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援军——赴港增援的加拿大部队

来源: 战史文库

本文摘自:1941黑色圣诞节——香港战役   作者: 万龙

中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英属殖民地的条件，成为援华物资向中国内地转运的重点通道之一。为阻断援华物资向中国内地流入，日本大本营于1938年10月组建第21军进攻并占领广州。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利用法国战败投降，英国无暇东顾之机，日本再次向英国施压，集结重炮兵于宝安县并封锁中英边境。在此不利形势下，英国为集中力量与纳粹德国作战，避免与日本过早摊牌，不得不暂时封闭援华的滇缅路，而香港则成了孤悬于日本包围之下的孤岛，极难防守。为此丘吉尔首相和战时内阁作出决定，为声援正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无论如何要保留香港为数不多的4个步兵营驻军作为英国武装象征性的存在，同时也不能给香港增兵，因为一旦日本发动入侵，所有被孤立于香港的守军都有被葬送的危险。然而进入1941年下半年后，伦敦对香港“既不增兵，也不撤防”的防卫政策忽然又有了转变。对于和日本军队作战，英国陆军一直持乐观态度。认为日军只不过是亚洲地区的一支二流武装。远远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军的对手。卸任香港守备队司令官后，在参谋部任职的格拉赛特颇为乐观的告诉总参谋长迪尔，只要加强了香港驻军的兵力，这座要塞完全可以进行长期固守，等待援军的到来。

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和美国积极介入欧洲和亚洲的事务，英国此前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已大有改善。格拉赛特这个既能维护英国威信又貌似积极的建议，颇受战时内阁和军方的青睐。因近期在北非利比亚昔兰尼加地区展开的攻防战中，英军多次击退了来犯的德意非洲军团，成功的守住了沿海港口托布鲁克。这一战例使英军高层对固守要塞又有了信心。在丘吉尔首相的授意下，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和加拿大军方协商抽调援军事宜。

参谋长委员会要求加拿大政府派遣援军赴港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卸任香港守备队司令官职务的格拉赛特是加拿大人，他在前往伦敦参谋部任职前，曾返回加拿大作了短暂停留。在此期间，格拉赛特与国防部长詹姆斯·诺士顿和总参谋长亨利·克勒拉尔少将会面时，谈到增加两个步兵营可以加强香港要塞的防卫能力。

二战爆发后，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英帝国自治领，都已先后派出精锐部队赴欧洲和非洲参战并付出了牺牲。而同样为自治领的加拿大至今还未向海外派出成建制的大部队，伦敦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加拿大应该为反法西斯阵线贡献力量。

9月16日，英国联邦事务部致电加拿大政府，与其商讨派兵赴港增援的具体事项。电报中除了列举增兵香港可以震慑日本的侵略野心、鼓舞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外，还强调了母国的困难和美国正在增强菲律宾的防卫。联邦事务部在电报结尾指出：“香港作为一个前哨基地，坚守的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派出援军是对整个远东战局的重大道义支持。如果加拿大政府有意派出一至两个营的兵力到香港，我们将会非常感谢。”

加拿大对德宣战后，总理麦肯齐·金考虑到上次世界大战中在西线参战的加拿大部队伤亡较大，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他以加拿大军队的动员尚需要时间为由，暂时未向海外派遣成建制的大部队。当英联邦军队在希腊、东非和北非与德意法西斯军队浴血奋战时，加拿大部队却迟迟没有参战。麦肯齐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遭到加拿大议会和舆论界的多次抨击。他看准这次派兵赴香港增援，正是挽回自己和加拿大在民主国家阵营中声誉的机会，于是立即拍板作出了派兵的决定。

欧战爆发后，加拿大武装力量开始急速扩充，这是总理麦肯齐·金正在视察部队

为了便于挑选适合赴香港的部队，1941年9月，加拿大军总参谋部要求陆军训练总监约翰·劳尔森准将，立即汇总全军所有步兵营的训练情况和作战能力并上报。劳尔森随后递交的报告中显示，战斗力较强的步兵营均隶属于陆军第4师，但该师师长坚决反对抽调自己的部队单独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挑选了被劳尔森列入末流部队的“加拿大皇家步枪营”和“温尼柏掷弹兵营”赴香港增援。这两个步兵营均为一战之前成立的老部队，有悠久的历史。在一战后加拿大军队缩编减员的年代里，步枪营和温尼柏营长期处于缺员状态，仅保留着少数骨干和番号。

1939年战争爆发后，加拿大军方开始重新招募新兵将缺员部队扩充满编。当年10月，驻扎在西海岸的温尼柏营开始接纳新兵，其人员均为英国人的后裔。1940年5月，完成扩编的温尼柏营由机枪营改编为步兵营。6月，该营被调往牙买加执行警备任务。因担任各种勤务占用了较多时间，加上缺乏弹药，温尼柏营在牙买加驻防的近17个月里，没有进行迫击炮、机枪等步兵火力协同训练。

一战结束后，英国及其自治领将战时实行的征兵制度取消，又恢复了传统的募兵制。这一时期加入军队的都是贫穷的工人或农民子弟。2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能够幸运的进入军队服役可以确保衣食无忧。

步枪营战士肯·凯姆本的经历就是那个时代大多数青年的缩影。高中毕业后，凯姆本曾找了份工作但收入微薄。他回忆自己的入伍经过：“我看到皇家陆军步枪团的征兵启事，得知当兵每天能有一元三角钱的收入时，我的爱国热情骤然增加。一九四零年七月我报名参了军。为了符合征兵条件，我撒谎说自己十九岁，没有人相信我那么大，因为我当时还不到十七岁，看样子也比那个年龄小的多。”

加拿大陆军接受了凯姆本的入伍申请。英联邦军队的步兵基础训练包括队列、体能、军事技能以及为数不多的几次实弹射击和白刃战搏斗。为了增强士兵的耐力，通常还会进行携带全部装备长达25英里的远途行军。1940年秋天，凯姆本被编入驻于东海岸的皇家步枪营C连。与温尼柏营的兵员成分不同，步枪营有部分法国人的后裔。

不久后，凯姆本随所在的部队移防至纽芬兰地区。因驻地较为分散，步枪营在纽芬兰期间无法组织各连进行协同作战训练。这是导致该营在以后的战斗中损失颇大的原因之一。凯本姆写道：“我们缺乏的是具有参谋水平的军官，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排为单位，各排很少联合行动，连与连之间的协调也很差，更不用说营一级了。在后来的战斗中我们无法协调一致，对敌人进行反击。”

二战爆发后，虽然加拿大的各个兵工厂都在努力扩大生产。但由于这一时期军队已进入备战状态，大量新兵被征召入伍，军需品的生产远远跟不上部队扩编的速度。此外还有大量装备被优先输送到北非战场。这样以来，缺乏武器弹药的加拿大本土部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实弹训练。据凯姆本回忆：“那时候只有少数加拿大士兵接受过使用实弹、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训练，迫击炮的实弹演习几乎没有，因为那个时期加拿大军队缺乏三英寸迫击炮的炮弹。”

1941年9月，步枪营由纽芬兰返回东海岸原驻地。为了使所在部队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利用父亲身居高位与军方高层较为熟悉的便利，步枪营副营长派斯少校给国防部副部长写信，请求将步枪营派往“能获得进阶训练”的地区。据说这封信是加拿大军总参谋部将步枪营调往香港的原因之一。

当年10月，刚从牙买加返回加拿大西海岸驻地的温尼柏营也接到了开赴香港的命令。对于该营当时的情况，加拿大军方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平时新兵们接受的军事训练就很少，温尼柏掷弹兵营的士兵在牙买加执勤期间甚至没有放过一枪。赴香港前夕，两个营又充实了一些新兵，而这些新兵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四百四十八名新兵中有一百二十人的训练期不足十六个星期。”

加拿大军方之所以派出这两个战斗力不算太强的步兵营存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是在1941年底，英国和各自治领判断日本还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如果赴港援军仅仅作为一般驻军和威慑力量，这些训练不足的战士还是可以从容应付的。另一种可能是加拿大军方并非没有考虑派兵赴港增援所承担的风险。这个孤立无援的岛屿一旦失守，所有人员和装备都有被全部葬送的危险。与其派出生力军增援香港，还不如将这两个实力较弱的营送去应付一下英国人。

下级官兵并不了解越来越险恶的东亚形势，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日本帝国随时都有点燃战火的可能。得知所在部队将要调防香港后，士兵们的欢呼声响彻军营。二等兵麦克唐纳后来回忆：“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么兴奋，一群加拿大小镇农民的孩子，对遥远中国简直一无所知。”

1941年10月23日，加拿大皇家步枪营的官兵们正集结在魁北克省的瓦卡迭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往西海岸的港口城市温哥华，然后乘运输舰前往香港

陆军训练总监劳尔森被任命为赴港部队指挥官。10月27日，这支被命名为“C部队（C Force）”的援军在西海岸港口城市温哥华登上运输舰“爱华迪亚”号，在辅助巡洋舰“罗伯特亲王号”的护航下前往香港。因货船舱位有限，赴港C部队所配备的212辆运输车辆，只能改由稍后启程的美国货船“唐荷希”号装载。部队指挥官劳尔森原本希望至少应该将较为重要的20多辆军车，包括各营迫击炮排的6辆布伦式装甲车随船运输，但由于后勤和运输部门的延误，这一要求未能实现。

登上运输舰的加拿大士兵

登上“爱华迪亚”号的凯本姆注意到这艘船并非全部装满了人员和装备，还有很多船舱都空着。他后来强烈抨击了政府部门内蔓延的官僚作风：“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愚蠢安排曾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这些人是了解我们的危险处境的。加拿大最高指挥机关的这类举措失当和荒谬的安排，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与这个衙门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

加拿大军的装备基本与英军相同，除了李·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布伦式轻机枪外，水冷式重机枪和3英寸迫击炮也是其标准装备。因此次任务针对的敌人并非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纳粹德国军队，两个步兵营装备的44挺博伊斯反坦克枪只携带了2挺。由于香港有储备弹药，各营所属的迫击炮排奉命只携带火炮。

负责运输C部队赴港的“爱华迪亚”号隶属加拿大—澳大利亚轮船公司。这艘从事远洋贸易的大型货船这时已被军队征用改装成了运输舰。登舰后，军官被安排住进甲板上环境较好、有床铺和洗浴设备的舱室内。下级士兵则在底舱临时搭起的吊床上休息。在整个航程中只要天气状况允许，步枪营和温尼柏营都组织战士登上甲板上进行体能、轻武器射击和投弹训练。

运输舰上的加拿大战士，注意他们已经换上了夏季军服

虽然对每餐单调的主菜羊肉感到厌倦，但因得到优质的澳大利亚啤酒作为额外配给，加拿大士兵对这次长途航行的感觉还不算差。凯姆本写道：“有一个步兵连在护航军舰‘罗伯特亲王’号上，他们的食物较好，但护航军舰体积小、颠簸严重，很多人都晕船了，结果不少人也没享受到美餐。为了摆脱污浊的空气和枯燥无味的闲聊，晚上我常常走上甲板，裹着毯子，仰卧在热带的天空之下。当黎明到来时，出现在海面上的飞鱼和海豚、以及船首划破海水时发出的飒飒声响，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夜晚来临时，闲散无聊的加拿大士兵坐在吊床边的餐桌旁玩纸牌。很少有人遵守不准赌博的禁令，战士们一边抱怨居住在客舱的军官享有的特殊待遇，一边大胆下注。得到一个精于牌技的战友的传授，凯姆本在航程即将结束时竟然赢了50多加元。然而此后他的好运似乎彻底到头了。凯姆本有些自嘲地写道：“这可能是我六年军旅生活的最高纪录了，也可能是我戎马生涯中所交好运的顶点。此后我的牌运一直走下坡路。到了香港我倒真是爬上坡了。然而，这种上坡路带给我的只是灾难。”

经过近二十天横跨太平洋的长途航行，11月16日，运送C部队的“爱华迪亚”号和护航舰“罗伯特亲王”号终于驶入维多利亚港。漫长的航程即将结束，涌上甲板的加拿大士兵看到的是一幅令人终身难忘的绚丽场面。蓝色的海水映照着中国木船上橙色的船帆。如巨石般高耸的汇丰银行屋顶上飘扬着英国国旗。凯姆本写道：“我们的船穿过狭窄的水道，驶入宏伟的港口，形形色色的帆船和舢板尾随着‘爱华迪亚’号云集在港湾内。迎接我们的鱼雷快艇‘嘟嘟嘟’地叫着，像海豚一样簇拥着我们的船。几艘老掉牙的水陆两用飞机从船上掠过。”

准备登岸的加拿大士兵

在民众的注视下，抵达香港的加拿大部队正列队进入深水涉军营

加拿大部队在九龙角尖沙咀码头登岸后，列队向两公里外的深水涉军营进发。为了迎接援军的到来，英军司令部特意派出了军乐队。在乐曲和鼓点的伴奏声中，背着步枪和个人装备的加拿大士兵昂首阔步行进在弥顿道上。凯姆本后来回忆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九龙的主要街道两侧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们挥舞着小型的英国国旗。半路上，我所在的连夹在了两个军乐队中间，这两个乐队各自奏响同一首曲子，在前往深水涉军营的路上，我们不得不像跳芭蕾舞一样，不停地改换着脚步，以适应不同的鼓点。”

登陆后，“C部队”指挥官劳尔森准将和其他主要军官立即前往香港岛内，与守备队司令官莫尔特比见面并接受任务。这支加拿大援军的全部兵力为1975人，其中温尼柏掷弹兵营911人（内军官42人）、加拿大皇家步枪营1004人（内军官41人）。

正向深水埗军营出发的加拿大士兵

除了作为基干兵力的两个步兵营外，还有劳尔森旅司令部的92人（内军官14人）。旅部除了数十名参谋、传令兵和司机外，直辖1个通信连和后勤分部（2名军医、2名牙医及其助手、3位牧师和其助手以及一个邮政分队）。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面对中国华南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加拿大官兵还是脱下了厚厚的冬季制服，换上了短袖短裤的卡其布夏季军服。加拿大军装与英军军装虽属于同一版本，但前者的夏服上衣不佩戴金属制徽章，加拿大生产的野战短裤也没有类似英军的口袋。

香港保卫战中的温尼柏营战士

英联邦陆军的基本军装为1937年版的野战服。这套棕褐色的军装上身为一件至腰部的短夹克，下身是一条在脚踝处收紧的宽松长裤。因天气炎热，香港守备队的官兵在多数时间里都穿着夏季开领的斜纹短袖和短裤。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英军士兵一般采取轻量化配置，左右两肩分别斜挎着刺刀鞘、子弹包、水壶以及杂物袋，腰间系着1937年版的武装带，除了挂在胸前的防毒面具包外，其余物品都装在背后的帆布背囊中。

操纵布轮式机枪的加拿大士兵

刚到达香港的“C部队”立即接到英军司令部下发的敌情通报。前来讲解的英军参谋竟向加拿大人灌输了这样的概念：“边境对岸的日军约有五千多人，只有为数极少的劣等装备，他们不进行夜战。日本的飞机都是旧式的，由于日本飞行员多数是近视眼，根本不能进行俯冲轰炸。”

加拿大部队接到的这份敌情通报，并非是英军为了鼓舞友军的士气而故意贬低日本人的宣传手段，而是英国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英国陆军在一份官方报告中写道：“日军不习惯夜间战斗，经常墨守一定的形式和计划。其自动武器的数量和更新的程度远不及英军，日军在中国战线上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方面不认真抵抗所致。日本空军的水平远低于欧洲，其轰炸能力薄弱，夜间几乎不能飞行。”

由于港英当局大肆公开在军队和民众中宣布香港是难以攻破的堡垒，以及日军战斗力较差等不实之词，在社会中早已先入为主并到处流传，当时是很难反驳的。对此凯姆本写道：“这就是英国式的智慧，这种灌输就像骗术一样，产生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可能从那时开始，加拿大部队就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越过中英边境向九龙半岛挺进

后记：加拿大部队到达香港仅22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向香港发起攻击。在九龙保卫战期间，温尼柏营D连参加了掩护大部队撤离的行动，与敌军短暂交火。日军在香港本岛登陆后，隶属西旅的温尼柏营A连在毕拿山附近与优势之敌展开激战，该连军士长奥斯本为掩护战友扑向日军投掷的手榴弹英勇牺牲，成为此次战役中唯一获得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勋章的战士。隶属东旅的步枪营也参加了反击日军的战斗，付出巨大牺牲。香港保卫战结束后，至少有1559名加拿大官兵沦为日军的俘虏。

香港保卫战结束后，被囚禁在集中营的英军士兵

虽然香港战役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攻防战，但由于日军在战斗中杀害战俘，以及囚禁期间对战俘的虐待，导致英军官兵的死亡率非常高。以加拿大部队为例，战死及失踪、加上在被俘期间病故等原因，其死亡总数竟达557人。加拿大国防部战后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香港防卫所耗费的人力成本极为高昂，约有二百九十名加拿大官兵在战斗中阵亡。加上战俘营中死亡的二百六十四人，牺牲总数竟达到五百五十四人。此外，还有近五百多名加拿大官兵受伤。这支一千九百七十五名赴港增援的部队，竟然有超过一千零五十人牺牲或负伤，伤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部队在所有战区中伤亡最高的地区。”

2011年12月是C部队赴港参战70周年纪念日，在香港西湾国殇纪念坟场举行特别仪式悼念在香港战役中阵亡的加拿大士兵。有三名90岁高龄的参战官兵出席了悼念活动。加拿大驻港领事贝瑞仁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保卫香港牺牲以及被囚禁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