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字狱”?

作者: 透瓶香   来源: 知乎

清朝末年在上海发生了惊天动地、中外瞩目的《苏报》案。当时，决定着中国命运的各种政治势力群集于长江与东海的汇合之处，以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的生死搏斗为主线，交织着帝国主义同清政府之间的明争暗斗，纵横捭阖。在这里既可以听到鼓吹推翻清廷的革命号角，也可以目睹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穷凶极恶、对洋人主子摇尾乞怜的嘴脸，既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主持公道的庄严声明，也不难窥破其背后隐藏的卑劣目的。不可阻挡的革命潮流与纯属偶然的历史机遇互相纠结，彼此激荡，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清代文字狱史上令人荡气回肠的最后一幕。而全剧的情节与角色都围绕着一张原本平平庸庸的小报——《苏报》。

在晚清上海的新闻界，《苏报》原是敬陪末席的营业性报纸。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相继在那里设立租界。租界中华洋杂处，为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很快出现了中、外文报纸。中文报纸中，以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的《申报》和光绪十九年(1893)创办的《新闻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此后又陆续出刊二十余种报纸，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报刊。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苏报》，据说与日本人有些瓜葛，开办不久即因刊登黄色新闻与法租界当局发生纠纷，加以经营不善，已有难以为继之势。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举人陈范购买了《苏报》的所有权，继续经营，该报面貌略有改观。

陈范

陈范是戊戌政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陈鼎之弟，原为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罢官，来到了上海。陈范之所以接办《苏报》，是想借他宣传变法。那几年间，谈变法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经过义和团运动打击后，清政府也高唱变法，改革官制、奖励实业、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军……，搞得煞有介事。但陈范的力主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阻止革命而演的假维新丑剧不同。他认为首先要恢复光绪皇帝的权位，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可见，他还未摆脱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在当时守旧人士的眼里，也把他视为“康党”。由于思想上没有什么足以鼓动人心的特异之处，这一时期的《苏报》虽登载了某些政论性文章，社会影响却不大。报馆内人才缺乏，资金短少，陈范四出拉稿，经营每况愈下，报纸很难打开局面。幸好发生了南洋公学大风潮。《苏报》转而关注学界，才柳暗花明，走上了新生之路。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校址在上海徐家汇，是清政府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名之为“新”，骨子里却是旧的一套。总办专制，教习顽固，学科陈腐，卫生污秽，令前来寻求新思想、新知识的青年学生不堪忍受。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中旬，为抗议教习不准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政及校方无理开除学生，南洋公学二百余人同时离校，闹起了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陈范思想开明，又想借机扩大报纸的销路，所以在《苏报》上新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学潮。《苏报》又以此为契机，很快成为以南洋公学退学学生为中坚组织起来的爱国学社的喉舌。

爱国学社是个学校，又是个爱国团体，它的建立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蔡元培，号子民，原是清廷翰林，戊戌后不满政治腐败，弃官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随后又联络上海的有志之士章炳麟、黄宗仰、吴稚晖等建立了中国教育会，准备编辑新的教科书，出版书刊，开办学校，培育人才。正当筹措之际，南洋公学学潮勃发，蔡元培曾从中调停，不得要领，毅然与学生们退出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原想自办学校，无奈财力、师资均感不足，就求助于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人答应了，不仅帮助筹集了款项，而且充任义务教员，这样爱国学社才得以建立。爱国学社一反官办学堂的办学方法，师生们大胆议论时政，毫无顾忌。特别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起，每礼拜在英租界内的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由于言论激烈，不仅顽固守旧派群起反对，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也常予讥评。爱国学社的师生感到有自办报纸的必要，加以学社仓卒建立，经费不足，就与同情学生的《苏报》订约，每日由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等轮流撰写“论说”一篇，供报纸刊用，报馆则每月资助学社一百元为报酬，双方两受其利。这样，《苏报》就成了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

蔡元培

《苏报》既请来蔡元培、章炳麟等海内热心民族主义的名家为它的撰稿人，又多方刊登外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来稿，报纸就显得锐气英发，隐隐然成为号召学潮的旗手。南洋公学学潮以后的半年间，各地官办学堂的学潮此起彼伏，学生们颇“以退学为美举”。于是论者对《苏报》责难起来，认为“东南学界之屡次破坏，皆《苏报》之罪。”《苏报》诸君也慨然自承，回答说：“即令有罪，《苏报》亦所不辞也！”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拒法运动，以此为起点，学校风潮进一步发展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苏报》也随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各界。拒法运动的起因是广西巡抚王之春计划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境内的会党起义，消息由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传到了上海，中国教育会立刻在张园召开临时大会，通电反对王之春。《苏报》发表“论王之春借法兵必亡中国”、“敬告两广寓沪诸绅商”等文章，与拒法爱国运动相配合。王之春的阴谋被揭露，向法国借款借兵也就成了泡影。随后发生的拒俄运动，使《苏报》言论更加激烈。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沙俄违背与清政府签订的撤兵条约，拒不撤兵，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霸占东北。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热血沸腾，在张园又召开了拒俄大会，通电北京外务部和各国外交部，强烈抗议沙俄对中国的侵略。留日学生更加激昂，召开了有500余人参加的抗俄大会，全体一致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并推举钮永建、汤槱归国，谒见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发给枪械，开赴前敌与俄作战。可见学生们是愿意在清政府领导下救国的，但清政府却把他们视为别有用心的乱党。清驻日公使蔡钧致电湖广总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将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端方随即转电各省督抚。《苏报》为揭露清政府的阴谋，向社会披露了一份绝密文件——“严拿留学生密谕”。在这道谕旨中，清政府密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即行正法!”这一爆炸性新闻，使舆论哔然。热血青年痛感救国无门，爱国有罪，悲愤之下，纷纷丢掉依靠清政府挽救民族危亡的幻想，开始走上了革命排满的道路。

回顾《苏报》这段历程，不难看出，光绪二十八年初冬以来，从鼓动学潮到支持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言论虽然日益激烈，但并没有越出拥护清政府的基本立场。然而从二十九年五月开始，《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一帜独树，首先吹起了革命排满的号角。这固然是受到激进青年趋于革命的潮流激荡所致，而《苏报》内部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则起了关键作用。

所谓新鲜血液，是指章士钊、邹容和张继。章士钊原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二十九年三月在学潮中退学加入了上海爱国学社。邹容和张继原是留日学生，以激进著称，因带头反对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生监督姚某，被迫返回上海。章炳麟和章士钊、邹容、张继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四人结盟为兄弟，矢志覆请。章炳麟年稍长，36岁，章士钊和张继二十刚出头，邹容最小，年仅19岁。邹容以为，“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他深为没有一个现成的舆论工具以供这些年轻同志恣意发挥而感叹。没想到，他们的机会很快来了——《苏报》主人陈范主动找上门来，请章士钊去当主笔。

章士钊

章士钊与陈范同乡，刚逾弱冠之年，在文坛已略有声誉。陈范看中了这个英姿勃发、才华横溢的青年，想把女儿配与他，所以请章士钊来报馆主持笔政。章士钊并不知情，但想到要实现与邹容等人的秘密计划，就欣然应允了。

二十九年五月一日，章士钊走马上任。五月六日即对报纸作了“大改良”，声明为突出本报特色，感奋读者的神经，自即日起凡“发论精当、时议绝妙之处”，都用大号铅字排印。什么叫“发论精当、时议绝妙”呢？此后的事实表明，即涉及革命、排满之类的激烈字句。为耸动视听，章士钊撰写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指出中国的革命完全是荣禄之流的顽固派逼出来的，要说谁是革命党，则非中国当道者莫属。此文言词过激，章士钊不署己名，而用“韩天民来稿”的形式发表在五月十二日的《苏报》上。陈范见报大惊，当天上午匆匆找到章士钊，希望有所节制，不要自取覆亡。章士钊见陈范容颜惨淡，内心十分矛盾。自念既得人助，又覆人之产，是为不祥，转念又想，自折其志，随世沉浮，是为不义。看来只好挂笔而退，以求两全了。到傍晚时，陈范又来了，只见他出语激烈，较之前者顿若两人。临走他毅然握着章士钊的手说：“本报任君支配，我无所顾惜！”章士钊大喜过望，又大惑不解，立即找到章炳麟和邹容，告以陈范态度的遽变，大家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无论如何，报馆的主人既有如此许诺，他们终于可以尽情挥洒了。从此之后，直到章炳麟、邹容被捕，不到一个月中间，排满革命的议论，犹如狂潮直泻，一发而不止。而这些议论中，最令人发冲眉竖、拔剑起舞的莫过于对邹容所著《革命军》的评价和章炳麟“驳康有为书”的摘录。

下面，有必要把《苏报》案的两位主角——邹容和章炳麟作一介绍了。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他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大约在三月间写成了一本秘密小册子——《革命军》，邹容从小粪土功名，鄙薄周孔，在留学日本期间，他不仅受到清初反满仁人志士民族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且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初步熏陶。尽管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但见识已达到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革命军》虽止两万余言，却是清末第一本系统阐述革命理论的巨著。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讴歌：“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思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没有囿于反满民族革命，而是号召人们“杀尽专制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人权”，按照美国宪政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邹容完成此书后，有点顾虑文词浅露，曾请文章高手章炳麟润饰。章炳麟对邹容晓畅自然的文风很欣赏，对他说：“感奋吾民，文当如是。”又为《革命军》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言。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刊印问世。

邹容

与此同时，章炳麟也写了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长文——“驳康有为书”。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姚人。他是精通经学、小学的著名学者，但首先是个革命家。他早年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失败后，开始和康、梁划清界限，转到革命排满的立场。后被清政府悬赏通缉，流亡日本。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覆亡的242年纪念日，章炳麟联合留日学生准备在东京召开纪念大会，并为大会起草了推翻清朝统治的宣言书。这次拟议中的会议遭到日本警方的阻挠未能开成，却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但在当时，革命排满与保皇立宪的分野并不明显，康、梁的政治主张在海内外还有广泛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康有为写成“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援古引今，洒洒万言，集中论述“中国止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观点。他的弟子们又将他的这些书信结集为《南海先生(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广为散发，争取群众。这样，革命党人抨击的对象就不能仅限于腐败的清政府，要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剥去康有为的伪装。这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由章炳麟肩负起来。他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书”。康有为把光绪皇帝美化为圣明之主，把君主立宪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章炳麟则把光绪皇帝斥为毫无实权的仁柔寡断之君，斥为“不辨菽麦”的“小丑”。康有为断定革命将导致中国干戈纷争，根据是今天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章炳麟针锋相对，满怀激情地赞颂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通俗易懂，足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传颂，那么，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则词意高古，极受文人墨客的称道。总之，二者在宣传革命，教育群众上，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章太炎

邹、章论著刚一发表，《苏报》立即推波助澜，从旁鼓吹。五月十四日章士钊撰写“介绍《革命军》”一文说：“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这真是一篇绝妙的书评，短短百十来字，便把读者撩拨得恨不得先睹为快。五月二十五日，该报又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驳康有为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闰五月初五，一颗重磅炸弹在上海爆炸；“驳康有为书”在《苏报》摘要发表，指名攻击光绪皇帝的“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字如石破天惊，整个中华大地都感到震颤。然此时中西警探已前来报馆捕人，而距《苏报》的被查封也仅仅八天而已。

进入五月之后，上海已有捕人的风声。第一次指名逮捕的名单上有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汤槱四人，可见清政府当时所关注的是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发动的拒法拒俄运动。当时商约大臣吕海寰曾致信江苏巡抚恩寿说：“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但第二次指名逮捕的六人中，已把陈范与章炳麟包括在内。这时清政府已觉察到《苏报》的危险性。从时间上看，这也正值《苏报》“大改良”、公开鼓吹革命之始。到了五月中旬，《革命军》与《驳康有为书》风靡一时，与《苏报》此呼彼应，影响所及，远至京师大学堂报刊阅览处也“揭示《苏报》中有关《革命军》的文字”。清政府气急败坏，惊恐狂怒，才把《苏报》视力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向清政府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务部呈慈禧太后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有关人犯。不料上海道台奉命捕人时，却遇到了来自洋人方面的阻力。

《苏报》之所以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放言排满革命，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界捕人有种种窒碍。租界名为中国的领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国中之国。从表面上看，上海道台在公共租界(英美两国租界)设有名为“会审公廨”的审判机关，负责审判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案件，但实际上，会审公廨中清政府的会审委员形同虚设，而外国陪审官却成了顶头上司。逮捕租界内中国人犯时，清政府也必须事先商得外国领事的同意，才能实施逮捕。这些与有关条约相违背的不成文惯例是对中国政府在租界治权的蔑视，但清政府从来不敢与帝园主义国家据理力争。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炳麟、邹容的谕旨下达江督苏抚时，他们感到问题很棘手，为审慎起见，特派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协助捕人。各国领事以案犯属于“国事”性质，坚持不允。谈判进行得十分因难，正在为难之际，各国领事提出，如同意在租界内审办的话，“尚可酌行”，并要俞明震、袁树勋签字保证。俞、袁急于捕人，于是订立条约：“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内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内办理”，经双方签字后，此案遂确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这样，拘票经领事团总领事副署，由会审公廨交租界巡捕房协捕。

闰五月五日，即《苏报》刊登“驳康有为书”的那一天上午，一群中西警探闯入报馆。他们出示的拘票上写有陈范、陈叔畴、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七人姓名。当时程吉甫在报馆，即被锁上带走。下午又有巡捕来问：“陈范在吗？”陈范恰好在场，自己回称：“不在。”巡捕扬长而去。当晚，陈范避走，后携女儿亡命日本。第二天章炳麟正在爱国学社帐房，警捕又持拘票挨次查问，章炳麟回答：“其余的人都不在，要拿的章炳麟就是我。”遂被带上手铐捉去，临行章要带点日用品，遭拒绝。随后，警探又在《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及钱宝仁。当天深夜，龙积之自动投案。邹容本由张继将其藏在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里，章炳麟在狱中写信给他，让他与龙积之一并投案。闰五月七日邹容到捕房自首，英人捕头问他：“你来做什么？”邹答：“我是邹容。”捕头说：“你是个小孩子。”邹说：“我就是满清政府要捕拿的作《革命军》的邹容。”于是把他也关入捕房。

在被捕的六人中，钱宝仁、程吉甫被认为是《苏报》的主笔，而他俩一为陈范的朋友，一位报馆的帐房，真正的主笔章士钊却漏网了，让人殊不可解。据章士钊本人后来的回忆，负责此次逮捕行动的俞明震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上学时的老师，二人后来虽因志向各异而分道扬镳，但俞明震对他仍爱护备至，此次逮捕时，他能幸免，自当得力于俞明震的暗中调护。再有，章士钊著书作文，都另署它名，与章炳麟、邹容直书真名显有不同。按诸事实，章士钊以上两点解释是可信的。

俞明震

在捕人的同时，清政府又加紧运动查封《苏报》。闰五月十三日，经英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的同意，《苏报》被查封。

闰五月二十一日，会审公廨开始审讯。会审委员是孙士鏻，陪审官为英领署翻译迪理斯。首先由原告清政府所委托的律师古柏指控《苏报》“故意污蔑今上皇帝，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他提出的主要证据是：(一)《苏报》刊载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即“驳康有为书”摘录)中有“载湉(光绪皇帝的名字)小丑，未辨菽麦”这样的文字；(二)《苏报》刊载的“杀人主义”一文说：“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该文又号召“杀尽胡儿方罢手”。古柏在指控《苏报》的罪行后，又代表清政府指控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煽动人们“杀尽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是为大逆不道。作为被告的章炳麟承认作《革命军》序文一事，邹容也承认《革命军》为自己所作。

闰五月二十七日会审公廨继续审讯，清政府方面的律师古柏当堂提出因“另有交涉事机”，请改期会讯。他的请求得到了会审委员及陪审官的认可。《苏报》的审讯暂时陷于停顿。

所谓“另有交涉事机”是什么?古柏不敢明言。原来清政府对在租界内会审一事十分恼火，想通过幕后的交涉，实现其预定的计划。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想重温“康乾盛世”时的旧梦，计划“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凌迟处死，杀一儆百，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种。但阻格于上海地方当局与领事团订立的条约，“租界案件在租界审办”，他们的美梦很快破灭了。逆党抓到了，却不能任凭己意审理惩治，清政府如何甘心？所以通过古柏，使“会审”停止，同时，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从闰五月二十七日停讯，到当年十月十五日重新开庭，四个月中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在是否“移送人犯”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帝国主义各国把自己打扮成“人道”、“文明”的捍卫者，以掩盖其侵犯中国主权的实质；清政府则高唱维护国家主权的论调，以达到其镇压革命的卑鄙目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演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出不可多得的精采闹剧。

上海各国领事对于是否将《苏报》一案的犯人交与清政府治罪，意见很不一致。美国领事古纳是坚决主张“交犯”的代表，但他的主张遭到英国的有力抵制。英国公使隆道首先表示：“《苏报》诸人当在租界鞠讯，断不可交与华官，使果有罪可据，则加以应获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工部局随后指出：“此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保护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人之治外法权。”如此借所谓“治外法权”侵犯中国对租界的治权实在太蛮横、太露骨了，所以又装饰了一些漂亮的词句，说什么“若以毫无实据之人而移交华官，使受惨戮，将深为文明国家耻辱。”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外国人的舆论中，的确不乏主持正义、同情《苏报》者，但在坚持租界治权这一点上，与英国官方及租界当局并无分歧。两江总督魏光焘在私下谈到英方的态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彼系争界内之权，非实惜各犯之命。”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照

清政府因上海地方当局已与各国领事订有条约，所以在开始时对会审公廨审理此案只能听之任之。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既成事实，则不仅镇压革命的目的落了空，而且等于默认各国在租界已经攫夺的一系列不法权利。内阁大学士张之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闰五月二十七日致湖广总督端方的电报中说，租界是中国领士，界内中国人仍应归中国政府管辖，“其有中国罪犯，本可由华官自拿自审，并无会审之条”。这个熟于洋务的老官僚是立足于中国同外国已签订的各项条约讲这番话的。这就是说，即使遍查所有不平等条约，也找不到租界方面有权拒交中国犯人、有权派员会审的条款。张之洞也识破了英方拚命干预《苏报》的用心在于“以上海租界为外国之地”，将历年以来攫夺的租界治权合法化。所以他认为，“交犯”一事“利害所关甚巨，所包甚广，其有益尚不仅此六犯一案也”。在张之洞心目中，“所关甚巨”的“利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听听他自己的回答吧：“我能趁此极力争回此项治权，将来再有缉拿匪犯之事，便易措手。”革命党人，以及康、梁等立宪派借租界为掩护搞政治活动，被清统治者视为腹心之患，他们与帝国主义所争的，诚然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神圣的国家主权，但目的却是镇压革命，维护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

错综复杂的局面，不仅淆混了人们的视听，而且在客观上也使革命党入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章炳麟、邹容及《苏报》的有志之士在租界进行的革命宣传工作是正义的、进步的，他们在人品上是高尚的、光明磊落的，与英领事及租界工部局并无任何关系。但英方与清政府关于“交犯”的争执，却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革命党人是一些托庇于洋人的怯懦者。章炳麟深感有表白心志、以正视听的必要，在入狱不久便给新闻记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庄重声明：“吾辈书生，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而租界权利为外人所必争，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地，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同”。这篇题为“章炳麟狱中答新闻记者书”刊于闰五月十二日的《苏报》，正是《苏报》被查封的前一天。它及时地划清了革命党人与侵犯租界治权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界限，给予某些打着“新闻记者”招牌的别有用心者以有力回击。

“移送人犯”的交涉既不能在上海解决，清政府只好命在京大学士张之洞通过外务部与驻京各国公使磋商，英国领事也表示要请示本国公使才能决定。这样双方的交涉便从上海转到更高层次进行，但争执的焦点没有变，仍是与租界治权纠结在一起的“移送人犯”的问题。

在京各国公使对此意见也并不统一，美、俄、法、德等国公使都主张交犯，但为英国所拒绝，英国公使的立场，又得到日本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决定的。正当它们相持不下之际，北京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沈荩事件，由于沈荩的惨死而促成了一个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沈荩原叫沈克諴，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参与了唐才常在长江中游各省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事败之后，潜入北京，从事反清秘密活动。《苏报》案发不久，沈荩为奸细所卖，于闰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被捕。慈禧太后原想借《苏报》案对革命党人进行血腥镇压。无奈洋人掣肘，就把一腔怨毒全部发泄于沈荩一人身上。六月八日刑部奉旨将沈荩杖毙。沈荩被拖出囚牢后，“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沈荩之死，震动着世人的心弦。人们自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章炳麟、邹容如交与清政府手里，就会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哀呼宛转、死于捶杖之下的沈荩。沈荩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凶残的面目，在主持正义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凡主张移送人犯的各国不能不有所顾虑。英、美公使先后奉到本国政府训令，命不得将《苏报》案人犯移交给清政府。坚持移送人犯最力的美国总领事古纳也奉调离任。这样一来，各国公使在拒绝交犯上一致起来，清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六月三十日张之洞密电端方：“近因沈克諴杖毙，各国皆不以为然，决不肯交犯”。为摆脱难堪的困境，张之洞想出了一条保全脸面的妙计：请求清政府雇用的洋员福开森与各国“婉商”：如将六犯交与中国审理，保证“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

张之洞

“婉商”的结果是《苏报》案仍归上海就地办理，在会审公廨开“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会审委员、英陪审官审讯，并授审判权于上海县。清政府打算得挺好，上海县先判章、邹二人斩决，然后再以“恭逢万寿”为借口，改判终身监禁。同时准备结案时，一面降旨申饬上海道台办理有失国体，一面照会各国驻沪领事：此案在上海讯结，本属不合，以后不能援以为例。事态的发展表明，清政府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既然已经当了人家的“儿皇帝”，就休想维护自己的国格了。

十月十五日一早，上海知县汪懋琨，会同会审委员邓文堉、英陪审官迪理斯来到“额外公堂”，停顿了四个多月的《苏报》案审讯重又开始。当堂将程吉甫、钱宝仁开释，陈仲彝准其保释，龙积之另案办理。然后仍由古柏代表清政府控告章炳麟、邹容“大逆不道”等罪。“额外公堂”定明日续审。

十月十六日的审讯从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4点结束。章炳麟为自己辩护时，集中在解释“驳康有为书”中“载湉小丑”这四个字上。他说，我只知道清帝是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再者“丑”(“醜”)也有“类”、“种类”之义，“小丑”亦可作“小孩子”解。我作书驳康有为，而《苏报》刊登、评论，与我何干？章炳麟的自辩有理有据，他的博学更使法官惊服。他们问章‘出身何科？”意思是哪一科的进士，章炳麟回头看看邹容，笑答：“我本满天飞，何窠(音kē)之有？”他故意把“科”误听为“窠”，和法官开了一个小玩笑。被告的律师也辩护说，章、邹二人仅止著书而已，并未亲自印卖，不足为谋反的证据，而且罪疑惟轻，请法官公断。这以后，又开庭两次，十月十九日审讯结束。

在座审的背后，以上海县为一方，英陪审官为另一方，对如何科刑意见分歧。上海县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坚持华人案件只能由华官审判定罪，洋员只不过“观审”而已，故而遵照清政府的指示，将章、邹拟判永远监禁。而英陪审官则说《烟台条约》距今已久，他的权力不受其限制，上海县不能单独作出判决，他主张章、邹应各判监禁三年结案，否则不能照允。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十一月六日上海县独立作出了判决：邹容、章炳麟俱科以永远监禁之罪。

领事团对这项判决不予承认，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照会上海县：各国领事“以《苏报》馆案未断定，拟再会审一次”，并威胁说，如再不讯结，则将遵照驻京公使的指示，将该二犯即行释放。被告的律师也以“久系囹圄，在法律、人道均属不合”为由，请求将控案注销。当时上海已盛传章、邹二人即将开释。清政府到底不敢违拗洋主子的意旨，只好委曲求全，下令上海县采纳英方意见，从宽办结。

光绪三十年四月七日，“额外公堂”复讯，当堂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至此，波澜迭起、枝节横生的《苏报》案才算告结，而距章、邹被捕已将近一年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八日章炳麟三年刑满出狱，当晚即东渡日本。他抵达东京后，中国留学生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加以欢迎。章炳麟感到十分欣慰，革命的潮流经《苏报》案一度低落后，又重新高涨起来，狱中三年的辛酸和屈辱总算得到了报偿。但环顾左右，令他嘘唏不已的是，“小弟”邹容已先他而去了。

章炳麟狱中写诗称邹容是“吾家小弟”，心想自己年长近20岁，先死乃理所当然。及判决以后，投入租界的西牢，见狱卒暴厉，饭食粗糙，牢中关押的500人中，每年大约60人瘐死，章炳麟又对邹容说：“我三年，你二年，你当生，我当死。”邹容哽咽流涕说：“兄死，我不得不死!”不料第二年正月，邹容病发，白天昏昏欲睡，躺下又懊恼烦冤，不能静卧，深夜梦中独语咒骂，早上醒来又全然不知，章炳麟知道他少年气盛，陷身囹圄，不堪狱卒侵辱，心不能平，再加上一点点麦麸饭根本吃不饱，胸中更加愤激，长此郁结，不得发抒，才生了这样的病。他请狱卒长允许亲为护理，请召医生诊治，都被拒绝了。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夜半，邹容死于狱中。章炳麟去看时，目犹未瞑。对邹容之死，监狱内外多有疑议，不知他是否真的死于疾病。六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邹容可以瞑目了。人们缅怀先烈，自然不会忘记有大功勋于革命的邹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初建，即追赠他为大将军。

辛亥革命

在欢庆光复之际，有一个不应被人们忘却的人却显得有点冷落寂寞，他就是《苏报》主人陈范。《苏报》案后，陈范在日本亡命十年，困踬而终，从没听到他有什么怨言。他是革命潮流中的长厚君子，虽未必醉心革命，但倾其家产资助革命的精神始终如一。章士钊等曾对他五月十二日一天之中判若两人感到迷惑不解，当时无暇细考，过后才知道，操纵指示的是钱宝仁。钱是《苏报》案六犯之一，他与陈范在张园演说会上相识，不久与陈范密谈时，吹嘘自己就是孙中山本人，秘密返国，策动革命。陈范信之不疑，此后一切进止惟钱宝仁马首是瞻。章士钊“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言词过激，陈范初看不胜惊骇，但当晚的态度就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原来是钱宝仁的授意。就这样恍如鬼使神差，终于引发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有人曾说：“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这话说得不错。但联系到《苏报》案前前后后的历史，又不能把它看成纯属偶然的事件。从南洋公学风潮，到爱国学社成立，从上海张园集会，拒法拒俄，到章炳麟、邹容的论著风靡海内，中国历史正沿着一条以学界风潮为起点，历经爱国运动，最终导致暴力革命的道路迅猛发展。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一个空前猛烈的革命风暴正在上海兴起，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殊死搏杀已迫在眉睫。恰逢此刻，《苏报》际会风云，异军突起，成为贯穿学潮、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拒俄，乃至《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的中枢刊物。清廷发动《苏报》案，不独在《苏报》本身，而是对日盛一日的革命运动的总决算。设使没有《苏报》，或因陈范的退缩《苏报》趋于和缓，清廷也势必要兴动大狱。果真如此，那只是历史局部面貌的改变，而绝不会改变历史发展大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