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战而死”还是“缒城而亡”——〈明史·周遇吉传〉史源问题及史事考辨

山西地方文献大多接受周遇吉“缒城而亡”的说法。康熙本《山西通志》云：“城将陷，遇吉免胄坠（应为缒）城下，太（应为大）呼曰：‘周总兵在此！’贼争磔之。”《山西宁武守御所志·名宦》载：“周遇吉，辽东人，以战功升任太子太保、镇守宁武总兵官，闯逆薄宁，丹忠力竭，挺身下城骂贼，不屈遂磔焉。”

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遇吉身披数矢，大呼杀贼。自成辟易不敢入，而遣人诏遇吉。遇吉曰：‘退兵十余里，吾与汝渠相见。’贼佯退。遇吉从角楼缒下。大呼：‘我周都督也。’至演武场，自成起揖曰：‘大同、宣府一席愿以累公。’遇吉大骂：‘瞎贼，吾岂受贼伪官者乎，所以出见者，欲求一死耳。（杨）光隆旦明上城击贼，皆我将令，与人民无与也。’自成胁以刃，骂声益厉，被磔死。”虽然细节不尽相同，大体情节都是周遇吉为避免屠城，主动缒城受死。

“缒城”说主要流传于山西宁武这一周遇吉死亡事迹发生地，史料多来源于亲历者口传。顺治十八年，履职宁武的刘玉瓒创作《总镇周公墓表》时，亲自对当地经历过那段往事的“故老”们进行过访问，“问公遗事，而故老犹有能言之者”。王珻《周遇吉节录补闻》的史料来源更为特殊，“予得之太原马姓守备”，“马，故公（周遇吉）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详”。马守备是以“缒城事件”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周遇吉故事的，比如周缒城而出后，“马（守备）等随报公夫人”，夫人断言“事不可为”时，农民军已经纷纷攀上衙墙，夫人令“马等人将其射退”后，运草阖家自焚，马等人知晓意图后退出衙宅。马守备就活动在周遇吉、刘夫人身边，是周遇吉缒城和刘夫人自焚的目击者，他口述内容史料价值极高。王珻，山西盂县人，生于康熙九年（1670），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曾出任翰林院检讨，后转任三朝国史馆纂修官，身为史官，自然也会谨慎对待马守备的一面之词，有所考核，其所作《周遇吉节录补闻》应该比较可靠。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记载也源自于他到宁武的实地调查。屈大均身为明遗民，在江南文坛声望颇高，与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等人交往密切。同时也积极从事反清活动，顺治十三年后，其以僧人身份云游各地，与明遗民沟通联络，曾到山西与戴廷栻、傅山等人交游。在其所作《周遇吉传》最后，记载了自己曾亲临宁武吊唁周公墓，亲眼看到当地百姓极为感念周遇吉的保全恩泽，“遇公缒城之所，无不唏嘘流涕”的情况。这样一来，“缒城”说不仅有传说，更有遗迹留存。由此亦可证“缒城”说的可靠性。

反观“力战说”的始作俑者杨志荣，宁武之役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已被周遇吉派往北京搬取 救兵，李自成攻取北京后，他又南下依附了南明政权。宁武先被农民军占领，很快又被清军占领，杨  志荣自然无法准确了解周遇吉的详细事迹，其所作揭帖有些内容只能是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

以宁武关城陷日期为例，宁武关之役是大顺政权灭亡明王朝过程中的关键之役，史籍对宁武关城陷之日的记载却有多种说法。《明季北略》云：“抄本载三月初一，宁武陷。遗闻载二月初八丙申陷。编年载陈演乞休后，甲乙史载三月初九丁酉屠宁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志日。独本传载二月二十四五屠宁武。以杨志荣出揭备陈颠末，则本传似为有据。”计六奇见到的不同说法就有六种，他赞成杨志荣的说法，主张二月二十四日。《明史》主张周遇吉死于二月戊子日，即二月二十九日，“戊子，陈演致仕。李自成陷宁武，周遇吉力战死之。”《总镇周公墓表》开篇即标明宁武城城陷日期，即周遇吉死亡时间是崇祯十七年二月辛巳（二十二日），这一记载可与《山西宁武守御所志》相互印证，《山西宁武守御所志·兵燹》条云：“明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闯逆陷城，官死守尽节，军民遭戮甚惨，士民死节者甚多。”此外，墓表对周遇吉入殓、下葬的时间均有准确的记载，刘玉瓒的说法必有所凭。乾隆《宁武府志》也曾对此考证，认定墓表所书时间可信。 宁武当地人对宁武城陷之日及周遇吉之死必然有深刻历史记忆，墓表与方志的说法也一定可靠，可证诸史之误。

宁武关

又如农民军屠城问题，杨志荣揭帖称：“城中兵民感公忠义，虽儿童妇女，无一人受屈者，悉为贼屠。”刘玉瓒的墓表却没有李自成屠城的记载。顾诚先生曾指出，“大顺军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平民”，“完全是地主阶级文人别有用心的捏造”。顾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若农民军真的进行过屠城，“妇幼无遗”，为周遇吉收尸的材官侯效义、为王珻讲过周遇吉故事的马守备何以都能幸存于世？有证据表明，周遇吉缒城受死得举动确实保全了宁武城，何之润曾说：“随后闯贼进城，即竖蓝旗，亦以公既尽节，本无屠戮百姓之意。其贼标尤逆复更赤帜者，此闯贼起行后事，闯固不知也。公之保民义尽，而民之复遭杀戮，因辱尤夙怨，自召报复而亦劫数使然，于公何与？然当时国运将终，天险难固。即使公效睢阳之守，顾蕞尔孤城又安能久守乎？”乾隆《宁武府志》亦云：“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蓝旗有误，应为赤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这些材料显示，农民军进入宁武城后，马上竖起蓝旗，并无屠城举动，李自成继续向北京进发之后，他的属下尤世禄才因为私怨竖起红旗，对仇敌进行报复，遂成屠戮之祸。宁武当地文献所叙述的“屠城”原委与杨志荣所说的有很大差别，杨志荣显然有意夸大了农民军的屠城行为，目的是为了把他们丑化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笔者认为，李自成将周遇吉残忍杀害的情节恐怕也非事实，既然宁武已下，为了收买人心，李自成实在没有必要“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墓表说人们替周遇吉收尸时“面貌如生”即是证明。如果农民军对周处以极刑，恐怕早已碎尸万段了，如何还能“面貌如生”。

又如农民军战斗力问题，杨志荣揭帖多处夸大周遇吉的战斗力，贬低农民军的战斗力，被《明史》沿袭。杨志荣揭帖称：“闯贼大恨，拥兵环攻，连四昼夜，力不能支，城陷。”据此，农民军花了四天时间才攻陷了宁武城。然而根据顾诚先生的考证，大顺军二十日过雁门关，二十一日攻宁武，二十二日即攻陷。宁武之役前后只进行了两天时间。这次战役持续时间不长，规模也有限，农民军在攻城过程中伤亡也不会太大，杨志荣却说：“贼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将获得胜利的大顺军诬蔑成畏首畏尾的乌合之众。“比贼陷京城，多有半面与失手足者，皆宁武所砍伤，莫不啮指以告人，谓：‘周总兵真是好汉，杀去我等数万人，再若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编造农民军的惨状为周遇吉脸上贴金。《明史》基本上继承了杨氏的说法，略加修饰。例如，将前述士卒的说法嫁接到到了李自成头上，“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这番话改由李自成说出来，更加抬高了周遇吉的忠勇形象。

《明史》为清代官修史书，其对人物的褒贬代表着官方对历史人物的盖棺定论，不容挑战。乾隆四年，殿本《明史》正式颁行天下，周遇吉“忠勇最著，死事最烈”的忠烈形象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乾隆十年（1745），山西地方官报请周遇吉入列宁武官方祀典，专祠享祀，获清高宗批准。  乾隆四十年，清高宗下诏编撰《胜朝殉节诸臣录》褒扬前明殉节诸臣，赐周遇吉专谥“忠武”，评价其“孤军乘城，百战不屈，骁勇盖代，义烈冠时”。  在清廷大力表彰忠节，“为万世植纲常”的舆论氛围下，宁武本地流传的“缒城”说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宁武当地官员无疑注意到“缒城”说与官方的“力战”说不一致，开始消除“缒城”说的影响。乾隆十五年前后，魏元枢与周景柱两任知府相继接力主持编修《宁武府志》，刘玉瓒所撰《总镇周公墓表》被收入，周景柱将其更名为《周将军墓表》，其中两处“缒城”文字被刻意篡改，仅仅强调“被执遇害”。《宁武府志》还有意隐没《山西宁武守御所志》所载何之润题周忠武暨刘夫人祠》诗及后序，不予收录，指斥王珻《周遇吉节录补闻》的部分内容不可信，但对其异说只字不提，刻意隐去“缒城”说的痕迹。除此之外，凡《府志》涉及周遇吉之处均以《明史》为准。光绪年间，宁武知府编修《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周遇吉传》列为篇首，力图将周遇吉重塑宁武当地“忠义孝弟”的榜样，其文本也是在《明史》本传基础上，吸收民间故事撰写而成。在宁武当地官员有意识引导下，周遇吉“缒城而亡”的说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其“力战而死”的忠勇形象开始在宁武当地深入人心。

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形成了以史教化的社会功能，通过褒扬忠孝节义，贬斥弑逆篡乱，来宣扬儒家纲常伦理的价值观。但是在将这些人物树立成榜样或典型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过度脸谱化的现象，“美者愈美、丑者愈丑”。刘知幾曾经说过：“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 ‘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明清史籍在为周遇吉树碑立传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倾向，随着官方将周遇吉列入“忠烈”祀典予以表彰，更能够完美表现周遇吉忠烈形象的“力战而死”说最终取代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缒城而亡”说，获得了主导地位，并将后者驱逐出主流史学之外。《明史·周遇吉传》文本形成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求真”的学术功能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传统史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社会的襄助，另一方面，史学走向政治，走向社会，必然会承受来自政治，来自社会的干扰。传统史学与社会如何互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