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一

作者: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一、张家口

中共的军队，有一个计算革命资历时间的模式：1937年的7月7日和1945年的8月15日是两个“坎”。凡在此时间之前参加“革命工作”，就被称为“红军干部”或“抗战干部”；而在此时间之后参加的“革命工作”，就被称为“解放干部”。

一个标准“三八式”的干部，到了1945年“八一五”鬼子投降时，正在担任连指导员。如果“放宽”一点，将大反攻进入张家口之前的这段时间计算在内，姚雪森正担任团特派员，营级干部。考虑到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干部在一分区部队中担任营连两级的干部，姚雪森担负的职务可以说“刚刚好”。当然不能跟那些提拔快的抗战干部相比。

一分区一些抗战干部，享受到来自杨成武甚至聂荣臻的特殊“关照”，受到火箭式干部的待遇，提拔很快。不算调走的，只看留在一分区任职的，比如高鹏，1939年提拔一分区副司令，但整个抗战八年基本一事无成；比如王建中、史进前、张如三、宋学飞，1939年就担任了团一级干部；来自“黑马队”的李清川，1942年才被提拔为团一级干部的科长；还不如1941年担任科长的宫呈祥、钱丹辉；以后就更多了。

讲到这里，稍停一下，对当时的三团团部的有关干部作一点介绍。姚雪森写东西，虽然申明是“写小说”，除了团以上领导使用真名，团以下许多干部都用的化名，但仍可以从他的叙述中看到他的个人情感（我不说“爱憎”，不大合适）是好感、还是其它的什么不太好的感受，姚雪森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受。

三团的锄奸特派员，在部门上隶属于分区锄奸科和三团政治处管。书中三团政治处的领导是“郭主任”，现实中三团政治处主任叫洪璞，紧挨着易县的定兴县人，一分区老兵。一看他所住的地域，就知道他也是从赵玉昆部队过来的。因为赵玉昆起家，一直在定兴县境内，因为与易县县城有段距离，安全一些。但他与姚雪森始终不大合拍，小矛盾时时有、处处有。

关于一分区主力三团1944年秋天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是出自杨成武的亲自安排。当然杨成武也会听取三团老团长肖应棠、老政委龙道权的意见，但大主意是杨成武拍板的。在这个领导班子的四大巨头中，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秀煜、参谋长李长汉都是红军干部，唯独这个政治处主任洪璞是抗战干部，一分区“易定涞满徐”抗日根据地中的定兴县人。

抗战胜利后洪璞在三团工作的时间其实不长，以后他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负责组织工作，担任组织科科长。1948年下部队，跟彭一起都被任命为北岳军区组建的一纵（后来的解放军六十六军）的团政委，解放后在北京军区下属的某个军校，担任副政委。

洪璞在三团的日子并不好过，是因为三团的红军资历的干部很多。姚雪森的书中，三团的侦察股长就是红军干部，三十来岁了，老资格、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但骄傲，还顶撞领导，不满意时还讲些怪话，和那位政治处主任以及同姚雪森的关系都不大好处。可谓是“大冲突没有，小矛盾不断”。

这很正常，那时人们的觉悟普遍不高，眼界也狭窄，很容易计较小事情。什么看的书不合适啦；谁有女朋友了，是不是亲嘴犯错误了；等等，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三团冒大雨赶到下花园，再乘火车赶到张家口，我掌握的资料是住在“十三里日军兵营”，姚雪森书中是住在“七里茶房日军兵营”。这两个地名是不是同一个城市中的两个地方？因为在以后的史料中，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1946年1月在十三里营房建立，而姚雪森的书中，他奉命到“军官学校学习”，也是在七里茶房兵营。

但是看《莫文骅回忆录》，十三里营房和七里茶房是两个地方，而且，十三里的全名也叫“十三里茶房”。我又查张家口地图，现在的七里山公园同十三里营房的位置相差不远，当年这两个兵营应该是也相距不远，紧挨着的。我猜想或者应该是连同日军仓库在一起的日军兵营的两个营房大门，一个在“七里”，另一个在“十三里”。

不管是哪个兵营，姚雪森提到：“日本的兵营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一排排长长的营房，还有一排排二层的楼房，下层养马上层住人。”三团“阔”起来了，团长、团政委每人一个大房间，政治处主任和特派员住小单间，“政治处其他人都睡通铺，没有炕，是稻草编的厚厚的垫子，日本名字叫榻榻米。”

现在张家口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日伪时期叫“太平公园”，也是一座日军兵营。打进张家口的教导大队一度就驻扎在那里。当年，进驻十三里的三团落脚之后，在张家口市区四处转悠，时常到太平公园兵营的教导大队来吃饭改善伙食。

说到“吃饭”，又联系到另一个主题。张家口作为防守苏军和蒙古军的战略后方，原本建有日军的物资仓库七十多个。进入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包括一分区的三团、二十五团、四十五团，每个团都分到几个日军仓库来看守。

比如三团，是糖库、压缩饼干库；二十五团，是子弹库、军毯库；还有皮鞋库、皮大衣库什么的，此时不过才到9月，三团已经将全部干部战士们的过冬衣物都领齐了。而且个个都是大皮鞋、皮大衣、斜纹布的衣服裤子。自己配发齐全了，就开始琢磨着拿自己的东西与别的仓库交换，各营之间、各团之间，那叫一个高兴。

在很多老战士，主要是冀察部队（其他部队怕没赶上这个“好时光”）的干部战士的回忆录里，这一段时间的“富裕”难以忘怀。比如顿顿白糖烙饼，餐餐罐头牛肉；白糖水待客，一杯水小半杯白糖；穷小子干粮袋里装满了白糖，托老乡（来劳军的崔洛唐）送往他在山沟的家去……。原本八路军穷得叮当响，身上没有一文钱。可现在，手里有东西，就不愁身上没钱。一些人下饭馆，随便找点什么仓库物品带过去，就能抵上一顿饭钱。

那时“公”与“私”之间的标准很淡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1946年10月八路军撤离张家口，留下的仓库归了谁？还不是肥了傅作义部队。

看到这里，我同1949年进入北平的纠察总队做了比较。纠察总队的军纪很严，自己看管物资仓库而不擅动，更不会为自己谋福利互通有无。1945年先一步进入到张家口的冀察八路军显然还没有“全局”和“军纪”这个概念。一向在山沟里穷怕了的军队，乍看到日军仓库如此丰富，不由得不让人为己所用。所以1947年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1948年东北解放军攻克沈阳，1949年东北解放军攻克天津，都曾出现过解放军干部战士贪欲萌现，“发洋财”的违纪现象，你使用纠察部队都未必能管得住呢。

姚雪森没有说，当时让三团，包括冀察军区的所有部队都住进张家口日军兵营，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每个团给你们一个日军仓库，让你们相互交换，互通有无？不是，当时的目的是整合所有部队，组建冀察军区野战军，对外叫“郭天民纵队”。十来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整合，这一次组建的是“刘道生纵队”。

因为晋察冀军区面临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消灭西部绥远的敌人为主。所以，第一次整合的郭天民纵队用于西部绥远作战；第二次整合的刘道生纵队准备用于冀东作战，但所幸的是没能用上。

午饭后（我猜应该是在9月9日那一天，因为仗是10日打的），三团突然响起了紧急的集合号，原来要打仗了。傅作义绥远部队的先头部队，实际上是马占山、幕新亚的骑四师、骑五师，已经到了张家口西大门，先后攻克了八路军已经接收到手的尚义县、兴和县及柴沟堡。当时在张家口的冀察部队全体出动，乘火车往西上前线，要将傅作义部队打回去。

与此同时，冀察军区卫生部医院也从涞水县偏僻的山沟里到了张家口，接收了张家口最大最好的日军医院。这也是陈正湘到张家口后，去参观的卢星文的那座医院。

原日军蒙疆司令部陆军医院，冀察军区总医院、晋察冀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二五一医院、解放军八十一集团军总医院

仅仅几天之后，来到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通知，冀察军区总医院随同冀察军区一起，迁到宣化，接收宣化日军医院。三团临走赴柴沟堡前线以前，还是将自己看守过的仓库做“最后的打劫”，将一些皮鞋、毛毯、大衣、白糖、压缩饼干送到医院，给“自己人”。当姚雪森满城转悠，找“自己人”的时候，他看见冀察军区医院正在往火车站搬家，要迁到宣化去。

最初，冀察八路军北线指挥部进入张家口之后，第一任张家口卫戍司令易耀彩，在政委杨春甫的支持下，将素质较好的军区教导大队作为张家口的警备部队；但郭天民来到张家口之后，立即接替易耀彩就任第二届张家口卫戍司令。他可能认为教导大队学生兵太多，处事能力太弱，难于控制住张家口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于是把警备部队更换为跟他一起来的平西四十四团。

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总计七百多人，其中有原抗大二分校的学员、晋察冀边区中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有些在校学生只有十五六岁，晋察冀大反攻时被动员参加的八路军。平西四十四团是平西地方部队升格来的，号称“一千来人”，用作张家口警备部队（郭天民自称是“卫戍部队”），也不见得张家口的社会秩序好转了。当程子华带领晋察冀军区机关及所属六个团的部队来到张家口的时候，把四十四团也撤换了下来，跟教导大队一起，去打宣化。

当时有一千余人伪军守军的宣化，在一些伪官吏的支撑下，拒不向八路军缴枪，说是在等着向“马上到来的国民党军缴枪”。当时距宣化不远的沙岭子伪军守备队五百多人，已经宣布加入八路军，这些原伪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当时在宣化城外的宣化火车站，一溜架起数十挺机枪小炮，面向宣化城墙，对抗着城里拒不投降的那些伪军伪官吏们。

石少华拍摄的，起义的沙岭子警备队，后来成为宣化警备司令部直属部队

攻打宣化的战斗是李光辉指挥的，攻城才刚刚开始不久，伪军伪官吏就溃散了，打下宣化之后，组建宣化警备司令部，司令晨光，原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晨光走，教导大队由李青川接管，原沙岭子起义伪军士兵成为宣化警备队的基本构成，那些沙岭子警备队的旧军官们，被送到李青川的教导大队学习，兵不血刃，夺了兵权。

作为团特派员（营级干部），姚雪森没有跟着部队一起出发，他要留下来处理部队驻张家口时期发生的违纪事件。即一个部队基层干部的嫖妓被值勤的张家口警备区纪律督察处干部抓住，听候处理。以后才得知，凡有驻军的地方，张家口、大同、绥远，包括宣化，妓院成群，一多半的功能都是为了军人们服务的。靠了当时在张家口当区长的“徐大一”，走后门把人“捞”了出来，带回在兴和县前线的三团后交政治处主任处理。

1945年8月13日，冀察部队、冀晋部队解放兴和

刘峰拍摄的，1945年8月，冀察八路军骑兵队伍进入兴和县城

在兴和县大操场上召开郭天民纵队的全体连以上干部大会，1945年8月13日，冀察部队、冀晋部队解放兴和刘道生主持大会，郭天民讲话。这是冀察军区组建郭天民野战纵队的六旅、七旅、八旅以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所以郭天民在大会上向所有干部强调，以后要实行大部队协同作战，不能像以前的游击战一样自己作主，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现在打仗必须守时，不得擅自延时退后；叫你攻，不得推诿不前；叫你守，没有命令不得后撤。不服从命令，轻则撤职，重则枪毙。

下面哗然，议论纷纷。从游击部队到正规军，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

姚雪森讲到这里，重点谈及了一位宣传干事，“抗大毕业生，来团工作不久，当过小学教员，是团里有名的知识分子。”不大能走路，行军时经常要马驮着。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宣传干部只有一个，就是蔺柳杞。其余原一分区老宣传科干事，此时都不在作战部队，在机关工作。不管是谁，这个干事私下里向姚雪森透消息说：“特派员，我要犯自由主义错误了。主任（？）对你意见可不小。”这也完全符合蔺柳杞的脾气性格。

实际情况与此略有差异的是：蔺柳杞出自延安的陕北公学，不是抗大，但在一分区常常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是一回事。还有，蔺柳杞从未在团里，他是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因为有一定资历，又有名气，半年后蔺柳杞被提拔为六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成为团级干部。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他既是原型人物的化身，又不是原型人物，有一定差别。

二、隆盛庄

姚雪森自传体长篇小说四部曲，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第三部《铁血情》。这是描写四年晋察冀战争状态（1945年的9月，到1949年的10月，新中国建立）最全面的纪实作品，凡在晋察冀大地上发生的主要战斗，他都亲身经历了。

姚雪森写六旅战斗，开篇就是隆盛庄战斗（姚的书中是“龙胜庄”），在此之前，六旅，当然还有平西组成的七旅，在怀安县的柴沟堡、渡口堡还接连打了胜仗。

1945年的8月底，八路军打下张家口之后，傅作义率国民党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骑兵第四军及收编之伪军共6万余人，进抵张家口西部柴沟堡和王官屯、渡口堡一带。9月10日，晋察冀解放区军民（主要是冀察部队）奋起反击，将其击溃，乘胜收复尚义等地。尚义被八路军收复后地方政府未接管，部队转移后，城内出现无政府状态。这个著名的柴沟堡、渡口堡战斗，姚雪森为什么没有写？

原因是当六旅从张家口出动的时候，姚雪森被留在了张家口，处理三团一基层干部的嫖妓被抓的问题，没有赶上那一次战斗。但他却亲眼目睹了冀察军区向宣化转移的场景并写进书里。因为在9月10日，六旅在柴沟堡、渡口堡打仗的同一天，中共冀察区党委、冀察区行署、冀察军区的机关（包括冀察军区总医院）奉晋察冀军区之命乘火车移驻宣化。这两件事都在同一天发生，姚雪森无分身之术，他当时还在张家口，所以只能目睹其一。

我在一分区老干部赵保华的回忆录中，看到部队进入张家口的时候，分别驻扎在十三里兵营和七里茶房两个地方。也就是说，姚雪森回忆的地址是正确的。郭天民、刘道生带在身边的部队进入张家口，主要是一分区部队和平西十一军分区部队。进张家口后直奔日军最大的十三里兵营，当年也叫“东山兵营”。

郭天民带在身边的一分区部队，主要是二十五团和四十五团。而三团一直和一分区机关在一起，在易县、涞水、涿县一带，所以奉命从北平方向调头向西，开往张家口时，因距离远，又赶上天降大雨，在到达张家口的时间上略晚于郭天民、刘道生带领的大部队。到张家口后，三团改驻七里茶房，这是一处骑兵兵营，周围都是村庄。肖应棠、龙道权、马辉率领的一分区机关进驻十三里兵营。

有一点要说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易县老百姓给子弟兵送猪送羊大庆祝，天天顿顿大肉管够。尽管一分区卫生部反复宣传，吃大肥肉后不要喝生水，但由于暑夏之时长途行军，开水供给不上，人们只能喝沿途的河水，所以向张家口行军的途中，一分区机关、所属战线剧社、三团，腹泻者数不胜数。幸好到了下花园后有火车坐，使不少人免受掉队之苦。

十三里兵营整编十分重要。在十三里兵营整编之前，一分区三个主力团都是小团编制，每个团五个连，四个战斗连、一个特务连，总计千余人。但又不是绝对的。当年，晋察冀军区改革部队编制，搞“小团”的时候，一分区因为抵制，1943年上半年才搞试点，拿一团做试验。1943年下半年在一分区各主力团推广。三团因为实力最强，改小团后保留的人员也最多，在12-300人以上。四十五团是马辉二区队改编的，原二区队只有七八百人，所以编成四十五团后也这么多人。

二十五团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在这里单独讲。由于二十五团都是由易县子弟组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二十五团第一个得到大恢复，大批易县子弟组成的原伪军、以及日伪统治区的易县子弟，纷纷加入到二十五团，尽管二十五团一再隐瞒，都知道二十五团已到达两千人数。

十三里整编，冀察军区组建冀察野战部队，即冀察纵队。一分区机关改为六旅，旅长肖应棠、原一分区司令员；旅政委龙道权、原一分区副政委。六旅所辖三个主力团吞并新一、新二、新三这三个新编团后，改称六旅十六（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秀煜）、十七（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纬）、十八（团长陈焕、团政委陈亚夫）共三个团，都是团以下有营编制的大团。

据我所知，平西十一军分区改编的七旅，旅长肖文玖、政委李水清，所辖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个团，因为后续兵源的补充一时不齐，所以很长时间都还是小团。比如，一分区部队中，新一、新二、新三这三个新编团在一分区，后来都被拆散，补充进老主力团。但平西部队就不是这样。新四团是平西的，以后改编成四十四团，一直在郭天民身边，倍受重用。进张家口后一度成为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直属团，所以有“卫戍团”之称。编成七旅后，四十四团改称七旅二十一团。

除了四十四团，平西的基本部队只有两个主力团，另一个是跟一分区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七团。不够组建为一个旅的部队，怎么办？于是把隶属察南军分区的第二十团给了平西的这个旅。排列顺序为：七团、二十团、四十四团，改编为七旅的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

一提到肖文玖，就会联想到肖文玖同黄寿发以及一分区的历史矛盾。现在郭天民指挥联合作战了，过去的矛盾还在不在？我以后在介绍另一位一分区老干部的回忆录评注时再谈。

柴沟堡、渡口堡战斗打得很顺，冀察纵队的两大主力六旅、七旅都上阵了，协同作战。七旅特意让平西老七团担任主攻，一分区派出担任主攻的是原二十五团。三团和四十五团抄后路，断绝其后逃的退路。被痛打的对手是马占山东北挺进纵队的主力骑四师和骑五师。特别渡口堡一战，围歼的是慕新亚任师长的骑五师。被围在渡口堡的骑五师四百多人，打死了一百多，俘虏了三百多，师长慕新亚带着几个亲信从排水沟钻走，幸免被捕。

史料上记载，柴沟堡、渡口堡战斗，俘敌一千余。但根据蔺柳杞回忆，柴沟堡战后冀察军区保卫部部长杨德才主管，在柴沟堡原地办战俘营，总共五百多个战俘，编为四个士兵连和一个军官排。

柴沟堡、渡口堡好打，但隆盛庄战斗对当年刚成立的郭天民纵队来说，绝对是一场恶战硬仗，新编成六旅的一分区部队各团伤亡惨重。在讲述这场战斗的始末之前，先介绍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

今日隆盛庄一观

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年四月，即2014年4月15日，河北省各大报头条，以《谁知道曾经的绥远省龙盛庄这个地方？》为题，报道了河北省徐水县侯玉兰、侯桂兰姐妹，希望寻找到父亲侯青山当年牺牲的地方，并看到埋葬父亲的墓地。一时间，在内蒙的有关部门，在晋察冀工作过的老干部，当年的老兵，纷纷提供线索，参与进来。

最后，徐水县民政部门根据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存根。这种存根是由民政部门保管的记载烈士个人基本情况及牺牲情况的单据，其可信度比发到家属手中的烈士证明书更高。这份存根上记载的信息显示，侯青山烈士的牺牲时间应为1945年，而牺牲地点则是隆盛庄。

隆盛庄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东北方向约40公里处，距离察哈尔右翼前旗约20公里。现在从集宁前往隆盛庄，在集宁二马路西口乘客车15元到“隆庄”（“隆盛庄”今天已少了中间一字）。

一位80多岁的离休干部田老先生看到报纸后致电记者，表示自己曾经和侯青山在同一支部队（二纵四旅）（更正一下，回忆的老兵记差了。二纵四旅在1946年3月以后才建立，当时应该是二纵四旅的前身——冀察纵队六旅）服役过，也参加过绥远战役。

据他回忆，当年部队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了晋察冀军区的三个纵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战役首先在隆盛庄打响，战斗非常激烈，许多战友都倒下了。攻占隆盛庄后，解放军继续进兵丰镇、乌兰察布市（当时称集宁）和呼和浩特市（当时称归绥）。

《侯青山烈士您在哪里安息？》报道刊发后，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除了侯青山家属向本报表达谢意外，侯青山的战友陈国栋老先生也与本报取得联系。他向记者回忆起了当时那场战斗细节，并希望有更多的人帮助烈士“回家”。4月21日8时，本报记者与侯青山烈士家属一同赶往隆盛庄拜祭，侯青山烈士后人69年的寻亲梦终于实现了。

“那场隆盛庄战斗太惨烈了，打了三天三夜，一场战役下来剩下十几个甚至几个人都很正常。”侯青山的战友，今年87岁的陈国栋说。据陈国栋介绍，他也曾在当时的晋察冀一分区二十五团(侯青山当时所在的部队)当过兵。当他看到本报寻找侯青山烈士墓的报道后，立即与本报取得了联系。

1945年10月18日，冀察解放军解放隆盛庄（额博供稿）

陈国栋当初在部队卫生所当兵，主要负责处理战场上的伤员，对当时那场战争伤亡程度比较了解。陈国栋告诉记者，当时每天死伤的战士不少，部队会尽力好好安葬。但如果时间紧迫，战争打得急，可能用被子一裹就地埋了，在埋的地点插个木板就当墓碑，“时间长了木板没了，当初埋的是谁也就不知道了。”

9月11日，为确实控制察热两省，保卫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中央军委指示晋绥、晋察冀军区共同发起绥远战役，收复归绥，解放绥远。规定在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整个战役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聂荣臻调集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共9个旅，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旅进行绥远战役。晋绥、晋察冀军区共计投入绥远战役的总兵力为14个旅5.3万人，傅作义所部的兵力约为4.7万人，加上阎锡山第2战区及地方军，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为9.7万人。

为消灭傅作义主力，彻底消除西顾之忧，解放绥远（内蒙）全境，晋绥和晋察冀军区决定首先歼灭敌外围部队然后聚歼敌归绥主力。晋察冀军区以冀察纵队(郭天民纵队)主力攻歼隆盛庄之敌，以其一部截断隆盛庄与集宁、官村之敌的联系。以冀中纵队(杨成武纵队，欠第12旅)主力直取张皋镇、三水岭两点，得手后迅速向官村、苏集间铁路攻击，截断丰镇、红沙坝敌人北逃之路，并以一部向隆盛庄西侧迂回，截断该敌逃向丰镇的通道。冀晋纵队(陈正湘纵队)进至丰镇东北大庄科地区，阻击可能由丰镇向隆盛庄出援之敌，待冀察纵队攻占隆盛庄后即歼灭丰镇之敌。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晋绥、晋察冀军区：称“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

战役自 10 月 18 日拂晓开始，冀察纵队先以两个骑兵团迂回隆盛庄以西断敌退路。19日3时，冀察纵队六旅向隆盛庄发起攻击（二十五团打头阵），不料在战斗中才发现守敌竟然是新编骑兵第4师主力和新编第31师第91团（共四个团），因敌我兵力悬殊，激战近5个小时一时难以攻克隆盛庄，六旅被迫撤出阵地。敌新编骑兵第4师即乘机向红沙坝方向退去，隆盛庄仅留第91团和一个骑兵连防守。

其实，战前六旅内部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人事变动。由于二十五团团长黄伯峰、团政委邓经纬与“上面”产生了严重矛盾，团长、团政委、包括要害营长或被免职、或弃职出走。新团长更换为曾任过三团副团长的黎光、团政委六旅组织科科长刘克宽，在团干部配置不全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势必会影响到战斗力。

跟随一分区部队的刘峰，拍摄了许多隆盛庄战斗场面

隆盛庄战斗，缴获了傅作义军队大批苏式武器

这时，冀中纵队在占领了张皋镇、三水岭后即转向隆盛庄策应冀察纵队攻击隆盛庄。当日黄昏，冀察纵队和冀中纵队再以5个团兵力向隆盛庄发起攻击，经激战一昼夜歼敌一部，敌第91团主力突围西逃。随后冀察纵队因损失较大，转为第2梯队（姚雪森记载的就是这一次战斗）。

21日，冀中纵队占领官村，敌新编第26师向卓资山方向逃窜，该纵队继续向集宁逼近，23日在集宁以南击溃敌第101师一个团的反击，并协同冀察纵队包围集宁守敌，但因动作稍慢，当夜集宁守敌绕路西逃。冀察、冀中纵队于24 日收复集宁、丰镇。

由于晋绥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在联合作战指挥上不够协调和统一，比如，冀中纵队21日占领了官村，敌新编第26师很快就向卓资山方向撤退。而驻守集宁的第101师面对冀中纵队和冀察纵队的进攻也只是稍作抵抗，还不等独立第2旅形成合围就已先期撤离了集宁。冀察纵队原本计划在23日夜晚包围集宁守敌，但因动作稍慢遂即让第101师溜之大吉。

此战，冀察军区骑兵一团团长兼政委陈怀初，因不惧敌骑兵人数众多，率骑一团奋勇杀敌，取得卓资山大胜，受到贺龙的接见和嘉奖。

10 月 31 日，晋绥、晋察冀野战军集中兵力开始对归绥城发起总攻。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攻城部队既缺少大兵团攻坚战的训练，又缺少火炮，围攻归绥历时半月屡攻不下，结果形成对峙僵持的局面。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晋绥和晋察冀野战军共计歼敌12000余人，先后收复了丰镇、集宁、陶林、凉城、卓资山、和林等6座县城。

大体上绥远战役是这么个情况，姚雪森的记述是以六旅的情况为主的。而六旅中又以姚雪森所在的三团为主。隆盛庄战斗，包围了傅作义一个整师加一个团，一万余人。原来的作战计划，三团是冀察纵队的总预备队，在隆盛庄北面六里地的河湾村。政治处全体人员挤在一个只有两间小房的院子里，在团部斜对门。所以，姚雪森掌握的有关团干部在战斗中的情况应该是准确的。

三团下午四点半到达河湾村（今天河湾还在，但这个村子找不到了），此时隆盛庄的枪声已响成一片。六点半，天黑了，三团开饭，每人两小碗粥。战士们就在街上的简易工事里坐在背包上，互相挤着取暖，打着呼噜。团部在一个骡马大车店里面，一排三间南房，靠山墙是一长排火炕。炕是热的，满屋子都是烧炕造成的柴烟，炕上堆着破被子，点着几盏油灯。

团长、团政委，各营营长、教导员，嘴里叼着烟卷、烟袋锅子，都坐在炕上的破棉被上，守着房间中央的电话机，等候着战斗命令。此时，六旅担任主攻的是黎光二十五团。电话中，不断有消息传来，二十五团的两个营已经冲进了隆盛庄，敌防守顽强。电话中还传来，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守军是四个团，傅作义的主力，要三团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但还未参战，三团已经有了伤亡，飞到河湾村的流弹击中了几名战士。

看看到了夜间十二点，团长郑三生要大家就地合衣而睡，几个参谋轮流值守电话，大家坐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团一些干部沉不住气了，纷纷到隆盛庄外围去看战果。正观看之间，隆盛庄傅作义军队突然反击，进攻了一夜的八路军部队纷纷后撤，三团团长一看形势不妙，主动介入战斗，下令迫击炮轰击，重机枪扫射，掩护我军撤退。

但此时，撤退的战士没有了队形，一片黄色的人潮往回跑，成班成排的人群从高高的围墙上往下跳，敌人追上来，用成排的手榴弹轰炸，轻重机枪向撤退的我军扫射，担任首次进攻的二十五团损失惨重。有些跑回来的残兵，跑到了三团的阵地上，向大家述说战斗的情况。

我分析徐水那些原一分区二十五团的老兵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可能很少有八路军知道，傅作义军队在绥远坚持了十年抗战，从1935年就开始与日本军作战，比八年抗战还多了两年。

而且，傅作义军队的老底子是绥远、察哈尔的当地农民，都是隆盛庄的本地人。他们能吃苦，打仗顽强，与日本军作战时，常常绝地反击，败中取胜，这一次也让八路军吃到了苦头。

战斗已经打了一天一夜，郭天民沉住了气，始终没有动用三团这张王牌。终于，三团接到了进攻的命令，晚六点半开始总攻。三团一营主攻，二营跟进，三营预备队。秋末冬初，五点钟天色已黑，原先在前沿阵地的大批八路军退了下来，让出阵地给三团这些后续的部队。战斗打响了，八路军习惯夜战，一营、二营进展顺利，很快打到隆盛庄中心，与友邻部队（平西组建的七旅，还有杨成武冀中部队）会合。

但此时，敌人一万多人，已经悄然从西门撤退，只留下一个营担任掩护。正在纳闷敌人是怎么瞒过进攻的八路军突围的，只见满地八路军牺牲的尸体，身上的衣服都被扒光了。在一间大房子里，关押着八路军被捕的百十号人，都是以前担任进攻的二十五团官兵，身上也都被扒光了。至此，真相大白，刚才，六点来钟从三团眼皮子底下走过的“八路军”，原来是穿上八路军服装的傅作义部队。

国共内战以后，新中国掌权的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否则，调过来，国民党军总结军史，我想，傅作义指挥的“隆盛庄战斗”应该成为一个典型的军事范例吧？处于弱势的傅作义军队以弱敌强，还能打出漂亮的绝地反击，最后化装成对方的军队，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从容突围。奇哉！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戴有色的政治眼镜来看待这段国共内战的军史，傅作义部队应该比晋察冀八路军和晋绥八路军联手起来都要技高一筹。起码晋察冀三个纵队的领导人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都绝对是晋察冀一等一的顶尖军事高手。这三个顶尖高手联合起来都未能在傅作义那里讨到便宜，傅作义绥远军队的素质可见一斑。

首先，拥有十年抗战经验的傅作义部队比八路军更富有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经验。在此之前，晋察冀八路军和晋绥八路军基本上都是游击战，很少有大规模协同作战的实战经验。晋察冀一分区1939年11月有过黄土岭作战，堪称几个团协同作战，但指挥不统一，战斗中漏洞百出，将一个好端端的歼灭战打夹生了。

1940年的百团大战不须说了，实际上是各自单独作战，没有一场战斗的质量比得过黄土岭战斗。1941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晋察冀八路军再没有过战场上的规模作战。可傅作义军队从不拒绝与日本军作大规模对抗作战，这一点绝对是八路军望尘莫及的。

其次，傅作义部队的军政素质不亚于八路军。傅作义部队一向有“七路半”之称，意思是比八路军就差那么一点点。傅作义部队是国民党军中唯一一个讲官兵平等，严惩腐败的军队。晋军、东北军、西北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包括这段时间被人拼命吹嘘的川军，腐败已深入骨髓，难以杜绝。上层军官克扣本来杂牌军就少的军费和军饷，中饱私囊，自己买房产，讨小老婆，尤其川军，最底层的士兵连军装和鞋子都没有。这些军队腐败的所作所为，傅作义的晋绥军绝对不许可。一直到1949年，傅军都是官兵穿一样的军装，临阵退缩者一律枪毙。

还有，武器装备方面，是八路军的日式装备对傅作义军队的苏式装备。1945年9月以后，进入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更换了大量日式装备，但这仅限于捷足先登的冀察部队，不包括杨成武的冀中部队和陈正湘的冀晋部队，也不包括贺龙的晋绥部队。可傅作义部队呢，装备的是苏联在抗战期间支援中国的枪械，有了更好的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大笔一挥，将这些苏式装备都给了傅作义部队。八路军同傅作义交战，看到对方有那么多的苏式枪支，八路军奇怪地问：难道苏联支持傅作义吗？一下子心里的底气就弱了。

最后，还有件事要说一下。傅作义部队同八路军交战三年，自始至终，基本上（除了个别）是不虐待八路军俘虏的，隆盛庄扒衣服突围是个例外。对八路军家属（包括所有的“共属”）也是宽大的。他们的论点，“爷们的战争，不能拿娘们出气”。

1946年10月12日八路军突然从张家口撤退，不下上千数百家的眷属留在了张家口。张家口市民为图有赏，也为了占房，跑到进入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那里去举报：“某某某人家是八路军家属”。结果傅作义军队不仅不理睬，反而破口大骂这些举报人：“你们这些人真是缺了大德了，人家八路军在这里时，你们拼命拍八路军马屁。人家八路军前脚刚走，你们马上就翻脸，跑到我们这儿捞好处。我们又不是小日本，跟这些老人妇女孩子过不去。”

那些八路军眷属能毫发无伤的自由回来，全在于占领了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放了一马。1948年12月，解放军围住北平，是战是和，尚未决定。围城的解放军中，一些家在北平的男女干部，想换上便衣混进城去探家。把守城门的傅作义军队盘查很松，睁一眼闭一眼，一概放这些便衣不合身也衣冠不整的人们进城去。当这些人走不多远时，听见后面设岗的傅作义哨兵在大声说：“装什么蒜？早看出你们是八路了……”

军队基础在绥远、察哈尔的傅作义军队，基本上是由这两省的农民子弟组成的，在地域上占了八路军的先手。八路军在绥远作战，实际上是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当地老百姓是心向晋绥军的。傅作义军对征兵不如八路军严格，有抽大烟的，地富子弟和军校毕业的占据下中上层军官岗位，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战勇敢，官兵一致，在战场上拚死不退。

相反，八路军这边的“贫下中农子弟”一打起枪来，往回跑得比谁都快，反倒是那些从俘虏兵过来的打仗更勇敢些。你看看从一线野战部队保送进华北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就知道了，半数以上是前俘虏兵。

一直到1949年解放北平，傅作义军队始终认为他们是败于“东北虎”之手，晋察冀、晋绥部队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新保安之战，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手，歼灭傅作义王牌军三十五军。当大局已告结束，共产党军队的后防人员都上前沿去庆祝胜利的时候，仅存的一些傅作义军官，其中不少轻重伤员，怀抱着成捆的手榴弹炸药包从新保安城楼上一跃而下，与进城的解放军同归于尽。这等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可惜死在了国共兄弟相残之中。

综上所述，总之，隆盛庄一战，傅作义部队不仅打仗顽强，而且足智多谋，有心机的八路军干部，此时应该有所醒悟才对。但其实没有，八路军轻敌大意的一幕，在一年后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再次显现。

三、和谈了

1946年1月，重庆和平谈判签字，到1946年8月打大同、集宁，晋察冀八路军有半年多时间的和平时期。人闲，闲话故事也就会多。我不打算过多谈这方面的事情。

谈当代史，尤其谈战争年代的当代史，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在，不希望挖掘出父辈在当年生活细节中的糗事，所以许多往事都不能深谈。

有些老同志，一向言谈谨慎，举止端庄，留下的大都是好评。有其父必有其子女，其子女继承了父辈的优点，心胸豁达，落落大方，所以不怕、也不在乎世人评说。

有人则不同，如姚雪森的书中所谈，心胸不是那么太磊落，小肚鸡肠子，没少在“自己人”中间干点什么坏事、缺德事。

知其父莫如其子，预料到如果挖掘历史细节，父辈不那么光彩的事一定会大白于天下，所以这样人的后代不希望挖掘历史往事联系到他的父辈。可以理解。

历史的情节我不敢编造，一定要言之有据，有前辈的话垫在那里才行。前两年，我一句“八路军兵工厂的手榴弹质量不高”，只能“一炸两半”，“跟炮仗差不多，听个响，吓人一跳”的话，虽然来自前辈人回忆录中的文字记载，但也有当年在兵工厂的后辈人不干了，认为说的是他父辈。一连半个多月，每天都找你纠缠不休，提着个板砖找你没完没了的理论。

姚雪森写书，源于自己真实经历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情，虽然书中用的大都是化名，但因为熟悉那段历史，也熟悉那些历史人物，我大致上清楚知道他说的都是谁，都是哪些事。但他可以讲，他是写“长篇小说”嘛，我却不能解释得太真实，与原型人物画上等号，这就会添麻烦。这也是我现在做这本书的解读原则：不求深入，点到为止。

比如姚雪森的易县老乡，被称作“二胡”的大胡和小胡。大胡稳重一些，留下的话柄就少。小胡的年纪小，说话也随便，还喜欢动手动脚，留下的话柄就多一些。以后小胡当了电影演员，在电影《英雄虎胆》中以李月桂出现，熟悉她的人都说：真是恰如其人，演神了。

小胡，胡敏英，1924年出生于北京市通县，1938年跟姐姐胡雪琛一起参加八路军，晋察冀边区一分区战线剧社演员

几十年后，有不少人劝当年《英雄虎胆》的导演再拍一部原题材的电视剧。可导演拒绝了，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年《英雄虎胆》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不在于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都表现如何，而在于这部影片的真正核心人物是表演得十分成功的李月桂。现在剧中人物的所有演员都好找，但再也找不到饰演李月桂那样的出色演员了。

姚雪森的书中对“小胡”这个人物着墨很多，但我不敢深入解读，到此为止。

六旅从绥远回到出发地的兴和县，姚雪森接到调令，从团特派员调到一营任副教导员。那位红军资历的侦察股长在背后提醒他：“这是有人整你。特派员这个职务，向上可以当政治处副主任，下部队起码当教导员。怎么给你个副的？”

作者没有说出的话在这里：是谁搞的，老子很清楚，而且会记一辈子，写进我的书里。当然，一个营级干部的使用，实际上要牵扯到很多的方面，有本团主要干部评价的作用，还会有旅政治部，包括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当时是李振军）的意见搅在里边。这会涉及到许多人，他们的名字我不提了，姚雪森会记得相当清楚的。

三团，此时是六旅的十六团，包括十七团、十八团，整个六旅都驻扎在兴和县，把守张家口的西大门。在这里补充新兵，补充弹药，调整装备。有意思的是，冀察纵队的另一个主力旅七旅在哪里？七旅在天镇上火车，一直往东走，去了下花园东南的延庆县阪泉，防守张家口、宣化的东大门去了。

额外说一句，这个延庆县的阪泉，现在的地名是“延庆县张山营镇上板泉村”，很有些历史来头。五千多年前，我国北方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华夏第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被称为“阪泉之战”。最近，北京部分历史学家聚集在延庆，经过研讨认定，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的阪泉之战遗址就在京郊延庆境内的阪泉村。

纵观当时的郭天民用兵，就像下围棋先占住两角，六旅守西大门，七旅守东大门，张家口、宣化在中央而无忧。接着是三个月的冬季大练兵，部队干部进行军事政治轮训。

姚雪森书中，冀察军区干部处“沈处长”到了三团一营，找他谈话，调他到冀察军区干部处当干事。当年很有实权的组织干部干事。

注：历史的真实场景，这一时期是冀察军区干部大调整时期。大形势是国共和谈成功，眼看着停战了，不打仗了。接着晋察冀部队大裁军，原冀察纵队六旅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四旅组织科长李振军因为某种原因，调到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改编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任教育主任；蔺柳杞调到四旅任宣传科科长，都在这一时期。

精简下来的部队，副排长以上，都带着个人装备组成补充团到东北去，实际上是去程子华的冀热辽军区，当时隶属于东北军区。晋察冀八路军一些够团干部级别的领导人结婚，也大都集中在这一时期。

和平时期的张家口，大铁桥下面的河滩地是小贩们摆地摊的聚集地，日本军毯、皮大衣、大皮鞋随处可见。此时冀察军区司令部已迁到宣化，到张家口只能算是“客居”，住进张家口卫戍区招待所，不再是主人，有自己部队的兵营。按规定，冀察纵队下来的绥远伤病员也不能进张家口医院，要途经张家口到宣化去。

张家口刚解放的时候，城市的管理很差，问题不少。1945年8月底、9月初，晋察冀军区机关刚到达张家口的时候，一下火车居然看不见城市的管理人员。他们盲目的在车站前的小街上走了两个来回，最后打听到张家口卫戍司令部，这才算有了落脚之地。

第二天上街，一路看见一些战士和工作人员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新衣服，脚登大皮鞋在街上闲逛，真是土包子开洋荤，影响很不好。到军管会更是一片混乱，枪支、炮弹扔满院子无人管，8月31号爆炸燃烧的弹药库就在这里。如今军需品一大车一大车往这儿送，军管会的人随便从车上拿东西，一见新拉来的皮鞋，把刚穿两天的皮鞋换下来，把原来的扔掉。

据送军需品来的当地车夫说，日本仓库里的东西多极了，车夫说日伪仓库里光罐头就堆成山，已有不少腐坏变质，市面上却买不到一听罐头；白糖堆了几仓库，而市民一年多没见过白糖了，日伪配给市民的东西很少，捐税却名目繁多，连人也要上税。许多店铺已经三、四年不开门做生意了。

张家口盛产皮毛，皮毛生意全为日本人垄断，大多数市民成天吃配给的杂合面，比较贫苦人家更是衣食无着，而日本居留民却是极尽奢侈，每个日本居留民住宅都像有钱人家，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日本浪人和小职员。在日军仓皇撤退时，一些日本妇女不肯走，有的被抱上车又跳下来，而且放声啼哭，她们知道回国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优裕的日子过了。

从军管会方面又得知，日寇蒙疆政府在张家口存积了大量的物资，大都从东北和冀察两省搜剥来的，张市军用、民用物资仓库上百处，八路军军兵力不足，无法照看所有仓库，因此市民纷纷去抢东西，有一处糖仓曾发生糖包压死人的事，有的仓库只有一个卫兵守大门，无法阻止众多市民来抢，朝天开枪也阻止不了。

我们不准抢劫，已抢去的也不追究，这些物资都是日寇从中国人手里抢来的，市民由于饥寒交迫和对日寇的仇恨，可以谅解。后来我军开仓济贫，把大量粮食衣物赈济贫苦市民。军管会加强兵力，抢仓库的骚乱很快平息，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下来。清河桥畔出现一个兴旺的小市，两条长约半里的街上，白天人流拥挤，买卖的都是日本的和服和家庭用具，当然也有不少从仓库里抢来的东西，据公安局同志说，几乎所有市民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东西。

当时的张家口街头宣传画

当年的张家口在日伪统治下多年，形成了“三多”。戏院多、妓院多、大烟馆多。由于察绥两省遍地都种植鸦片，张家口吸鸦片的人很多。如何劝吸鸦片的人戒烟，当时是摆在共产党新政府面前一个艰巨的任务。

戏院好办，共产党各军分区都有剧社，派人去接收并加以改造就是了。特别是动员剧院那些来自平津又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有些今天的熟人，当年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的。比如知名的有跟着八路军走的郭兰英，还有拒绝参加八路军的赵丽蓉，解放后赵丽蓉还多次谈到这件事：一步走错，跟不上了。

当时张家口有三座戏院，庆丰戏院在热闹的怡安街，京剧和评剧在此演出，庆丰北面有新新和同德戏院，山西梆子常演出，比如当时顶有名的毛毛旦就在同德演出。进入张家口的新文艺工作者派人到这三家戏院搞戏改、斗戏霸，比如到庆丰戏院的是抗敌剧社的王久晨和何迟，在新新、同德两家戏院的是华北文工团的贾克。

1946年9月八路军从张家口撤退前夕，贾克动员山西梆子剧团的主演花旦，当时只十六、七岁、全国解放后成为一代名歌唱家的郭兰英参加革命。郭兰英随华北文工团撤出张家口后，曾在华北联大学习。在庆丰动员著名花旦花淑兰未能成功，近些年很有名的小品演员赵丽蓉，当时就在张家口评剧团演老旦。赵丽蓉有回忆张家口光复的短文章，写得很生动。如果她那时像郭兰英一样参加了革命，后来会少了个小品演员，多了个领导干部。

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学的母亲梅娜，她所在的那个主要由平津青年学生组成的剧团，是在宣化（不是张家口）被动员参加了冀察军区战线剧社的。所以梅娜（包括孙兰、兰兰）一直在二纵、以后的六十七军文工团。

姚雪森和“小胡”几个人一起去戏院，又在医院进行体检。当年晋察冀八路军团以上干部都实行了体检，在晋察冀军区总院进行全身的健康检查，其中也有不少的营级干部。担任体检的老主任、军医、护士，许多都是留用的日本人，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当他（她）们知道这些体检的八路军干部都是日军的老对手，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1945年12月，晋察冀团营干部进行体检

在宣化的冀察军区医院，后院有五六栋日式的小洋楼，周围草绿松翠，几株葡萄架。院领导、还有冀察军区的首长都住在这里。隔壁就是冀察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处。不管前线如何紧张，这里已经像城市一样，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制度了。在最东面那栋小楼的客厅里，几个女人围着一张方桌聚精会神地在打纸牌。这让从前线回到宣化后方的军人们十分不习惯。

姚雪森敢写，也敢说真话，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喜恶心情。“牌桌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打量着刚从前线过来的他，在场的别人介绍说：“这是宋阿姨，咱们军区郭司令的夫人。”

牌桌上还有一个女人，姚雪森“认出是团长的夫人张医生”。注意了，这个“团长”，指的是三团老团长肖应棠，当时从一分区司令员转为冀察军区的六旅旅长。这几个首长的夫人（以前还包括陈正湘的夫人康捷）都集中在了冀察军区总医院里面。

抗战胜利后，掀起了一股结婚高潮。但大部分只限于红军资历的团以上干部，少部分是抗战资历的团以上干部。所以司令员夫人对抗战干部资历的营级干部姚雪森说：“批准结婚也轮不到你们。”

姚雪森去干部处报到。当时的冀察军区政治部编制，没有“处”，都是相当于处级机构的“部”。冀察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面设三大部：组织部部长阎宝庆、宣传部部长李君彦、锄奸部部长杨卓。在组织部下面，只有一个科作为日常的办事机构——组织干部科，简称“组干科”。科长洪璞，宣传部长李君彦的河北省定兴县老乡，姚雪森在三团时期的政治处主任，顶头上司。

在姚雪森的书中，这个干部处长的名字叫“沈甫”。去年年末刚去世的彭澎，当时从新二团政治处主任调来，在李君彦手下任宣传科科长。当年，宣传部下面也只有这一个科作为日常的办事机构，别无二家，以后增加了文化科（科长吴文光）、摄影科（科长叶昌林）。

按照当年十分盛行的小山头观念、老乡观念的综合，应该是三团团政治处主任洪璞先一步调过来，任干部科长。看到冀察军区干部科刚建立，缺乏人手，于是他又调来了三团当过侦察连指导员、当时任新二团团政治处副主任的王栋来当干事。但绥远战役后，黎光任团长的六旅十七团充实团一级干部，王栋抓紧机会，到十七团任团政治处主任，于是洪璞调来他在三团时的姚雪森过来当干事。

否则，如果没有熟悉的私人关系搅在里面，你一个部队基层干部，冀察军区政治部有谁会认识你？为什么别人不调、非要调你过来？由此也可以证明，曾任三团——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洪璞，对姚雪森并无恶感。在姚雪森的书中，这个冀察军区政治部干部处，除了处长之外，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老资格的“霍干事”。这个霍干事的原型人物是谁？

在姚雪森的书中，主人公对霍干事说：“唉，我把我们剧社的小朋友小胡介绍给你吧。”

一分区凡有点资历的干部，都知道“小胡”指的是胡氏姐妹中的妹妹胡敏英。而胡敏英的丈夫是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山西人宫呈祥。但实际中的宫呈祥，很受杨成武的赏识，接替了他的连襟，曾在他之前担任组织科科长的红军干部黄连秋，担任一分区很有实权的组织科科长。副科长李振军在他之下，在六旅改编为四旅之后，李振军才接任组织科长。

李振军接任科长之后，前任科长宫呈祥到哪里去了？到杨成武的冀中纵队当团政委去了。

1945年10月的绥远之行，杨成武带领冀中纵队回来之后，驻扎在怀来县。绥远几次战斗，冀中纵队表现平平，杨成武深感到这支新部队的战斗力不行，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薄弱。于是1945年底、1946年初，从冀察军区挖了不少他在一分区时的老部下过去，宫呈祥是其中之一，还有著名战将张英辉等人，充实冀中纵队——后来的三纵各级领导班子。

老一团1944年被派往延安，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途经晋察冀的时候，杨成武及时出手，将带领老一团的几位领导，过去独立团时期的老部下邱蔚、宋玉琳都留了下来。三纵一下子大步飞跃，成为晋察冀部队中最善战的主力纵队。

给我讲这段往事的老太太，当年在冀察军区卫生部工作，冀察军区总医院那些首长太太们的表现，她可以一一数个不停。她说，1946年初的那一次杨成武充实冀中纵队干部，杨成武慧眼识金，谁个有价值，谁个是亲信，一目了然。有位老先生平时自以为是杨司令的亲信，但那一次落选，杨司令没有用他，使他有很大的失落感。其实当时杨成武有他的“实用主义”，战争年代，他只能拉走最急需、最实用、即最能打仗的一些人。

冀察军区政治部组干科科长（书中的“干部处处长”），原本是宫呈祥的位置，宫呈祥走了，空缺下来的位置由洪璞来接。洪璞没有像宫呈祥那样做过干部工作的经验，所以“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临时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忙。王栋、姚雪森都是如此。

姚雪森书中，当他从六旅十六团调过来的时候，途经张家口，遇见一些一分区的熟人，包括“二胡”。大家知道他要到冀察军区干部处当干事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小胡”恭维他：干部干事可是大干事，想提拔谁，一句话的事，只要为他说说好话就行了。

姚雪森书中的干部处长也对他说：他们这个处的干事下部队任职，起码是团副政委一级。现实中这被大大夸张了，我统计了一下，后来几个干事下部队，除了王栋是团政治处主任外，其余几个干事都是营教导员、副教导员。而组干科长洪璞，还有当时任宣传科科长的彭某下部队，都被任命为团副政委。

你细琢磨姚雪森书中的话，其实有难以说出的潜台词在里面，他不好直接说出来，但你可以琢磨出来。书中借“小胡”的嘴，说出了那些干部部门的“好处”，是所在的位置有利于自己升迁，也可以帮助他人的升迁。现实中的胡敏英心直口快，常有惊人之语冷不丁蹦出。作为都是易县人，都是从小就参加八路军，都同在一个剧社来看，姚雪森在书中引用的“小胡”的语言，在现实中也必定出现过。

解放后评军衔，当时胡敏英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没有担负领导职务。1945年在冀察军区战线剧社的文艺工作者，据说只有丁里、胡敏英、里坡三个人进了八一厂。1956年全国军人第一次授衔，八一厂因为被划为“地方机构”而非军事机构，未能参加授衔活动。1960年，重新回到军事机构的八一厂才开始参加评衔授衔。1939年10月，16岁参加一分区战线剧社的胡敏英，1960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姚雪森在书中的那位“霍干事”，其实是泛指了一批人，而不是特定为某一个人。

姚雪森到干部处报到的时候，正赶上扩编冀察纵队现有的三个旅，干部处负责团以上干部的配备。从四铁箱档案材料中筛选干部。姚雪森，当然叫书中的那个名字，“一连看了六天档案，看得头昏脑涨，一点头绪都没有摸出来。”

我为什么要用黑体字标出来？因为埋下的伏笔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