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难民营——犹太人的临时家园

来源: 人文历史漫谈

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关押了大量的犹太人，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到了二战结束，为了解决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安置问题，盟军建立了一系列的鲜为人知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被称为“流离失所者营地”，它们大部分位于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总共收容了大约25万人。遭受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在这里有了临时的安家之所。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居民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后来大部分都移居到了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但营地成为了那段时期他们重要的生活家园。

图：满载犹太人的火车从卑尔根-霍恩车站开出前往巴勒斯坦地区

二战结束后，尽管盟军官员帮助许多流离失所的人返回了他们的祖国，但仍有一小部分人被认为不可遣返。这些人都是不愿返回故土的人，他们中有许多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返回家乡，可能会遭受反犹袭击。

在数百个难民营地中，有一些曾经是纳粹的集中营，比如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而有一些曾经是纳粹的军事设施，比如在德国边境小镇巴特赖兴哈尔的营地。管理人员将巴特赖兴哈尔营地门口的纳粹标志移除，并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希伯来语“tikvah”，意思是希望。

当难民们刚开始来到营地的时候，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艰苦。他们得到的食物配给严重不足，而且经常没有足够的衣物和医疗用品。1945年，“驻难民营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厄尔·哈里森在视察营地后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在信里这样写道：“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似乎正在像纳粹对待犹太人一样对待他们，只是我们没有消灭他们。”

图: 卑尔根-贝尔森营地的露天医院，1945年

在哈里森视察之后，杜鲁门总统、盟军官员以及国际难民组织开始努力改善难民营的生活条件。配给的口粮越来越多了，医疗救助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一旦难民营的生活条件稳定下来，营地就成为了战后犹太文化的重要孵化器。人们开始建设教堂，开办学校和演出戏剧。慢慢地，犹太复国主义也开始在这里滋长。然而，在难民营存在的整个期间，居民们都在与自己的内心做斗争。由于大屠杀期间发生在他们自己和家人身上的悲惨经历，许多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在参观了德国法兰克福郊外的蔡尔沙伊姆营地后说道：“在营地，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双手抓着我的膝盖，我把她抱起来，但说不出话来。苦难已经给她带来了如此彻底的绝望，我还能说什么呢。”

图：埃莉诺·罗斯福视察德国蔡尔沙伊姆营地的厨房，1946 年

在挥之不去的创伤中，营地居民们找到了激发新的生活火花的方法。许多人在营地中坠入爱河并迅速结婚，营地的托儿所很快就挤满了新生儿。

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国际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大卫·西尔伯克兰说：“如此多的人在那里相遇、恋爱并结婚生子，这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世界绝望，他们想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生命。他们在营地努力恢复健康和生活，对他们来说，家已经不在了，但在这里，他们正在努力拼凑他们所失去的东西。”

从1946年到1948年，“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出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图:营地的托儿所

失去亲人和家园也让一些人有了使命感。他们开始创办报纸，让营地民众了解最新的世界新闻，一些人则成立了法律委员会，着手收集纳粹的犯罪证据，以便将他们绳之以法。

大屠杀幸存者埃利泽·阿德尔回忆说：“你必须要做点什么。这些耗费精力的工作可以帮助人们至少暂时忘却他们的心灵创伤。这叫做“健忘”,它是创造新的生活所必须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营地居民后来对他们在难民营的时光有了模糊的记忆。以色列海法市的泽夫·沙龙问他的母亲在巴特赖兴哈尔的营地生活是什么样子时，他的母亲说：“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住在那里。”

“但你在那里待了两年，你不记得你做了什么吗？”沙龙继续问道。

“我不记得了”。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居住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去了以色列，其余的人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定居。仅存的最后一个难民营是位于德国的弗伦瓦尔德，它于1957年关闭。在这些营地关闭60多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始参观拜访它们（很多人都是曾经住在营地居民的后代）。他们在网上分享信息，写旅行攻略。泽夫·沙龙就是这些探访者中的一位。他出生在巴特赖兴哈尔营地的波兰犹太人家庭。几年前，他去了那里，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

当沙龙成年后第一次看到巴特赖兴哈尔营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给呆住了，那些营地的窗户和不远处高耸的山脊跟他看到的黑白旧照片一模一样。

“我发现它几乎没有变化。”沙伦说，“看到历史仍在等待着你，真是令人着迷。”他找到了他父母住过的马厩，并在镇上的档案里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像沙龙这样的家庭将“流离失所者营地”视为自己重要的出发地，在这里，那些曾经只希望活下来的人第一次可以真正的预见一个可以期盼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