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异动，重新审视中日甲午战争

来源: 你好团长

引言：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了一种导向明晰、体系完备且内容复杂的传统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无疑对于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代以降，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内力的驱动作用逐渐弱化，外力的作用逐渐增长。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数次遭受西方的侵略，每次侵略战争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创伤最大、促其猛醒者莫过于甲午战争。今天，我们将从晚清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异动，重新审视中日甲午战争。

西学东渐与“德上艺下”价值观念的松动：传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导致了知识分子保守、封闭的传统性格，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逐渐成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农业社会的现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使传统知识分子一直在儒学传统价值观念“德上艺下”的影响下成长，且具有一定的稳固性。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西方思想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接已经有了相当的机会，也有一定的渠道。但都是民间边缘知识分子在与洋人接触。地方官员既依赖这些民间的知识分子，却又瞧不起他们。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沉睡中的知识分子。西学的冲击，使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抉择。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封建儒学的价值观念给传统知识分子群体造成内心的恐慌和困惑。一向目空一切、自视清高的华夏文明为异族文化所击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开始动摇。他们深刻地反思这种文化的深层内涵，并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世界与中国。“开眼看世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的标志，也开启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变迁的大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中，其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是异常缓慢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科举体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深，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即便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这些战争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是微小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行进在科举的大道上。刘鸿翱在为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作序时，仍固执坚持“夫中国者，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肢”。可见传统价值观仍然在知识分子脑海中挥之不去。

传统知识分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读书、考科举、求功名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重视义理而排斥科技的传统教育“依旧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读书人也依旧浑浑噩噩在科举的阶梯上爬行”。由于长期重德轻艺，中国知识分子不关心自然科学，其科学素养不高。加之长期的封闭塞听，缺乏对科学知识的了解，致使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早在明末，传道士来华，他们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已经开始传播西方科技。但是，由于当时传播的有限性和当局的阻挠，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存在。再加上1713年清朝政府全面禁教，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曾一度终止。在当权者和知识分子看来，西方的“奇技”没有什么价值。这里既有传统经济体制对科学发展的限制，也有传统价值观念对科学方法的束缚。

甲午战争之前的历次战争并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心灵带来多少的创伤，西学虽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并且使得传统价值观念开始松动，但受科举体制的影响，到甲午战前，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依然埋头四书五经中，他们不关心世界局势，整日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而且往往骄傲自大、盲目乐观，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和不求实际的价值取向，即便到了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出现失败的迹象后，仍然毫无动摇。直至甲午战败，在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心里，才真正有了天崩地陷的感觉。

甲午战争成为“现代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是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亚洲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对中日产生了巨大影响，还促使远东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对华夏世界传统秩序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之后，儒家文明的影响逐渐淡去。这次战争也是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标志，“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真正开启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变。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甲午战争促使知识分子猛醒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灾难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甲午战败是中国几千年来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真正觉醒。这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机。学界多以甲午战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体现民众的觉醒，其实有待考证，“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但真正促使中国知识阶层走出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参与国家命运抉择的正是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发生在传统文化极其相似的两个国家之间，对于当时中国的震撼和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远远超过以前的历次战争。“至甲午之役，中国还胜不过蕞尔的岛国，于是以前对西法怀疑的心理乃为之一变，举国上下皆以图强为急务，西学乃由大兴。”当时已在官场历练多年的张之洞极力倡导西学，他“唯一的理由便是外患日急，国势砧危。若不改行西法，中国人将有被人吞噬的危险”。西学思想之所以如此兴盛，都源于这场造成民族深重灾难的战争。

面对国家危机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士子“因而感愤，发奋讲有用之学，读有用书者则十得四五焉。故曏者读书之士，其案头所置者，八股耳，试贴耳，今则格致天算舆地之书，各从所好，无所不备”。甲午战争之前，知识分子对教会所印发的书籍和宣传资料都不屑一顾；但是甲午之后，此种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之视为鸡肋者，今不啻价重鸡林”。一时有关西方现代文明的书籍十分畅销。康有为的历次上书也无不痛切陈述亡国的危机，可以代表当时时局下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在第三次上清帝书中写到：“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

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正值翰林院大考之际，时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大考成绩优异，并被光绪皇帝召见。八月，授贵州学政之职。严修赴黔后，深感时局维艰，他在题名《驿马歌》的诗中，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爱国情怀，反映了甲午战败对知识阶层心灵的重创。甲午之后，在科举考试的策论之中，多数具有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以甲午战败为借鉴，倡导学西方，求变法。

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的知识分子，大都沿着爱国救亡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他们的行为无不与甲午战争有深层次的渊源。甲午战争也唤醒不少醉心科举的知识分子。维新变法的积极提倡者谭嗣同最具代表性。他出身官宦世家，早年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甲午战败使他猛醒，他猛烈抨击旧学。可见甲午战争对他的影响极深。

因翻译《天演论》而著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具代表性。他认为，“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从思所以救此社会，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砧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他，“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于翻译著述”。1895年，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重要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正是由于甲午战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才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屈辱、惊恐和悲愤中不断地觉醒，并渐次地开展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价值观转变的转折点。

功名意识的淡薄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甲午战后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异动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促使国内的阶级矛盾重新激化。清政府承诺的巨额战争赔款，造成了财政收支极度紧张、财源极度枯竭的局面。清政府一方面大力搜刮老百姓，一方面大力举借外债，而两者最终都压在了劳动人民的肩上。山东、两广、湖北、四川等地，差役、苛税也极为繁重。正是在此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振臂一呼，勇敢地担任起了时代的弄潮儿。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知识分子的这种聚群而动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聚，他们的这种举动更多的是来自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担忧，“就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来说是前代人们所不可比拟的”。它真实地反映出了危机刺激下知识分子思想转轨的艰难和苦痛。甲午战败，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更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急切地促成了近代以来国人对于时局认识的转变。甲午战后，面对民族的危亡，不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了异动。

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很多知识分子进行反省：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呢？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写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人虽多而无才可用。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取士为之。”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维新派把改科举、兴学堂作为变法图强的首要任务来抓。

甲午战后，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知识阶层的不满情绪因时局的维艰而与日俱增，为人所诟病的八股制度成为社会各界贬斥的核心。严复因科举屡试不中，面对国家破败的现状，作为系统接受过西洋知识熏陶的他痛斥八股制度“使天下消磨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

面对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朝政日渐颓废的情形，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维新阶层对甲午战败在教育层面的认识。正是这些认识，才促成了战后他们废除科举、寻求救国救民的政治和教育主张，这就“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改变对待科举的态度直至改变价值观念”。

当时在全国各地，各种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旧式学堂中也出现了新学的倾向。就是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也开始译自西方或者借鉴日本。此种情况说明：战后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将读书考科举求功名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严复的转变最具代表性，甲午战前，他虽屡试不中，但仍然热衷于科举，企图通过科举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但战后，他不再过问科举，而是热衷翻译西学宣传变法以求进步。知识分子已开始不自觉地实现价值观的转向。

维新派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他们注重人才培养，大力兴办近代新式教育，大力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指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也。”因此，他提出必须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

甲午战后，“实业救国”的思潮迅速兴起。一些知识分子果断地抛弃了仕途，走上了实业救国的艰难道路。当时最有影响的当数“状元办实业”的张謇和苏州的陆润庠。张謇是光绪朝状元，后辞官以状元身份在家乡发展实业，并认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甲午战败使知识分子开始认清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性，转而放弃通过科举入仕的机会，纷纷从事实业，企图通过实业救国来挽救危亡的清王朝。

总结：

甲午中日战争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刺激。强烈的社会危机意识给知识分子群体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波动。甲午战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而“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则是朝野一致，向日本学习，探究日本迅速崛起的秘诀”。甲午战后，维新派的改革，处处以日本为榜样，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士人震惊之大，影响之深。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前，即便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的迅速现代化与其说是感到惊恐还不如说是惊讶”。然而，战争的最终结果“不仅宣告了清王朝中兴时代的结束，还标志着改变中国历史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也大大助长了日本人自负和狂妄的心理，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在1895年1月18日写给他的友人山口广交的信中说：“看到邻国的清国与朝鲜即将被包罗在我文明之中，这实在是我毕生最愉快的事”。他的这种心态也代表大多数日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寻求中国尽快富强途径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刺激，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激进社会变革的道路，从而导致价值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