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北京城市现代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的撞击、重压和催逼下，中国处于传统社会解体与现代社会重构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人艰辛的探寻，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日益紧迫，中国社会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传统帝都的北京，在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中极具代表性。朱启钤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在其主持北京市政建设期间，能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接纳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挑战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旧秩序，在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推动了北京城由传统向现代的突破性发展，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剧烈地震荡着北京城市生活。

朱启钤，号蠖公，幼名启纶，字桂辛，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祖籍开州（今贵阳市开阳县）。朱启钤三岁丧父，育于外祖父，后又受教于姨父瞿鸿；历任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创办京师的警察和市政管理体制。民国初年，朱启钤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和内务部总长，后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专职管理京都市政。

北京在清末民初时没有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市政管理机构，其日常管理与建设均由内务部负责，管辖权限混乱且施政不力，缺乏相对独立性。1913 年，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起草《京都市政条例》，经国务会议同意，于1914 年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专门负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建设。

“京都市政公所可谓是现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先驱，它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的完全确立。”[1]市政公所名义上是一个自治机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中央政府职能的延伸。朱启钤把市政公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管理体系，其建立本身就代表着社会开始对市民及市民生活状况的重视与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市政公所是近代市政管理机构的先驱。它深受西方城市发展经验和20 世纪初戏剧性事件的影响，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承担了兴建公共工程、进行市政管理的责任”[2]。

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市政公所改造正阳门，打通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初步建立了北京城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并第一次开放了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系列举措，既加速了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挑战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旧秩序，使得原来服务于帝王的城市空间转变成为服务于市民的空间，实现了城市建设中王权至尊性的意识形态向市民生活理念的转变。

旧北京城棋盘式街道系统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经明代改建而成。明、清两代，皇城居内城中心，突出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东西城之间的交通被隔断，必须绕行地安门北的皇城根或正阳门内的棋盘街，形成了内城南北向道路较多，长度较长，东西向道路则少而短的特点。[3]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传统落后的交通工具不能适应近代城市交通发展的要求，发展现代化公共交通事业迫在眉睫。

朱启钤对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首先着手于正阳门的改建。正阳门虽规模宏大，却如同北京其他传统性城门一样，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已经失去意义，并且与城墙、护城河、石桥和城门洞形成一个瓶颈，对交通造成不便。对于改造正阳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朱启钤说：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人士观瞻所萃，凡百设施必须整齐宏肃，俾为全国模范。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地方阛阓繁密，毂掣肩摩，益以正阳城外京奉、京汉两干路贯达于斯。愈形偪窄循是不变，于市政交通动多窒碍，殊不足以扩规模而崇体制。[4]

时任内务总长兼市政督办的朱启钤递交的《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获得批准。因技术要求较高，朱启钤大胆起用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负责筹划。工程拆除了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在两侧开设新门，新筑两条宽20 米的马路并开设人行道，把天安门地区和外城通过新铺设的街道联系起来，极大地便利交通运输，使北京城最繁忙的商业区———南北中轴线中段交通状况得到缓解。由于朱启钤筹划得当、资金到位，工程于当年年底圆满完工。正阳门的改造，“既保留了一个古代北京辉煌灿烂的建筑奇迹，又满足了首都近代化发展的需要”[5]。

正阳门瓮城被拆除的场景

面对北京人口增长和迅速商业化所带来的道路交通的急剧膨胀，朱启钤认识到“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重修街道以方便交通”[6]，因此，在改造正阳门的同时，朱启钤亦着手修整道路和修建环城铁路。

环城铁路是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北京也是中国第一个接触铁路技术的城市。1915 年，朱启钤提议修建环形铁路，将现代钢轨和蒸汽技术应用于北京城的发展。工程由京张铁路局会同内务部和北京卫戍区联合施工，1915 年6 月动工，并于同年12 月完成。环形铁路的通车解决了原先许多交通问题，使跨省铁路在北京的联结合理化，京张铁路和京奉铁路在东便门车站交汇，从而将外城与内城连为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引发了北京土地价值和城市居民流动方式的改变。

改建前的前门大街

改造后的前门大街旧影

城门、城墙的改造和公路、铁路的铺设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便是对封建帝国时期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做了新的诠释；将那些以前供皇帝专用、普通百姓不准入内的地区向公众开放，意味着这些地方不再被极少数特权群体所垄断；同时，公路、铁路的修建使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传递加速也是城市迈入现代化的标志。朱启钤对北京城进行铺设道路和改造交通的工程，打破了原先的封建禁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代表了一个崭新的“市民城市”的诞生。

朱启钤对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经济方面表现在创办国货展览会。对于国货展览会的缘起，在《市政公所筹设国货展览会京都出品协会通告》中有以下说明：欧美各国以世界为销货之场，故其设置博览会往往通牒万国，萃集精良，固不仅饰一时之瞻听己也。……农商部当局有鉴于此，特呈请设国货展览会于京师，就各地方物品分类征求，其希望国货之发达与策进商品之优良，用意盖至深且远也。[7]并加以规定：“入场券，每张收费铜圆六枚，入门购券，出门收券。”[8]国货展览会的建立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更是初步体现了现代化的国际贸易中保护民族产业、提高国货竞争力的意识。并且，其出售入场券的行为也体现出现代经济意识。

创设惠通公司是朱启钤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又一重大决定，鉴于：自商战之局开，地球雄国往往以商力为开辟土地之计，英吉利崛起……兼并坐大，惟视商力之所至，不烦以兵不折一矢，属地之广拓至二千万里。……商之足以亡人国也。可不惧哉！[9]

朱启钤创建惠通公司，开启了北京现代化国际贸易，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货的国际竞争力。国货展览会的创办和惠通公司的创建充分体现了朱启钤的国人的远见卓识，这对当时北京迈入现代化大都市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强大推动力。

香厂新市区的开辟是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区建设，这是朱启钤利用西方现代化理念对北京城市现代化改造的一次尝试，《京都市政汇览》云：旧日都市沿袭既久，阛阓骈繁，多历年所。而欲开辟市区以为全市模范……仿是程式，渐次推行。不数年间，得使首都气象有整齐划一之观，市域规模具振刷日新之象。[10]这段文字记录了当时选址香厂的原因，并说明香厂新市区筹建之初，就已经明确其作为“模范市区”的示范作用。选址详细考虑了香厂区的现状、与周边的关系以及发展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香厂新市区整个改建过程创造性地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开创北京现代城市新区规划建设的先河，并采用招租放领筹集资金、颁布土地征用法解决征地拆迁问题、通过建设投标和监督验收程序保证效率和质量等，这些办法都成为了后来实践的范例。

防治传染病是城市医疗卫生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卫生条件并不好的当时。然而，在民国之前，北京只有一些设备不完善的医院，而且在医疗卫生理念上也还没有形成对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隔离与治疗思想，传统求神去鬼的思想依然广泛存在。

为防止传染病的扩散，朱启钤建议筹办京师传染病医院，朱启钤在《筹设传染病医院呈》中分析说：窃维立国之方首重民命，卫民之术首保健康。东西各邦卫生行政不一端，而传染病之预防尤居重要。……然考之各国成规，首都地方有传染病院之设，盖以疫疠之发猝不及防，非研究于平时必仓皇于临事！[11]并且，为了便于市民前去诊治，打破人们的思想障碍和疑虑，他决定将该医院设于城内，对医院将来的发展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规划。

市民在尝到现代医疗科学的甜头以后，传统的在医院和治疗方面的思想禁锢被一点点打破，崇尚与学习科学的风气渐次展开。

朱启钤对其它现代化公共卫生方面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首先是加强对京师自来水厂的管理。“京师自来水乃私人自营”，“自来水之设置与市政工程及公共卫生均有密切之关系”[12]。

京师自来水公司东直门水厂

其次，筹设市立浴场。实现了其“以卫生命”[13]的初衷，改善了市民的卫生习惯，提高了居民的身体素质，城市中患病人数大大减少。

第三，规整菜市场。民国初北京城内并未有专门的菜市区域，菜市就是菜农随意聚集销售之地，而菜市却又最易堆积垃圾、滋生细菌，不仅影响市容，更是危害市民健康。于是，市政工所专门划定区域设为菜市，设专人对其管理，并明文规定：“积水秽物须自备物装置每日送往市外倾倒二次，不得任意存貯或倾泼于市内[14]。”若有违反者，则按规定加以处罚。如此一来，不仅城市更加规整清洁，公共卫生系统亦更加完善。

城市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以公共交往活动为核心功能的室外场所，如城市公园、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社会价值，构成城市的肌理，并且，规模尺度大、标志性强的公共空间，在视觉与心理层面往往成为一定地区乃至整个城市的意象地标。并且，通过历时性的社会集体实践活动，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塑造城市的精神与文化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中不存在公共空间的概念，传统与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城市是臣民社会，对民众而言，没有参与，只有服从；而现代的城市则是一个市民社会，强调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政治诉求的意识，这一理想状态无论是否真的能够完全实现，但公共空间的出现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的确是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一个现代化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公园的建立则正是标志着城市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公共空间的出现。

朱启钤任上，市政公所在《市政通告》第22 期专门开辟“公园论”专辑，介绍英、德、法、美等国的公园制度，对公园进行大力宣传、介绍。在《开放京畿名胜酌订章程呈》中，朱启钤分析了开放京都名胜为公园的原因：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或极工程之雄丽，或矜器艺之流传，或以至于其钦崇，或以明其信仰。……虽禁地不乏游人，具有空文实无限制，若竟拘牵自囿，殊非政体之宜及今启闭以时倘亦群情所附，亟应详定规条，申明约束以昭整肃而逐观瞻。[15]

在朱启钤的倡导下，北京陆续开放中央公园、颐和园、城南公园、天坛公园等。昔日皇家私有的园林、祭坛和庙宇被改造为公园并对公众开放。除了可以美化环境、为市民提供平日里的休闲娱乐场所这些现代化市政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公园这一公共场所在北京的第一次开放，使之前所未曾预料到的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众参与政治的场所——知识分子和学生之后常常在这些新兴的公共空间召开具有政治倾向的集会，彼此交流政治思想。这从某种意义上亦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变迁，推动着中国新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质上就是西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完全的西化，我们必须要带着传统文化上路，然而如何带着传统走向现代化，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北京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摒弃了传统，还是拒绝了西方先进理论的城市建设，都是不可取的！朱启钤可谓是拥有开阔眼界、开放思想、过人远见卓识、并怀有热忱的实业精神的先驱之一。他关于北京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及其实践，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北京城正是因为朱启钤，才成了一个带着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城市，才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割裂。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揉合了中西文化的市政官员朱启钤，北京才得以在保存了较多传统文化（精神上）和传统建筑（物质上）的基础上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他对北京传统帝王格局的改变，以及新型的模仿西方而建立起的市政机构，已经在事实上深刻地改变了北京——那个帝国都城已经被历史的河流冲走，一个崭新的市民城市诞生了！

城市生活环境的转变带动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又带动了人们的思维的转变——新的没有等级限制、没有皇族特权、政府开始关心市民生活的城市让人们感受到了新的社会秩序。从那时起，人们逐渐有了市民意识，开始渐渐地明白什么是市政、什么是民主，以及自己身为市民的权利。

徐世章（右一）、徐世昌（右五）、朱启钤（右四）等人合影

总之，在北京的城市建设期间，朱启钤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在建设中迎合了新的时代要求，无论是现代化的交通改造、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还是公共空间的开放，都为北京发展成为现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石，使北京由封建帝王之都开始向现代化的大都市大步转变。经过他的努力，帝王独尊的城市格局开始有了改变，北京城在既保存原有的中华风韵，又吸收西方先进理念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转型。并且，改变了人们以往古板、单调、等级森严、一成不变的生活格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都北京开始被改造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大都市。

通过分析朱启钤关于北京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及其实践，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北京城市发展这一时代的历史缩影，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时代转型的过程，特别是朱启钤在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拓型努力，对中国当今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也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