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分区抗战老兵姚雪森《铁血情》：四

作者: 言信

来自专栏姚雪森文集研究

一、叹土改

“叹土改”为什么不是“谈土改”？一字之差，说明了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的看法，并非只有赞扬的一面，还有批判的一面。现实中，土改运动最后所造成的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既有进步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这就是看问题的“两分法”。

我早在第一次评论姚老的这本书时，就点明了“这本书的含金量很高”，高就高在他是用了“两分法”、而不是“一分法”来看待土改运动这个当年的最大的政治运动。只要运用两分法，就必然会看到土改运动中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会有缺陷和消极的一面。

三年前，我在这里（新浪这个论坛）揭露土改运动中的缺陷的时候，几个好心人，都是纠总子弟，不厌其烦地给我上政治课，说明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要我正确对待当年的土改运动。好像我一批判土改运动，就成了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土改运动的反动分子。难道土改运动成了老虎屁股，只能说好话，摸不得也批判不得吗？

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愚民教育，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习惯于用“一分法”来看问题。凡事都只能有一个结果，不能有不同意见。凡中央最高层定性的好人好事，你只能跟着都说好，不得说一点不好；凡中央最高层定性的坏人坏事，你只能跟着说不好，不得说一点好。

这就是官本位的专制体制的最大特点，凡事一边倒，只能跟着跑，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决定问题的能力。

总结一下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数如此众多？是因为你只要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稍微批评一下，甚至稍微提一点不同意见或质疑，就会被列入“反对就是反党”的公式，被赶进反革命的圈子。既然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社会好到不能让任何人批评的地步，那还要“改革”干什么？

这种极端性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一大堆不可救药的“脑残”，除了加剧中国人自己的内斗，还能有什么结果？

你看，用“一分法”，最后会跌入到“二律背反”的难题，自己左右都无法解释。比起来，还是“二分法”更实事求是。

我还发现，两年前在土改这个问题上规劝过我的人，有的是出自善意，不愿让我在“错误的认识上滑下去”；有的已经打心眼里把我列入到“老右”的行列，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对我的一些观点展开咒骂式的革命大批判。

有些中国人真的很可悲，自己已经跌入到社会最底层的奴才地步了，却依旧习惯于用主子的腔调说话。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让我们看姚老的书里是怎么看土改这个问题的？

姚雪森的部队重返回一分区的老根据地易县、满城县之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抗战期间坚决支持八路军的那些老积极分子，尤其那些两面村长、两面保长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细追究起来，发现他们这些老抗战积极分子有的在土改中被批斗抄家，有的干脆就被打死（批斗会上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们用石头活活砸死）了。这其中，有的是以前跟县委书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在解放战争的土改运动中命运竟然如此凄惨。

最惨的是易县的蚕姑坨道观、或者满城县（完县）的一座尼姑庙。我对满城县、完县的宗教历史不熟悉，不知道这座尼姑庙在哪里？是不是满城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神星镇柿子沟的龙德寺？因为那里抗战时期一直是保满支队经常活动的地域，只是没听说过那里有尼姑（注：这是八年前写的文章，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据记载，龙德寺原名天地庙，建于明代，“衰于民末，至五十年代，殿堂只剩残垣断壁，伴随几株挺拔古树及佛像亦荡然无存”，现在的寺院是最近重建的。

姚雪森书中说，抗战期间，这座尼姑庙有尼姑三十八人，都是坚决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为保满支队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做饭、洗衣、搞情报、提供住宿，掩护八路军干部战士，有些年轻尼姑已经和八路军干部战士结为夫妇。在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这座尼姑庙参加抗日活动的内幕被鬼子得知，鬼子出动一百多人，将尼姑有的杀害、有的轮奸、有的拷打致残。

1945年抗战胜利，你以为她们这些活下来的尼姑终于能成为抗日英雄了吧？恰恰相反。由于尼姑庙有一些土地，这原本是很正常的，被称作“庙产”，即“集体性质的公田”，要靠雇人耕种来养活这三十多名出家尼姑的。土改运动开始，这些尼姑都被打成“地主分子”，土地被没收，庙产被瓜分，土改运动在这些尼姑抗日战争留下的伤口上又撒了一大把盐。

姚老不会平白无故的编造出这座尼姑庙来“糟改”土改运动，先有此事的真实发生，才会有姚老的记载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姚老的爱憎一目了然。他在自己的书中，借着跟他一起同行而来的张医生的嘴，对这些尼姑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张医生本人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还是当时四旅旅长肖庆棠的夫人，在易满定徐这块老一分区根据地有着很高的威望。所以姚雪森说，张医生说话，没有人敢把她这个红军干部打成反土改分子。

姚书中这一段提到的几个地名，我逐个分析一下。姚老说的满城县“北其村”我找不到。有一个北淇村，在易县狼牙山东南脚下，很有名的，因为鬼子抗战期间曾制造了北淇村惨案。要庄在满城县城和保定城之间偏北，现在是要庄乡政府所在地，抗战期间是保满支队的重要落脚地。四旅后方医院所在的上紫口也是真实的地名，在要庄以北不远，好像属满城县的大册营镇管辖。

依此推算，姚老说到的上述两个真实的地名都在满城县附近，我以此推测，姚老的“北其村”或者是易县的北淇村、或者是满城县的北庄村、北厂村、北马村中的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是距要庄最近的北庄村。

姚雪森书中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成功塑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真实的，叫“赵玉昆”。姚老书的第一部有很大篇幅在描绘这个易县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姚老还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叫“李良”，实际上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不良”企图的邪恶人物。在姚老的几部书中都反复出现，在此时也出现，对受尽苦难的尼姑冷嘲热讽、落井下石，当即受到张医生的训斥。

去年，2013年，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知道了“胎里坏”这个名词。“李良”这个人物就是“胎里坏”，一肚子坏水。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并不罕见。中国有一句老话，将有一种人称作“养不熟的狗”。意思是说无论你怎么养它，一有机会它还是会在暗处、在背后冷不防咬你。在你身边，也许会有相处了很长时间的人。你对他友好，与人为善，自以为他也会投桃报李，对你友好，起码在暗中不会咬你。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他就隐藏处出来，对你恶毒攻击，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看来，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胎里坏”。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人又不是狗，为什么就改不了躲在暗处、躲在背后咬人的这个坏毛病呢？

中国的土改运动，许多基层农村的政权都被控制在这样的“胎里坏”的手里。这些人在农村从不踏踏实实干活，只知道吃喝嫖赌，把一点家产败得干干净净。抗日战争中，这些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的人大都参加的是伪军。抗战胜利晋察冀军队复员，率先回家的大都是这些人。土改运动开始，这些人因穷的滴沥郎当，成为土改工作队的依靠对象，“贫下中农”的代表。

此时晋察冀土改运动的大背景是什么？

1947年4月至7月，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了正太、青沧、保北战役，并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四旅作为二纵主力，4月初南下。4月9日凌晨在石家庄外围开始作战，二纵和三纵在一起，攻击安丰、正定、地区的国民党守军。打了三天，战至12日，二纵、三纵攻克正定、栾城两县城及石家庄外围据点90余处，歼灭守军1万余人。

二纵紧接着进攻山西，在阳泉、昔阳转了一圈之后，又迅速返回河北，落脚在河北省的高阳县进行休整。这连续三个战役的第一战，姚雪森没有参加，他因脚被扭伤，留在了易县。此时的四旅后方医院转移到了满城县城的西南地区，仍在抗战时期的老一分区根据地之内。可能诸位也注意到了，此时的晋察冀野战军，虽然实行了大兵团作战，但部队供给、伤病员救治，依然像抗战时期一样，自顾自，自己想办法解决。

此时，1947年的中期，昔日的抗日根据地已被称作“解放区”，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姚雪森在易县和满城县，亲眼见证到了土改运动的结果。他对土改运动的态度，也通过书中主人公的言行清楚的表现了出来。姚雪森身为营教导员，但说话却不太注意，常常直言不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一些与当前大形势不大合拍的大实话。

喜欢向领导汇报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的，于是姚雪森的这些出格言论，都被汇报给了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物要提一下，就是王晓雯的父亲。王晓雯的父亲是俘虏兵过来的，解放初期是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下层干部——文化干事。抗美援朝期间，他被当时的一九三师师政委刘克宽，打成六十五军数百名的“老虎”之一，押送到北大荒劳改。社会底层人写自己的回忆，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那么多政治拘束，能朴实到说大实话，不必顾及跟“某某某”保持一致。

王晓雯的父亲来到四旅的时间，是在四旅参加大同战役的时候，四旅参加对大同铁路沿线的进攻作战中，将一批在铁路工作的俘虏补充到杨森当团长的十二团。其中就有王晓雯的父亲。他回忆：“晋察冀边区发动这次正太战役，大获全胜，骡子驮的、担架抬的都是枪支弹药，因为战斗几乎是兵不血刃，没有伤员，我们这些解放团的战士每人也背两三支不带大栓的三八大盖。”

我为什么要提到王晓雯的父亲，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对土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姚雪森写的是冀西易满地区的土改，王晓雯父亲写的是冀中地区的土改，两个人都是四旅的，看到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都是杀人无度的极左景象。从石太战役回来的四旅，驻扎在冀中的高阳县，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三天的“诉苦运动”，改造俘虏兵。此时已是1947年的5月份，此时的冀中解放区，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土改。

当时被分到四旅十二团的王晓雯的父亲回忆：“不少地主被打死或者用马拖死。用马拖死更像是一种游戏：把被批斗者的双脚拴在马套上，再给马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燃鞭炮，马受惊狂奔，等鞭炮响完了，人也拖死了。每逢有这样的事，部队领导都不让我们看，因为当兵的家属也有被斗的。当时哪个村不打死几个地主，这个农会就没有战斗力，就不算是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

他还听说：“晋察冀部队里出过这样一件事，某旅的一位政治部主任，他家是地主。他早年参加革命时讲的是全民团结共同抗日，也没有清算斗争之说。可现在要土改了，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政治干部，当然应该和家庭划清界限，支持土改。可这天，部队行军偏偏就住在他家，他白天没露面，晚上偷偷的去看望双亲。当时清算斗争正在风口浪尖上，农会对他家还算客气，父母没有挨打，只是扫地出门，被撵到一间四壁透风的碾房里，老两口围着半床破被。老母亲不敢哭出声，不住掉眼泪，父亲是个老秀才，比较看得开，见了儿子并没有哭，只是说：‘行呀！咱们家书香门第，礼义之家，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十月怀胎三年哺乳，从小学供到大学，又支持你干革命，想不到革来革去，今天革到爹妈头上来了。’老人的这几句气话，使这位政治部主任受不了了。他虽然曾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是位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八路军的政治干部，然而他必竟是有血性有情感的人，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此时他有眼泪不敢流出来，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无从开口，有心用大道理来解释，可面对年迈双亲在破碾房里的凄凉景象，更不忍心。最后他含着眼泪，望了二老一眼，深深鞠了一躬，回身走出碾房，一头扎进了他家后院的井里。根据当时的政策说，这是有意破坏土改，定为反革命叛徒，并且开了曝尸批斗会。”

很可惜，我手中的资料有限，由于历史档案保密的缘故，这位自杀的解放军旅政治部主任是谁？我始终都没能查到。但知道他是晋察冀干部，家里也是晋察冀的就足够了，将来早晚有一天能查到的。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故事，冀热察军区察北骑兵师二团团长兼政委陈怀初的故事。陈怀初是因土改运动而反叛的解放军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人。陈怀初，原名陈子君，四川人。1938年从武汉到达延安抗大，以后在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学习。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将一大批学生干部分派到各军分区的时候（魏巍、蔺柳杞那一批），陈怀初从抗大二分校分配到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任特务连副指导员，后为指导员。百团大战时在蔚县桃花堡战斗中，他指挥作战有方，特务连立了功，受到了表扬。

1942年，陈怀初调到张家口的隆化崇礼赤城联合县任县大队副政委。日本投降后在解放张家口时，冀察军区成立察北骑兵旅，下辖三个团，陈怀初任骑兵一团政委兼团长。1945年10月，在绥远战役的卓资山战斗中，陈怀初率骑兵一团作战勇敢，猛打猛冲，在包围和消灭胡宗南部新编26师何文鼎的两个团的战斗中起到很大作用。战斗结束后，贺龙将军亲自接见几个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陈怀初。

1946年1月26日，苏蒙联军开始撤兵回国，离开多伦。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命我军立即接管多伦。陈怀初率骑兵师一团星夜奔袭，首先占领了多伦，还获取了大量苏军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受到郭天民点名嘉奖。陈怀初进入多伦后，将违背协议的美国侦察军用飞机及人员扣押起来，保证了我军调处在同国民党为多伦这个战略要地的谈判的主动权。

陈怀初在多伦驻守期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部队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支队长吴广义的指挥下，陈怀初率骑兵连、步兵连在多伦好来沟、阳坡村以及丰宁一带播种了几百亩莜麦，有效地减轻了我军后勤保障的负担。

多伦周边匪患猖獗，为打击匪患，陈怀初率察北骑兵师一团以及郎宝信(时为沽源县县委书记)带领县大队在多伦全境开展剿匪行动，为巩固我党在多伦地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两次亲临陈怀初团指挥剿匪，与陈怀初的私人关系很好。冀察区组织部长牛树才也非常欣赏陈怀初。冀察军区所属部队的团一级干部都是由冀察军区政治部审查并任命的。

1945年的冀察军区，“三八式”的干部担任团政委的只有两位，一个是一分区的罗拉，另一个就是陈怀初。刘克宽、李振军都在这两个人之后。两个人都是抗大出来的。如果没有刘道生、牛树才的信任，陈怀初的团长兼团政委是不可能的。

陈怀初也从来是对上级交办的事情兢兢业业，从不敢马虎。1946年冀察部队整编，以后内战打响，二纵、三纵、四纵前后几次需要马匹，都通过冀察军区向陈怀初转达，陈怀初每一次都亲自挑选了几百匹马匹送到宣化。张家口、宣化撤退后刘道生带一批干部去冀热察，就是经过陈怀初的赤城地盘在骑兵团护送下平安到达的。

察哈尔张北沽源县有个开明士绅叫刘世成，因避战乱住在宣化。他拥护八路军，支持共产党，对陈怀初很有好感，于是将20岁的女儿刘秀英嫁给了他。解放战争打响后，陈怀初带着全家五口，岳父刘世成、岳母袁氏，25岁的妻兄，女儿和两岁孩子原打算托付给冀察军区的家属队，一起从宣化撤退，迁到涞水县解放区居住。但因为南撤时遇到敌机轰炸，被迫返回，由陈怀初亲自带着家属转移到张北宝源县（内蒙古太仆寺旗和沽源县当时合并）原籍居住。因傅作义部队占领了张家口、宣化，阻断了张北同晋察冀之间的联系，所以当地划归到冀热察解放区，不再隶属察哈尔省军区管辖。

否则，在察哈尔军区身边，陈怀初及其家属有可能躲过这个“灭门”的惨剧。

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准备在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察冀开始实行土改。可惜当时“左”的倾向在晋察冀普遍占据上风，陈怀初的岳父刘世成作为地主，全家都被抓了起来。

当时晋察冀很多地方，为了彻底侵吞地主的家产，都对地主实行全家斩尽杀绝的极左土政策。作为团长兼政委陈怀初的家属是否要全家枪毙，在地方上争论不休。据说当地地委、军分区、县委、区委组成五人领导小组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极左路线占了上风，认为既为我军优秀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划清界限、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五人领导小组决定将刘世成全家枪毙，罪名只有一个：地主。

如此荒唐的决策确定之后，于是先将刘世成一家人押往该地某乡进行斗争，斗争结束后执行了枪毙。枪毙后全家人的尸体在河滩地曝尸示众，不许收尸。陈怀初仅剩下一个两岁的孩子，不久也抱病身亡。当地政府枪毙了陈怀初家属，也没通知陈怀初一声，也没有逐级上报，只是当做一般的打倒土豪的案子草草了事，这为陈怀初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1947年12月，陈怀初在赤城县独石口参加“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和“过五关”会议时，陈怀初才得到全家人被杀的这个消息。会上，当地军政领导宣布陈怀初包庇地主岳父全家，当即被下枪撤职，接受批判。会后陈怀初被隔离审查，写书面检查。一些与陈怀初有关的中层团营干部都受到牵连，被免职审查。

陈怀初忍无可忍，于1948年1月15日夜间在警卫员和同情他的干部战士的帮助下出走，投向国民党傅作义一方。傅作义亲自接见并慰问，给予安家费500万元，并任命陈怀初为察北剿匪副司令兼崇礼县县长。陈怀初在张家口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解放区土改的血腥残暴被揭露于世，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此时，在习仲勋这样的正确路线的提醒下，中央也察觉到很多地区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左”的问题，陆续发出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中央给冀热辽军区程子华电》等指示，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左倾”问题 ，对部分因土改问题导致矛盾激化的地区领导人给予了严厉的处分。

陈怀初担任国民党察北剿匪副司令和伪崇礼县县长后，由于非常了解解放军的战术特点和活动地点范围，打得非常刁钻。他组织起张家口独立大队，专门围剿进攻我联合区武工队和各村干部，采用了长途奔袭、伏击、化装侦察、突然袭击、蹲点等多种相应战术，活动于张家口、察北、察东地区，严重地削弱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牢牢控制了这些地区。但陈怀初叛变后活动的时间也就是半年不到，随着解放军力量的壮大，陈怀初率部下转移到张家口。

陈怀初曾在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平西挺进军、冀察骑兵旅都干过，留给人们的印象非常好。所以陈怀初叛变的消息传来，当时在华北步兵学校的原冀察军区、察哈尔军区工作过的干部们都不相信，以为是误传。但一听说陈怀初是因为全家土改中被杀而叛变的，大家顿时都相信了，因为地方土改中的血腥残酷是军队干部有目共睹的。当时凡有良知的干部，都对土改中的血腥过火行为进行了谴责。

1948年11月，张家口已成为一座孤城，11月24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的两个纵队(军)包围张家口，另一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两地联系，等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12月1日，张家口战役打响，陈怀初所部被包围在张家口市内。据说，陈怀初主动率部下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突围。陈怀初本人在最后突围无望后，拔枪自杀。

有关陈怀初叛变案，我做过一些研究分析。限于篇幅，放到以后再谈。

这一次谈晋察冀土改，我不谈理论研究分析的结果，只谈一个字“叹”。

在历史上，暴民的出现从来都不是好事，它或者揭示着以后暴政的出现，或者是暴政为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对暴民的残酷镇压。

二、走出去

搞历史研究，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是讲实话，实事求是。哪怕是人们多么不爱听的实话。

从怀来战场撤退到易县的二纵，在杨成武指挥下和三纵并肩作战，在门墩山、唐县分别打了几仗，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在延安的中央并不满意。

1947年初，晋察冀军区从冀西搬到冀中安国县的舍二村后，收到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来的一封批评电：“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该学习和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

晋察冀八路军跟国民党军打仗窝囊，不得力，是因为晋察冀直接用于作战的兵力太少。1946年上半年为了配合和平谈判，晋察冀复员了大批营以下干部和战斗骨干，使野战军由原来的26个旅缩减成了9个旅，伤了元气。

虽然易涞战役后补充了三四万新兵，但因为解放战争初期在战场上损耗太大，远远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兵力。兵力少，就更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然而却没有完全做到。当时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个带兵的主将郭天民、杨成武、陈正湘都没能做到。

晋察冀军队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到易县，平津的敌人就准备以30万的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了，而晋察冀的兵力才不到六万人。加上紧急从各地方赶来的地方部队，也总共不过十来万人。又因为兵力不足，出于保卫根据地的愿望，总想在易涞山区的边缘打几个大胜仗，因而没有大踏步地进退，一直在平汉路北段的狭小地区和敌人周旋。

就是说，当时晋察冀军区的许多军事领导人的作战思想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打熟了的游击战上，没有适时转变到运动战上。特别是，临时由地方武装编成的野战军，新兵数量多，军政素质都比较弱。所以，正太战役是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转变思想后发动的第一个大战役。部队头一次没有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走出去，到敌人控制的地盘上打仗。

1947年5月初，正太战役之后，姚雪森的脚扭伤好利落二十多天了，他们在满城县上下紫口的四旅后方留守处，接到了旅部的回部队通知。在姚老的书中，一回到部队就接到了打徐水的命令。这一次的一打徐水不是真打，但还是缴获不少，姚雪森书中，缴获了两支美制的微型左轮手枪，自己悄悄留了下来。还有缴获的几条美制香烟，骆驼牌的，一盒香烟上粘有20只火柴，美国人考虑得十分周到。

接着就是打王凤岗。在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开始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硬仗，也是一次窝心仗，即‘板家窝战役’。”

战前，姚雪森团请当地游击队副队长做敌情报介绍，重点介绍王凤岗构筑的工事。介绍中，善于动脑子的主人公站起来质疑情报的真伪，这位游击队副队长当场闹了个难堪，不得不说了实话，他并没有亲眼见过王凤岗修建的工事。散会后，主人公（应该是姚雪森本人）被团政委（应该是刘克宽）叫住，因为较真儿而受到训斥。

你不认真，付出的就是血的代价。四旅打王凤岗，因敌情不明，尤其敌军的工事设施不明，姚雪森营牺牲很大。前边一梯队打得不利，碰上了硬钉子，伤亡很大，一点进展也没有。姚雪森几个营干部在前沿考察，这才发现王凤岗工事主要在地下，火力点相互连接，地面上地雷密布。

八路军打仗向来是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回掉进王风岗的狗头式工事的火力网里，白天想撤都撤不下来，只好等到晚上，才按顺序分批撤离。第二天，得知敌人有大批援军赶过来，为了摆脱强敌，四旅撤回大清河以南。先撤辎重、后勤、医院、伤员、烈士遗体。烈士的遗体在一辆辆大马车上整整齐齐码了满满两层。

战争年代，部队最怕的是打败仗后的士气低落，出现逃兵。看见如此之多的尸体，战士们一直都议论纷纷，思量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成为尸体中的一个。

四旅等候渡过大清河的时候，传来一个声音：“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这是四旅政委龙道泉的声音。他高声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不是打不赢，是上级命令我们战略性撤退，寻找战机打更大的胜仗。同志们！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大家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好！好！好！同志们！服从命令听指挥，立即出发！”部队的人心稳住了。

接着是四旅长途奔袭沧州，连续四天，部队头顶着大雨连夜行军，为鼓舞士气，团长（黎光）、团政委（刘克宽）、团参谋长（应该没有，一直空缺）亲自站在路边督促部队。

这一段战斗背后的大背景是什么？是1947年6月，为了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晋察冀又发起了以破坏敌人铁路为主的青沧战役。目的是以此威胁天津，拖住了敌人主力。

沧州一战，长途奔袭的四旅获得大胜，缴获不少，火车站满满的美国援华物资的列车都被拦下。光是崭新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就得到了十七八只，营领导每人一支，其余送团首长每人一支。此外几车皮的物资里面，“有玻璃瓶装的药品、有鸡蛋粉、还有猪大油，都是罐装的，还有球鞋……”。主人公（当然是营教导员姚雪森）偷偷多要了四双球鞋，藏了起来。

1947年的夏季攻势结束了，姚雪森的书中，四旅经过六天行军，到达安国县（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错记为“建国县”，应该是安国县。以后，二纵的后方留守处也迁到这里，二纵随营学校也设在这里。

1948年3-4月间二纵随营学校合并进在晋县的华北步兵学校，吕展、郑旭煜就是率二纵随营学校从这里出发的。1948年12月华北步兵学校奉命从晋县出发集结保定，中途也是在安国县这个二纵后方留守处扎营休息的）。接着，在此地驻军大约有一个多月，进行全边区的三查整风运动。

安国距易县、满城县不远，四旅留在当地的干部亲属们随着后方留守处一起来安国县探亲，慰问部队。

就在这个时间，1947年7月，在来到了晋察冀的朱德的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又恢复野战军建制。野战军前委常委成员：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对于这一段历史记载，二十年后，文革初期的杨成武颇有微词：当年一直说的是杨、杨联手，怎么又多出个罗瑞卿来？这历史不是你我这等人编写的，作为研究者，姑且听之。不过我查了一下，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时，罗瑞卿的确不在，他正在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晋察冀土地会议。那个会议看来比晋察冀野战军更重要）。

注意：原二纵司令员杨得志调走，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二纵司令员更换为陈正湘。

此时的姚雪森的书中，突然出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二营长平茂修、二营教导员何平。看到这里，我心里一个激灵。这几个干部都是真实存在的，在王晓雯父亲的回忆中也出现过。

何平，是一分区老资格的组织科干事，黄连秋、宫呈祥的手下，真正的名字叫“和平”，唐县和家庄人。1946年和平接替李振军担任四旅组织科科长，以后改任杨森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在不久以后打徐水的战斗中牺牲。

看来，以前是我判断错误：姚雪森书中的四旅二团，其实是“十二团”的简称，即杨森那个团。不是他过去的老部队二十五团改编的十一团。要不为什么他说是“杨团长”呢。但姚书中的何平为什么变成了营教导员呢？降职使用？

姚雪森书中，四旅的三查运动，以团为单位进行。团部组成八人领导小组，团政委任组长、团长是副组长，旅部派人参加，会议四至五天。第一天上午全纵队营以上干部大会，纵队政委（只能是李志民，别无二人）动员，下午小组讨论；第二天自我检查和揭发批评；第三天制定整改措施；第四天进行大会总结。

团政委（既然发现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从现在起，十一团改为十二团。十二团长杨森、十二团政委刘国甫，都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会后对主人公说：“下面对你有揭发检举材料，旅已派人去你营了解，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你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太直的后果。”

第二天上午全纵队营以上干部大会，纵队政委先讲了部队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重要性，手挥着一些揭发检举信，说是地方检举揭发的材料（看到没有，地方很愿意、也很擅长告部队干部的状），其中：

“有封检举信上说：完县有个尼姑庵（我以前误认为在满城县，原来在完县，今天的顺平县，杨成武1941年秋天梯子沟突围的那个地方），有上百亩好地，里面有二三十个尼姑吃地租，剥削农民，还收香火钱。土改给她们划了地主成分，她们喊冤枉。我们有个营职干部，竟然骑马去安慰尼姑，理由是抗日战争期间她们掩护过咱们的游击队。同志们，抗日战争是民族矛盾，要同一切抗日的人结成统一战线，现在变了，战争性质变了，地主阶级是咱们革命的对象，不能同情她们，不能对她们讲什么人道主义！所以第一要查立场。”

讲这话的“纵队政委”是李志民吗？当时他可是二纵的政委，这一句明显有错误，变脸如此之快，你要卸了磨杀驴吗？姚老再一次表现出他敢讲真话的一面，不必顾及什么人的脸色。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原样展现在人们面前，不必刻意去美化遮掩，哪怕这个人是个开国上将。

土改中在一个小地方的小寺庙里为了一百多亩地，一下子打出二三十个“地主”，每个人平摊不过五亩多地，而且还都是女性、出家人。就没有人动动脑子吗？庙产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并非是“个人所有”，而是“集体所有”，历史传承。很显然，把这些出家人打成地主，就是为了侵吞这一百多亩地的庙产。这难道看不出来吗？

看到这里，我又感到庆幸，幸好这种事发生在河北腹地完县。如果发生在土改中的山西，本地民兵会随意轮奸这些“地主婆”而不受惩罚；如果发生在察蒙交界的沽源县，这些“地主婆”会被集体枪毙，然后曝尸河滩而无人收尸。

姚雪森笔下的这位主人公是一营教导员，三营长悄悄提醒他说：“我听我们王教导员说，你们营有个爱打小报告的，回去后查清这种制造混乱的人，不能留在身边。”

上午的报告会，下午讨论。十二团开营以上干部会，书中的旅政治部主任郭彪（现实中的这个人物，是郑旭煜？我不去讲，读者自己去判断）亲自来十二团坐镇，现场批判主人公，说他是富农出身，一参军就参加的是土匪赵玉昆的部队（一分区二十五团），引起现场大哗。会议在中午草草结束，要大家去吃饭。

团长和政委悄悄商量：“怎么办？顶牛了！”最后决定，还是直接向旅长肖应棠、旅政委龙道权汇报，由他们出面来解决矛盾。因为搞得不好，即使不出现部队哗变，以后在战场上，二十五团绝对不会为你卖力拼搏。

第二天，旅长和旅政委都来了，一个是主人公的左轮枪问题，另一个是四双球鞋的问题，还有干部家属来探亲，陪家属中的女青年一起下饭馆吃饭的问题。旅政治部主任没有同来。在旅长、旅政委一阵连讥笑带挖苦的批评之后，此事就此过去。

为了解读姚老书中的这一段内容，我仔细查阅了当年四旅的“三查三整”运动的那几天过程。最后我的结论是，或者是出于信息不通的误会，或者出于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但只要未做组织处理，就都属于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可以忽略不谈。

但同时，姚雪森的书看到这里，我的后脖颈子也不时一阵阵发凉。俺家老爹就是“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太直”的一个人，所以人称“大炮”。当年如果没有校长李青川和校政委王志廉的庇护，可能早就被人陷害受到惩处了。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土改和“三查三整”是如何度过的？

王晓雯父亲回忆（现在看来与姚雪森是一个团的）：三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查历史，从上三代查起。（二）查思想，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相结合。（三）查作风，包括工作、生活作风及军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干部，我们这些吃粮不管穿的大头兵只不过是开开会，听听报告，走走过场。

不过，我们在私下里也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如某某干部挨批了，某某干部自杀了等等。当然这些消息来源于小道，就不免有夸大失实的部分，但总司令整顿河间府这件事却是一位亲历者向我们叙述的，事实存在与否，我不便妄加评论，只能记录在此：

当年河间府是我军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的，有小车也不奇怪，既然有，自会有人敢坐。当时中央有规定，除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外，其他人不许坐小车。河间地委超越制度，违犯规定，正是这次三查整风的内容。单说朱老总这天要来河间府，一下子就忙坏了这里的大小领导。县长书记亲自派人打扫街道，大搞卫生，布置写标语、拟欢迎词。命司机开出那辆日本留下的小汽车，到城外去接朱总司令，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其实朱老总早已到达多时了。朱老总是骑马到城外，然后步行进城的，于是，一个像老炊事员模样的人，来到县长、书记面前。

朱老总看到他们为讨好上级而乱忙，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顿，并明确指出三查整风先从他们查起，然后找来会计算他们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搞排场、摆阔气、以权谋私的细账，最后算到他们这辆小车，车轮转一圈值一个铜板，送官少上学转多少圈，送官太太看戏又转多少圈，只算得这县长、书记叫苦不迭，日式小汽车也上交了。

在这里提到朱老总非常重要，因为攻打徐水的方针是朱老总为晋察冀野战军制定的。

“三查三整”结束，部队又回到易县狼牙山一带，门墩山脚下，但这一次要打徐水了。攻打徐水的时间是在1947年的10月，清风店战斗之前。为了配合东北作战，10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再次向保北出击，这一次的作战目的不是真打，是佯攻，但要做得像真的一样。

保北这地方，实际上很小很狭窄，仅仅就是徐水到涿州的一段铁路线，易守不易攻。平津保三角地区，历来是敌人在华北的战略要地，集重于此。保北的重镇徐水位于保定到北平之间，南距保定25公里，是保定北面的重要屏障。一旦徐水失守，保定就成了孤城。打徐水的目的，是调动石家庄的守敌主力北上，寻找歼敌的时机。

徐水一告急，敌人必定要出动救援。打保北是围城打援最好的地点。所以，尽管由于这一带地形狭窄，回旋的余地很小，不适于大兵团运动作战，加上这里铁路、公路和河流纵横，有利于敌而不利我，晋察冀总是选择在这里打仗。因为只要一开战，敌人马上从铁路公路汇集而来，把敌人调动了。

姚老的书中，他们一到易县，就知道国民党军五个师开到涞水，正准备南下易县，门墩山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团里布置一营攻下门墩山，姚老笔下的主人公又对着干，提出不必攻占门墩山，只要用机枪封锁门墩山下来的道路就行了。

但团长（是不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杨森？）不干，非要攻，一营白白搭上42条性命，门墩山还是没攻下来，但敌人突然后撤了。四旅也奉命从门墩山经裴山，南下攻打姚村。前两个地方在易县境内，后一个地方在定兴县境内。

三、清风店

1947年的二纵，连续征战

姚老的书中，在姚村得手的四旅，又转移到满城县北其村。这个北其村，经一个朋友的指点，我找到了它的出处，原来现在是保定市新市区的一部分。原名“北奇村”，保定市区扩大时，从满城县划过来的，在现在“南奇乡”的北边。

至此发现：姚老书中的几个地名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人写历史回忆，比写小说都要虚；另有些人写小说，比写历史都要实。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要提一下。

回到满城，主人公既然到了保满支队时期的老房东家，当然要登门拜会一下这户人家。主人公随行的通讯员小史，从挎包里“拿出一支黄色笔帽，花秆笔身的钢笔”，这是当年“很流行的美国派克钢笔，旅政委也有一支，成天藏在口袋里，怕人抢走”，送给了房东女儿。

这支笔主人公并不知情，通讯员小史承认：“这可是一只名贵的金笔，我‘打埋伏’时，没有上交。说实话，过去我每次缴获的表阿、笔啊都上交归公，可是归了哪个公啊？我看都是你们当首长的分着用了，还说得好听——军事需要。”

看来，姚老年轻时带兵，对自己的部下很宽松，治军不是很严的，从干部到战士，都有将战场上的战利品据为私有的情况。当然，大原则不能违反，小地方可以放宽。战争年代跟着这样的领导打仗，艰苦的日子会好过些——因为自己人从不去为难自己人。

俺家老爹当年也有这样的一支派克笔，但那是首长当众奖励的，有底子可查。当年的“三查三整”搞得很严，每个营以上干部身边的值钱物件都必须说明来历。说不清来历的，就属贪污，东西没收不说，人还要当众被批，记上处分。那时的军队廉政是真格的。

四旅从姚村转移到满城县境，是为了打徐水——第三次打徐水。此前，二纵曾经两次攻打徐水，这次新成立的晋察冀野司又把攻打徐水的任务交给了二纵。攻打徐水，四旅在徐水城的正南。

先看王晓雯的父亲的回忆：“这仗打得也轻松：我们迫击炮每听见一次哨声，就打一发炮弹，一梯队冲锋号吹得震天响，可是梯子组突击组光喊不上，宣传队的喊话筒全都用上了。……就这样我们四旅在南关外围的破墙外壕间进行了一场战地大练兵。敌军配合的也挺好，连连往北平发电：打退共军几次冲锋，共军死伤多少……徐水固若金汤，固守待援，誓与徐水共存亡……”

徐水最终被攻克

王晓雯父亲是三营的，跟姚雪森不在同一个营，打徐水实际上这是一场恶战，四旅在这一仗中损失不小。尤其是王栋所在的十一团，赶上团长黎光这个红军干部，非要真打下徐水不可（是不是他已经听说，此战过后，他就要升任五旅的副旅长了）。

守徐水的是国民党青年军一个加强团，比一般团多四门炮，重武器也多，学生的比重也不少。而且是刚守完洛阳，从河南调过来的，有跟解放军打仗的丰富经验。敌人的狙击手（冷枪手）也很厉害，仗还没打，书中主人公的老上司副团长张敬斋就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了。

这个牺牲的干部是真实的，张敬斋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十二团副团长张清润，一分区时的老兵，二十五团的老连长。当营长时为了加强十二团的领导力量，从十一团调过来的。张清润可能是整个四旅，也许是整个二纵年龄最大的一线带兵干部。1947年被提升为副团长时，已经39岁了。

副团长张清润烈士只留下这一张照片

他是四旅打徐水牺牲的最高干部。在百度上能查到他的简历：张清润，一九零八年出生，河北省雄县西侯留村人，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晋察冀第二纵队副团长，一九四七年在清风店战役中英勇牺牲。在现实中，张清润的牺牲还有与姚老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是牺牲在几天后歼灭国民党石家庄第三军的清风店战斗中。

姚老为什么这样写？究竟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10月13日黄昏，对徐水的攻击开始，四旅、五旅在炮兵和友邻部队支援下（二纵六旅此时归三纵郑维山指挥），分别从西北、东南两面，呐喊着直扑城垣。果然，在猛攻徐水后，敌人急了，调出由李文率领的10 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固城容城一线解徐水之围来了。野司命令三纵队和独七旅在徐水和固城之间拦击敌人，阻击战整整打了三天。但围攻徐水的战斗进行了五天，直到10月17日。国共双方都打红了眼睛。

18日，围攻徐水的共军突然停火，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为什么？因为石家庄的国军第三军出动了。共军并不是撤离，而是一天一夜强行军240里地，赶到清风店地区去围歼来自石家庄的增援敌军。

二纵的三个旅一拆为三，二纵陈正湘司令员和三纵郑维山司令员统一指挥二纵五旅，三纵七、八旅和冀中军区独七旅，在徐水地区坚决阻击南下增援的敌人。其余的主力部队全部南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强行开进。其中，二纵四旅从固城进到保定以南清风店以东的温仁地区；二纵六旅和三纵九旅从铁路西侧南进，经保定以西的满城、大固店进至方顺桥和望都之间。

四旅18日上午接到南下命令，野司特别强调必须19日上午到达温仁。温仁是个镇子，在保定东南的青苑县南边，定县清风店镇的东北边。当四旅从徐水城下撤回来的时候，七千多人的部队仅余半数将过——四千来人。为弥补兵员的匮乏，在安国县的二纵随营学校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也被派到温仁镇，其中一些学员被分配进四旅担任基层干部。一个老兵给我讲过的郑旭煜奖励黄烟的故事，就发生在温仁镇，清风店大战的前夕。

从徐水城下到温仁镇这一段都是走路，为赶时间，部队都是扔掉了背包小跑着前进。将近250里地（比别的部队要多走十里地），在今天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当年却走了足足一天一夜。我看到两位熟悉的老领导的回忆，抄录下来，看看当年是怎样的情况。

从徐水到清风店，全靠两条腿跑

十一旅政委张明河说，前面说敌人已经过来了，越快越好。说是团营连，实际上各团各营各连都走乱了，有躺倒的，一喊一叫，就起来，又往前走。大家都拼命赶，就一个信念，抓住敌人。困难的就是掌握部队。至于吃饭，张明河说，我们都没吃，旅长政委都没吃。

二纵四旅旅长肖应棠说，那时的口号很干脆，打得，跑得，饿得。路虽然断了，还是在天亮以前（19日清晨）赶到了清风店，提前了4个小时。四旅的任务是火速过唐河，从西南两个方向截断敌人回石家庄的退路。

王晓雯的父亲对这段路程也有描写：“说走就走，没说的。整装上路一看，大路、小路、河边、地头全是出发的队伍。人马一万无边无沿，人马十万扯地连天，大路小路走不开了，往高粱地里灌吧，群众纪律也顾不上了。清一色面南背北，潮水般涌下来了。宣传队员在路边喊话：同志们！我们这不是后退，是前进……”

故事讲到这里，再停顿一下，因为还有一件小插曲发生。

姚老的书中，对一个战斗目标怎样来打？要不要打？团营两级干部之间经常会存在着分歧，甚至发生争执。往往是团首长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作战任务，硬往下压，非打不可；营连干部却想着怎样尽量少牺牲一线战士的生命。结果许多实战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夺取一个阵地，死伤一大批人不说，最后这块地方刚打下来又要放弃，你当初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姚老讲的是四旅十二团的事情，但四旅十一团，过去的一分区二十五团，好像这样的问题更严重些。

十一团沧州战役前打王凤岗，情况不明，团长硬要冲锋，结果基层干部和战士死伤很多。这次打徐水，目的是调动保定的敌人出来，是个典型的“围点打援”的作战意图。这个作战意图，连王晓雯的父亲这样的战士都看出来了，可有的团长就看不出来。团长急眼了，非要来真格的，打下徐水，硬逼着营连干部往上冲锋，造成十一团许多干部战士无辜牺牲。当营连干部提出异议，要求灵活改变作战方针时，团领导就扣帽子，“你怕死”什么的，弄得基层的干部战士不好说话，明知是死也要冲锋。

打王凤岗之后，十一团基层干部不满的情绪就表现出来，这次打徐水时再次表露，内部矛盾压不住了，基层干部告状告到了旅长和纵队一级。后来，风言风语传说告状是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栋在背后唆使和支持的。但不管怎样，上面撤换了十一团团长黎光，更换为原一分区干部齐景武接任团长。

所以，四旅南下集结温仁镇，十一团是在新团长指挥下前进的。也正因为有这段插曲，四旅确定清风店战斗的主攻团，十团、十二团都担任主攻，十一团担任总预备队。清风店战后，十团、十二团双双被授予“大功团”，受到杨成武点名表彰，十一团仗也没少打，牺牲惨重，却不在大功团的表彰名单之内。

清风店战斗，先看王晓雯的父亲怎么说的，因为他在十二团最低层：“我军到达阵地后马不停蹄，立刻投入战斗。打头阵的是我们四旅，先锋队是我们十二团，尖刀突击连是三营九连。连长岳忠，共产党员，他是上次解放正定城的登城英雄，大功功臣。自古英雄出少年，虽说他年仅十九岁，但带兵有方，纪律严明，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一阵冲锋号响过，岳连长率领着九连一百二十名健儿，一个冲锋如闪电雷鸣般杀进敌军的心脏——敌三军指挥部西南合村。

由于年轻气盛，九连没有先巩固好突破口，便孤军深入，一无反顾地向前冲，一鼓作气杀了进去。可是第二梯队冲锋时，又跟西村高家庄退下来的敌人打在一起。结果疯狂的敌人以十几倍的兵力合围过来，抢占了九连的突破口。这下子可急坏了坐阵指挥的团领导，张清润副团长两眼冒火，政治处何平主任牙咬得咯咯响，一连组织了十多次冲锋，都没能打进去接应九连，结果他二人也双双战死在前沿阵地上。

战事未见分晓，四名团级干部就牺牲了两位，我们杨森团长心疼坏了，抓起驳壳枪就要冲上去，被刘政委一把拉住：‘老杨，不能冲动！’”

再看姚老的书，准备打响之前，团长问一营有多少兵力？

回答是：“三百四十九人，除去炊事兵，可参战三百人。没有一个掉队的。”野战军一个团两千多人出头，一个营四个连，三个战斗连加一个重机枪连，总计六百多人。这是打徐水后剩下的力量。估计打徐水损失很大的十一团还不及十二团的人多。

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部和七师师部都被围在清风店的西南合村，里面还有国民党军两个团。这就是四旅的主攻目标。

第二天凌晨，四旅冲进村里抢占了几间民房。也就是说，四旅及十二旅一部从西南角突破了敌军部所在地的西南合。肖应棠说，敌人数倍于我，短兵相接。四旅受到了两面夹击。　十二团政委刘国甫说，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团长他们上去了。肖应棠说，你告诉杨森团长，把情况搞清就回指挥所。要冷静，我准备把旅预备队十一团全使用在你这个方向。

在突破口上的十二团九连连长岳忠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冲进村南的十二团一连仅剩下20多个战士，由连长魏成科带着守在村口的庙里，几个人守一面墙，子弹光了，就用刺刀，就用砖瓦。机灵的战士把农户的打枣杆接上，勾来近处敌尸上的子弹袋，补充自己。十二团几乎人打光了，姚老的书中，连团部的警卫排都被派上来了。

国民党军手中只有400户居民的小村西南合了。小村一下子挤进了万余残兵，虽说乱作一团，但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四旅的十团和十二团共四个营突入村内，直插敌人军部。敌人毕竟是美式装备的主力，以密集队形开始反扑。血战两个小时，终因后续部队跟不上，我突入村内的部队不得不撤出村外。

这期间，十二团二营长平茂修牺牲，接着是副团长张清润和团政治处主任和平（姚老、王晓雯父亲都写作“何平”）牺牲。二营的四挺重机枪也被丢在村子里，二营一些没撤退出来留在村子里的干部战士被俘。

我注意到，在西南合村这里损失惨重的，都是杨森十二团的。只能说，张清润在这里牺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是姚老第二次写我军进攻被包围的敌人已经占上风时，仍有大批我军一线战士在进攻中被捕。上一次是在绥远战役的隆盛庄战斗。大实话呀。除了姚老，还没见过有别人这样写过。

后来看作战记录，前委为全歼残敌，调整了部署：十旅和十一旅担任村东面的攻击，六旅和九旅担任村西面及北面的攻击，四旅担任村南面的攻击。十二旅为总预备队。22日凌晨3点40分，总攻开始。

最后的冲刺了，四旅旅长肖应棠到了从预备队被拉上前线的十一团指挥所，他命令团长齐景武，组织一支突击队楔入敌人心脏，首先拿下敌人前沿的坚固支撑点。使其他点上的敌人失去依托，丧失信心。肖应棠说，坚决堵住，不能放走一个敌人，把剩余的炮弹都用上。十一团由于人员不足，团部直属队，旅部直属队、特务连，加上机关勤杂人员全都上了阵。结果，四十分钟后战斗结束，全歼守敌。不多一会儿，战果报上来了，俘虏也押下来了。

王晓雯的父亲说：“抓俘虏倒不太费事，打扫战场可费工夫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家都在阵地上忙活。遍地都是武器弹药，汽车、大炮、坦克、被服、洋面、大米、油、肉、烟、酒、糖、茶无所不有。我们炮连司务长赶个大车捡点米面油盐等吃的东西，无意中捡了四箱袁大头（银元）。当时有人建议全连每人拿两块打付银筷子，说可以防毒，排长们都同意了，只有老连长连连摇头：‘那还了得，战场上违犯纪律，生活上资产阶级，讲享受，搞腐化，你们平时学的都到那里去了？如数上交送供给处，打个收条回来。’等送走四箱银元后，他又风趣地说：‘咱们是用柳条棍吃饭的阶级，使银筷子那还受得了？’”

姚老的书中，仅他这个营就抓了两千来俘虏。在一个大院子里，看见了被俘的二营战士和其他部队被俘的战士。他们都手提着裤子，因为裤带都被敌人收走了。

清风店战役后，部队连着开了两个会，追悼会和庆功会。为了防空，追悼会选在镇子南面一片密林里：一大块空地，高搭灵棚，长长的雪白桌面上供着烈士的灵位，最中间的灵位是我们十二团的张清润副团长、何平主任、大功连长岳忠，其他的烈士灵位依次排列。挽联上写道：为革命而死比泰山还重，愿烈士英名与天地共存。

姚老的书中，作为小说题材，他仅写了牺牲的两个营长张敬斋、平茂修，没有写张清润、和平这两个名字。倒是王晓雯的父亲写得更全面一些。

在敬宣烈士名单、向烈士默哀、灵前宣誓、为烈士报仇等仪式后，鸣枪致哀，还用六零炮打了不少照明弹，它们在一个个在小降落伞下飘浮着，别有一番情怀。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沉默不语，各自回忆着熟悉的面孔，怀念死去的战友。稍后肖旅长介绍了新任命的十二团参谋长李立、政治处主任姬长馥。

这个姬长馥，是个像姚雪森、赵保华一样的小八路出身，1939年初从三分区跟着陈宗坤、赖庆尧、陈亚夫一起来到一分区的。当年只有十五岁。1944年蔺柳杞去徐水采访地道战，代表徐水县大队负责接待他的，就是大队副政委姬长馥。姬长馥最后的职务是六十五军政委，前几年刚去世。

接下来便是授锦旗，总部命名二纵四旅的十团、十二团为大功团，授予绣有“勇猛如虎”四个大字的锦旗。

王晓雯的父亲，“我们炮连四班四发三命中，加速了战斗的胜利，全班记功一次，并特地给我本人记了一次功。杨团长亲自把大红花戴在我胸前。”

清风店战后，姚老所在的一营仅剩下一百六十余人，二营、三营的情况更糟，算起来，十二团仅有四五百人。当时的命令，在俘虏兵中挑选补充战士，但一个班一下子不能超过三个人。这些俘虏兵的军事素质，明显要好过解放军。所以团长杨森说：“你们不要进行四大技术训练了，这些俘虏兵只要调转枪口就行了。”

最后一个小插曲。

姚雪森的书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勇敢的人牺牲比例最高，战功最大……”二营长平茂修牺牲，仿佛提前就有预感，战前换上了一身新军装。但牺牲的时候和许多战士们一起被烧成焦炭，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在“三查三整”运动中被批，还说他“打仗滑头”，这次牺牲是为了一洗清白。

打扫清风店战场，饲养员周保忠悄悄提来一个布包袱，都是国民党官太太的金银首饰、宝石玉器，他说他看见国民党军官在拿一把金戒指行贿副营长，副营长看都不看，接过来往荒草地一扔：你现在行贿我，到了俘虏营你又揭发我，“三查三整”再批判我，我要是原封上交了，上级可能还怀疑我，这些东西对我没用。

饲养员说，他打算请两天假，把这些财物给牺牲的两位领导家送去。他要主人公睁一眼闭一眼就行了：“他们都当兵十几年了，战死后只发给几百斤小米做抚恤，人家还有老父亲老母亲，以后怎么活呢？虽然有个烈士证明，但管什么用？村干部换来换去，人家早就忘了。”

主人公（姚雪森）当然批准了。

唐代曹松《己亥岁二首·僖宗广明元年》诗中写到：“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

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建立在无数死难者的尸骨上的。这些死难者，不管是为谁送命的，到头来都有同一个下场：这些战争中的死难者的家庭都是在极度贫困中挣扎的。而且，能挣扎到今天的究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挣扎不过来的，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战争年代，你死去的只是一个男劳力，可你的整个家庭却很可能由于失去你而遭到灭门之痛。

姚老书中所写的这些，在一些满口冠冕堂皇“国家利益”、“军队纪律”的伪君子们看来，绝对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但这正是姚雪森书中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因为他自觉执行了一个理念：冒个人风险为牺牲者的家属做点实事，比那些讲空头大道理和做表面文章更有用处。

尽管严重违反了军纪，我还是从心里支持老兵的这个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