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930年代谈论“国难”之偏颇

作者: 陈帅锋

内容摘要：闭户读书时期（1928-1938）的周作人仍时时言及“国难”，书写方式或显或隐，显的方面是他号称自己“弃文就武”，认为救国的根本之道在于强兵，而非言战，他批评“文人”的见解都是新式八股和符咒式的救国主张；隐的方面是他借谈历史来批判现实，痛惜明末士人空谈气节于国无益，主张“和比战难”。周氏自信自己可以超越左右，然而无论是谈武还是讲史，都失之偏颇。

关于周作人1930年代的文学与思想，学界已有相当的研究，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周作人从1928年《闭户读书论》发表直到1938年出席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这十年间如何谈论“国难”。此问题的提出，乃是为了揭示周作人小品文理论中对“载道”派文学的批判与他对时局判断的关系。[1]

一、武人与文人

1928年周作人表示要“闭户读书论”，到了1934年12月却宣告“弃文就武”。[2]这看似“新奇”，却正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是“势所必至，理本固然”。[3]

周作人

周作人此前也提及过自己出身江南水师，回忆说江南水师学堂是他“在本国学过的唯一的学校”，不过所怀恋的只是“自由宽懈的日子”[4]，提及“武人”也是为说明“只要有机缘有兴趣，学海军的人，对于文学作品也能够阅读赏鉴，从事于别种职业的人，自然更没有不能够的。”[5]并未涉及“武事”。而到1934年12月，他则更加强调自己的“武人”出身：“我学海军还未毕业得到把总衔的时候便被派往日本留学，但是在管轮班里住过六个年头，比我以后所住的任何学校为久，所以在自己没有专门职业的专门中，计算起来还算是海军”[6]。

知堂声明自己为武人，并不是要“从戎”，而只是说有关“武”的“很普通的”话，这又主要是和海军相关：

我的意思第一是想问问对于目前英日美的海军会议我国应作何感想？……其次我想问问海军当局……现在要同外国打仗，没有海军是不是也可以？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戍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无庸讳言，盖这四十年来的政治实以不同外国打仗为基础而进行着的，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在别人――不，就是在自己以前也如此，只好讲和的状况之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7]

这段文字所涉及的军事知识原极普通，周作人对这些常识的强调却值得我们重视。从少年时起，周作人就有一种“尚武”的倾向，他就嘲讽了依靠“和平抗争的标帜”和烧“符咒的黄纸”可以吓退“直脚的鬼子”[8]，面对五卅惨案，他赞同吴稚晖“用机关枪打出去”的主张，指出武力是解决“国耻”的关键：

你不拿枪炮而分宣言，这与烧符何异？……但我想进一个忠告，便是请大家先要摸一摸腰边有无机关枪，倘若你想去同文明国人说话。此刻没有（当然是没有）也不要紧，还可以赶紧想法，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不是绝对无望的事，（即使是三年之病而求两年半之艾也可以做，）但切不可相信什么公理正义可以抵炮弹，纸旗黍秸可以退兵船：这是排外，是暴徒，是野蛮，前边早已说过了。我希望中国人能够顿悟，忏悔，把破船古炮论斤的卖给旧货摊，然后从头的再设制造局练兵处，造成文明的器与人；从头的办学堂，养成厉害――而真实明白的国民，以改革现今的文明。[9]

这种根本改造的主张，虽用心良苦，实际上是“知易行难”，不但在1925年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实行，就是后来国民党勉强统一逐步计划实行时，收效也是非常有限[10]。而这基本上成为周作人面对“国难”的根本意见，九一八后他指出“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11]对于国民政府及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依靠国联的空想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征兵。早在1910年，他就支持满清改募卒为征兵，力斥恶谚“好男不当兵”，认为由于“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之世界也，其军备盛者则国强，其国强者其军备愈盛，国非是不足以捍其国家，民非是不足以保其生命财产”，所以军人最神圣，呼吁“邦人兄弟，敌忾同仇，曷其兴起”[12]。九一八后，他认为这一问题刻不容缓，在应北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之邀而作的讲演中，他呼吁“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虽然关于征兵的具体内容，“是军事专门的问题，我无从再来插嘴了”，但他还是指出征兵在中国实行之难，“第一，假如中国要用党军，征兵就不能办。……第二，假如中国要用募兵，征兵也不能办。……第三，假如国民没有当兵的诚意，虽然政府想办征兵，那也办不成功。”[13]前两点所针对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和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末一点所针对的乃是一般国民的懒散，均中肯綮，但未能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他批评国民政府在学校中进行军训之无意义，原因即在于没有征兵制，青年在学校接受军训而毕业后又泰半不入军队[14]，所受训练全为浪费，而农村的军事训练又无从展开。周作人所批评的乱象确有其实，兵源问题涉及到政府社会动员的能力，虽然国民党早在1924年一大时就决定逐步改募兵为征兵，并最终于1936年正式实行征兵，但真正实行的始终是征募结合甚或强行拉丁的兵役制。[15]

周作人认为武力不仅是根本的解决手段，而且是唯一的有效解决手段，而其他的都是无用的枝叶，由此而生的谬误是绝大的悲观。1933年热河一带形势紧张，他以为“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十日来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静了一点下来；如不佞等觉得无可逃，则仍未逃耳。”[16]“寄寓燕山，有釜底游魂之慨”，继而得知北大将迁汴的消息后，他的感慨是“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为天堑然则当指此耳”[17]。故宫古物南迁，在国防上言之，实是无可奈何之下策，但极易刺痛舆论神经，鲁迅也曾讽刺说学生“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18]，鲁迅所愤怒的是“不抵抗”，周作人则是由此窥见“实力”之不足，在考虑了“逃”的无意义之后，他选择了“苦住”在这“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成了边塞”[19]、“仿佛被放弃了的北平”[20]，直到七七事变后，给友人的信中说是“回南留北皆有困难”、“无从作归计”[21]。

周作人与哥哥鲁迅

虽然宣布就武，但周作人却也明白“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面”[22]。在周作人看来，大家应根据各自的“知识”为国家负责任：

要武人不谈文，文人不谈武，中国才会好起来……单提我们捏笔杆写文章的人应该负怎样来负责任。一是自知。……二是尽心。……三是言行相顾。……文人以外的人各有责任，兹不多赘，但请各人自己思量可也。[23]

具体而言，文人对国家的责任，就是做好自己所能做的，向平民普及基本的“常识”[24]：

不妨有几种报纸以评论政治报告消息为副课，去与平民为友，供给读者以常识……我们如若依据了这种知识，实心实意地做切切实实的文章，给读者去消遣也好，捧读也好，这样弄下去三年五年十年，必有一点成绩可言。[25]

他本人也在这些方面确有实绩，比如他在《日本管窥》、《<逸语>与<论语>》、《老人的胡闹》、《伊索寓言的忌讳》、《谈东方文化》等文中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予以抨击，同时也希望国人能研究日本文化好的一面以为民族更生的助力[26]；但周作人以自己的主张为是，以为一切文人都应“不谈武”，“武事”应交由“武人”去谈，文人只管文事，各司其职。然而，这种“分工互助”一遇到现实就碰得粉碎：如果在朝的武人不尽其责，该如何办呢？周作人没有去追问，只是“监督”文人不谈武，严厉地批评“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也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27]这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逻辑矛盾，他一方面认为文学本质上是无用的，救不了国，甚至也不承认文字可以误国，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文人谈武足以“误国”:

读书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又反正只是口头笔下用力，无妨说个痛快，此或者亦是人情，然而误事不少矣。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即是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老圃之意。何况打仗，这只好问军事专家了，而书生至今好谈兵，盖是秀才的脾气。[28]

他这种逻辑产生最荒诞的结果就是变相的“莫谈国事”，其理由不是政治上的反动，而是文学上的反动：载道。他实际上在自己心中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假想敌：文人。他对韩愈等载道派文学的批判最后上升为对“文人”的痛恨，频繁引用前人笔记对于文人的批评，比如引冯班《钝吟杂录・家戒》“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引宋儒朱子《语类》的话“秀才好论事”、“文士虽未必能，却口中说得，笔下写得，足以动人听闻，多至败事”[29]，甚或引笔记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叫好”，认为“秦之儒生本来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30]，立意都极不高明。通过反复的言说与书写，他在文字国中构建了文、武两个尺度：武人所对应的是实干，是专门知识，而与文人相对应的则是妄谈，则是误国。

文武之辨最后产生的结论是文人谈文比谈武更加重要。在致胡适的信中，周作人将文人的工作局限在文字与思想上：

由武力失去的，亦唯由武力可以得回，故收复失地非难事，只要有武力，但也无别法。这是一件事。在政治上分离的，文化以至思想感情上却未必分离，除非用人工去分离他。这又是一件事。头一件我们等等看，第二件我们不必等了，大家就都可以来尽点力。[31]

这里所讲的道理在纸面上是通的，即文人尽一份力，其余的事等“武人”来解决，但“等等看”要等到何时呢？

二、讲史的偏至

既然文武有别，那么“弃文就武”不过是“闭户读书”的另一种表达，周作人说他自己所能做的是：

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不懂哲学玄学，但知道思想的健全与否……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利。[32]

将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具体为谈思想问题，而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谈历史，其理由就是《闭户读书论》里所谓：

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却是很有点历史谜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它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33]

关于历史可怖的循环，他引易卜生《群鬼》来加以说明，感叹“我们翻历史，不禁有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34]在他看来，谈论历史也就是讨论现在，厘清了古代的得失，也就能明了当下的进退；也恰因此，他的讨论历史，总是为了论证他对时局的某些判断。

周作人家庭合影，前排右为羽太信子

周作人谈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岳飞问题的议论。1935年3月，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周作人立即撰《岳飞与秦桧》一文声援吕思勉，后来又陆续写了《关于英雄崇拜》、《谈油炸鬼》、《再谈油炸鬼》、《英雄崇拜》谈岳飞秦桧问题。周作人关于岳飞的评价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认为民众崇拜岳飞乃是受小说影响而生的迷信。他说“中国是文字之国，中国人是文字的国民。……在秀才阶级支配着思想的中国，虽然实际上还是武帝与财神在执牛耳，文章却有他的虚荣……说岳爷爷也必得举出他的一首《满江红》来。”[35]到了1935年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关，岳，我觉得不够，这两位的名誉我怀疑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威势虽大，实际上的真价值不能相副。……岳爷爷是从《精忠岳传》里出来的。”[36]

第二个层面就是岳飞等只是封建旧道德的符号，空有气节而无事功，不配做真正的民族英雄。对于气节，他年轻时也曾主张过，如1904年呼吁国人勿“畏死”[37]，但渐渐地就反对“死的提倡”，如1924年反感国学家所主张的“成仁主义”[38]，批评学生文告中“忠臣”思想的遗留[39]，认为“死之提倡，实在离奇得厉害”[40]。进而认为“死国”的英雄不值得崇拜，“本来家有贞节即表示家门之不幸，国有义烈亦足征国民之受难”[41]。同时又从这种英雄崇拜中看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如1934年，针对民族主义热潮中有人“推举朱元璋为圣贤天才之一，闻之骇然，岂以其能逐胡元耶？其实此人乃中国古今大奸恶之一，（其子朱棣也不亚于彼，此外明朝皇帝十九凶恶，）几不可以人论，而青年如此崇拜之，真奇事也！”[42]又对“民族扫墓”“不大赞同”[43]。1936年10月发表《英雄崇拜》[44]，认为关羽岳飞不够格，文天祥、史可法也是空有死节而无事功：“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45]他认为应当崇拜勾践、范蠡那类成功的英雄。

第三个层面则涉及南宋的和战问题。这本是专门的历史问题，但周作人却仅依托前人笔记武断立论。其初只是辩护说吕的“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有前人说过”，[46]佐证是俞正燮《癸巳存稿》、朱子《语类》及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几则议论。但不久则据王侃《衡言》中的一小段文字下断语说“南宋之恢复无望殆系事实”，并进而说“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由南宋一下子又论及晚清，在文末又引一则谈晚明的笔记作为附记：

洪允祥《醉馀随笔》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甚精。[47]

他更逐渐为秦桧鸣不平，认为“若有怨恨乃以面肖形炸而食之，此种民族性殊不足嘉奖也”，又谓“骂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48]，提出要给秦桧翻案，“稍为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49]

周作人认为《说岳》等小说戏文影响了民众心中的岳飞形象，有其合理性[50]，但若说民众崇拜岳飞全是因为小说戏文的凭空捏造，则未免推之过甚[51]，吕思勉虽然也是有意祛除小说戏文对岳飞的增饰，但未给秦桧平反：

问者曰：如子言，则秦桧为无罪而忠武为不足称乎？曰：恶是何言？秦桧之坚主和议及其杀岳忠武是皆桧之罪也。而忠武者，则又所谓精忠报国，将才天挺，诚千古军人之好模范也。特吾之罪秦桧也，但责其公罪而不诬及其私德；吾之崇拜忠武也，以其为历史上伟大人物，为爱国军人之好模范而崇拜之，非如世之崇拜忠武者，杂以小说家及宗教家虚诞及神秘之思想耳。[52]

虽对秦桧的“恶名”有所辩白，但仍以其主持和议及冤杀岳飞为罪。周作人对“崇岳”背后的旧道德的批判，也还有一定的道理[53]。不过，周作人对于岳飞、文天祥及史可法道义与事功的批评实际上过于苛刻，就史实而论，他们确有战斗的实绩，最后的死，实在是势非得已，绝非“只有一死答君恩”。

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

周作人对前人的议论是专采有利于“和”的，对于《岳飞和秦桧》一文，周木斋就撰文逐条分析了周作人所引的前人笔记与所下按语的不严密，比如所引第一条笔记“《论岳武穆军律》只是分别岳武穆军律严整的时期，是‘在绍兴二年以后’……”所引朱子语录所责军纪败坏的“建炎间”也是在“绍兴二年以前”[54]，但周作人未加辨析。此外，他所凭藉的前人议论也并非确论。有人认为清儒“论南宋故事，是客观的史学研究”[55]，事实并非如此，著有《宋朝军制初探》的王增瑜还针对近百年来对岳飞的各种怀疑而详细地论证了宗泽、岳飞抗金的史迹，他认为康熙的圣谕影响了他的文臣（如赵翼为秦桧辩护），提醒我们注意康熙对南宋和与战的议论：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 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仇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

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仇，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 异乎? 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56]

我们再看周作人所引的赵翼札记：“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秦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 [57]两相对照，强调“时势”，和能偏安保疆，战则败且失地，实在与康熙的“圣意”如出一辙。另外，吕思勉的见解其实也并非完全客观，他概述南宋的形势为“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认为“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么？便是（1）盗贼的纵横（2）诸将的骄横”，又言“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 [58]指岳飞等为“军阀”，虽导源于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赵翼，但有人指出“这其中细看起来实另有一种原因，乃是我们痛恨民国以来军阀的表现。”但南宋军人和现代军阀有极大区别，“绝不应以唐末藩镇和民国以来军阀的眼光去观察的。”[59]

对待如此复杂的和战问题，主张“文人不谈武”的周作人却大胆立论说“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60]如果我们联系上文所论他关于军事“实力”的论述，很难说他这种议论和时局无关，而这种议论实际上正是他所批评的“策论”。而较为巧合的是汪精卫后来投敌时也有极其类似的议论，他比较了李鸿章和聂士成，认为前者谨慎而有远见，后者虽英勇但基本无效，“他们的死却挽救不了国家的命运。”[61]

而周作人议论最多的乃是晚明。当然，周作人最早对晚明感兴趣是在清末民族主义高涨的1904年，那时论及明末事时与时论相差无几，痛恨“降旗瑟瑟”，呼吁国人“以血灌自由之苗”：

“百万骄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厌羊酪”。噫噫悲哉！我中国民族之污点也。……我民族既以驯顺称于世……扬州十日，堆百万之头颅；嘉定三屠，断万家之烟火。试一批野史，虽相去二百年，犹觉磷飞鬼啸，纸上森森有鬼气，是莫非我同胞畏死一念之所致也。

……今日不死，他日必无一得生；今日偷生，他日将无一不死……[62]

那时他对于越地遗民的“气节”也很尚慕，勉励越人无望先民之训[63]，1915年左右，他收集乡民著述，也还有对“气节”的推崇，如称张宗子《三不朽图赞》“先烈仪容，故自宛然，后生小子，时一展对，足以激发志气”。[64]

然而这种激情在五四的时代浪潮中逐渐化为忧虑，对晚明亡国之原因的追究也逐渐从“畏死”转移到党争与混乱，面对五卅所掀起的群众运动，他以为根本上无益，引晚明来加以说明：

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孙中山未必是崇祯转生来报仇，我觉得现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几社复社，高杰左良玉，李自成吴三桂诸人的后身。[65]

这时开始把几社复社和吴三桂等一起加以批评，而国民党清党后，他的感叹则是：“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66]此时还自认为一个“社中人”。但逐渐地，他批评的矛头逐渐转向批评明朝内部：义民（兵）、贼（李自成、张献忠）、东林，尤为斥责儒生和殉国的“忠臣”于事无补，他对清人的议论备为推崇，如“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尤其是下面一条则多次在文章中引用：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馀一死报君恩”，未尝不下泣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并提出了事功与气节的问题：

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感慨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赛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危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67]

此处的儒生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东林党，而对满人的大杀戮没有太多关注，“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但即其零星纷扰也含有重大意义，盖在这里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来。”[68]所关注的则是“义兵”、“义师”的纷扰；到1935更是大书特书“本是东林中人，现在上表颂贼”的周钟。[69]不久，他道出了对晚明与时局的思考：

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罢。……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如许氏说则其为害反是很大。……明朝的事归到明朝去，我们本来可以不管，可是天下事没有这样如意，有些痴颠恶疾都要遗传，而恶与癖似亦不在例外，我们毕竟是明朝人的子孙，这笔旧帐未能一笔勾消也。……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70]

这篇文章对于将明亡国责任进一步归于八股和党争，而其立论的依据是清许善长著《碧声吟馆谈麈》所谓“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日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和张岱对的东林党的批评：“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祜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 [71]

这篇文章立即招致陈伯达的批评：“甚至当时为人民抗清力量所支持下的鲁王监国，曾被那没有心肝的人斥为蕞尔小朝廷，也居然得到了知堂先生的附和。”[72]周作人旋即撰《关于命运之二》反驳说“蕞尔小朝廷”乃是“与鲁王君臣欢洽”的明末遗民张岱所说，同时又引其他的遗老来揭露明朝的“义师”与官兵的劣迹[73]。用遗老的文字来骂南明的“义师”，确非构陷，本系事实，但如此强调，则又分明有“苛责”之嫌。同样关注明末的鲁迅，则对周作人所引以为据的张岱的议论，予以激烈的批评：

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74]

周作人非但没有修正自己的议论，反而不断地从明清笔记中寻找历史依据加大自己的偏至，如对王谑庵的批评崇祯皇帝大加激赏：

中国政治照例腐败，人民无力抵抗，也不能非难，这不但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所不许可的，到得后来一败涂地，说也没用。明末之腐败极矣，真正非亡不可了，不幸亡于满清，明虽该骂而骂明有似乎亲清，明之遗民皆不愿为，此我对于他们所最觉得可怜者也。谑庵独抗词刻责，正是难得……[75]

到1937年3月16日更是反驳“坏的是阉党，好的是东林复社之类”[76]的“旧史观”，引述明清笔记来揭露复社的“本来面目”，如结社的“阔气”，如复社中人事贼附虏，几乎将明亡的责任全部归咎给东林，便是关注文字狱，也是绕过满清，而重点谈明末遗老对于李卓吾的“怨恨”[77]。诚然，周作人所批评的明末乱象确系事实，但刻意强调这一面，对阉党的误国、满人之残暴和汉奸的无耻种种“常识”则少言或不言，这样讲史，实在是极大的偏颇。

三、超越左右之难

周作人虽一度表示“以后当闭户读书，偶写文章，亦拟乱谈外行话（文学之类）为限，而不再来谈时事矣。”[78]但如上所论，他还是或隐或显地谈论国难，并且有极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他对明末东林党和当代“新八股”的批评其实都统一于他对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判断。他解释弃文的原因是“被一班维新的朋友从年头骂到年尾……明季的情形已经够像了，何必多扮一个几社复社人去凑热闹”[79]，1936年6月给友人的信中更直接点明“怕的是时世又似明末，则大糟而特糟耳。虏患流寇，八股太监，元都齐备，载道派的新人物则正是东林，我们小百姓不能走投其中某一路者活该倒霉。”[80]由是我们可知，他对历史上的东林党人以及文人道学气的责难，相当程度上是批评左翼文人的。

周作人在1930年代与左翼文坛的冲突也早已为众所论[81]，此不赘言。需要强调的是，周作人同时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极为不满。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北伐忽然变成清党的悲剧使得周作人产生了三重幻灭：“不仅是对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政党政治’的幻灭（与清醒），对五四先驱者一直寄予希望的‘民众政治’的幻灭（与清醒），更是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幻灭（与清醒）。” [82]他对建立在清党暴行基础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及其用传统文化和旧道德资源来鼓动民族主义的行为[83]予以不懈的批评，而这也正是左翼文人所极力抨击的对象；然而，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84]，左翼文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他又将左翼文学视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动”，尤其是他根深蒂固地认为民众运动不可成事[85]，所以将左翼发起的群众运动一概等同为愚昧地信仰“民气”，责为“拳匪”思想，渐渐地把左翼作为主要的批评目标。而同时，随着《语丝》同仁的南下及《语丝》的停刊，周作人逐渐远离了“维新的朋友”（或新人物），虽则恢复了与胡适等的交往，但“孤独”日剧――这种孤独，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乃是北平实在没有人应和他心中的“流氓鬼”。

战后受审获罪的周作人

当然，虽然这一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许多问题有相近的想法[86]，甚或在自寿诗事件中对周作人也有所维护，然而二人却实有大不同。周作人宣告“弃文就武”，鲁迅就指出明明是“文人”，却又以为“文人”万无一用的故作高明，其核心则是针对周作人对左翼文学的批评。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没有”[87]，其实真正绝望的是他。鲁迅虽也对民气论者提出过批评，如在《非攻》中揶揄了空说“我们都去死”的爱国者，批评将赛金花捧为九天护国娘娘的“国防文学”，但与周作人对民众运动的一概否定不同，鲁迅则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在批评周作人论晚明的文章中，他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提到的民众自发保护东林党人的故事，并联系现实，评论说：

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88]

要之，周作人1930年代关于国难的思考，虽然出发点是力图超越左右两种意识形态，以自己的知识与理性去作出判断，然后他过度地信任自己的“知”，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言说，都极为武断，存在极大的偏颇。民族危机逐渐严重的1930年代，他虽明白国民政府无有与日本抗战的实力，也能认识到国联及“友邦”不会为中国维护“公理”，然而又一味迷信武力；同时又不能对全国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予以准确的分析，而视为愚昧的“民众运动”；而其评价历史也是书生做“策论”的笔法，“苛责君子，宽众小人”。既不相信中国有实力抗击日本，又不相信左翼领导的民众运动可以救国，寇日东来，他实在是无路可走，对于武力抗日、收复失地这类事只能悲观地“等等看”。当然，说周作人关于国难的言说存在极大的偏颇，并不是说他在这一时期就“预备”做汉奸，只能说他对国家民族如此消极的判断，以及他对于和与战如此武断的看法，是他最终未能“南渡”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此后的附逆及附逆后将此一时期的某些意见发扬开去，则与思想无关，而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