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 被抹掉的多学科的奠基人

如果问：“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梁思成”。但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民国初年，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改造，各项工程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进行的。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朱启钤被淡忘了。

少有人知晓的是，在梁思成、林徽因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的过程中，朱启钤起了重要作用。梁尊称朱启钤为恩师。

如果再问中山公园的创建人是谁？天安门广场是谁开辟的？东西长安街、南长街北长街、南池子北池子是谁开通的？恐怕很多人也说不上来。

由于朱启钤是历任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朝的官僚要员，拥有广泛而又复杂的中外社会关系，而且曾经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做过一些事，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将朱启钤视为反动政客，忽视了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同济大学崔勇教授研究发现，新千年以前，除10多篇后人回忆外，再无与朱启钤相关的资料。这说明，20世纪下半叶，朱启钤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中山公园的创建者

民国初年，朱启钤担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其间，他主持了对北京核心地区的改造。尤其为人们称道的是开辟了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

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皇家花园、私家花园，没有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当时普通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几处。而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

朱启钤从下层走上来，又考察过日俄欧美，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积极主张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帝制推翻，民国肇始。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也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北京第一所公园建在何处？从交通总长调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觉得，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辟公园的最佳选地。不过当时社稷坛还是清皇室的私产，朱启钤发现这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荒秽不堪”。太监们甚至还在园子里种植了苜蓿，放牧牛羊。虽然有心将其辟为公园，暂时也不便实施。

1914年春，承德行宫古文物运到北京，无处安置。朱启钤与清室交涉。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清室本该移居颐和园，可是溥仪家当太多，暂时不便移居。经过交涉，清室同意将三大殿以南除太庙以外的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以便古文物安放。社稷坛归了民国政府，朱启钤开辟公园、改造旧城的梦想也将随之实现了。

1914年3月，朱启钤向大总统提交《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获准。内含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计划。政府没钱，没劳力，朱启钤就自己解决，他首先捐出一千大洋，又成立董事会，对外募捐，不到半年就筹了4万多元，募捐几次，都有收益。捐的最多的，是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段祺瑞、王士珍、汤化龙等均也有捐助；他动员工兵营和市民参与工程建设。

在开园前的短时间内，朱启钤对社稷坛内建筑进行了修整，开辟了面对长安街的正门。1914年10月10日，北京第一座公园正式对普通百姓开放，名为“中央公园”。开放当天，北京万人空巷，“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蓁，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蹀躞柏林丛莽中”。可以想见，一百多年前，连“公园”为何物都不甚清楚的北京黎民百姓第一次逛公园的狂欢情景。

开园后，朱启钤带领他的董事会，在社稷坛四周广建亭榭。当时正值官僚盗用圆明园遗留的砖石古物建自己的私家宅院，朱启钤为保护古物名石，从圆明园迁来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

1915年，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冒雨主持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灵柩停放在社稷坛北的拜殿，供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那么无疑就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人物，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1915年建成，匾额是徐世昌写的，原是茶座，后改为餐馆。其名字来自杜甫《秋述》一诗的小序。杜甫曾受唐玄宗赏识，后来遭冷落。一日秋雨绵绵，有故友探望，杜甫有感而赋诗，小序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指旧雨为故友，今雨为新朋，来今雨轩意为新朋故友欢聚一堂。

朱启钤希望通过建公园，开启新道德、新生活、新风气，提高人们的文化、体育、卫生观念，因而他将中央公园视作基地，引导建立了许多社会团体。北京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行健会、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书学研究会等，都是在这里酝酿组织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启钤实现了他的愿望。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时，打通皇城，改造前门，兴建环城铁路，整理街市沟渠，几个项目下来，北京城拥堵的交通有了很大改观。同时，市政公所成立以后，平整道路，疏浚沟渠，种植行道树，古城面貌大为改变。

1923年一位外国旅行者这样写道：10年前到过北京的人，或许对这个城市当时破敝不堪的景象仍历历在目……如果这些人今日重访北京，他会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他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史明正认为，朱启钤推动的城市变革，不但使北京城开启了从封建都城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同时也为正在崛起的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甚至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

就是在这个转型中的北京城中，1918年11月，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庆祝一战胜利演讲会上，李大钊第一次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把布尔什维克介绍到中国；1919年5月4日，愤怒的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践踏……

新开辟的城市公共空间，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太多上演的舞台，也记录了一个国家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脚步。20世纪初，朱启钤对北京城的改造，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

梁思成林徽因的古建筑学启蒙恩师

1921年，朱启钤奉徐世昌之命赴法国，代徐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顺道考察了英、意、比、德、美、日等多国的市政建设，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方觉建筑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

徐世章（右一）、徐世昌（右五）、朱启钤（右四）等人合影

朱启钤作为晚清、北洋、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不仅掌管过许多与建筑工程相关的实业，而且对中国古代建筑始终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热爱。他于1925年开始筹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学社”。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开展工作，组织对《营造法式》进行专门研究。首先，他确立了以研究《营造法式》为中心，以清代建筑研究为起点，以匠为师、参照实物和文献释读清代建筑，进而以充足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展开实物调查，探及整个中国营造学体系和文化背景的路线。

《营造法式》的编著者李诫，是北宋的建筑学家，负责主持过大量的新建与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宫殿、辟雍、府廨、太庙等不同类型的建筑，积累了丰富的建筑技术知识和工程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李诫博学多才，精书法、善绘画、喜著书，学识非同一般，所以，这部34卷的《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朱启钤整理刊印，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瞩目。

1925年，梁启超将《营造法式》寄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寄之前，梁启超认真阅读了这本书，所以，他在附信中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朱桂辛就是朱启钤。这本书影响了梁、林的一生。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中国总领事馆结婚，选了3月21日这个日子，因为是《营造法式》作者、宋代建筑大匠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朱启钤按照其为学社制定的研究技术路线，最初聚集了一批以历史学、文献学为主体的学者，首先展开与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研究。后来加速了开展实物研究的进程。1931年6月，梁思成在学社的力邀下离开东北大学来到学社；7月，学社为此适时改组，聘请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朱启钤随即安排梁思成着手实物测绘。

朱启钤的“营造学社”开启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营造学社成员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浙江等地，先后共“走过”11个省、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调查古建文物共2738座，测绘图稿1898张。

抗战爆发后，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他有一层更深的忧虑。他说：“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他要守住这座老城。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样再建起来。他对当时北平最好的建筑师张镈说：“应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张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工作。

有一年天津遭水灾，营造学社存在天津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将过去洗印的照片翻拍，并选出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分别寄给在四川的梁思成、刘敦桢。此时，朱启钤已经穷困到靠变卖家产、收藏过日子。

那时，在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资料。

在朱启钤主持营造学社期间，不仅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我国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在国内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对我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培养了梁思成、刘敦桢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

营造学社的测绘资料后来都留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几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

周恩来总理到家中探望朱启钤

1949年以后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营造学社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传统，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的实例研究基本依赖于营造学社时期获得的资料，对营造法式的专门研究也多是依赖于此间的学术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启钤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古建筑学之父”。

学者王世襄曾受朱启钤的委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得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