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大屠杀的阴影下: 欧洲的记忆政治
摘要
欧洲的记忆政治如何模糊掉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和加沙的所见。
当我从萦绕脑海的贝埃里基布兹视频走到叮当作响的铁脸上后，我想到了因哈马斯杀害犹太人而遭到报复性杀害的成千上万加沙居民。然后我想到，如果我在德国公开陈述这一点，我可能会惹上麻烦。
将一个其支持者明确定位为武装斗争替代方案的非暴力抵制运动，与纳粹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恰恰演绎着纳粹大屠杀相对主义。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2013年摄于柏林。摄影：Paolo Pellegrin/Mag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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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从未停止提醒你，那里发生过的事。几座研究极权主义和纳粹大屠杀的博物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大型建筑远不是最重要的。那些悄然出现在你面前的纪念碑——位于地下的被焚毁书籍纪念碑，以及成千上万的被砌在人行道上，用来纪念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辛提人、罗姆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的Stolpersteine，或者说“绊脚石”，揭示了这里曾经犯下的罪恶的无所不在。
11月初，当我步行去城里的一个朋友家时，我偶然碰见了希特勒碉堡遗址的信息牌。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社区公告栏，却讲述着元首最后日子的故事。
在90年代末、2000年初，我常常访问柏林，那时许多纪念碑正被构思与安装。目睹记忆文化的形成令人兴奋。在这里，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城市，正在做着大多数文化无法做到的事情：审视自己的罪行，审视自己最糟糕的一面。
在物理上和视觉上，情况也确如此。许多纪念碑都使用了玻璃：在纳粹时期几乎被毁、半个世纪后才得以重建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现被一个玻璃穹顶覆盖；被焚毁书籍纪念碑，活在玻璃之下；玻璃隔板让令人惊奇的、曾一度杂乱无章的“恐怖地形”收藏馆变得井然有序。
正如居住在柏林的南非犹太艺术家坎迪斯·布雷茨（Candice Breitz）对我说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挥作用的良好意图，太多时候已固化为教条。”
有少数几个地方没有给记忆的表现设置明显的持久性，这其中包括1999年完工的犹太博物馆新建筑中的一两个展厅。在我11月初参观之时，一楼的一个展厅正在放映名为“再现恐怖奇观（Rehearsing the Spectacle of Spectres）”的视频。
视频的背景是贝埃里基布兹（Kibbutz Be’eri）社区。10月7日，在对以色列的袭击中，哈马斯杀害了这个社区的九十多人，几乎是其1/10的居民。这场袭击最终夺去超过1200人的生命。
视频中，贝埃里社区的居民轮流朗诵社区成员之一、诗人阿纳德·埃尔丹（Anadad Eldan）的诗句：“……从肋骨间的沼泽/浮出水面的她曾浸没在你的体内/而你受到限制，无法呼喊/追寻在外欢快奔走的身影。”
这段视频由驻柏林的以色列艺术家尼尔·埃夫隆（Nir Evron）和奥默尔·克里格（Omer Krieger）于九年前完成。影片以该地区的鸟瞰图开始，可以看到加沙地带，然后慢慢放大到基布兹的房屋，其中一些看起来像碉堡。
我不知道艺术家和诗人最初想要表达什么；现在，这个视频装置看起来就像一件哀悼贝埃里的作品。(年近百岁的埃尔丹在哈马斯的袭击中幸免于难）。
沿着走廊走下去，是博物馆的设计者、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称之为“空洞（voids）”的空间之一——穿透建筑的空气流，象征着犹太人世代在德国的缺席。
这里也有以色列艺术家梅纳谢·卡迪什曼（Menashe Kadishman）名为“落叶（Fallen Leaves）”的装置作品，它由一万多枚刻有眼睛和嘴巴的铁片组成，就像孩子画的尖叫脸的铸件当你踩着这些脸走时，它们会发出叮当声，就像脚镣，又像步枪的枪栓柄。
卡迪什曼把这件作品献给了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与其他战争和暴力的无辜受害者。我不知道2015年去世的卡迪什曼会如何看待当前的冲突。但当我从萦绕脑海的贝埃里基布兹视频走到叮当作响的铁脸上后，我想到了因哈马斯杀害犹太人而遭到报复性杀害的成千上万加沙居民。然后我想到，如果我在德国公开陈述这一点，我可能会惹上麻烦。
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展厅里，金属面孔布满了地板。图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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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为纪念“水晶之夜”85周年（译注：Kristallnacht，或译为“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德国反犹民众与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且党卫队、警方和德国政府皆冷眼旁观，没有出手阻止。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柏林勃兰登堡门（译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一座18世纪新古典主义风格纪念碑。当代的勃兰登堡门作为柏林及德国的国家标志，以见证了柏林、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而知名。如今它不仅被视为德国和欧洲动荡历史的象征，而且还是欧洲统一与和平的象征）上用白色和蓝色投影出一颗大卫之星和”Nie Wieder Ist Jetzt!”——“永不重演就是现在！”的字样。
当天，德国联邦议院正在审议一项名为“履行历史责任：保护德国犹太人的生活”的提案。该提案包含50多项旨在打击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措施，其中包括：
德国副总理、绿党成员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早些时候的讲话中说，德国的穆斯林应该“明确地与反犹太主义保持距离，以免损害自己获得包容的权利”。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在控制纪念和讨论纳粹大屠杀的方式。
2008年，在以色列建国60周年之际，德国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以色列议会发言时强调，德国不仅对保存纳粹大屠杀这一独特历史暴行的记忆负有特殊责任，而且对以色列的安全也负有特殊责任。这是德国国家存在理由（Staatsräson）的一部分，她接着说。
此后，这种态度似乎在德国每次出现关于以色列、犹太人或反犹主义的话题时，都在反复出现，包括在哈贝克的言论中。“关于‘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国家存在理由（Staatsräson）的一部分’的表述，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他说，“而且它也绝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2016年，国际纳粹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这一政府间组织通过了如下定义：“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一种特定看法，可能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层面和肢体层面的反犹主义，表现为针对犹太人或非犹太个人和/或其财产、针对犹太社区机构和宗教设施。”
这一定义附带有11个例子。最开始的例子是显而易见的：呼吁杀害犹太人，或是为杀害犹太人而辩护。可这些例子里，也包括“声称一个以色列国的存在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与“将当前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政策进行比较”。
这一定义没有法律效力，但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25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可或采纳了I.H.R.A.的定义。
2019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那些不以I.H.R.A.的定义为标准来保护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伤害的大学，扣留联邦资金。
今年12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依据I.H.R.A.的定义谴责反犹太主义。这项决议是由两名犹太裔共和党代表提出的，遭到了数名有名的犹太裔民主党人反对，其中包括纽约州的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
2020年，一群学者提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替代定义，他们称之为《耶路撒冷宣言》。该宣言将反犹太主义定义为“针对犹太人（或犹太机构）的歧视、偏见、敌意或暴力，只因其是犹太人（或犹太的）”，并举例说明反以色列言论和行动与反犹太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区别。
不过，尽管一些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著名学者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它几乎完全没有对I.H.R.A.的定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产生影响。
2021年，欧盟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实际使用”I.H.R.A.定义的手册，其中建议，在培训执法人员识别仇恨犯罪时使用该定义，并设立国家检察官、反犹太主义协调员或专员的职位。
这一建议，德国已经执行了。
2018年，德国成立了德国犹太人生活和反犹太主义联邦政府专员办公室。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包括州和地方一级的专员，其中一些人在检察官办公室或警察分局工作。
但这些统计数字将德国人所称的“与以色列有关的反犹太主义（Israelbezogener Antisemitismus）”与暴力袭击事件混杂在一起。
前者如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的事件，而后者如2019年在哈勒（Halle）发生的一起企图向犹太教堂开枪的事件，该事件造成两名旁观者死亡；2022年在埃森（Essen）发生的向一名前拉比家开枪的事件；以及今年秋天发生的向柏林犹太教堂投掷两枚自制燃烧弹的事件。
事实上，涉及暴力的事件数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哈马斯袭击事件后并没有增加。
目前，德国各地有数十名反犹太主义专员。他们的工作没有统一的工作说明或法律框架，但大部分工作内容似乎都是公开羞辱那些他们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将纳粹大屠杀去特殊化”或批评以色列。这些委员中几乎没有犹太人。
事实上，他们攻击目标中的犹太人比例无疑更高。其中包括拥有德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社会学家摩西·扎克（Moshe Zuckermann），他因为支持B.D.S.运动而成为目标，以及南非犹太摄影师亚当·布隆伯格（Adam Broomberg）。
2019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B.D.S.反犹太，并建议国家不向与B.D.S.有关的活动和机构提供资金。
关于这一决议的历史，能说明很多问题。
决议一个最初版本，是由当时在德国议会中较新的德国选择党（AfD）提出的。而正因为它由极右翼族裔民族主义（译注：ethnonationalist，指以族群划分民族，主张本族群利益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与主张民族并不基于共同种族或族群的公民民族主义相对）和欧洲怀疑论政党AfD提出，决议遭到了德国主流政客的拒绝。
但是，政客们显然担心被视作未能打击反犹太主义，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决议。这项决议是无人能敌的，因为它将B.D.S.与“德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阶段”联系在一起。
AfD的领袖自己就曾公开发表反犹言论，并支持复兴纳粹时代的民族主义语言。不过，对他们来说，对反犹主义的恐惧是一个完美的、可以为己所用的政治工具，是他们进入政治主流的门票，也是可以被用来对付穆斯林移民的武器。
B.D.S.运动的灵感来源于抵制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旨在利用经济压力确保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享有平等权利，结束占领，并促进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
许多人因B.D.S.运动没有确认以色列国家有存在的权利而认为它有问题。事实上，一些B.D.S.运动的支持者，设想着彻底废除这个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将一个其支持者明确定位为武装斗争替代方案的非暴力抵制运动，与纳粹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恰恰演绎着纳粹大屠杀相对主义。
但是，根据德国记忆政策的逻辑，由于B.D.S.针对的是犹太人，它就是反犹太的。尽管该运动的许多支持者也是犹太人。
人们也可以辩称，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国混为一谈的固有做法是反犹太主义的，甚至符合I.H.R.A.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而且，鉴于AfD的参与以及该决议主要针对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的模式，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论点会获得支持。那就错了。
德国《基本法》并未被解释为对言论自由提供绝对保障，这与美国宪法不同，但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宪法一样。不过，它确实承诺不仅在新闻领域，而且在艺术、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都有言论自由。如果B.D.S.的决议成为法律，有可能会被视为违宪。但该决议尚未经过这种检验。
该决议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影响力，部分原因在于德国政府一贯的慷慨：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展览、会议、节日和其他文化活动都会得到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资助。艺术家坎迪斯·布雷茨（Candice Breitz）告诉我：“这营造了一种麦卡锡主义的环境。每当我们想邀请某人时，他们（资助活动的任何政府机构）在谷歌上和‘B.D.S.’、‘以色列’、‘种族隔离’一起检索这些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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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布雷茨（其艺术作品涉及种族和身份问题）和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其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纳粹大屠杀研究教席）曾试图组织一场名为“我们需要谈谈（We Need to Talk）”的德国纳粹大屠杀记忆研讨会。
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他们得到的州政府资助被撤消了。而这很可能是因为该项目包括了一个小组讨论，将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德国殖民者于1904年至1908年间在现在的纳米比亚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
“纳粹大屠杀的一些手法就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布雷茨说，“但你不能把德国殖民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混为一谈，因为这是‘将二者等同’。”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舒勒·斯普林姆（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是柏林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Antisemitism）的负责人，她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将对纳粹大屠杀的清算变成了自己的国家理念，因此，“任何通过与其他德国罪行或其他种族灭绝进行比较，来推进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理解的尝试，都可以（而且也正在）被视为对这个新民族国家的根基的攻击。”也许这就是“永不重演就是现在”的含义。
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一些伟大的犹太思想家，用他们的余生试图告诉世人，纳粹大屠杀的致命恐怖虽然独一无二，但不应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纳粹大屠杀的发生意味着它曾经是可能的，而且如今依然是可能的。
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纳粹大屠杀的大规模、系统性和高效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功能。它与20世纪的其他发明是一致的，尽管它绝不是预先确定的。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研究了是什么让人们倾向于追随专制领袖，并寻求一种道德原则来防止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再次发生。
1948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了一封公开信，开头写道：“我们时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现象之一，就是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出现了‘自由党’（Tnuat Haherut），这个政党在组织、方法、政治哲学和社会号召力方面都与纳粹和法西斯政党非常相似。”
纳粹大屠杀刚刚过去三年，阿伦特就将一个犹太的以色列政党与纳粹党进行了比较，这一行为放在今天就是明显违反了I.H.R.A.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
阿伦特的对比，一部分是基于自由党的前身伊尔贡（Irgun）准军事组织对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发动的袭击。这一村庄并未参与战争，也不是军事目标。袭击者“杀害了大部分村民，包括24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还留了几个活口作为俘虏在耶路撒冷街头游街示众”。
阿伦特写信的契机，是因为该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计划访问美国。另一位逃离纳粹的德国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在信上签了名。30年后，贝京成为了以色列总理。
又过了半个世纪，在柏林，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在一个名为“劫持记忆：纳粹大屠杀与新右翼”的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奈曼领导着一个以爱因斯坦命名的研究所。
她暗示，她可能会因为挑战德国现在运用其记忆文化的方式而受到影响。奈曼是一名以色列公民，也是一位研究记忆和道德的学者。她的一本书名为《从德国人身上学习：种族与邪恶记忆》。奈曼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记忆文化已经“失去控制”。
一个例子是，德国的反B.D.S.决议对该国的文化领域产生了明显的寒蝉效应。
亚琛市收回了颁发给美籍黎巴嫩裔艺术家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的1万欧元奖金；多特蒙德市和1.5万欧元的内莉·萨克斯奖评审团同样取消了他们授予英裔巴基斯坦作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的荣誉。
喀麦隆政治哲学家阿基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受邀参加一个重要活动，他的资格受到质疑，因为联邦反犹太主义专员曾指责他支持B.D.S.和“将纳粹大屠杀相对化”。(姆本贝说他与抵制运动没有关系；由于新冠疫情，活动本身被取消了。)
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äfer）在被指控支持B.D.S.后于2019年辞职。事实上，他并未支持抵制运动，只是博物馆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篇报纸文章的链接，其中包含对该决议的批评。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还曾要求默克尔削减该博物馆的资金。因为，在这位以色列总理看来，该博物馆关于耶路撒冷的展览过于关注这座城市的穆斯林了。
（德国的B.D.S.决议在影响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内容上却并非如此：美国大多数州现在都制定了法律，将这个抵制运动与反犹太主义等同起来，并拒绝向支持抵制运动的个人和机构提供国家资金）。
在“我们需要谈谈”研讨会被取消后，布雷茨和罗斯伯格重新组合，提出了一个名为“我们仍然需要谈谈”的研讨会提案。发言者名单是干净无瑕的。一个政府机构对所有人进行了审查，并同意资助这次聚会。会议定于12月初举行。
然后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我们知道，在那之后，每一个德国政客都会认为，与一个有巴勒斯坦发言人或‘种族隔离’这个词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极其危险的。”布雷茨说。10月17日，布雷茨得知资金已被撤回。
与此同时，在德国各地，警察都在镇压呼吁加沙停火或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布雷茨和其他几个人没有再组织研讨会，而是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他们称之为“我们仍然仍然仍然仍然需要谈谈”。
集会开始约一小时后，警察悄悄穿过人群，没收了一张纸板海报，上面写着“从河流到大海，我们要求平等。”（译注：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是一个巴勒斯坦政治口号，指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范围内所有土地，也即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所有领土。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在发言中经常使用这一口号，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游行者也会使用这一口号，并常常与“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Palestine will be free]共同使用。）带来海报的，是一名以色列犹太妇女。
此后，“履行历史责任”提案在委员会中被搁置。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的表演战仍在不断升级。
11月，《南德意志报》挖出了一份艺术组委会成员兰吉特·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e）在2019年签署的请愿书，这让艺术界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文献展的规划陷入了混乱。
这份请愿书是为了抗议计划于霍斯科特的家乡孟买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印度教活动而写的。请愿书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它要求建立一个定居者殖民、种族隔离的国家。在那里，非犹太人并不享有平等权利。它实际上是以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为前提的。”
《南德意志报》以“反犹太主义”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霍斯科特辞职了，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跟着辞职了。
一周后，布雷茨在报纸上看到，萨尔州的一家博物馆取消了她原计划于2024年举办的一次展览，“因为看到媒体关于这位艺术家与她在哈马斯侵略以色列国战争中发表的争议言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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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夏天，我们的表姐安娜和她的儿子们会从华沙来看我们。她的父母在华沙隔都遭焚毁后决定自杀。安娜的父亲在一列火车前跳轨。安娜的母亲用一条披巾把三岁的安娜绑在腰上，跳进河里。她们被一个波兰人从水里救了起来，藏在乡下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我知道这个故事，但不被允许提起它。安娜自己直到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她也没有急于把这个故事告诉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和我年龄相仿。
我第一次去波兰是在90年代，那是为了调查我曾祖父的厄运，他在比亚韦斯托克隔都（译注：Białystok Ghetto，纳粹于1941年在波兰占领区建立的犹太人隔都，1943年其居民被运往灭绝营，仅数百人幸存）呆了近三年，后来在马伊达内克（译注：Majdanek，波兰一处灭绝营所在地）被杀害。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之战在波兰和德国同时发生，虽然争执的观点在两国并不相同，但一个共性特征是，右翼政客与以色列国家一同参与其中。
和德国一样，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波兰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出现了宏伟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打破了苏联时期的沉寂。波兰人建造了博物馆和纪念碑，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半数的遇难者丧生于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及随之消失的犹太文化。
接着，强烈反对就出现了。这和2015年右翼、不开明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的上台同时发生。波兰人现在想要这样一个版本的历史：在纳粹占领下，他们和犹太人都是受害者，而且他们当时试图保护犹太人免受纳粹伤害。
事实并非如此：像我表姐经历的这种，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德国人手中救下犹太人的情况极其罕见，但相反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整个社区，或从占领前的波兰延续下来的国家机构（如警察或市政厅），对犹太人执行大规模屠杀。
但是，研究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作用的历史学家却遭到攻击。出生于波兰、普林斯顿的历史学家扬·托马西·格罗斯（Jan Tomasz Gross）遭到审讯，还被威胁起诉，因为他撰文称波兰人杀害的波兰犹太人比德国人多。甚至在他退休后，波兰当局仍穷追不舍。华沙创新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polin，其负责人达柳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被政府排挤走。历史学家扬·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和芭芭拉·恩格尔金（Barbara Engelking），因撰文称一个波兰村庄的村长曾是纳粹大屠杀的合作者，而被拖上法庭。
当我撰写有关格拉博夫斯基和恩格列金案件的文章时，我收到了人生中最可怕的死亡威胁（我收到过很多死亡威胁，但大多数都记不住）。其中一封发到了我的一个工作邮箱，内容如下：
“如果你继续写关于波兰和波兰人的谎言，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到你的身上。请看附件！两边膝盖骨各五颗，这样你就再也走不了路了。但如果你继续散布你对犹太人的仇恨，我接下来会朝你的阴部打5颗子弹。第三步你甚至不会注意到。不过别担心，我不会下周或两个月后就来找你，我会在你忘记这封邮件的时候回来，也许是五年后。你就在我的名单上……”
附件是一张照片：一只手掌上放着两颗闪亮的子弹。
奥斯威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发推谴责我的文章，其负责人由波兰政府委任。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也发推谴责我。几个月后，一个大学演讲邀请取消了，因为校方告诉我的演讲经纪人，说我可能是一名反犹分子。
在有关波兰的纳粹大屠杀记忆之战中，以色列与波兰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2018年，内塔尼亚胡和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耶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旨在将纳粹及其不同民族的合作者犯下的暴行归咎于波兰或波兰民族整体的行动”。
这一声明错误地声称：“由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地下国，建立了一个为犹太人提供系统性帮助和支持的机制。”（译注：波兰地下国，Poland underground state，指二战中纳粹占领波兰期间，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抵抗组织的统称：其中既包括军事抵抗组织，也包括民事组织。）
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中欧国家不开明的政府（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建立联盟，部分是为了阻止欧盟形成反对（译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的共识。为此，他愿意就纳粹大屠杀撒谎。
每年，数以万计的以色列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前赴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尽管去年的参观旅行因安全问题，以及波兰政府日益坚持要把波兰人对纳粹大屠杀的参与从历史上抹去，而被取消）。
这是一次强大的身份认同之旅，就发生在以色列年轻人参军前的一两年。以色列反占领倡议团体“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的一位创始人诺姆·查尤特（Noam Chayut），关于90年代末自己的高中旅行，他写道：
“此刻，在波兰，作为一名还在读高中的青少年，我开始体会到归属感、自爱、力量和自豪，以及对贡献、活下去和变强的渴望，我渴望自己强到没有人胆敢尝试伤害我。”
查尤特带着这种感受到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被派驻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天，他正在张贴房产没收通知，一些孩子在附近玩。查尤特对（其中）一个小女孩笑了笑。他当时觉得这个微笑亲切而不具有威胁性。其余的孩子四散跑开，但那个女孩愣在那、极度恐惧，最终她也转身跑开。
后来，当查尤特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这次遭遇促成的转变时，他写道，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女孩，“毕竟，还有一个被铐在吉普车里的孩子；还有一个女孩，我们深夜闯入她家，抓走了她的妈妈和姨妈。还有很多孩子，几百个孩子，当我们翻找他们的房间和东西时，他们尖叫和哭泣着。
“有一个来自杰宁（译注：Jenin，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的孩子，我们用炸药炸他家的墙，在他头上仅几厘米的地方炸出一个洞。奇迹般地，他没有受伤，但我敢肯定，他的听力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损伤。”
但那天，从那个女孩的眼睛里，查尤特看到了毁灭性的恶的倒影。他曾长期被灌输：这种邪恶存在，但只存在于1933年至1945年之间，而且只存在于纳粹统治的地方。查尤特将他的书命名为《偷走我的纳粹大屠杀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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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波兰边境乘火车前往基辅。1941年9月，在短短36个小时内，近3.4万名犹太人在基辅市郊的巨大峡谷娘子谷（Babyn Yar）遭枪杀。战争结束前，又有数万人死在那里。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子弹大屠杀”。（译注：the Holocaust by bullets，指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在从苏联夺取的领土上，对犹太人进行的大规模枪杀。在这些大规模枪杀行动和相关屠杀事件中，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多达200万。）
发生这些屠杀的许多国家（如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在二战后又被苏联重新殖民。异见人士和犹太文化活动家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保存对这些悲剧的记忆，收集口述证词和姓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打扫和保护屠杀发生的现场。
苏联解体后，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工程与加入欧盟的努力相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2005年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一书中写道：“承认纳粹大屠杀是我们通往当代欧洲的入门券。”
例如，2002年，就在拉脱维亚加入欧盟的两年前，一座纪念碑在里加（译注：Riga，拉脱维亚首都）郊外的伦布拉森林（Rumbula forest，1941年，约有2.5万名犹太人在此遇害）揭幕。
而在乌克兰2014年革命之后，这个国家走上了雄心勃勃地朝着欧盟前进的道路，纪念娘子谷大屠杀的重大努力也在这时形成了。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有多个较小的建筑已经完工，一个更大的博物馆群的宏伟计划也已就绪。随着俄罗斯的入侵，施工暂停了。全面战争开始一周后，一枚俄罗斯导弹直接落在了纪念馆建筑群旁，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自那时起，与该项目有关的一些人重新组成了一个战争罪行调查小组。
为赢得以色列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发起了一场郑重其事的政治活动。2022年3月，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演讲。他没有强调自己的犹太血统，而是重点讲了犹太人和乌克兰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他明确地将普京政权与纳粹党进行了比较。他甚至声称，八十年前乌克兰人救过犹太人。（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任何声称这种援助广泛存在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但这一在波兰的右翼政府那里奏效的策略，并未给亲欧的乌克兰总统带来好处。以色列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它在对俄战争中乞求的帮助，即使俄罗斯公开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译注：真主党，Hezbollah，黎巴嫩的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成立，其主要目标包括消灭以色列，和把西方势力逐出黎巴嫩。该组织受到伊朗资助。）
在10月7日袭击前后，我在乌克兰可能听到最多的一个短语仍是“我们得和以色列一样”。政客、记者、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乌克兰人，都认同以色列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一个微小而有力的民主之岛，坚定地抵御着包围它的敌人。
一些乌克兰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乌克兰正在与一个占领国进行一场反殖民战争，它应该在巴勒斯坦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而不是在以色列身上。这些声音很少，通常来自正在或曾经在国外学习的乌克兰年轻人。哈马斯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赶赴以色列，以示以色列和乌克兰之间的支持和团结。以色列当局似乎另有打算——这次访问没有成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俄罗斯历史神话的核心事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随着最后一批战争亲历者的离世，纪念活动变成了歌颂俄罗斯受害者身份的狂欢。苏联在那场战争中至少失去了2700万人，其中乌克兰人尤其多。
自1945年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几乎一直在打仗，但“战争”依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义词，“敌人”则完全可以和“法西斯”或“纳粹”互换使用。这使得普京在宣布新的一场战争时，非常容易把乌克兰人打扮成纳粹的样子。
内塔尼亚胡将哈马斯在音乐节上的谋杀比作“子弹大屠杀”。这种比较被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所引用和传播。它有助于强化以色列为对加沙居民实施集体惩罚找的理由。
类似地，当普京提到“纳粹”或“法西斯”时，他的意思是，乌克兰政府是如此危险，以至于俄罗斯有理由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和围困，并杀害乌克兰平民。
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先攻击了它，还把乌克兰政府描绘成法西斯，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而哈马斯则是一个蛮横的力量，它攻击了以色列，并犯下了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暴行。但是，如果这样的讨论是给杀害儿童找理由，上述差异还重要吗？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头几周，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基辅西郊。当时，基辅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馆长尤里·萨夫丘克（Yurii Savchuk）就住在博物馆里，正重新思考核心展品。
乌克兰军队将俄军赶出基辅地区后的一天，他会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尼（Valerii Zaluzhny），并获得了开始收集文物的许可。萨夫丘克和他的工作人员前往布查（Bucha）、伊尔平（Irpin）和其他刚刚被“解除占领”（乌克兰人现在常常这么说）的城镇，采访那些尚未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们。
“那是在挖掘和重新安葬之前。我们看到了战争的真实面目，以及所有的情绪。恐惧、恐怖弥漫在这些地方的空气中，我们在一呼一吸间吸收着它。”萨夫丘克告诉我。
2022年5月，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乌克兰–受难”的新展览。展览由展示萨夫丘克团队之前收集的俄罗斯士兵的靴子开始。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颠倒：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都展出了几百或几千双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鞋子。它们表达着损失的规模，尽管只能体现其中的一小部分。
基辅的展览，则展示着恐怖的规模。这些靴子按照五角星的图案摆放在博物馆的地板上。五角星是红军的标志，在乌克兰已经变得和纳粹万字符一样邪恶。
今年9月，在曾经的胜利广场上，基辅拆除了一座二战纪念碑上的五角星。他们给广场改了名，是因为“胜利”这个词让人联想起俄罗斯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庆祝。俄罗斯今天仍这样称呼这场战争。这座城市还将纪念碑上的日期从“1941-1945”——苏德战争的时间——改为“1939-1945”。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碑地修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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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以色列法院审理了一起诽谤案，涉案人是一位名叫伊斯雷尔·卡斯特纳（Israel Kastner）的匈牙利犹太人。十年前，德国占领着匈牙利，并姗姗来迟地要匆忙实施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犹太社区领袖，卡斯特纳与阿道夫·艾希曼（译注：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本人进行了谈判。
卡斯特纳提议用一万辆卡车买下匈牙利犹太人的性命。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又通过谈判，用包租的火车将1685人运往瑞士，从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数十万其他匈牙利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往死亡集中营。
一名匈牙利犹太幸存者公开指责卡斯特纳与德国人合作。卡斯特纳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实际上却发现受审的是他自己。法官的结论是，卡斯特纳“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指控卡斯特纳与纳粹合作的依据是，他没有告诉人们，他们将走向死亡。指控他的人声称，如果卡斯特纳向被驱逐者发出警告，他们就会反抗，而不是像待宰羔羊一样地去到死亡集中营。
这次审判被解读为一场话语对峙的开端，在这场对峙中，以色列右派主张采取先发制人的暴力行动，并认为左派是故意毫无防备的。而审判发生前，卡斯特纳是一名左翼政治家，指控他的人则是一名右翼活动家。
七年后，主持卡斯特纳诽谤案审判的法官和另两位同事一起审判了阿道夫·艾希曼，这位魔鬼本尊。控方辩称，艾希曼只代表了犹太人面临的永恒威胁的一个版本。审判有助于巩固这样一种说法，即为了防止被消灭，犹太人应准备好先发制人地使用暴力。
报道这场审判的阿伦特并不接受这一说法。或许正是她那句“平庸之恶”的表述，引出了最初的对一名犹太人平凡化纳粹大屠杀的指控。她并没有。只是，她并不认为艾希曼是魔鬼，认为魔鬼可能并不存在。她的推论是，根本之恶并不存在。即便是极端的恶，也总是普通的，如她之后所说，是“生于恶劣环境之中”的，是“彻底浅薄”的。
阿伦特也反对控方关于犹太人是一个，用她的话来说是“从法老一直延伸到到哈曼的历史原理——一个超自然原理的受害者”的故事（译注：此处可能指，在希伯来圣经中，埃及法老对犹太人进行了奴役，波斯帝国大臣哈曼也阴谋灭绝犹太人）。
这个根植于圣经中关于亚玛力人的传说的故事认为，每一代犹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内盖夫沙漠的一个民族，曾多次与古以色列人作战。（译注：在希伯来圣经中，亚玛力人被描述为一个坚定迫害以色列人的民族，因此亚玛力人又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
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知道这个故事的，那是在我上的第一堂妥拉课上（译注：Torah，犹太教核心，其字面意思为指引，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通通都可以被涵盖到妥拉中）。
教这堂课的是一位拉比，他将罗马郊区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这个区域住着来自苏联的犹太难民，他们在此居住，同时等待着获准进入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文件。
在这个故事中，正如检察官在艾希曼审判中所说的那样，纳粹大屠杀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事件，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只属于犹太历史。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犹太人总是有理由害怕被消灭。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表现得好像灭绝迫在眉睫时，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当我第一次知道亚玛力的传说时，我觉得它完全合理。它描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帮助我将我自己被戏弄和殴打的经历，与曾祖母对在公众场合使用常见意第绪语有危险的告诫，以及我祖父、曾祖父和其他许多亲戚在我出生前被杀害这样的难以解释的不公正联系起来。那时的我14岁，很孤独。我认识到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都是受害者，而亚玛力人的传说给我的受害者意识注入了意义和集体感。
在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内塔尼亚胡一直挥舞着亚玛力人传说这一武器。内塔尼亚胡利用着这一传说的逻辑，即犹太人在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独享受害者名分。也正是这一逻辑，增强了德国打击反犹主义的官僚系统，强化了以色列和欧洲极右翼之间的有害联盟。
可是，没有哪个国家永远是受害者，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是加害者。以色列要求享有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犹太人延续的受害者地位。同样，许多以色列的批评者试图为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辩解，认为这是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可预见的回应。与此相反，在以色列的支持者看来，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成为受害者，因为是哈马斯先袭击以色列的。为一个正当占据受害者地位的争斗永无休止。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两个月以来，所有加沙人都遭受了以色列军队几乎不间断的袭击。数千人失去了生命。在加沙，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儿童被杀死。以色列的炸弹袭击了医院、产科病房和救护车。每十个加沙人中，就有八个现在无家可归，一次又一次迁移，永远无法到达安全的地方。
“露天监狱”这一表述，似乎是在2010年时由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现在是英国外交大臣）创造的。许多记录加沙状况的人权组织都采用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被占领的欧洲的犹太人隔都一样，加沙也没有监狱看守。管制加沙的不是占领者，而是当地武装力量。
隔都这一更贴切的词大概会招致抨击，因为它将被围困的加沙人的困境与被隔离居住的犹太人的困境相提并论。它也会为我们提供语言，来描述正在加沙发生的事情。这个隔都现在正被清除。
纳粹曾声称，为了保护非犹太人免受犹太人传播的疾病侵袭，隔都是必要的。以色列声称，对加沙的隔离与在西岸建的隔离墙一样，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免遭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
纳粹的主张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而以色列的主张则源于真实和一再发生的暴力行为。这是本质区别。然而，这两种主张都提出，一个占领当局，可以选择以保护本国人民为名，隔离、剥削整个民族的人口，以及现在致命危及其性命。
将被迫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与被迫离开家园的以色列人相对比的做法，从以色列建国初期就已存在，却只是被重重挥走。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年，以色列报纸《Maariv》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坦图拉村（Tantura）后，巴勒斯坦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离开该村时的悲惨境遇：“老人虚弱得濒临死亡”，“一个男孩双腿瘫痪”，“另一个男孩双手被砍断”。
“一名妇女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扶着年迈的母亲。母亲跟不上脚步，她大喊大叫，求女儿放慢速度，但女儿不同意。最后，老太太倒在了路上，动弹不得。女儿揪着她的头发……生怕她赶不上。
“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人将这一场景与犹太母亲和祖母们在一帮杀人犯后面踉跄地跟不上路相比较。”记者在此打住。
“显然没有进行这种比较的余地。”他写道，“这种命运是他们自找的。”
1948年，犹太人拿起武器，索取由一项联合国决定给他们的土地。这项决定分割了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在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巴勒斯坦人没有接受分治，也没有接受以色列宣布独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外约旦入侵了初始以色列国，开始了现在的以色列所称的独立战争。
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战火。而那些没有逃离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赶出了自己的村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能返回。
巴勒斯坦人将1948年铭记为Nakba，这个词是阿拉伯语的“灾难”，就如同Shoah是希伯来语中的“灾难”一样。这种比较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许多以色列人断言，与犹太人不同，巴勒斯坦人的灾难是他们自找的。
我到达基辅的那天，有人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书。这是乌克兰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学术研究著作。
班德拉是乌克兰的英雄：他曾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出现了数十座他的纪念碑。二战结束后，他流亡德国，领导游击队运动，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毒死。班德拉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一个想要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
这些事实在该书中都有详细描述，该书已售出约1200册。（许多书店都拒绝销售这本书。）俄罗斯将乌克兰的班德拉崇拜，作为乌克兰是纳粹国家的证据，并乐此不疲地加以利用。而乌克兰人的回应大多是洗白班德拉的遗产。
人们总是很难理解：有人可能是敌人的敌人，但却并非良善势力。有人可能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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