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斯大林的领袖崇拜是苏联的国家正剧，不管情愿不情愿，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扮演爱戴他的群众角色。剧本的主角当然是斯大林，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在剧本演出时参演的演员。演员斯大林和剧本主角斯大林并不全然是同一个个体，他们之间是有距离的，甚至会不一致或相互矛盾。有一次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对他说，“我也是一个斯大林”。斯大林对他吼道，“不，你不是……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斯大林是苏联政权。斯大林是那个在报纸上和画像里的人，不是你，甚至不是我”。 斯大林自己很清楚，他这个人跟那个在官媒上被崇拜的斯大林不是同一个人。由于忽视了这两个斯大林的区别，不少研究者会用剧本中的斯大林来猜测演员斯大林，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与列宁完全不同的，蓄意制造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总设计师、策动者和推行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革命贡献，他修改了历史，他授意并准许用电影和文艺来美化自己的形象、夸张的生日庆祝让他乐不可支、“天才”和“人民之父”的阿谀颂词令他陶醉。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家罗伯特·特克尔（Robert Charles Tucker）在《掌权的斯大林》（Stalin in Power）一书里所说，“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需要用崇拜来支撑他的权力和精神（psyche），他渴望得到列宁所厌恶的那种英雄崇拜”。斯大林英国历史学家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发现，斯大林本人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要比人们一般所想的要暧昧和复杂得多，这与戴维斯对复杂且矛盾的苏联民情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专制统治下没有一个人是黑白分明的，谁都不可能保持真实的自我，连最高的独裁者也不例外。比起剧本主角斯大林，戴维斯更感兴趣的是演员斯大林及其对个人崇拜的反应和看法，她在《斯大林和1930年代的领袖崇拜制作》（以下简称《制作崇拜》）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 1、半推半就的斯大林戴维斯依据的不是斯大林亲近者的证词。例如，曾经是斯大林女婿的尤里·日丹诺夫（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回忆说，斯大林是一个“谦虚的人”，有一次，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份歌颂他的《真理报》，非常不屑地随手一卷，丢进了树丛里。莫洛托夫也回忆说，对个人崇拜“斯大林开始不能接受，是后来才喜欢上的”。戴维斯认为，无法证实这类材料所说的内容，“我们也不太可能知道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能得到的文献资料中重构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公开反应”。（《制作崇拜》30）她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社会-政治史俄国国家档案”（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I)的斯大林卷宗。这些材料并不代表真相，但却是重构真相所不可缺少的。从现有的历史档案材料来看，斯大林并不全然热衷于对他个人崇拜，但也不拒绝，而是采取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既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又对它的不纯动因和不良后果有所戒备。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在意马列主义的原则，又有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一直在很谨慎，也很精明地经营自己的良好形象。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他清楚地知道，个人崇拜与马列主义不符，因此一直有所顾忌；二、他也很明白，有人在利用这种个人崇拜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且这种崇拜会有事与愿违的高级黑效果；三、个人崇拜可以用来动员愚昧的群众，而他自己的不情愿姿态也可以用来考验手下人的忠诚。第一，斯大林承认，个人崇拜并不符合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早就明确指出，伟大的个人是因为反映了广大的社会力量而变得重要的。斯大林了解这个观点，“这个基本原则使斯大林谴责‘个人崇拜’，不赞同颂扬领导者个人而不是突出他只是一个事业的代表。斯大林无疑知道崇拜的政治效益，但他并不提这个。他只是在谈到号召‘落后’群众的时候，才间接提到”。（《制作崇拜》30）普列汉诺夫斯大林能很巧妙地用马列主义来重新解释了个人的革命领袖作用，使突出个人不但不违背，而且符合马列原则。他是从英雄崇拜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也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当然，人民创造历史的方式不是凭借奇思怪想。……每一代人都是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伟大人物的价值在于只是在于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个特殊的环境，懂得如何改变这个环境。……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英雄的作用。正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有很大的作用，只是有一些保留”。 1930年代，斯大林屡次在讲话中淡化领袖个人的作用，强调更广大的社会力量。1933年2月他在第一次集体农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表示，把领导同志当作历史创造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1935年5月他在对红军大学毕业生讲话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1937年10月的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不断有人为领导同志祝酒，斯大林说，“这当然不坏，但除了大干部，还有中干部和小干部”。他然后又说，干部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才行，“干部来了又走了，群众一直在那里”。（《制作崇拜》30-31）斯大林当然不会否定伟大个人的作用，列宁是他常用来证明伟人历史作用的一个例子。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是一位以写伟人传记出名的德国-瑞士作家，1931年在与斯大林的一次交谈中，他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斯大林表示不赞同。他说，他自己不能跟彼得大帝相比，但列宁可以，列宁是大海，而彼得大帝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路德维格认为这样的伟人观点不符合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认识，斯大林反驳道，马克思没有否定个人的作用，而只是认为，个人必须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伟人是那种懂得特定环境并能改变特定环境的个人。（《制作崇拜》31）斯大林非常在意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强调伟大个人的作用，而且，他还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他自己为什么能够从一个本来不伟大的人变得伟大起来。1937年庆祝10月革命20周年的时候，政治局成员有一个聚会，到场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迪米特洛夫（G. Dimitrov）。迪米特洛夫称颂列宁的伟大，表示列宁有斯大林这样的继承人，真是幸运，随即又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说，他在党内也是有反对者的，反对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遵从群众的意愿。斯大林一反当时历史学家的观点，说他自己在列宁逝世时并不是一个可以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相提并论的人物。他承认，与他们相比，自己的演说才能很差，他之所以能够战胜他们，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他们则背叛了人民群众。（《制作崇拜》31-32）斯大林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不仅突出了自己的伟人作用，而且还以此证明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在政治上是非常精明的。列宁（左）与斯大林第二，斯大林很清楚，有的人热衷于对他的个人崇拜，那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另有所图。1939年五一劳动节，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斯大林就是胜利”。斯大林很不高兴，因为他怀疑共产国际的秘书曼纽尔斯基（D. Manuilskii）有托洛茨基派的嫌疑，不可靠，是个“马屁精”（toady），是在明捧暗损他。1940年，斯大林对雅罗斯拉夫斯基（E. M. Yaroslavskii）发难，指责他对领导人的吹捧“太过分，令人作呕”。缘由是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Istorik-Marks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07-08年斯大林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和工人斗争》（1940年1月）。文章赞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当时的领导作用。后来有人写信给苏共政治局，揭发文章严重失实。斯大林于4月29日对此作了批示，批评这篇文章说，他和伏罗希洛夫的贡献有目共睹，不需要这种文章来为他们贴金。斯大林写道，“显然，那些想升官的作者和报道人……是想用肉麻吹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我们有权利在人民中培养这种奴性和谄媚吗？显然没有。我们有义务要在我们的人民中根绝这种无耻的奴性。……谄媚与科学历史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制作崇拜》34-35）他很清楚，这种内容不实的文章只能帮倒忙，成为高级黑。2、崇拜提供“天真的快乐”1937年，斯大林有一次与德国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eon Feuchtwanger）交谈。斯大林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容忍个人崇拜是因为它能让参与者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他批评道，有些个人崇拜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例如，一次在伦勃朗画展上，有人把斯大林的肖像画也挂上了。斯大林认为，那是存心不良的人干的，“以过分的热情表示热爱”其实是在帮倒忙。 许多马屁和讨好就是这样变成低级红、高级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