长吉拉尔丹此时也由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一些神父把教堂变成政治俱乐部，利用布道的机会散布反共和理念。

由于选举策略的需要，以及对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等“传统”的坚守，使正统派、奥尔良派、温和共和派在选举中形成非正式的联盟，为共同的候选人投票。例如，君主立宪派的《立宪报》（Le Constitutionnel）、《世纪报》（Le Siècle）和温和共和派的《国民报》组建了“大选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s Elections Générales），列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名单。保守派的《辩论日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列出了相似的名单。两份名单都包括了除路易·勃朗、阿尔贝、弗洛孔、赖德律–洛兰以外的临时政府所有成员。在曼恩–卢瓦尔（Maine-et-Loire）、诺尔（Nord）、卢瓦–谢尔（Loir-et-Cher）等省，正统派在名单中加入了温和共和派人士。总之，不与保守派联合的话，温和共和派在城市里有一些号召力；而左翼共和派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限于巴黎和一些工人较多的城市；在乡村，任何类型的共和派都是少数，而地主和神父的传统影响力处于优先地位。

此次选举，有963.6万注册选民，789.3万人参与投票。选举日比较和平，没有直接的冲突和暴力威胁。但当时的法国人很多是文盲，而且没有参与民主选举的经验，所以易于被操纵；另据一些工人反映，由于拿不到当局发放的出生证明、居住证明，导致选举资格受限。官方的选举组织工作也不到位，由于不提供投票用纸，很多选民就用神父、雇主、地主、政治俱乐部和媒体印刷的名单进行投票。无独有偶，4月23日选举日正好是复活节，神父做完弥撒后直接带着信徒去投票。而且，不知何故，左派推出的候选人非常分散，而保守派常常推出数量更集中的候选人。

最后，在塞纳省，社会主义者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布朗基、拉斯拜尔（François-Vincent Raspail）均告败选；在外省就更不用提，甚至连温和共和派的表现都不尽人意。相反，很多奥尔良王朝时期的高官当选议员。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左翼共和派与社会主义者表现平平，保守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反而利用选举制度实现了局部逆袭，法国的政治对立加剧了。4月27日和28日，鲁昂发生暴力事件，34人死亡。该事件进一步触怒了左派人士和工人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拉马丁个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共计1283501票。10个省选举他为代表（包含了巴黎、马赛、波尔图、鲁昂、第戎等人口中心），其中在5个省排名第一，在4个省是第二或第三名，只在一个省是第十名（因为这是双向选择，该省预料拉马丁不会选择担任这个省的代表，就没有卖力给他投票）；在塞纳省他比临时政府其他成员得票都多。拉马丁在《1848年革命史》中用第三人称自吹自擂：

如果他说了一句话，暗示了一种想法，摆出了一种姿态，他本可以在80个省得到提名；他的人气在巴黎、法国、德意志、意大利、美国是无穷无尽的。他的名字，在德意志是和平，在法国是反对恐怖，在意大利是希望，在美国是共和。他在这一时期真的是欧洲良心的主宰。他走在街上不可能不引起欢呼。他们追随他，涌进他的家中，让他无法入睡。

• 执行委员会时期

在经济形势仍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信心削弱的背景下，5月4日，国民议会首度召开。在选举完成后、宪法制定前，需要由议会批准新的行政机构，以取代未经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当时成立的是一个执行委员会。拉马丁主张接纳赖德律–洛兰参加执行委员会常委。但在议会中势力较大的保守派支持拉马丁，本是考虑到他出身贵族，反对激进主义，是温和派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拉马丁又是一位“和事佬”，主张各派的团结、妥协，维护政治的多元化，曾说过：“之前的共和国事实上都是有党派之见的共和国，而我们希望这个共和国能够成为全民的共和国。”因此，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保守派，以接纳激进派的赖德律–洛兰。5月10日，执委会选举出炉：阿拉戈（725票），加尼埃–帕热斯（715票），马里（702票），拉马丁（643票），赖德律–洛兰（458票）。2个星期前，拉马丁的人气还是遥遥领先，现在落到了第四名。事后来看，他的“过气”此时已有端倪。

5月11日，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又确定了部长人选。除了农商部长弗洛孔外，其余人员均为温和派。前临时政府成员中，只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阿尔贝没有在执委会中任职。即便如此，那些急于和左派摊牌的保守派仍然不满意。《吉伦特通讯》（Le Courrier de la Gironde）5月12日评论道：“赖德律–洛兰的存在威胁了我们，拉马丁要负责！”

5月15日，激进派为响应波兰革命，并重新恢复政治影响力，发动了示威活动。示威者甚至闯进国民议会，威胁议员。社会主义者拉斯拜尔在路易·勃朗的支持下宣读宣言，要去法国支持波兰复国，必要之时可使用武力。布朗基发表演讲，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提供就业、支持波兰恢复1772年之前的边界等要求。库尔泰将军率领国民卫队来到会场，驱离了示威者。心有余悸的议员们纷纷抱怨国民卫队保护不周。阿尔贝和巴尔贝斯率领一部分人前往市政厅宣布另立政府。但国民卫队恢复了秩序，使激进派复制二月革命的企图并未成功。

5月15日示威并无人丧生，但政治影响却相当深远。由于议会受冲击，在场的不少议员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正统派的蒙塔朗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表示他“几乎要被群众窒息了”。而这是2月24日以来政府首次动用镇压手段对付反对者，激进派和工人对第二共和国的仇视加剧了，国家被进一步撕裂了。每多一天，党派间的仇恨就增一分。5月22日，执行委员会下令封闭了拉斯拜尔俱乐部和布朗基俱乐部。阿尔贝、巴尔贝斯、布朗基、拉斯拜尔被捕入狱。议会保守派怒斥执委会的无能，并开足火力批判拉马丁。路易·勃朗虽然与5月15日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却遭到了起诉。卢森堡委员会亦遭解散。

• 议会补缺选举

一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波拿巴就火速回到法国。25日，他来到巴黎，发现起义者已经开始拆除街垒了。有人请他帮忙清理街道，波拿巴答曰：“这就是我来巴黎的理由。”2月28日，他上书临时政府：

先生们，巴黎人民已经通过他们的英雄壮举摧毁了外敌入侵的最后残余。我急忙从流亡中返回，让自己置身于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旗帜下。除了为国服务外，我没有其他野心。我向临时政府宣布我的到来，恳求你们相信我愿意献身于你们所代表的事业，也对你们个人表示支持。先生们，请接受我向你们表达的情感。

临时政府认为波拿巴是一种威胁，要求他尽快离境。29日，波拿巴回复临时政府：

先生们，我认为在33年的流亡与迫害后，我终于有了在祖国安家的权利。你们认为，这个时候我出现在巴黎会令人尴尬，那我现在姑且退出。你们会从我的这一番牺牲中，看到我的纯洁意图和爱国情感。先生们，请接受我对你们的高度尊重和支持。

波拿巴悻悻返回伦敦。时值英国爆发新一轮宪章运动，波拿巴曾短暂加入了保卫英国议会的巡逻队。他继续观察法国的局势，与支持者保持密切联系，他不赞成莱蒂（Laity）、佩尔西尼（Persigny）等人（波拿巴的追随者）急躁冒进的主张，但支持他们为自己打广告。他相信，人民对政府失望之时就是他登上舞台之时。波拿巴向佩尔西尼表达自己的观点：

斯特拉斯堡和布伦之后，穷人和共和派同情我，而富人和君主派嘲讽我只是个冒牌货。革命没有使这些观点得到改变，但它改变了两派的利益。共和派不再需要我，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更加哲学地看待问题。当前，人民相信他们听到的所有甜言蜜语，他们认为即将得到亨利四世的“锅中母鸡”。胜利与希望让他们沉醉。必须先结束这些幻想，才能让一个相信秩序的人得到听众。在此之前，任何主动都是无用功……要么共和国会得到巩固，我就可以作为普通公民加入其中；要么共和国将导致动荡和流血，我就可以前去竖起我的大旗，它将代表正义的目标，胜利不言而喻。

4月23日的议会选举中，他在家族中的另外三个同辈当选：科西嘉代表拿破仑·波拿巴（热罗姆之子）、皮埃尔·波拿巴（吕西安之子）和洛特省代表吕西安·缪拉（缪拉元帅与卡罗琳·波拿巴之子）。这预示着波拿巴主义的复兴。5月，第一帝国的老兵们穿上旧制服，参加拿破仑和约瑟芬忌日的纪念活动。

议会将在6月4日进行补缺选举，波拿巴被支持者们提名为候选人。当时，其他著名的竞争者有文学家雨果、政客梯也尔、奥尔良王子茹安维尔、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拉斯拜尔。执委会对两位前朝王子特别关注。5月7日，执委会提出了驱逐奥尔良王族的法案，26日获议会多数通过，茹安维尔从政梦断。而波拿巴家族已有三人担任议员，木已成舟，说明政府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很难再找出借口拒绝第四个。但是，当年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颁布的驱逐令是否继续生效，在议会内引起了极大争议。波拿巴的反对者赖德律–洛兰认为，共和国的建立不代表前朝的法令必须撤销，因为这道法令是驱逐一个以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为首的家族。由于双方僵持不下，讨论推迟到6月8日。这一天，补缺选举的结果也出炉了。波拿巴在塞纳、滨海夏朗德、萨尔特、约讷四省当选，随后（7月）又在科西嘉当选。（同时被选上的有雨果、梯也尔、尚加尔涅、蒲鲁东。）在巴黎和勒芒，他吸引了不少工薪阶层的支持，而在滨海夏朗德、约讷，保守派和农民支持他。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支持者是跨政治光谱的。

佩尔西尼等人在奥特维尔大街建立了活动中心。6月10日，波拿巴派的《共和之鹰》和《宪法报》创刊，11日《共和拿破仑》创刊（尽管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在群众暴动中，波拿巴的名字和“皇帝万岁”之类的口号也经常出现，这引起了执委会的警惕。12日，执委会下令各省在波拿巴出现时将其逮捕。佩尔西尼和莱蒂也已入狱。在这一点上，拉马丁和赖德律–洛兰是殊途同归的。前者持自由主义观点，一贯反对军事独裁的波拿巴主义；后者声称：拒绝波拿巴无损“人民主权”原则，因为主权属于全体，而不是个别几个省份；而议会中虽然已有波拿巴家族的三位成员，但他们均无从事政治阴谋的前科。由于维埃亚尔、路易·勃朗、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等人为波拿巴声辩，议会又要求执委会收回拘捕波拿巴的命令，接受波拿巴为滨海夏朗德省议员。

即便如此，为了恶心一下执委会，博取更多的同情，波拿巴在6月14日（一说18日）宣布辞职：

议长先生：我正准备就职之时，就听闻我的当选已经为可悲的混乱和误解提供了借口。我没有要求获得担任人民代表的荣誉，因为我知道我承受了侮辱性的怀疑；更不要说我会寻求权力了。如果人民要让我承担责任，我知道如何加以贯彻。但是，我否认那些扣在我头上的野心勃勃的目标。我的名字是国家荣誉的象征，如果它被用来加剧国家的混乱与分歧，我应当由衷地感到惭愧。我宁可继续流亡在外。为了法国的幸福，我准备付出任何牺牲。

有可能是波拿巴考虑不周，也可能是他故意为之，“如果人民要让我承担责任，我知道如何加以贯彻”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示威，引起了反对者更尖锐的抨击。

• 六月起义

对执委会的威信造成致命打击的，不是波拿巴，而是六月起义。2月26日，临时政府下令设立国家工场，但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路易·勃朗，而是交给了他的反对者——公共工程部长马里。临时政府只是将国家工场视为解决失业问题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权宜之计，但注册工人的增加却令其始料未及。截至6月中旬，国家工场登记有近11.8万工人，约为巴黎成年工薪阶层男性的一半。政府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作可以提供，可以提供的工作往往是无聊的低级体力劳动，未必适合熟练手艺工人（这类工人在巴黎劳动者中比重较大），所以国家工场的很多工人仍然无事可做。保守派认为，国家工场高投入、低产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养活游手好闲的懒汉，还将工人危险地组织在一起，理应关闭。至5月底，甚至一些温和共和派也开始接受这一观点。

执委会决定缩小国家工场的规模，同时创造其他就业机会，尤其是巴黎以外的就业机会。5月13日，执委会接受加尼埃–帕热斯的提议，停止国家工场的注册，并引导18—25岁的工人参军，不愿意参军者打回原籍。15日巴黎示威活动的队伍中有大批国家工场工人出现，加深了保守派的恐惧和政府的决心。

23日，执委会同意以下措施：将5月24日前居住巴黎不满6个月的工人打回原籍；开办为雇主寻找工人的职业介绍所，拒绝进入私企工作的工人将被国家工场解雇；为里昂铁路公司提供工人，由政府预付工资。同一日，农业贸易部宣布了一项建立农业殖民地的提议。

实际下达给国家工场的命令比执委会原本同意的更加严苛。埃米尔·托马（Emile Thomas）主任反对强制入伍的规定，5月26日遭到解职。5月29日，议会劳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法卢（正统派）抨击国家工场是“永久性的罢工”和“危险的不满情绪的活跃中心”，腐化工人的道德。埃米尔·托马的撤职和法卢的言论更加引起了民众的不安。

6月12日，公共工程部获得授权，在铁路建设上投入200万法郎，吸收尽可能多的工人；16日，执委会同意在五日之内要求18—25岁的国家工场工人必须在军队服役两年，否则就从国家工场解雇。6月20日的议会讨论中，雨果也说，国家工场浪费公帑，将工人转变为了潜在的暴徒。21日，经议会讨论后，执委会最终决定实施强迫参军的法案。同一日，执委会同意划拨600万法郎完成巴黎—里昂的一部分铁路线。

从今天来看，第二共和国的显然无奈地受到了多方压力，也试图提供一些替代性的就业方式，使国家工场的关闭稍显人道。但在贫困阶级眼中，他们原本对第二共和国寄予厚望，但后者却对民瘼置若罔闻。5·15的失败、卢森堡委员会的解散、左翼的败选、国家工场的关闭，摧毁了二月革命的神话。22日，怒火中烧的群众爆发了抗议，要求得到工作和面包。23日暴力升级，工人又设置了街垒路障。起义者达四五万人。政治精英们惶惶不可终日。执委会惊慌失措，任命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为巴黎所有政府军队的最高指挥。

24日，起义进入高潮。

梯也尔慌了神：“暴徒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到这里，我们一个不少都会被屠杀。”

托克维尔回忆道：“难以相信它不会以胜利告终。要记住过去60年的所有重大暴动都成功了。”

外交部长巴斯蒂德（Jules Bastide）私下里告诉英国大使，他们中没有人自信能够活到当天结束。

蒙塔朗贝尔回忆当时的场景：“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什么时候、是否能够再次见到我的老婆孩子！”

起义者宣布了新的临时政府名单，包括布朗基、巴尔贝斯、路易·勃朗，甚至包括波拿巴。

在迫近的威胁下，议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执委会随之辞职，议会将全部行政权交给卡芬雅克。“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25日，正规军、别动队、部分国民卫队开始进入反攻。26日，巴黎基本平定。成千工人倒在了血泊中，一万多人被逮捕，多家反对卡芬雅克政府的报刊停办（其中也包括《共和拿破仑》等波拿巴派报刊），没有襄助政府作战的那部分国民卫队遭到解散。

在镇压过程中，别动队扮演了可耻的角色。虽然它成立不久，而且成员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但它卖力作战，甘愿充当资产阶级“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的武器。其实，别动队士兵比其他士兵的薪酬更高，生活条件较好，且军事化的生活使他们与其他无产者相脱节；他们可以选举军官，因而普通士兵的忠诚度高。

外省没有巴黎这么腥风血雨，最严重的只是22日马赛的一起冲突，死亡12人。在外省，“45生丁税”比关闭国家工场更加令人不满。保守的外省不同情巴黎的工人，还传播各种谣言，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保守派们受到了刺激，疑神疑鬼地担心7月14日（巴士底日）和9月2日（1792年监狱屠杀日）等敏感日期会发生新的暴动。但秩序已经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太大的变乱。保守派媒体散布、渲染着各种或真或假的残暴行为，丑化起义者形象，斥责工运是反社会、反文明。

6月26日，议会成立了五月抗议和六月起义事件的调查委员会，以巴罗任主席。委员会追溯了早于五六月的事件。报告的结论充满偏见：

这两起尝试肯定只是一场连续阴谋中的局部活动……这些煽动者的思想始终如一：违抗国家，仇恨国民议会；这种大不敬的思想损害了人民主权的原则。

巴罗甚至认为，本无必要详细调查，因为这些事件本身已经现身说法了，它们的根源就是二月革命，“六月的斗争就是你们[临时政府成员]2月24日以来点燃和培养的热情与贪婪的大爆发。”7月1日，他声称自己的任务是保护法国和文明世界免遭“道德与知识领域的霍乱”。8月，议会对报告进行讨论。赖德律–洛兰嘲讽了委员会成员尤其是巴罗，并大力批驳了调查报告。

红色共和国？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使之获胜的方法就是永远站在反动的一边，不屈服于它的任何要求，做已经垮台的糟糕政府做过的事，无论何时出现了正义的理由就加以反对。这就是诞生红色共和国的方法。但相信我，红色共和国只是个虚幻的幽灵。

• 当选议员

幸好波拿巴当时不在议会。否则，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镇压，他都会得罪一部分人，不利于打造自己超越党争的形象。正因为他不是议会或政府的一分子，他才可以说自己是清白的。

9月17日，议会将有13个席位举行补缺选举。波拿巴的支持者皮亚（Jean-Pierre Piat）将军询问他是否参加。8月28日（一说29日），波拿巴回复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告诉你：是！既然现在已经表明，我一次性在四个省当选不是出于阴谋，而且我已经与所有的政治操作保持距离，那么，我对同胞们的呼唤不加回应就是一种失职了。”在伦敦筹集到的每一便士，都投入了海峡对岸的竞选活动。

最终，波拿巴在5个省（一说4个省）当选，共计30万张票。他立刻前往法国。下榻的宾馆对面就矗立着纪念拿破仑的旺多姆立柱。9月26日，他以塞纳省议员的身份，志得意满地坐在了议席中。他的反对者们此时的内心肯定不是个滋味。他受到的接待比较冷淡，跟他握手的人不多。他的身材并不高大，鼻子倒是挺大，胡子过于夸张，说话还有一口外国腔。总之，他看上去普普通通，一点没有拿破仑的样子，但也不像漫画杂志里描绘的那样是个白痴和小丑。那些嘲讽他的人，尚未意识到他的野心是多么巨大、手段是多么隐忍。

波拿巴致辞曰：

公民代表们：面对诽谤，我不可能缄默不语。就在这里，在我获许进入议会的这第一天，我渴望坦率表达那自始至终激励着我的真情实感。
经过33年的放逐和流亡后，我回到了祖国，恢复了作为公民的权利。共和国给我带来了这些欢乐，也让它得到我的感激和奉献吧。请让那些帮我回到议会的慷慨同胞们相信，他们将永远看到我投身于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神圣事业中——维护秩序与稳定，这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并发展人民有权要求的国家民主机构。
先生们，长期以来，我能为国家提供的，只有流亡与监禁期间的沉思。如今，你们追求的事业也向我开放了。亲爱的同僚们，请怀有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深情，接纳我加入你们的行列吧。你们不该怀疑，对法律的恭敬服从将永远激励着我的行动。事实将会向那些极力抹黑我的人证明，没有人比我更加忠诚地捍卫共和国的秩序与巩固。

就这样，波拿巴终于在不惑之年正式步入政坛。

• 角逐总统

在讲述1848年的总统大选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两个基本背景。

一是新宪法的诞生。制宪委员会5月已经成立（成员包括巴罗、托克维尔等），但议会正式讨论推迟到了8月底。各路人马唇枪舌战，好不热闹。在此，我们主要介绍总统选举制度的相关内容。当时，一部分人主张总统应由选民普选产生；一部分人主张由议会选举总统；托克维尔借鉴美国模式，主张由选民选举出的代表团来选举总统；还有人“投机取巧”地提出由议会选出第一任总统，之后的总统再由公民普选。

儒勒·格雷维（未来的第三共和国总统）有鉴于波拿巴主义的兴起，提出不设立总统，而设立议会任免的部长会议主席。拉马丁发挥出色口才，强烈表态支持普选。虽然他的理由是“总统应当代表全民而不是议会中的党派”、“议会选举可能被收买，但全体选民不可能被腐蚀”，听起来确实大义凛然，但他同样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在4·23议会选举中，他在普选制的加持下享受了成功的愉悦，如今，他“路径依赖”地认为总统普选同样会对自己大吉大利。然而，几个月之后，他将为自己的盲目自信而追悔莫及。10月7日，格雷维的提议被压倒性驳回（643︰158）。除了拉马丁的精彩演讲外，普选获得支持（至少不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此时的保守派不排斥它：4·23议会选举和7—9月的地方选举，保守派在普选中表现得都不错。

波拿巴在议会参与讨论不多，他最关心的事当然是总统如何产生。例如，10月9日，卡芬雅克的支持者图雷（Anthony Thouret）在最后关头提议禁止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当选总统/副总统。火冒三丈的波拿巴当场加以反驳。图雷则羞辱波拿巴说，他根本不担心已经过气的波拿巴家族还能有什么威胁，并撤销了提案。

10月9日，总统由普选产生的条款以627︰130通过。多年以后，共和派们不禁感慨，从这一天开始，共和国的覆灭就已经注定了。为了防范于未然，新宪法对总统权力设定了若干限制：只有四年任期，且不得连选连任；总统解散议会、阻碍议会运行，均系叛国之罪。11月4日，议会以739︰30的票数通过了新宪法，12日正式颁布。在反对的30人里涵盖了左中右，包括蒙塔朗贝尔、巴罗、雨果、蒲鲁东、拉斯拜尔。

二是秩序党的崛起。在激进革命的震慑下，保守派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禁联想到了1793年乃至更左的主张，被迫抱团取暖。5月底成立的秩序党（或者叫“普瓦提埃大街集会”）就是一个泛保守派联盟，吸引了正统派、奥尔良派（包括原先的中左翼、第三党和王朝左派）和零零散散的温和共和派人士，其中的灵魂人物之一是前朝首相梯也尔。随后几个月，一些温和共和派人士退出，更多保守人士加入，秩序党的立场因此愈发反动。他们的人数约300人，相当于议会的1/3。他们的立场对总统的选举将有重大影响。

表一：1848年法国总统候选人一览表

（以票数由高到低排列）

候选人	政治立场	主要履历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波拿巴派（正式）、秩序党（非正式）	波拿巴家族首领，第二共和国议员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	温和共和派（偏保守）	阿尔及利亚总督，执行委员会陆军部长，第二共和国执政官
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	激进共和派	奥尔良王朝议员，临时政府内政部长，执行委员会常委
弗朗索瓦–樊尚·拉斯拜尔	社会主义者	“人民之友社”主席，第二共和国议员
阿方斯·德·拉马丁	温和共和派（偏自由）	奥尔良王朝议员，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执行委员会常委
尼古拉·尚加尔涅	君主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总督，巴黎国民卫队司令

1848年大选共有六位候选人：波拿巴、卡芬雅克、赖德律–洛兰、拉马丁、拉斯拜尔、尚加尔涅（Nicolas Changarnier）。至于最终的胜出者是谁，我们没有必要再向读者卖弄悬念，因为选举结果已经人尽皆知——波拿巴获得了碾压性的胜利。我们只需对六位候选人进行事后分析即可。

首先，是代表当时政府的卡芬雅克。今天的读者看到他残酷镇压工人的行径，容易联想到20世纪的佛朗哥这样的极右翼军事独裁者。事实上，卡芬雅克与他们有所不同。佛朗哥之流一贯仇视共和、仇视议会，卡芬雅克则是个共和派，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知名的共和派斗士，卡芬雅克政府的权力来自议会而不是军队。他的血腥手段虽然让保守人士赞不绝口，但他的立场还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卡芬雅克原本将卡诺留在内阁中继续担任教育部长，而此人早在临时政府时期就利用教育系统向全国师生灌输共和思想，引起了保守派的忌恨。在他们的压力下，卡诺于7月5日被解除职务。

左翼共和派、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痛恨卡芬雅克（跟波拿巴反倒没什么过节）。卡芬雅克的镇压也加剧了共和派的分裂。温和派与激进派原有的分歧加剧了，连温和派内部也分裂为“挺卡派”和“倒卡派”，导致他们在大选中不可能紧密团结在卡芬雅克周围。

卡芬雅克的吸票策略，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维护稳定和秩序的人。凭借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功、他对六月起义的铁腕镇压、他当选后对政策连续性的保证（六月起义后，他已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总体上看，他对于那些立场保守但可以接受（至少不排斥）共和制的人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此一来，卡芬雅克的潜在吸引力并不算小，唯独波拿巴的竞争令他始料未及。

但卡芬雅克的硬伤在于他的能力令人失望。他镇压有术，治国无方。经济形势在他治下仍无起色，广大农民仍然痛恨“45生丁税”、抱怨共和国。11月下旬的议会辩论中，卡芬雅克的政敌甚至怀疑起他镇压六月起义的“功绩”，指责他故意“养寇自重”。

卡芬雅克的一大遗憾，就是拉拢秩序党未遂。20多年后将因镇压巴黎公社而臭名昭著的梯也尔，和卡芬雅克本质上是臭味相投的，但梯也尔偏偏不喜欢卡芬雅克。两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其本质就是共和派与保守派这两大集团的矛盾。如前所述，卡芬雅克毕竟是一个共和派。

卡芬雅克与梯也尔在具体的政策，如兵役制度上有严重分歧。当时，被抽中的公民可以花钱雇人代役，卡芬雅克主张废除这种宽限措施，而梯也尔坚决认为普遍兵役制是“对注定从事自由职业的阶级进行压迫”。虽然代役制最终仍予保留，但梯也尔对卡芬雅克的恶感加深了。最终，对共和国不满的梯也尔转向了波拿巴。克里斯托弗·居伊维（Christopher Guyver）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治再解读》中评价道：“如果存在某个瞬间使梯也尔转向支持路易–拿破仑，这可能就是争论兵役问题时。”

卡芬雅克与梯也尔还有私人矛盾。当初六月起义时，紧张的梯也尔曾提出让议会撤离巴黎，卡芬雅克威胁道：“议会的播迁将失去一切。如果梯也尔继续坚持这个提议，我就毙了他。”

大选前夕的两件事也对卡芬雅克的支持率造成了不良影响。一是罗西伯爵（Pellegrino Rossi）遇刺事件。此人生于意大利，归化为法国人，跟基佐关系要好，曾担任法国驻教皇国大使，1848年开始担任教皇国的内政大臣兼财政大臣，同年11月15日被革命党刺杀。教皇出逃。法国对教皇的安危表示了严重关切，卡芬雅克派人邀请教皇前往法国避难。赖德律–洛兰抨击政府的行为是双重标准：奥地利杀害罗伯特·布卢姆时不干涉，斐迪南国王轰炸墨西拿时不发声，偏偏教皇出事了，法国政府就愤怒了。而蒙塔朗贝尔表示，法国作为“天主教会的长女”，不仅要保护教皇的人身安全，还要出兵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当议会为此而纷争不休时，12月7日，教皇明确拒绝了法国的好意，选择在两西西里王国避难。这不仅让法国保守派怅然若失，也让卡芬雅克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卡芬雅克即得罪了左派，也没能满足右派，还疏远了共和派支持者。

另一件是共和派名单事件。12月6日大选前夕，一份对在奥尔良王朝治下受迫害的共和派人士进行国家补偿的名单公布了，其中包括刺杀路易–菲利普的刺客的后人，保守派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政府表示无意实施这份名单，也承认混淆了刑事犯和政治犯，但为时已晚。雨果评价道：“名单上的每个人都使将军（即卡芬雅克）的得票减少了2万。”

拉斯拜尔与尚加尔涅的立场正好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均不利于吸引中间选民。拉斯拜尔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但名气不算一流。而社会主义当时只在巴黎、里昂等工人较多的城市有一定的号召力，这就导致了拉斯拜尔的吸引力有限。如果将候选人换成名气更大的蒲鲁东、布朗基，或许能拉到更多的票。尚加尔涅是职业军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没有共和倾向。10月底，一部分正统派提名他为候选人（事实上他与奥尔良王室关系紧密），但他在政坛的名气本身就比不上那些经常在报刊上露脸的大佬。大多数正统派被秩序党拉拢，分走了尚加尔涅的人气。12月6日，也许是受到了秩序党的压力，他在两家媒体上宣布退选：“这个候选资格只会分裂温和选民的选票，我不能接受。”尽管如此，最后仍然有少部分人将票投给了他。

赖德律–洛兰代表激进共和派（或称民主共和派、山岳党、左翼共和派等），被拥护者视为可以真正实现1848年革命之承诺的人。但他的支持者主要是熟练技工、小店主等人群，集中在巴黎、马赛等大城市和个别共和主义浓厚的小城市，受众狭窄。在神经敏感的保守派眼里，赖德律–洛兰与社会主义者几乎没什么区别。长期以来，激进共和派都处于受排挤的状态，在大选中很难打翻身仗。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拉马丁。要知道，在4月23日的议会选举中，他的支持率可谓傲视群雄！怎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人气竟坠入谷底！当初保守派支持他，是因为他反对激进、拒绝红旗，他却理直气壮地接纳赖德律–洛兰，又没有阻止5月15日的示威者冲击议会；当初左派支持他，是尊敬他的革命理想和求同存异精神，而他却坦然接受了国家工场的关闭，更没有阻止卡芬雅克的血腥屠杀。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身为政府的头面人物，本身就容易受到各方的攻击。甚至他的整个理念——包容、团结、和谐——已经与六月起义后的形势格格不入。临时政府是各阶级妥协的产物，拉马丁就是这种妥协的象征，就像马克思评价的那样：“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但法国各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六月起义更是导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拿起了武器，资产阶级亮出了屠刀，这是没有妥协的斗争，拉马丁因此必然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其他个人因素也对他的失败有所影响：他是一位诗人，可能追求一种“遗世而独立”的行事风格，不擅长俱乐部活动，缺乏核心团队，以致竞选不利；他甚至迟迟不申明竞选、发表宣言，而是故作清高地表示他的名字就是宣言、他的经历就是政纲；他从10月16日至11月24日还不在巴黎，耽误了很多时机。无论如何，他的失败标志着1848年革命的理想已经陨落。

波拿巴来到巴黎后，他的妹妹玛蒂尔德为他提供经济资助，将他引荐给法国上流社会的人物。1848年整个秋季，他与各路拜访者交流时事，反对卡芬雅克的人络绎不绝地与他见面，左派的蒲鲁东和右派的梯也尔、蒙塔朗贝尔都在其列。10月26日，波拿巴向议会宣布参选总统。

梯也尔和波拿巴一样，都是狡猾的人。经过反复观望后，他们最终决定互相利用。波拿巴并不喜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他一贯认为被反法同盟扶上复辟之位的波旁王朝是法国之耻，而奥尔良王朝更是他的斗争对象，为此不惜发动两次武装暴动，差点被关在牢里一辈子。但他现在需要利用梯也尔这些政坛老手的资源，需要尽量团结一切反体制的力量。而梯也尔及秩序党选择了波拿巴，主要原因有：（1）秩序党由于内部成分复杂，而无法推出一个专属本党的候选人，甚至到19世纪末，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斗争还没有销声匿迹；（2）秩序党不喜欢卡芬雅克，不喜欢他所代表的共和国，更不可能转投左派人物，剩下的选择只有满口“秩序”、“稳定”的波拿巴，这是他们的共同立场；（3）波拿巴没有从政经验，又缺乏正规教育，在议会里表现平平，一见到美女就把持不住，种种缺点导致梯也尔等人误以为他就是个容易掌控的无能之辈。在这第三点上，秩序党肯定要失算了。梯也尔这种老奸巨猾的人居然产生误判，似乎可以证明波拿巴比他更狡猾。

梯也尔在《立宪报》（11月7日）上表示：

法国受伤了、受惊了、受穷了，它追寻那个看上去与我们所见的一切事物截然对立的名字，这就是它接受路易·波拿巴的原因。错误不在我们，而在那些最近8个月统治法国的人。

如果在6—9月猜测谁当选总统的赢面最大，卡芬雅克基本没有悬念；而从10月开始，随着波拿巴的沙龙逐渐聚集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卡芬雅克的地位就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时，一些目光如炬的观察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例如，10月20日，托克维尔认为：“波拿巴当选的可能性极高……在那些仍然支持卡芬雅克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非常谨慎的，至少不能烧掉他们与另一方联系的桥梁。”巴罗、莫莱、梯也尔、蒙塔朗贝尔等政治精英最终确定了与波拿巴的合作关系。二月革命后失势的其他奥尔良王朝官员，纷纷来波拿巴这里碰运气。梯也尔和莫莱还帮忙打造波拿巴的形象，建议他不要穿军装，甚至刮掉胡子。

单单靠秩序党的支持，还不足以让波拿巴的票数遥遥领先。他的支持者是跨党派的，也就是说，他从左到右都有支持者。这得益于两点：

（1）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他满口“秩序”、“稳定”，迎合保守派的需求；他宣扬保护私有财产，满足了资产阶级最核心的愿望；他声称尊重教皇的权威，得到了天主教会的好感；他许诺解决就业，他的《消除贫困》等作品对没有受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那部分工人也具有欺骗性；他承诺减税，赢得农民的支持。在秩序党眼里，波拿巴是对抗卡芬雅克和共和国的一把好武器；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波拿巴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总之，波拿巴吸引了各路对第二共和国体制不满的人。基佐也认识到了：“卡芬雅克是共和国，而路易–拿破仑是偏离共和国。”

（2）他的名字。这比再多的辩论和资金都要管用。第一帝国的覆灭已有30多年，而拿破仑的赫赫威名仍然在法国人心中长存。对拿破仑的高度崇敬，对法国辉煌岁月的深刻怀念，不限于某党某派，而是普遍的情怀，这就为皇帝的侄儿提供了最丰厚的无形资产。反观卡芬雅克，为了给自己拉选票，他向士兵们发放了自己的传记。这又有何用呢？军队只会比其他机构更加推崇拿破仑，卡芬雅克何德何能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卡芬雅克心里或许愤愤不平：路易·波拿巴没有为法国流一滴血，凭什么得到这么多支持？——就凭他姓“波拿巴”！

总之，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

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

波拿巴的各路支持者用他们的报刊帮忙打广告，以至于波拿巴不需要花费有限的经费兴办自己的媒体。吉拉尔丹带来了《新闻报》（La Press）；梯也尔带来了《立宪报》；雨果带来了《时事报》（L’Evenement）。雨果肉麻地吹捧道：“回到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位王子，而是一种理念。人民自1815年以来就一直在等待拿破仑。人民刚刚选出来代表自己的那个男人，不是布伦混战的失败者，而是耶拿的胜利者……他的候选资格追溯至奥斯特里茨！”《自由报》用简洁的词汇概括各位候选人：“卡芬雅克——独裁与军管；拉马丁——虚弱与优柔；赖德律–洛兰——暴力与幻想；拉斯拜尔——放肆与吹牛；波拿巴——秩序与未来。”并表示谁投给卡芬雅克，谁就支持1815年条约；谁投波拿巴，谁就反对1815年条约。《卢瓦雷省日报》（Le Journal du Loiret）认为波拿巴超越政党之上，属于整个法兰西，而不是某个小圈子，他同时代表了秩序与进步，他的当选是对1815年条约的最佳抗议。

另一边，波拿巴的反对者几个月来持续不断地刊登嘲讽他的文章和漫画，甚至有人向他寄来恐吓信。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注意自身安全，出门有两位体格健壮的仆人保护，自己还带上了一把左轮手枪。10月底，他搬进了一位亲属的宅中，只与核心的支持者和智囊见面，日常选举事务由佩尔西尼、莱蒂等操办。他对自己的选民代表表示：“告诉那些对你们说我有野心的人吧，我确实有个巨大的野心——那就是从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法国，重塑她的道德崇高与自由。”

进入11月，波拿巴的人气更加高涨。27日，他发表竞选宣言，自称“秩序与安全的化身”，强调了维护宗教、家庭、财产；实施减税、增加就业等主张。为了迎合资产阶级，他说“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满足穷人”；为了迎合劳动人民，他说要“为老龄工人建立福利机构”；针对媒体，他反对两种极端：“暴政和媒体自身的放纵”。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说：“和平是最令我期待的”,但前提是“既然她（法国）不被挑衅了，那么她就可以将资源投入和平发展了”。在宣言发表前，他咨询过梯也尔和吉拉尔丹。宣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共和国必须是宽宏大量的。”梯也尔不喜欢这种表述。他质疑道：“6月战斗期间洒在街垒石头上的鲜血尚未冷却，实施大赦的话，资产阶级会大声抗议的！这不是宽宏大量的时候，而是老练地工作的时候。”对于其他段落，梯也尔也有不同意见，他又让雷米萨起草了另一份宣言，交给波拿巴选择。波拿巴邀请吉拉尔丹点评一番。这位知名媒体人说：“我认为，第一版就像大自然一样，具有生命力；而第二版正相反，苍白无力，正如镜花水月。展示你原本的样子，这才是最佳方式。”于是，波拿巴采用了自己的宣言。12月3日，梯也尔告诉一位朋友：“亲王是他的竞选宣言的唯一作者——请相信这一点。现在我只能跟你说，在我们这些温和的人看来，提名他不是确信他有多么好，而是因为他是最不坏的选择。”

另一位波拿巴支持者布莱·德拉默尔特（Boulay de la Meurthe）说：

我将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投票，因为他无疑是广大多数派的候选人，这群人既不曾创建也不曾憧憬共和国，只是在它应当诚实、温和的前提下才忠诚地接受它；因为他对于我们过去的争吵是一位局外人，他比其他人更加处于一种可以迎合各党派所有正人君子的地位，从而构建一个伟大而辉煌的国家党派；因为现在只有他能够为共和国寻回被排他性的共和派所离间的初心；因为只有他的成功不会消灭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候选人像他这样，保证实现调和、和平、秩序与安全；因为他的著作体现了广泛而严肃的研究；因为他长期的监禁见证了他伟大的道德力量，而他自二月革命以来的行动充满了智慧、尊严和爱国主义；因为他在宣言中完整地自我表达；因为他光荣地拥有一个最辉煌的名字；因为他作为这个名字的继承者，意识到为它增添新光彩的唯一方式，不是通过战争，不是通过帝国，而是通过拯救共和国……

必须明确的是，虽然波拿巴的支持者跨越了政治光谱，但其“票仓”并非少数政坛精英，而是广大的小农；不在巴黎，而在广阔的农村。当时，法国七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全国存在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生产者，他们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加上每家的织机，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流生产力。农民们往往不识字，也不读报，他们不像城市人那样怀有太多政治理想，也不像学者那样把左派右派分得仔仔细细。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巴黎是那么的遥远，但巴黎的风云变幻却常常将新的政府强加给他们，第二共和国的“45生丁税”令他们愤恨不已。“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45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税。”对于其他总统候选人，他们并不了解。例如，他们可能会混淆卡芬雅克与波利尼亚克（波旁王朝末代首相），会误以为拉马丁是个女人（“拉”这个音正好是法语中的阴性定冠词）。但说起“拿破仑”或者“波拿巴”，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对波拿巴的选举大为有利。一些农民认为拿破仑根本没死，或者已经复活了；甚至有农民认为波拿巴是个有钱人，所以不需要农民再缴税。于是，他们纷纷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这唯一的意中人。马克思评价道：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

12月10日，选举开始。是日天朗气清，让波拿巴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奥斯特里茨的太阳”。最终，波拿巴得票550多万，占总票数70%以上，是卡芬雅克的3倍多，更将赖德律–洛兰、拉斯拜尔、拉马丁、尚加尔涅衬托得微不足道。除了在四个省（集中在布列塔尼和马赛附近）屈居第二外，波拿巴的票数在全国各省均排名第一。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事前怕是也不敢想象他能赢得如此彻底、如此潇洒、如此干净利落。客观来说，只看绝对数字的话，卡芬雅克也不算太难堪，至少他能将最后四名候选人远远地抛在身后，在某些城市还占有优势。要不是波拿巴这匹黑马突然闯入政坛，卡芬雅克或许能圆了他的总统梦，但是，波拿巴颠覆的何止是卡芬雅克一人的仕途，他还要颠覆第二共和国，乃至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政治！

表二：1848年法国大选得票数

候选人 出处	威尔·福蒂斯丘：《法国与1848年》	J. M. 汤普森：《路易–拿破仑与第二帝国》	克里斯托弗·居伊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治再解读》	杰罗尔德：《拿破仑三世的一生》
波拿巴	5572834	5434226	无精确数字	5434226
卡芬雅克	1469156	1448107	1448302	1448107
赖德律–洛兰	376843	370119	371431	370119
拉斯拜尔	37106	36900	36964	36920
拉马丁	20938	17910	17914	17910
尚加尔涅	4687	4790	4687	4790

注：数据总体上大同小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统计范围有关，例如是否算入阿尔及利亚、科西嘉、现役军人的选票；也有可能是当年的法国媒体在报道时出现了偏差，学者们引用时也将错误沿袭下来。

20日，总统就职仪式在议会举行。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步入会场，身上佩戴着议员的标识和法国荣誉军团的徽章（他尚在襁褓时由拿破仑所赐）。在场议员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很多人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不屑甚至敌意。他向朝他致意的人鞠躬回礼，随后坐到维埃亚尔一旁。卡芬雅克登上讲台，宣布各部部长已提交辞呈，他也将归还议会授予的权力。接着，议长马拉斯特宣布，由于波拿巴获得绝对多数票并具备宪法第24条规定的当选资格，他将担任共和国的总统，直至1852年5月的第二个周日为止。波拿巴登上讲台，在议长的主持下宣誓。宣誓完毕后，他从口袋中掏出稿纸，用沉着而清晰的语调发表演讲：

以非法手段改变你们建立的政府形式的人，我将其视为国家之敌。你们和我之间并无分歧。和你们一样，我想要一个立足于真实基础上的社会。……法国的政策，应当是对外和平，对内调和。……政府既非乌托邦，也不反动。我们将造福国家。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即便我们无法完成伟大之事，也可以努力去做良善之事。

看看之后22年的历史，这段话该是多么讽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