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后，日裔美国人遭遇了什么？ | 短史记

2020年2月16日，部分日裔美国民众，在北加州圣荷西举行了击鼓表演与点烛活动，以纪念二战期间在美日裔遭受长期拘禁关押的历史悲剧，提醒社会不要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①

图：日裔美国民众举行击鼓表演，纪念二战在美日裔被拘禁事件

78年前，也就是1942年的2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第9066号总统行政命令，以战时需要的名义，将大批日裔——包括已入籍美国者及定居美国的日本侨民，迁离美国西海岸，关押到设在内陆的10个“安置营”中，共计约有12万人。这些“安置营”的条件很差，时人形容：

很多“安置营”实际上是马棚、猪圈，入住者迁入时还能闻到马粪的臭味，内中往往共用洗衣间、食堂、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且设有严格的军事监控。亲历其事的日裔黑濑安吉回忆道：

这种拘禁，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份才有所好转；二战结束后，针对日裔的拘留营才被全部取消。

对日裔的管制，与珍珠港事件直接相关。日本发动袭击后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就在社论中将有大批日裔聚居（约为10余万人）的加州称作危险地区，号召“一切机警而目光敏锐的公民”站出来，与军事当局合作，“共同对付间谍、颠覆者等第五纵队分子”。美国军方也对日裔集中居住在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一事存有担忧，怀疑他们会给日军的进攻提供协助。④

军方对日裔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日本政府确实曾致力于从在美日裔中发展情报人员，如外务省在Nisei（指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中招收3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许诺毕业后让他们做外交官。做选拔用的英语论文，包括了《关于东亚新秩序》这样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题目，且要求应试者使用打印机答题，目的是便于日后监听广播时做记录。有一些Nisei后来进入了外务省的无线电室，负责监听欧美盟国的广播；战时对美军的欺骗性宣传广播，如著名的“东京玫瑰”等，也是由Nisei任广播员。麦克阿瑟率军占领日本后，曾清算过一些Nisei的叛国行为。⑤

但这种担忧，经由媒体、加州政府及军方的宣传，被严重地扩大化，结果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日本鬼”（当时流行的对日裔的称呼）的强烈恐惧与排斥——尽管这些日裔大多已在美国生活多年，且过半数（约为7万左右）早已是美国国籍（很多人实际上是在美国出生的）。加油站不再愿意将汽油卖给日裔，牛奶工不愿再给日裔送奶，理发店挂出“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的牌子，饭店的橱窗里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州政府“呼应”这种民意，吊销了本州日裔的律师、医生执照，禁止本州的日裔出海捕鱼；保险公司与银行紧随其后，擅自注销了日裔的保单，拒绝兑付日裔的支票。

图：针对日裔的驱逐令

日裔们自行迁离西海岸的计划，也受到了其他州的抵制。内华达律师协会通过决议称，“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么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华州州长对新闻媒体公开表态称“日本鬼生活像老鼠，繁殖像老鼠，所作所为也像老鼠”；阿肯色州州长则宣称“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出台政策禁止日本人的汽车进入该州，州长对外宣布“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在新泽西州，五名拥有美国国籍的二代日裔得到了当地一位农民的雇佣，作为威胁，地方保安机构烧掉了该农民的谷仓；……⑥

以上种种因素，催生出了由罗斯福签署的拘禁12万日裔的总统命令——该命令由美国陆军西部军区司令约翰.德威特中将提议（他的名言是“日本鬼就是日本鬼，不管是不是美国公民”）、经战争部长史汀生同意后，呈交给罗斯福做最终决策。命令很小心地避免提及“日裔”之类的字眼。

这些因素，也使得一些参与推动拘禁日裔的当事人，在时隔多年后，仍然认为当年的做法并没有错，理由是这些日裔的立场在当时确实引发了政府的担忧，且关入“安置营”对日裔而言也有好处，因为不能预料美国人在路上碰到日裔会做出什么事情。比如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晚年仍坚持认为：

但政策最关键的推动者之一、律师出身的战争部长史汀生，在政策出炉的那一刻，就明白它将对法制造成巨大破坏——在日记中，史汀生一面强调日本人不可信任，一面忧虑这项政策“会在美国宪法制度上划开一个巨大的裂口”

图：史汀生

撕裂很快就到来了。1944年，因拒绝进入“安置营”而被定罪的日裔美国人佛雷德.是松（Fred Korematsu），将美国政府告上了法庭——是松1919年生于加州，只有高中文凭，本在一家造船厂做电焊工。针对日裔的拘禁政策出台后，造船厂解雇了他，他的父母与两个兄弟被关进了“安置营”。是松选择逃跑，还用100美元找了一个庸医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容（家人完全没有发现他整过容）。1942年5月30日，是松在街头被捕，被关入旧金山监狱，他的白人女友随后声明与他脱离关系。

尽管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驳回了是松的诉讼，裁决他仍然有罪，但三位大法官提出异议已非小事，且有人对“安置营”直接使用了“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的称呼。1945年，又有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犹金.罗斯托发表文章，将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称作“大灾难”，“对自由最糟糕的打击”，且主张对日裔美国人进行财产补偿。⑧

图：佛雷德.是松

这种撕裂，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2月，“战时搬迁和拘押平民调查委员会”出具正式报告，宣布由罗斯福签署的第9066号总统令“以军事需要为由不能自圆其说”，“是完全错误的、粗暴的违法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军方和政府被证实有选择地提供、使用材料，隐去了与其主张不符的信息。比如海军情报军官提供的报告称，可以对特定的日裔采取有选择的行动，没有必要如后来那般不加区别将所有日裔集中拘禁。

1984年，北加利福尼亚联邦地区法院撤销了42年前对佛雷德.是松做出的有罪判决。判决书承认当年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是错误和不真实的，故意忽略和隐瞒了关键情节和事实”⑨。获得昭雪后的是松，曾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