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

【按语】

1871年初，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给国务卿写了一份长长的“中国国情报告”，以期为美国了解中国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背景知识。此后一个半世纪，中美之间增进了了解，也积淀下误解，在21世纪的今天打开镂斐迪的故纸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并不遥远，而在以近代欧美为标杆的近代化之路上奔跑了许多年的我们，对本国历史的认知或许还可以有别的尺度。

一、皇权与民主

1871年1月10日，也就是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寒风肆虐。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在毗邻紫禁城的东江米巷的公使馆内，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发给了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作为美国政府拟定对华政策之时的背景参考。

镂斐迪是1869年在加州被任命为第三任驻华公使的，于1870年4月20日在北京走马上任，“镂斐迪”是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称呼他的中文名字。镂氏曾在 1862-1863年担任国会众议员，1863-1867年出任第九任加州州长，在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历练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镂斐迪在北京任上写这篇报告的时候，距离中美签订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刚好27年，离第一任美国公使蒲安臣入驻北京则不满9年。那时，虽然已有大量中国移民抵达美国，美国传教士也早已蜂拥入华，但美国政坛高层总体上对中国的情况仍旧是不了解的。1870年夏在天津爆发的中国民众攻击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和外国传教士的案件的余波此时尚未散尽，中外关系因此教案仍在低谷之中。当此之时，如何应对中国局势亦属当务之急。镂斐迪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

在浩如烟海的中美外交文书中，镂斐迪的这份报告并不起眼，各种围绕大事件展开的中美关系史中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但它并非没有价值，也不应该被埋没。报告提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并尝试做出回答。这也是美国官方关于中国国情的首份长篇报告。

多元的中国与现代的我们

理解中国并非易事，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多元的文化，即便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也不敢轻言“懂了”。

192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了一个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中国人对古代史的叙述有一种趋势：年代愈往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而且古史的中心人物愈放大。顾氏因此成为“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亦即后来“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的190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本不存在，不过是春秋战国后中国史书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到了顾颉刚那里，则更直接地表述为“大禹是条虫”，一时间，学界震动。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对于有关尧舜禹的记载，今天的我们是否就比20世纪初那批学者知道的更多了呢？又或者，我们其实还是走在顾颉刚所说的“层累而放大的”历史之路上呢？

如果说上古时代是因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才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的话，那明清时代动辄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好像足以构建很多翔实可靠的历史了。其实不然。核心问题并不在资料的多寡，而在于如何穿透层累地构成的认知，回归历史本身。而这也恰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镂斐迪这份中国报告的原因了。

我们面对着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但和顾氏所言的古史观不同，有关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历史叙述大抵遵循一种“套路”：基于二元对立的近代化理论，片面理解、批评甚或贬低清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在我们全面卷入近代化及又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之后，这些片面理解加速地叠加，层累地构成了我们对清代的认知，以致时代愈靠近今日，我们愈是认为——清代社会与我们今天是截然二分的，前者是“落后的”，而今才是“进步的”。历史因此成为真正的故往，而不再与今日发生现实层面上的联结，于是，我们又可以放心地回头认可那单一线性的历史观，甚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镂斐迪的中国报告告诉我们，实情并非如此。许多今天我们用以批评清朝“落后”、“停滞”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用我们现在的思维、话语及标准去考察、框定乃至评判过去，难免会扭曲历史，在偏差之上再加一层，更无从“认识你自己”了。有人主张我们在考察过去的时候，采用“情景带入”的方法，类似于哲学所谓“同情之理解”，我深以为然。

差不多二十年前，尚在读书的我第一次在美国外交文书中读到镂氏这份长篇报告。其中有关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令人眼前一亮，作者谈到的一些事情至今仍为学界所争辩，其研究路数和术语150年来也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被超越。

十多年后，我在美国开设一门中美关系史的课程，这篇报告自然成为阅读材料之一。美国学生很感兴趣，比照中美关系之现状，不停询问各种问题。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这份美国公使的中国情况报告或许也是有趣的，至少可以看出当日作者所见所思的中美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和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仍时不时地反映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

以下是笔者对镂氏报告的翻译及解析，为方便阅读，添加了小标题：

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

第一部分•总论和行政情况

这份报告不是要复述中国的历史，也不是要预见中国的未来，而只是尽可能精确可靠地描述中国的现状。中国和中国人的多元化，要求观察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观察，即便是相同的资料，不同理念的人也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而每个结论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

中国是一个多维的、充满差异的国度。关于这个国家，没有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是安全可靠的——如果说有50个例子可以说明“真相是真”，那么也会有100个例子证明“真相是假”。对于中国政府的描述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一样。

【镂氏所言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在身份政治成为时髦的今天，不少人张口就来“中国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殊不知脱离了具体的场景和上下文，如此概括性的表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如果自上而下地看，中国政治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政权力，必然使政府倾向一种绝对的专制主义（absolute despotism）。但如果自下而上地看，又会发现民主（democracy）渗透在政府构架的各个层面，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意所左右。在中国政治中，专制与民主同时存在，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是混合在一起。皇帝享受依照个人意志而行动的绝对权威，但并非不受传统和先例的约束，皇帝的旨意如果违背了臣民的意愿，则往往鲜有成效。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混合”属性，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权其实受到政治及社会机制的多重约束。就明清两朝而言，相关体制的运作可以参考阅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利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理论上，皇帝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一切法律的根基；他当然也是中国这片土地的领主，是这个国家一切资源的所有者，是春耕秋收、飞黄腾达的源泉；所有16岁到60岁的男性随时听他调遣，为他效命。如果事实也是如此，这会是地球上最强的皇权，以一人之意识凌驾于四万万人之上，可谓举世无双。但事与愿违，中华帝国政府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可以说是虚弱，它对臣民的控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非真实的。

【镂氏了解汉朝董仲舒以降天授君权的理论，皇帝即“天子”。报告所言即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写作报告的1871年，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回变的剧烈冲击，元气大伤，地方督抚的权力空前增加，故而镂氏有中央控制力十分虚弱的观察。】

中国分为十八行省，设省政府，其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命。理论上，省政府的职能在于协助中央对地方行使行政及司法的权力，但事实上，这些省份从各个角度看都更像是独立的藩属国（independent tributary states），如果不是省府官员系任命这一点，几乎感受不到中央权力的威严在哪里。在美国，有很多人推崇“州权”（State rights），对他们来说，中国省政府的运作不啻梦想照进现实。

【这里所谓中国十八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指的是从明朝十五布政使司演变而来的内地十八行省，并没有包括清朝设置将军或大臣管辖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领土，在镂氏写报告的1871年，新疆和台湾还都没有单独建省。实际上，清朝至少自康熙朝以来，省份列表远不止18个，“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在清代文书之中。

镂氏把行省视为藩属国，一来可能是受到美国联邦制度的影响，二来可能是对各省内贡制度（例如各省每年都要进贡朝廷）有所接触所致。此外，当时太平天国平息没多久，晚清督抚权力正处于膨胀过程之中，镂氏对地方权力的感知相对明显。】

1900年左右广东中国学校一个小男孩儿手绘的“大清国十八省”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50*50厘米，彩色，编号2002626767），本图只显示了部分清朝中国领土

省府官员们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在各自的辖区内大权统揽。他们发放地契、征收地租，确定税率及征税方式，并确保税款的征收——实际税额比中央要求的年税更高，多出的部分用于补贴省政府的花销；如果有特别支出的话，省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征税来补贴急用。省府官员负有维持各自辖区内和平安定的责任，包括击退入侵之敌和镇压叛乱，有必要的话，还得拉起军队并养活其营伍。所有这些并无法律成规可依循，而被视为地方官员分内之事，一旦出了什么乱子，中央政府往往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无能，进而将其革职或降级。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之制度，镂氏遂从三权的角度考察中国地方政权的运作。报告提及各种征税途径，系咸丰同治年间朝廷为了四处镇压各地起义而放手让地方官征税的做法。例如，1853年江苏试点征收税率为一厘的商业税“厘金”，厘金后来变成晚清财税的重要来源，直到1931年才被民国政府最终废止。至于对地方官员的惩处一节，可能与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有关，镂氏目睹了北京朝廷对相关地方官员的处置。】

根据中国的法律，玩忽职守和舞弊枉法一样要受到惩罚，甚至是更严重的惩罚。如果出现叛乱，那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镇压下去。参照前例，流匪往往被招安，朝廷给他们一官半职或是一些银子，解散他们的武装。假如必须动用武力，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那一套了，“必须消灭干净，这是更安全的做法，留下活口就等于留下了后患”。镇压叛乱的责任主要在当地政府，虽然临近省份也可能出钱出人协助镇压，但通常各省需要独自维护地方上的和平与稳定。

地方要员可以推荐、任命下辖属官。这些推荐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极少出现迁延不批的情况，所以推荐也就等同于任命。这样一来，帝国的官场就出现了地方派别，尽管理论上所有官员都是皇帝本人亲自任命的。

【这里讲的是晚清官场的各种人际网络的构成途径之一。由于时局不安，朝廷十分倚重地方督抚举荐贤能，而这些地方官又连成一片，组成一张张官网，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和曾的门徒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以及李鸿章提携的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就是典型例子。】

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清廷批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荐袁世凯为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奏折。此后十年，袁世凯一直受李鸿章节制，也被视为李氏门生。这也是袁世凯发家史的关键一步。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可谓前浪保举后浪，一以贯来。

第二部分•教育和科举考试：皓首穷经与学以致用的矛盾

理论上，所有官职只由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来充任，所有候选人都得参加教育考试，只有那些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当官。只要把书读好了，哪怕出身再卑微，也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这套规则严格而公平，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能可贵的。帝国现今大部分高官都出身低微，便是明证。这套体制在中国已经沿袭了近1100年，历经内战和朝代更迭而屹立不动，比任何其他管理原则都更深刻地嵌于帝国肌理之中，也更为其人民所遵从。朝廷政策及其背后的动机千变万化，治理原则往往随之改变和调整，只有这套考试制度是唯一的例外。

【此系谈论科举制度，这套制度终结于1905年。之所以说“学而优则仕”只是理论上的，是因为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科举的以保举等其他各种方式踏入仕途的人。例如，左宗棠虽早年就乡试中举，却三次会试不中（即考了9年），后通过幕府踏进官场。而随左宗棠西征平定新疆的刘锦堂，是以军功出任新建的新疆省的首任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会试光绪皇帝钦点的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四川人骆成骧（1865-1926）的殿试卷之开篇

为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帝国制订并采取一系列严格的措施来防范舞弊。我确信这套体制仍在有效地运作，并非有名无实。许多外国人注意到中国政治里的“卖官”现象，财政困难时，这是充实国库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我认为这里卖的更多是“官衔”（rank）而不是官位（office）。可以购买的官衔类似于美国军队那种荣誉晋升衔（brevet rank），只是荣誉的，并不享受薪俸。一个捐了官衔的人自然有资格做官，但真正得到朝廷任命的只是少数。

【清朝朝廷非常看重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性。距离镂氏报告12年前的咸丰八年（1858），顺天曾发生一起乡试科场舞弊案，当时的主考官是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涉及收受考生贿赂，最后被处斩。此案震动一时，足见朝廷对国家抡才大典公平性的重视。镂氏也提到了当时的卖官鬻爵之风，捐纳乃中国历朝弊政，明清仍很盛行。例如雍正朝名臣李卫就是捐纳出身，到了晚清时节，内忧外患导致国库亏空，捐纳更是泛滥已极，官爵、实缺官位都在买卖。】

这套考试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读书无用，书本知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教授《圣经旧约》以及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学生们的毕业大考只要求他们熟练掌握这三门垂死的语言并精确引述《摩西五经》《诗篇》和《箴言》，那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并非夸张的描述，中国教育的本质就是如此。

这个国家的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消耗了学子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到头来对人民对朝廷竟然毫无实用价值。

【上述两段评论的是科举中的必读书目四书五经，镂氏作为类比的几本是基督教的经典。】

二、读书人与洋泾浜英语

第三部分•书中自有黄金屋：做官之梦、科举晋身和官民关系

帝国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缺陷在于其原动力，士子们为了做官而读书，官位带来的功名利禄是这个国家所有男人追求的目标，如果还不是唯一目标的话。怀揣这当官的梦想，他们可以在贫困中挣扎好多年——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99%的人会落榜，等到成功中试的时候，许多人已经五六十岁甚至古稀，一生的脑力和体力几近耗尽。就我所见而言，很少有人——几乎没有——是为了科学、艺术，或是取得某项专业技能而读书学习的。

教育打开了向上攀爬的功名之路，但名落孙山的一定是大多数。在每三年一次的考试中，只有约1%的人可以获得最高学位，金榜题名——由于只有成功通过省一级会试的读书人才有资格到北京参加最终的考试，由此可以推算出考生人数是及其庞大的。

【清代科举分为县一级的童试、省一级的乡试和在京举行的会试与殿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均是三年一开科，考中者分别升为举人、贡生和进士，镂氏说的“最高学位”即进士。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代热衷科举直到白头之人比比皆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即是一例。蒲氏乡试屡试不中，直到康熙辛卯年（1711年）71岁时才被选拔为岁贡生，四年后就去世了。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太平天国”洪秀全之所以揭竿而起，就跟他科举屡试不中有很大关系。到了晚清，随着欧美新学不断涌入，基于四书五经的科举考试愈发不合时宜，终于在1905年被彻底废除了。】

北京贡院一角。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夫人 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1899年拍摄。

那些没能最终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即所谓的“士绅”阶层。他们处于官员和农民之间，为下层人士出谋划策，有时也会协助官员们在地方事务中居中调停。士绅阶层有文化、通世故，藉此获得许多资源，但还不足以让他们去压迫下层民众。

士绅阶层塑造了中国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而这种舆论对官员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当百姓苦于压迫和盘剥之时，这个阶层通常会为民请命，迫使官员们打消那些制造矛盾的念头和做法。士绅们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制约，以至于当官的都不能罔顾民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就其实际运作而言是堪称民主的。

【镂氏点出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层——士绅阶层，他们介于官与民之间，起到沟通调和的作用。报告使用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的关键词，如“中间阶层”、“公众舆论”等等，来解析士绅们在中国行政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系统是如何对基层民意做出回应的。值得一提的是，士绅阶层在基于血缘的宗族社会里处于权势地位，往往要向本族的利益负责，这使他们在与政府合作时不会完全投靠对方。就此而言，士绅阶层的消亡，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及行政运作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功名之路如此艰辛，一旦金榜题名做了官，不免想把先前付出的连本带利都捞回来。如果我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官员可谓不择手段，并且大多达到了目的。当然，在上有皇帝管制、下有百姓掣肘的情况下，官员们想要贪赃枉法而不受处罚，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欺上罔下成为惯常的做法。如果有人向朝廷举报，他们也有办法去阻断——在这样一个没有铁路、电报和稳定有效的邮递系统的国家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是缓慢、无定法和不确定的，通常在举报信抵达京城之前，腐败官员们就能藉着手中的便利，把自己的辩解递送到中央。而且由于没有报纸，百姓的呼声几乎很难传出当地。这样一来，骚乱和暴动就成了社会底层伸冤的唯一途径。

【腐败系中国官僚系统的顽疾，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员腐败造成民怨，民怨无法申张，则易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当时刚开始修建铁路和电报系统，传统的驿递系统非常成熟，但涉及民生的现代邮递体系要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才在内地省份基本建成（见下图）。一旦官民矛盾激化，而居中的士绅阶层又无力缓解，民众其实是找不到一条合理、合法而又成熟稳定的“上访”渠道的。】

1904年中国邮政系统总图；来源：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中国海关十年报告》，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印刷，1906年。

专制体制下，官员们欺上罔下以获取不义之财，老百姓为躲避盘剥也虚与委蛇，撒谎成为风气。不过说句公道话，中国人并非完全没有诚信，起码做生意的商人是讲信誉的，他们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诚实、更有荣誉感。

在谈论中国人的诚信问题时，我也注意到了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化的差异。事实上，我认为在受到同等诱惑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官员并不会表现得比中国官员更好，如果没有其他启蒙思想和价值观的协助，仅仅靠基督教义是很难控制人性的贪婪，确保方正廉洁的。任何国家，不管多么文明开化，只要其政治仍然奉行专制主义、其行政仍然依赖传统而非界定清晰的成文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其官员和公众的道德水准保有多大希望。

【镂氏在这里进行了换位思考，认为基督教国家并非在道德上更为优越或是进步，在同样的社会体制下，西方人并不会比中国人做的更好。】

中国的情况很不妙，进步几乎没有。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如此，这个庞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在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中央是怎样维持其权威的呢？与世隔绝的状态无疑有利于维系这个国家的完整；而皇帝既是世俗统治者也是精神领袖这一事实，也赋予皇权及圣旨额外的威力。

不过，真正将这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不是这些，而是那种对飞黄腾达的全民渴望，以及达成这种渴望的入仕途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帝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步入仕途，升官发达。已经当官的极力维护现行政治架构以确保自身的权位，还没当官的则怀着希望继续考学，等待时来运转金榜题名的一天。这既是维系帝国大一统的纽带，也是阻碍帝国进步的巨大障碍，难以克服，不可逾越。

【镂氏注意到，同治时期的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十分孱弱，并对它尚未垮台感到惊讶。镂斐迪作为公使，在华接触得最多的是官僚体系网络，这或许推动了他在“仕途”上找原因，认为科举考试以及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维系了帝国的完整。这固然是片面的，毕竟中国社会不只有读书人和科举考试，但镂氏的视角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注意。】

第四部分•中国语言和洋泾浜英语

语言是另一大障碍，对于外国人而言，只有靠时间和忍耐去克服。中国的语言实在复杂，即便中国人自己都要耗费多年去掌握，更不用说是外国人去学了。现在，多少有几个外国人会读说中文，但即便是经过多年的耐心苦读，也没有哪个人敢说他可以完全准确地读说中文了；更没有哪个人可以独立把邮件或是公文译成中文，想要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在字面上，还得靠中国老师和写手。

【当时在北京，能够熟练掌握中文的外国人极少。就美国公使馆而言，从1871年到1901年的20年间，文书翻译主要依靠一名叫做Cheshire的翻译官，还有一些中国员工从旁协助。直到1902年，美国国务院才在驻华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极力要求下，选拔了10名翻译生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以便日后在驻华公使馆工作。】

中国人也开始学习一些其他的语言，并藉此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在这个国家变得更开化之前，中国人不会费劲去学习外语，甚至完全不做这方面的努力。那么，问题来了：在认识到外语的价值之前，在外国人可以用中文讲课之前，中国人该怎样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各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展还不错：教科书、字典和其他语言类的工具书越来越多，为人们的语言学习以及未来工作都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有意识地引进西学，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办“洋务”。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系统内没人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逐步开设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国语言科目，并教授近代物理、化学、天文等新知识，国人的教育格局开始根本改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于1869年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对该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92年年底，丁韪良曾推荐同文馆的张德彝和沈铎二人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图片来自丁韪良自传《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ay，纽约：1896年，第292-293页），照片下自提：First President of the Tungwen College同文馆首任教习。

除了传教士、领馆人员以及同中国海关税务司打交道的人，外国人里面基本没有会中文的。商人们也不打算学中文，一些公司甚至不肯雇佣会英语的中国人，因为担心他们把欧洲的市价和市场报告泄露给中国商人。基本上，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买卖都是通过中间商来完成的，也就是“买办”

外国商人和买办之间形成了行话，也就是“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这种无从记录的语言可以传递最简单的指令，沟通买卖，达成交易。但洋泾浜英语本身并没有多少语言要素，其出现和使用对口岸城市及周边的外语学习并无好处，实际上已经大大妨碍人们去把握正确的语言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国公司的两名年轻雇员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学成之后，他们将直接与中国的生意伙伴沟通，进而将公司从对买办的依赖之中释放出来。这家公司（即“琼记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的做法才是克服语言障碍的正道，我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有好的效果，这样其他公司才会起来效仿。

第五部分•帝国的衰落：从乾隆到鸦片

这个帝国正在衰落之中，腐败和衰朽俯仰皆是。问题是，为何衰落，从何时起衰落？这些都难以回答，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一样。但如果我们确实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进步和退步一直交替着发生，与皇朝的精锐进取或是放荡挥霍相关联，与皇帝本人的精力、诚信和才智成正比。

这一轮的衰落，我认为可追溯到乾隆皇帝治下的六十年（1736年-1796年）。乾隆年间，朝廷大兴土木，上到行宫别苑下至寺庙碑陵，各种工程遍布全国，挥金如土。如此造成的国库亏空，后来的几位皇帝都无力填补。

一贫如洗的人民日益不满，纷纷揭竿而起。而且这种不满似乎成了一种慢性病，在过去一百年里蔓延到帝国几乎所有省份，最终酿成太平天国叛乱。那场从1850年一直延续到1865年的叛乱，几乎损毁了帝国整个的中心地带。叛乱与镇压，交织着对外国的战争，造成难以数计的财产和人口损失，把成千上万的农民推向匮乏和饥荒。

从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资料看，帝国过去一百年间因战争、疾病和饥荒损失的人口，超过了自然增长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总人口低于一个世纪以前。衰落和退步几乎不可避免。

【关于中华帝国衰落的起点，坊间有各种说法。但至少在镂氏写报告的18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清朝的衰落始于乾隆时期。报告提到的“与外国的战争”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后半段基本重合，清廷在与英、法、美、俄诸国停战达成协议之后，借用后者的力量去镇压叛乱，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据西方学界的估算，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中国近两千万的人口损失。不过，由于许多人口资料在战乱中被焚毁，伤亡人口也没有具体记载或统计，所以“两千万”并不是确切数字，只是基于前后人口统计上的大略估算。】

更直接的原因是鸦片消费的增长。鸦片销烁了人民的财富，掏空了他们的灵魂。这是本世纪才开始的，据权威统计，1800年外国销往中国的鸦片不超过4000箱，每箱133磅，到18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约85000箱——其中约53000箱从通商口岸进来，付了关税；其余32000箱海关官员认为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世纪之初，中国几乎没有自产的鸦片，但到了1869年，保守估计本土种植炼制的鸦片已达75000箱，加上外国贩进来的，当年中国的烟土消费多达16万箱，约2100万磅/10500吨。每年通过各种渠道贩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6800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出口茶叶和丝绸的75%。

这些数字道出一个伤痛的中国故事，对于“外贸造福人民”的叙事则是令人尴尬的评注。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并正在吞噬这个国家的血汗财富，摧毁人民的纳税能力，进而造成财政的赤贫。而更大的损害在于，鸦片销烁了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教他们昏昏噩噩，无力生产，并就此加速了帝国的衰败和毁灭。

【关于中美之间的鸦片贸易，我们在之前的专栏里谈到过，这里就不再展开。镂氏在报告里指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中国本土鸦片的种植和炼制，在1869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进口的规模。

学界对晚清中国鸦片的年销售量的估算差别很大。有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1869年大陆各口岸进口鸦片53413担，香港进口86065担，总计139478担，总值海关银6195万零403两；仅从香港一地进口的鸦片就已经接近于镂斐迪所说的85000箱的进口总量。按照清代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中的标准数据单位，当时1担（picul）为中国制度100斤，合60.453公斤或133.33磅，可见镂斐迪所谓1箱（chest）即中国海关单位1担或100斤。照此计算，1869年中国进口鸦片总量大致在8431吨到9672吨之间。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本土炼制及走私鸦片，消费总额应该超过1万吨。

这里，我们拿中国学者统计的6195万余海关银来讲，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884年，中国委托德国建造完成两艘铁甲舰，其中“定远号”花费141万两白银，“致远号”142.4万两，加上运费和杂项开支约56万两，两舰成本合计339.4万两。也就是说，仅1869年一年，中国人光是抽进口大烟就抽掉了18艘铁甲舰。而当时距“定远”、“致远”两舰在甲午海战中遭受灭顶之灾还有足足25年，而最终打败北洋舰队和整个大清国的日本明治政府才刚刚建立1年。从这个角度看，晚清中国近代化的资本早在19世纪的中段已经被“抽”干了，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有翻盘的机会。】

1858年12月18日，英国《插图伦敦新闻》上的表现吸食鸦片家破人亡的故事，而此前一个多月的11月8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暂间歇期内，中英两国在上海签订1858年6月26日的中英《天津条约》的《新增税则》条款，其中第5款内规定鸦片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进口，每百斤收税30两，进口后即为中国货物，如何征税与英国无关，这一款的中文本内将“鸦片”改称“洋药”，但英文本内仍是opium（鸦片）。

第六部分•如何拯救中国：路径及困局

一切能否挽回，怎样挽回？是移风易俗，修正人民的恶习，还是开辟新工业及致富途径来弥补鸦片造成的亏空，又或两者并行？这是所有希望促进对华贸易的国家都需要认真考虑的。要移风易俗，惟有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如此才能抑制他们对鸦片的沉溺和渴望。要开辟新财富，则要从教化统治及知识阶层开始，要他们知道系统性开发这片土地的资源和矿藏的好处，进而引导民众来完成这项工程，或是允许外国人来代劳。在我看来，这是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了。

【镂氏看到了中国仿照欧美模式开展工业化的前景。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展开，但在1870年的中国，工业化的愿景并不清晰。】

对中国民众的教育主要依靠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官员的启蒙则需通过外国政府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来完成。这些外国政府代表必须足够精悍谨慎，在开化朝廷官员的同时增进中央集权——惟有如此，中央的谕旨和命令才更有效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被地方上当一回事。

【镂氏在这里流露出通过欧美的力量、按照欧美的样子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这种改造一靠传教士，二靠西方驻华公使。而这两股力量均与1870年的天津教案休戚相关。在那起中国民众攻击传教士的案件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被打死，另有多名外国人伤亡，列强军舰集结天津外洋，清廷不得不赔款、道歉，查办相关45人。战事虽暂时得以避免，但列强对华的帝国主义政策，加之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抵触，都令这种和平摇摇欲坠。是以，镂氏虽有和平改造中国的愿望，但在下文又说不抱“真正的期待”。】

还有一种更直接、却未必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武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行手段”，因为多数驻华外国人代表认为，要“打开”中国，这是唯一快速且有效的办法。生意人诉诸武力，是为了开辟新的产业和资源；传教士倾向于使用武力，是为了传播福音，较之漫长费力的道德说教，武力更容易叫人皈依。

传教士们真诚地相信战争也有善恶之分，为造福苍生而发动的战争是仁义的。他们信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笔者注：《圣经•诗篇》24:1），他们只是神在人间的代理，背负教化异教徒并使之在基督中重生的使命。这项使命进展得越快，对中国人和全世界就越好，而要打破愚昧、自负和迷信的迷障，使用武力的绝对必要的。在实现主的伟大事业的道路上，武力征服是一种名正言顺的补充方式。对于传教士们的战争逻辑，各种批驳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废笔墨去重复了。

【镂氏认为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对华战争上存在基本共识，但又指出两者的动机截然不同。实际情况与其观察有所出入，19世纪的传教士固然是随着本国的坚船利炮重返中国的，但他们并不像镂氏所说的那样鼓吹对华使用武力，大部分人只是进入中国社会传教，或是像丁韪良那样投身教育、卫生等事业。毕竟，武力招致仇恨，而仇恨将破坏传教的土壤。】

和平改造中国，需要相关国家和人士年复一年的艰辛付出，但总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对此，武力论者不以为然——过去，是武力扫清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障碍；未来，也只有武力能够打破他们前进道路上愚昧和无知的藩篱。毋庸置疑，我对这种观点完全不认可。抛开道德与正义不谈，长远地看，战争作为一项政策和权宜之计并不能促成进步，因此在是否要通过武力来获得更多特许权的问题上，我是十分迟疑的。

然而，我对和平改造中国也没有什么信心或真正的期待。即便用尽全力，中国与外邦之间的和平仍然难以维系——中央朝廷对改革敷衍迟疑，地方上对条约权利多有违背，商人阶层要求在华额外的特许权，这些都会消耗相关国家的耐心，对它们形成压力。中外关系迟早要发生断裂，而不得不以另一场战争来收场。

【镂氏对当时代中外局势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此后二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日益恶化——外国银行以中国关税为担保的对华贷款接踵而至，中国社会针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攻击也频繁发生，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康梁一派试图以温和手段推进社会变革的戊戌变法则不过百日即告夭折。内忧外患，加之天灾人祸，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反抗情绪的总爆发，亦即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一时汹涌澎湃，八国随即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并占领北京，最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之《辛丑议和条款》并处决和贬谪一干官员悲惨收场。】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义和团员照片，馆藏编号530870。这名义和团员前面放着藤条盾牌，左手持一长矛，右手举一令旗，上曰：“钦命义和团粮台”，可能是一名日常看管京师粮仓的守卫。

四、如何看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