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昭和六十年：历史记忆的断裂与连续

整理: 董天怡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始于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终于1989年天皇去世的昭和时代，几乎涵盖了日本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在这六十三年中，日本由1925年先后通过的成年男性普遍选举权和压迫异见人士的《治安维持法》出发，一步步走向30年代的军国主义和世界大战战败、历经美军占领、战后复兴与改革、最终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迎来了战后的第一个繁荣期，以及如今形势尚不明朗的“后增长时代”。

明仁天皇1959年结婚时的照片。这是日本皇室第一次迎娶一位平民新娘。左起：裕仁天皇、明仁皇太子、太子妃正田美智子、香淳皇后

自1955年起，日本一次次试图在历史教科书、电视纪录片、回忆录、历史学著作等媒介中记录、阐述这段历史，然而要呈现出一幅对日本自己的民众和整个世界来说都能接受的历史图景却绝非易事。昭和史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触及了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性问题，甚至对现代日本的本质的定义提出了挑战，更牵涉到同时期各个国家相互交错的记忆。

昭和史的后半段与日本“战后史”的概念重叠，尽管昭和时代早已结束，日本的“战后”概念却似乎依然看不到尽头。时至今日，明仁天皇表达退位意愿的电视讲话依然是以“战后七十年”开头。贯穿战前、战时、战后的昭和史的书写，也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对二战的理解，同时也影响着日本与亚洲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两篇文章将分别从公众记忆和史学史的角度，站在昭和时代和冷战都刚刚结束的1990年和日本进入新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停滞期的2010年，分析日本对昭和时代的历史态度的演变。在平成时代也即将走向终点的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段波澜壮阔而又伤痕累累的历史？

整理自：The Idea of Showa, Daedalus, Vol. 119, No. 3, Showa: The Japan of Hirohito (1990), pp. 1-26.

作者： Carol Gluck

对于冷眼旁观的历史学家来说，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昭和时代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只是人为并列在一起的两个事件。天皇去世本身虽不足以结束一个旧时代或者开启一个新时代，但各地迅速掀起的怀旧与反思热潮，以及随之展开的民族历史与集体记忆的构建，却让天皇去世成为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六十三年的昭和时代，如今将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供人讲述和记忆，比起严谨的学术历史断代来说，“昭和史”更像是日本人代代相传的故事或暗自思忖时的自言自语。人们通过对过去的排列组合来解释现在，并获取对未来的指引。在这种“虚构的历史 (mythistory) ”中，虚构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本身同样重要。历史在传承的过程中被一次次重写，只不过过去的传承者是村里的老人，而今天变成了大众媒体。

早期昭和继承的是1868年到1912年明治时期现代化的进步性，人们对昭和的期待是完成60年前的明治改革未能实现的愿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在一战之后冉冉升起为可以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的“世界五大国之一”，然而国内要求日本保持其东方特色，不甘做“欧洲三流国家“的声音也日益加剧。随后，大萧条的威胁逐渐扩散到日本，那是一个没有人能看到国家的确切方向的不安年代，左中右派都高喊着“革新”的口号，却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三十年代极端右派一次又一次的兵变将日本拖入帝国扩张的泥潭，昭和早期的希望淹没在军部政治的乌烟瘴气中。

1945年8月15日不仅仅是昭和史的转折点，更是整个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天皇关于战败的玉音放送，是日本普通人第一次听到他们敬如神明的天皇的声音，也是从那天起，“昭和二十年”变成了“1945年”。那一刻就像在日历上打了一个叉一样，把战争和过去都做了一个了断——至少，日本人是这么希望的，人们可以和战争的历史一刀两断，一切从头开始，而昭和时代黑暗的前二十年则会从战后日本的记忆中被彻底抹去。不可否认的是，战败确实为日本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尽管复活的左派，当权的右派和麦克阿瑟对一个全新的民主日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全国上下对“民主”的向往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1945年后昭和时代的起点。

麦克阿瑟率领美军占领日本时与裕仁天皇那张著名的合影。

这种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明确分割的执着，也塑造了日本之后四十余年的历史演绎。“昭和三十年”(1955)“昭和四十年”(1965) 被“战后十年”“战后二十年”所取代 。尽管从1956年的经济复苏时起，官方就一次次地宣称“战后时代的结束”，但“战后”一词却从未离开日本的主流话语，一直沿用至今。相比于德国等国家来说，日本所独有的漫长“战后时代”是在公众意识中不断重申与过去的决裂和对和平民主的坚持，仿佛“战后”结束了，那个关于重生的日本的神话也就结束了。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方面，“昭和”似乎确实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认知：在《朝日新闻》1976年的采访中，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说，人们谈起“昭和五十年”就好像一个整体，然而前二十年和后三十年却是截然不同的；年轻一代却表示自己几乎没有“昭和“的概念，只会使用公历纪年。另一方面，“昭和”作为保守主义的象征，随着“昭和五十年”的庆祝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对于日本来说，高增长时代的结束使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迷茫期；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以英、美、德为代表的保守化的开始，改革、增长等带有进步色彩的概念逐渐被保持现状的愿望所取代，个人生计比社会问题更值得关注，战后成就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在冷战背景下普遍上涨。保守势力的兴起在日本表现为对左翼政策的攻击和历史修正主义，有学者开始对“战后”的神圣性提出质疑，认为日本并不存在所谓于过去的决裂，战后与战前之间的连续性事实上对战后体制影响更为深远。

那么，在1989年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的时候，在各路媒体对这一公众时刻的纪念中，昭和史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

首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昭和史仍然是以1945年为界。在天皇去世后的两天各大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第一部分无一例外都是在1945年结束。纪录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战争有关的国家层面的叙事，包括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二二六兵变、所谓的“支那事变”（有一部分甚至使用了“日中战争”的名字）、珍珠港、神风特攻队、东京轰炸，以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南京大屠杀、中途岛战败、冲绳的集体自杀等则被略过——这些事件终究还是难以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

第二部分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东京审判完成了“切断过去”这一动作，随后便是麦克阿瑟的到来、和平宪法、《旧金山和约》、反安保运动、奥运会、新干线、大阪世博会、与中韩邦交正常化、迪士尼乐园、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光明和黑暗的对比依然如此强烈，但事实上，日本对昭和史的记忆已不再像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所呈现的那样统一，争议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出现。

1989年天皇去世时举行的神道教葬礼

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昭和”与“战后”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1945年作为两个昭和时代的整齐分界线依然牢牢占据着主流叙事，但事实上历史并没有复位键，也不可能真正重新开始。那么问题在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制度和战前的政治制度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这个所谓民主制度是被美国占领军强加的，还是真正属于日本的？日本现行宪法的正当性究竟来自什么？

和平宪法本身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198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认可宪法，尤其是其民主原则、和平条款、和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对宪法的好感也源自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满意，以及95%的人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神话。

支持战前与战后连续性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试图在二十年代的大正民主和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找到日本民主制度的根源，最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三十年代的帝国军队和1945-1952的美军分别对日本进行了两次占领，阻断了自大正时代以来就存在的民主潮流。这样的观点则被进步派认为是维护战前的集权体制，因而是对战后民主的否定。尽管日本左翼一度批判1947年宪法是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因此是不民主的，但是现在面对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右翼修宪企图却必须坚决维护宪法，特别是第九条和平条款，反美立场在此让位于维护战后民主体制的切实需求。

相比之下，尽管德国宪法也是在占领状态下颁布的，却没有出现日本这样围绕宪法正当性的激烈争论。“修宪“与”护宪“之间的争执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战后”时代的延续——双方的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对战争本身的否定和对“战争结束之后”这一字面概念的坚持，或许是人们能够抓住的，唯一得以支持令人满意的现状存续的理由。

2015年8月30日，一万三千余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门前抗议新安保法案，是1960年反安保运动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然而对战争本身的记忆也出现了分歧。权威的战争叙事是由日本政府和美国占领政府共同塑造的，在这一叙事中，战争是非正义的、灾难性的、愚蠢的。战争责任归结到了军部、共谋的官僚、财阀、地主，是他们领导了日本的对外侵略和对内剥削。1946年的历史教科书中写道，“日本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军队镇压人民，发动战争，带来了灾难。”1975年的版本中则是“如果军队没有干涉政治的话，这场野蛮的太平洋战争本可以避免。”可以说，这是一段“受害者的历史”，叙述中的日本是被动的，日本遭受了，而不是发动了这场战争。东京审判的判决便是对这一叙事最好的佐证，二十八名战犯得到了审判，其中七人被绞死，他们的罪行盖棺定论。

然而真正的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东京审判最大的缺陷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像在纽伦堡一样确定了战争的绝对领导者，却为了便于占领政府行事二有意放过了战时日本的最高领导人——裕仁天皇。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尽管在君主立宪制中，天皇可能仅仅是签署了哪个通过的战争决议，但事实上天皇本人所具有的巨大道德号召力完全可以让战争更早结束。

另一方面，审判的错误在于，战争是不可能仅仅由28、280，甚至是28000个人发动的，战争的问责范围更广。即使是在欧洲，战争也决不可能再被认为仅仅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责任，甚至不仅仅是那些参军或者是通敌的人的责任。全面战争 (Total War) 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人，无数的普通人，都切实参与到了战争中，谁都不能逃脱战争的责任。如果说德国人记住的是带来战争的纳粹主义，日本人记住的仅仅是战败而不是战争——更不用说年轻一代对战败的失忆——更不是战争背后的政治体制。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日本宪法所面临的困境。日本社会以受害者的姿态将所有责任推给受审的战犯，逃避了战争责任的同时，也无法负担起对当今的责任。德国的“六八”一代在对他们父母战时作为的批判中继承了对战争的记忆，宏大国家叙事下的日本年轻人却可以关掉电视机，不再理会战争的故事。

主流战争叙事的另一大问题则在于对“太平洋战争”的强调和对侵华战争的回避。尽管满洲国、上海，甚至是南京并非不会涉及，但对战争的历史解读和道德反思却很少涉及中国，更不用说韩国。这一意识最早起源于美国占领军将战争的官方名称从“大东亚战争”改为“太平洋战争”，日美关系作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性。在“太平洋战争”中，珍珠港与广岛的道德责任互相抵消，日本作为原子弹的唯一受害国，承担起了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日美双方都对这样的解读感到满意——然而南京大屠杀是没有什么可以抵消的。

八十年代，日本将标准历史叙事中的“太平洋战争”改为“日中战争”。1982年，文部省将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的“进攻”一词改为“侵略”。1986年提出“南京大屠杀并不比其他国家实施的暴行更恶劣”的文部省大臣和1988年提出“卢沟桥事变是一场意外，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反抗白人殖民”的内阁官员也先后下台。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洲各国的抗议，也反映出国际格局的变化。

战争的历史叙述毫无疑问是一个国际问题，当日本试图修改自己的战争历史的时候，它也在修改其它国家的历史。对于亚洲来说，外交辞令中的道歉远不足以作为战争的了断。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在1945年之前一直是充满敌意和专制色彩的，在战后的漫长时期里也没有进入日本国际关系的议程。在美国的庇护下，战后日本躲过了冷战的纷争，然而如今的日本已经没有办法在回避自己夹在亚洲和欧美之间的问题。

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书写自己国家历史。发达国家并不习惯于在书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时考虑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感受，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开始争取对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话语权。当历史终于从冷战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每个国家都执着于自己历史的独特性的时候，历史轻易就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然而这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公平。昭和史并不仅仅属于日本，从大萧条、二战到石油危机，战后日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同样也为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所经历。而这段历史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正是过度民族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点，值得不仅仅是日本，更是所有国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整理自：Le débat sur l’Histoire de Shōwa et le Japon de 1955: vers un nouveau sens du savoir historique, Cipango, 2010.

作者：Tristan Brunet

1955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1955年体制”随着保守派自民党的成立与掌权而确立，经济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年，由远山茂树、藤原彰、今井清一三人共同撰写的《昭和史》一书出版。这是日本史学界第一次尝试书写当代史，特别是书写有关世界大战的历史。这本书由此引发的“昭和史论争”掀起了战后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讨论，日本知识分子和正在成形中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借此直面国家历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论争的焦点日后也成为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这种史学思想致力于将天皇制与日本帝国的影响从日本的历史记忆中清除，改变以社会精英为中心的传统叙事，以巩固民主制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从二十年代起就是日本国内反战运动的核心，因而被视为最合适的民主捍卫者。马克思主义史观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分析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解释战争的理论框架。早在三十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探讨日本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缺陷，由此形成了劳农派和讲座派两个派别。前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日本仍然有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后者则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不彻底的，保留了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成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无法在日本展开。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展了一整套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在战后也得以用来解释战前政治体制的崩溃，在混乱的历史事件中他们为当世日本人整理出一条可以理解的逻辑链。

然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继承了二三十年代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日本历史进行目的论 (téléologie) 解读，把封建 (féodalité)、专制 (absolutism) 、现代国家 (l’État modern) 等西方历史经验中的概念应用于日本，以西方现代化的理想范式来衡量日本的历史发展。

远山茂树（1914-2011）

《昭和史》试图回答的是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走向战争？为什么国家没有防止这场灾难发生的能力？由此，作者主要讨论了三点：明治以来现代化和民主制的局限，日本帝国主义对统治阶级将整个国家卷入战争的推动作用，以及战后体制与战前之间的共同点。

《昭和史》认为，明治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中的封建残留导致了日本民主的危机。战前体制中的政治寡头是封建时代政治势力的继承者，作为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的军队，长期以来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非忠于广大人民 。尽管1925年成年男性的普选得以实现，同年颁布的《治安维持法》却镇压了真正的民意表达，也没能挽救危机中的政党制度。国会终于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成为了空壳，而军队则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步夺取了政治权力。

此外，日本殖民扩张的最大受益者明治维新后兴起的财阀，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后，它们更需要在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扩展市场。财阀在日本国内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将其它统治阶级与它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军队夺取了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控制，帝国主义由此将对内专制统治与对外殖民扩张联系起来。这种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了战争怎样将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卷入其中，也成为了五十年代日本战争反思的主流。另外，作者也批判了日本战后政治的发展，包括保守政权的回归、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将天皇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的东京审判。尽管战败看起来使日本与旧政权一刀两断，但帝国制度的残余依然盘桓在战后政治体制中。

《昭和史》的意义在于用科学性的理论和方法，帮助日本人理解了他们自身的历史，它解释了每个当世日本人都经历了的混乱与灾难，并且为未来指出了方向。其根本观点在于阶级斗争按照历史规律的机械发展 (mécanisme historique)，即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远山在1952年的文章中也强调了偶然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对战争过程的分析中仍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规律，也就是说日本必须朝着唯一的目标，朝着普世的现代化发展下去，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对于远山等人来说，历史的存在是为了改变历史，因此对战争的叙述必须为人们指明这一发展方向，保证民主理想的实现。

对《昭和史》的批评主要来自以龟井胜一郎为代表的文艺派，认为《昭和史》将所有战争责任都归于统治阶级的观点抹杀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人们真切经历了的苦难，也忽视了“时代氛围” (esprit [d’éploque]，せいしん精神) 对个人抉择的心理影响。龟井本人的经历就代表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最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共镇压中被拘禁两年后转向支持军国主义政权，获释后成为日本民族主义浪漫派的代表和战争的狂热支持者。

与科学史观相对，龟井的观点反映了文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science de l’humain)关注历史场景中个体生存状态的特点。龟井认为，人不能被简单区分为英雄和叛徒，战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模棱两可与自相矛盾的。快速现代化的经历把日本推向了战争，二十世纪初的剧变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逼迫人们在党同伐异中寻找寄托，将战争作为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危机的解决办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抗军国主义的有效组织始终没能形成。龟井对远山等人对于精英的指责提出了质疑，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并不是一味被当权者操控的傻子，所谓统治阶级内部也并不像他们所描绘的那样有着统一的利益，甚至也有无产阶级政党支持战争 。

龟井与远山的另一分歧在于对历史叙述本身的作用的认识。龟井认为，人们阅读历史是为了“遇见”同时代的典型人物（rencontres fortuites, かいこう邂逅），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理解。龟井反对英雄主义的历史叙事和界限分明的战争责任划分，主张应由每个人自己构建对国家历史的记忆并形成道德判断。

文艺派所呈现的历史更加被动，也更加分散，甚至没有人可以为战争承担责任，因为是战争的大环境，而不是具体的因果关系，把人变成嗜血的怪物。然而文艺派的批评者也指出，这样的史观并不能解决问题，龟井本人也从来没有正视过他自己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战争的历史。当同属文艺派的竹山道雄试图用“时代氛围”这一观点为东条英机辩护时，甚至也越过了龟井的底线。批评者认为，对于历史叙述中因果关系的否定完全诉诸于情感因素，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修正主义。

文艺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松田道雄则认为，是远山等人将他们对阶级斗争的期望强加在了群众身上，历史只不过是这一理想的幌子。松田认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的历史规律，但不认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作为历史的必然结局，《昭和史》对阶级斗争的坚持阻碍了理解军国主义产生和日共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强调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而后者坚持个人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前者强调历史的教化作用，后者则认为历史必须留给读者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判断的自由。双方各执己见，互不妥协，最终使论争转入对历史细节的纠缠，以1959年远山茂树等人发表的《昭和史》修订版结束。尽管坚持国民是战争受害者的观点，作者仍然根据论争中出现的批评作出了改进。例如，松田曾指出日共在1928-1930年间就已经转向和平主义的斗争方式，并任由党内鹰派在政府镇压中牺牲，1959年的新版《昭和史》便对日共的策略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态度。新版《昭和史》还考察了战时媒体对于统治阶级收服群众的作用，对战争爆发的机制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

丸山真男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在其代表作《日本的思想》一书中评价昭和史论争时认为，论争双方不能做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有效沟通，反映了日本知识界的割裂，而这也是日本现代化不完善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人对昭和史论争都抱有如此负面的看法，鹤见俊辅认为，比起同时进行的完全由美国判断是非的东京审判来说，昭和史论争作为由日本人自己进行一场公共讨论，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对于后世史学史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论争中体现的日本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研究死角。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派都采取了战争受害者的视角，直接忽视了日本大众对战争的积极支持，《昭和史》作者在有罪的统治阶级和无辜的日本人民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文艺派则认为所有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操控者，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普通日本人作为战争的主动参与者的角色。

指出这一问题的是自由派的批评者。这一派继承了丸山真男的思想，认为日本现代性的问题在于日本社会中个人的现代化没有完成，个人自觉的缺失使人们无法从权力等级体制中挣脱，反战派也就不可能成功，因而民主化是日本向现代化进一步迈进的必经之路。这一派中的和歌森太郎和篠原一等人作为这场论争中的中间派，一方面认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科学分析，认为历史叙述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批判战争历史，使民主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支持龟井对个人的强调，批评前者把人民视为共产党教导之下完全被动的接受者的政治化叙述。

篠原一根据欧美各国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昭和史》对政治过程的二元化解读过于简单，事实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对政府决策都有很大影响，在不断的反馈——调整中各方的利益与战争都脱不开干系。松泽弘阳则进一步批判了受害者视角——如果侵略中国的日本人都是受害者的话，那承受了毁灭和屠杀的中国人呢？

《昭和史》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从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的，远山等人的目的是通过对投靠了欧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批判，使国民能够重新解读他们自己的战争经历，看到摆脱控制、重新投入政治参与的可能，将日本与世界其它欧美殖民地并列起来。这样的叙事试图显示日本的民主传统是被帝国主义压制，但其一方面忽略了日本的历史发展本身就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因而不能与其它殖民地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更是直接否定了东亚各国遭受日本殖民的历史。

龟井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减少了这种民族主义色彩，但正如哲学家酒井直树所指出的，龟井对于“人性的探索”实际上是将“人性”等同于“日本性”，特别是他对向天皇贡献了生命的死者的景仰，这一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在他早年对日本美学的浪漫主义崇拜中就有体现。这样的观点很难想象 会在战后欧洲出现。

欧洲中世纪史学家上原专禄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超越时代的批评，中国学者孙歌最早介绍了他的史学观点。上原认为，科学史观和欧洲民族国家一样，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必须历史化地对待，特别是它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都必须在特别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只有这样，作为历史学者，才能保持对历史的谦虚。

无论是远山茂树还是龟井胜一郎，他们所呈现的历史叙事都体现了战后日本对于在自己的民族语境中、为自己的国家解读历史，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的愿望，却无法避免套用产生于欧洲的史观和分析范式。而要使日本正视自己与其它亚洲国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中国和韩国殖民的历史，恐怕还需要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