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幕十年，布政使十六年，巡抚八年—-任职新疆巡抚时间最长的饶应祺

作者：杜雪巍

引言：

《清代士人游幕表》载：（饶应祺）“1866至1874年久佐陕甘总督左宗棠戎幕”。饶应祺佐幕左宗棠十年，其极其仰慕左宗棠的雄才与大略，以至非要将自己的女儿嫁予左氏之孙。饶应祺佐幕时，“主文牍章奏。参赞军务”。而后“以功擢知府”，后任新疆布政使，以至新疆巡抚。其是新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巡抚。

饶应祺（1837–1902），湖北恩施人，字子维，自小聪明好学，12岁入县学，14岁中秀才，入选贡生，由候补训导荐为国子监学正。咸丰五年(1855年），由“附生经前湖北巡抚胡林翼，于铸炮案内议叙训导”咸丰九年(1859年），因“倡办团练出力，叙国子监学衔”。其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授知县衔，任刑部江西司行走，后父亲病故回乡守孝未到任。同治六年(1867年），入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府，办理营务，开始其二十余年的西北宦海生涯。他从“光绪九年(1889年）出任新疆喀什噶尔道台，后改镇迪道兼新疆按察使，十七年五月，署新疆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晋升新疆巡抚”。他在新疆为官十三年，是晚清新疆历史上担任甘肃新疆巡抚时间最长的一位。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为安徽巡抚”，次年初出发，在哈密接见地方官员时，“被地毯角绊倒得脑中风”病故。饶应祺将其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留在了新疆。左宗棠曾评价其“守绝一尘，才堪应肆”。

饶应祺像（1837–1902）

一．宦历陕甘，赈济灾民

  同治六年（1867年），饶应祺到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府军中供职，负责营务。他此后跟随左宗棠在进攻金积堡、巴燕戎格等地的战役中，屡立战功，遂被擢升为知府一职。

光绪三年（ 1877年），饶应祺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府时，三秦大地适逢干旱，赤地千里，饥民成群结队外逃。汹涌的人群，以致挡住了他赴任的道路。饶应祺对饥民们说：“我是来赈济你们的，有胆敢哗变者杀无赦！”

饶应祺一上任，便首先捐出自己的奉银来带动当地的乡绅赈济灾民，鼓励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带领广大灾民度过难关。“遍谕各属商民，出粜蠲廉为倡，并截留他生粮运，全活甚众，乱定。”半个月时间内，饶应祺便募集到70多万石粮食，加之截留运往他省的粮食，这才让当地饥民勉强度过灾荒。饥民向外逃荒的势头得到遏制以后，饶应祺便召集流民们，开垦流失的荒地。他制定出非常优惠的政策，并提供牛、种子，且免除灾民所有的杂税，鼓励灾民开垦荒地种地以自救。饥民们的日子好过以后，饶应祺又组织灾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多种植农作物和树木。此外，他还设立了义仓；在当地施行保甲连坐制度；恢复了丰登书院；创修了府志；使当地的文化气氛也一下浓厚了起来。当地民众感念他的的恩德，为其立了生祠以作纪念。左宗棠上疏举荐饶应祺“守绝一尘，才堪肆应，请以道府补用。”

光绪十年（1884年），饶应祺接任甘州（今甘肃张掖）知府。而此时驻扎在陕西的军队数量迅速膨胀，人数众多。兵士们无事便常常聚在一起生事。当时陕西的四十一州县都因为兵士太多、养兵成患。上级曾命令巡抚边宝泉赴陕西查办此事，并把饶应祺留下协助处理此事。饶应祺根据当时的情况，核查了具体的人数和可以支出的费用数量，把兵士予以分流，并裁撤掉一些老弱病残的冗员。仅此一项，一年就为当地节省下来了数十万两费用。这年冬天，饶应祺抵达甘州赴任。一到甘州任上，饶应祺便继续赈济灾民、鼓励办学，且设立纺织局，孤孷所，捐出自己的廉俸购买纺织机，发展当地的纺织业，使得当地的民众穿着不用发愁，造福了当地百姓。他还革除了一些过去衙门里的弊端，恢复了百姓收获七斤缴纳一斤的旧办法，很快便稳定住了当地的局势。光绪十一年（1886年），在饶应祺即将调任兰州道台准备出发时，当地的农民拉住他的车子极力挽留他继续留下，很多人泣不成声。

饶应祺接任兰州道，并代理了甘肃按察使一职。此地因为多年发生战乱，使得当地的年轻人大多战死了，遗留下很多寡妇，所以当地时常发生抢占寡妇的事件。饶应祺上任后，严禁抢占寡妇成婚，他抓住督署一名差弁以及乡人杨营弁，严厉予以处置。饶应祺还亲自订立了监狱的章程，昭告大小官员及当地百姓，要视其功过大小，严厉处置，绝不轻饶。饶应祺带领农民兴修水利，且奖励农垦，振兴教育、广兴实业、整肃吏治，在很多方面均颇有建树。饶应祺在他所任职过的地方，赢得了亲民、爱民的好官声。由此，上面对饶应祺的所作所为均非常满意，随后他便调往新疆任职。

光绪十五年（1889年），饶应祺调任新疆喀什噶尔道，后改任镇迪道（今乌鲁木齐）道台，仍兼任按察使一职；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新疆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他接替陶模出任新疆第四任新疆巡抚。

二．擢升巡抚，安抚边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20日）“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署陕甘总督，甘肃新疆布政使饶应祺署甘肃新疆巡抚。”光绪二十一年（ 1896年），陶模升任陕甘总督，就是为了协调、指挥、完成镇压河湟回民起义的任务。而饶应祺一就任，为了阻止河湟回民起义军窜入新疆、危及新疆安全，首先就要服从陕甘总督剿灭河湟回民军的总体安排与部署，共同完成剿灭河湟回民军的任务。

河湟回民起义，最早起于甘肃湟中、张掖、安西等地的撒拉族教派纷争，进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回民起义。甘肃、青海的军务吃紧。受到清军追击和围剿的青海回民起义军且战且退，向西流窜，迫近敦煌，严重威胁到新疆稳定和安全。饶应祺原本就担心河湟的回民军煽动敦煌的回民再向西逃窜，扰乱新疆的局势，便立即派出邓增等率兵追剿哈密等地的回民军。而此时的清廷早电谕新疆的天山南北严加防范。

饶应祺认为，“防之境内不如防之境外”，遂制定了“境外”与“境内”两个作战区域来围剿回民起义军的计划。他与陶模电话商量后决定，安西的玉门、敦煌是一个重点防范地区，决定调提督牛允城率其定边马队三个旅驻扎玉门三道沟，严防回民军西窜。此外，饶应祺调拨抚标练军营马队彭礼堂、抚标中营左旅马队副将谢典礼回撤西安；又派右旅守备杨光初马队一旅驰往敦煌协助，陶模督办团练组织协助防守；又檄传哈密协领副将宋贤声督带协标，及抚标练军前营提督笵如松疾驰安西，与牛允城、彭礼堂各军会商。他们试图要把回民军整个包围在玉门、敦煌、瓜州一带。

起初，河湟回民军从西宁出逃时约有七八万人，分成三路。他们一路上饥寒交迫、死伤大半，到刘四伏领导时仅剩下约二万余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7年），刘四伏挑选精兵欲突袭玉门昌马粮库，早有准备的几路清守军在昌马与回民军展开了争夺战，结果回民军惨败，死伤千余人。

四月初九日，回民军得知玉门清军较少，准备再次进攻昌马。饶应祺密调“抚标中营左旅马队副将谢典礼马队一旅、彭礼堂马队一营增兵昌马”。初十日，回民军得到清军增兵的消息，不敢冒然进攻，只好在距昌马八十余里地的山上休整。次日，牛允城部挑选精锐之士潜入山中，在苏节泉与回民军交火，歼敌百余名。而在扁博沟、流沙坡一线，“牛允城、罗平安等以数百人胜万余贼。先后斩者有三千有奇，收抚者六千有奇。”

在饶应祺的精心布置下，玉门昌马、扁博沟之战，清军大获全胜。而刘四伏领导的回民军规模缩小到了四五千人，他们在西逃的路上节节失利，而清军却士气高昂、节节胜利，回民军向西蔓延的势头很快得到了遏制。

数千名向西逃窜的回民军，试图沿路收纳回族百姓进一步壮大队伍。四月二十五日，刘四伏率领的数千回民军在安西的他西铺抢得了清军的不少粮食，暂时缓解了回民军缺粮的窘境。二十九日，回民军退至瓜州口。饶应祺电商陶模，派玉门营务道员潘效苏亲率兵马，抵达玉门听后调遣，并电调金兰益、徐春先马队两个旅抵达安西，还有随后赶到的宋贤声、泛如松各军将瓜州口团团围住。初二日黎明，清军在尖山庙与回民军遭遇。清军追击回民军数里地，歼敌近两千人，另有千余人投诚。经过大小数次战斗，刘四伏率领的回民军从两万人锐减到千余人，彻底失去了反击的力量。

在这一系列战役中，足可见饶应祺的镇定自若、审时度势、调兵遣将、知人善任。

“境外”作战大获全胜，新疆境内的作战同样也异常的顺利。饶应祺将哈密、罗布淖尔以东、南路分别布防。哈密是新疆的门户，又是玉门、敦煌、安西的后路，饶应祺挑选精兵强将，派遣巴里坤总兵张怀玉率马步各营由吐鲁番开往哈密驻扎，另调巴里坤中营谭正南部队一营驻扎哈密负责协防，所有东路各部均交张怀玉节制，大大加强了哈密地区的防务，有效防止了河湟回民军进犯新疆。

饶应祺故居

在南路防线，罗布淖尔虽然地广人稀，但东接甘肃、西连南疆各县，饶应祺不敢懈怠，当即“飞调抚标练军左旗马队游击朱义胜，提标前营步队游击邓高魁星夜驰往”，与当地驻军联手防卫。“另调提标中旅马队李金良、阿克苏镇标右旗马队蓝德清、省城抚标练军前旗马队刘清和，分起开拔前进。札委前补迪化城守协提督曾松明充当营务处，会同李金良等妥善布置。同时派帮办炮队都司袁世和携带火炮，随同扼守至罗境后。后又派兵在库尔勒、乌什、库车、阿克苏等地重兵布防，”以对付河湟回民军的向南蔓延。

不久，河湟回民军溃败到色尔腾海一带，企图占据罗布淖尔。饶应祺认为，“其数虽多，然能战者止四五千人，马少步多，匿走无人之境，沿途游弋月余，且有家眷，度其必无固志，设径入罗境，官军堵剿顺手，获胜数仗，彼困投诚。”于是，他决定分化瓦解回民军。他传谕各部，并宣告回民军，“回众中有能焊御杀匪、出力打仗者破格奖励，届时勒交马匹军械，捆献各逆首，即可准其投诚安插罗境隙地，俾免外窜”。

向西逃窜的河湟回民军中另有一股占据着野牛沟一带，是回民军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劲旅。但由于新疆自身的力量比较有限，饶应祺奏请与关外部队合力剿灭这支回民军，清廷也同意了饶应祺的奏请，遂把围剿的重点转向了河西的回民军。同时，命令陕西巡抚魏光焘派兵从甘肃至玉门一带拦截回民军。经过充分的准备，清军向回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清军追剿向西逃窜的回民军残部，一路节节胜利，从玉门、安西到罗布淖尔，最后刘四伏战败被俘。河湟回民起义军被彻底剿灭。

三．国家主权，寸土必争

河湟回民起义的火焰被扑灭以后，饶应祺便把目光瞄向了与中国有着五千多公里漫长边界线的沙俄以及英属印度。

然而饶应祺一上任，便恰逢清政府对日本甲午海战的全线惨败，接着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是接踵而至。虽然清东线惨败于日本，西线的威胁却来自于沙俄与英国。俄、英也趁着清王朝甲午战争的惨败、退让之机，一步步加紧了蚕食新疆领土的步伐。新疆南部的帕米尔地区，自古便隶属于中国。清高宗时，便在帕米尔的苏满（乌孜别里山西南）建有“御制平寇碑”。此地区属于中、俄、英、阿富汗四国的交界地区。英、俄感觉中国软弱可欺，便企图瓜分帕米尔地区。光绪十七年（1892年），俄国出兵侵占了帕米尔，英国也紧随其后，占领了帕米尔的苏满地区。饶应祺以“御制平寇碑”为证，先迫使俄国退兵，遂急派精锐铁骑前去驻扎。饶应祺上书清廷说：“我自守门户，彼来既可以御碑为证，并可执英人以苏满属中国之言，认清地界，自为保守。若我退则英必至，英来则俄又必争，是息事而益多事也。”此后，饶应祺又增兵千人包围了英军驻苏满地区，逼使英军撤出苏满地区。饶应祺先从沙俄手中夺回了帕米尔地区，又派兵包围了英军驻守的苏满地区，最后将俄国及英国军队都赶出了帕米尔地区，有效地捍卫了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此后不久，塔什干总督借以“巡边”之名，派出骑兵再次侵入中国新疆的帕米尔边界，“张贴告示，乱插界标，篡改国界”，饶应祺立即照会俄方，同时针锋相对的也派出马队前往帕米尔地区的边界巡逻，清除掉俄人张贴的告示，拨掉沙俄立下的标杆，再次迫使俄国军队退出了中国领土。

俄国是寻找一切机会想方设法蚕食我国帕米尔领土。饶应祺在给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的紧急上奏说：“帕米尔我属各要地，若再以让人，则南疆失其屏蔽，何以自守？务当力辩争，此间兵力，虽未必强，然多耐苦，且地险易于出奇，远战不足，近战有余。俄部远来尝试，兵力无几，驱安集延人更翻调动，以示其众，粮运艰远，较我尤为倍之，况英人尚垂涎耽视于侧，不无顾忌。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争界之议，宜以进为退。所让在此所争在彼，则彼得此而己足。若彼争而我遂让，则得尺进丈，让此而又有他求矣。如前例巴尔鲁克山，我不展限，彼即归还，及求借余地过冬。先云三年，又云五年，甚至十年，并以恐至坐事相挟。然我坚持不许，亦遂作罢论，相处无事，可悟彼清矣，俄之出兵，不无靡费，彼亦深究领事之多。”清政府与俄国及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边界纷争是你来我往，持续不断的，饶应祺处理起来也是非常棘手。但是饶应祺始终坚持有礼有节、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

光绪十九年（1894年），饶应祺在任新疆布政使时，就曾代表清廷与俄罗斯去商讨、订立阿尔泰山的边界争端事宜。“十七年署新疆布政使，十九年补授与俄罗斯订立阿尔泰山界约。”所以，饶应祺在应对俄国与英人的纷争中，还是富有一定经验的。但在清王朝日薄西山，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在与俄、英的边界纷争中，饶应祺能够毫不退让、最大限度的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新疆与俄国的边境线长达五千多公里，“而科布多至塔城就有三千一百余里，塔城至伊犁一千七百余里，伊犁至喀什噶尔三千余里，逾冰岭亦二千余里，新省至科布多二千二百余里，北至伊塔一千六七百余里，西至喀什噶尔四千余里”在如此漫长的边界线上，北疆的伊塔地区和南疆的喀什噶尔是进出新疆两个最重要的通道，加上新疆地广人稀，兵力有限，要想保证边界的安全无忧是很费一番心思的。就此，饶应祺与新疆伊犁将军长庚、科布多办事大臣春满、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商议筹划，决定建立南北两个防区，以期共同抗击沙俄的武力进犯。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伊犁有警，长庚严加防守，饶应祺派兵由大河沿进援，分队与春满合力攻其后路；塔城有警，春满严加防守，饶应祺派兵由西湖进援，分队与长庚合力攻其后路；南路有警，饶应祺派兵接应，提督各标营相机堵剿，长庚派兵由冰达坂相机攻其后路。”如此三方力量协调防守、形成犄角之势，把整个新疆纳入到了一个严密的防守体系当中。

而当此时，“庚子国变”爆发。“庚子国变”事件的原委是：由于西方列强肆意入侵，对百姓过分欺凌，激起中国百姓的普遍憎恨，造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他们在各地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起初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的迷信谎言，对其也采取容忍、纵容的态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八国进行了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八国联军一进兵，起初对义和团持默许、纵容态度的清政府顿时撕下了伪面具，转而开始镇压华北烽烟遍地的义和团运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爆发，举国震惊，影响自然也波及到了新疆。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尽快使事件消弭，清廷紧急命令各省，保护各国使臣及各口岸商民，采取不轻开边衅的政策。当时清政府的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大员，与东南各省使馆商量保护之策，以尽可能补救，免得东南各省溃烂下去。饶应祺遂与陕西巡抚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商议后，“决定效法东南互保办法，采取羁縻牵制之术，将朝廷谕旨宣示驻省俄领事吴司本、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撇托勒幅斯克、驻伊犁署领事费多罗福、驻塔城领事博勒满，各领事均表示如遵守。”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将“东南各督抚谕长江川、楚、苏、浙、闵、粤各省已与各国议明互相保护，两不相扰”，也将此谕旨通晓新疆各级地方政府。

沙俄觊觎新疆已久，借北京发生“庚子国变”的机会入侵新疆伊犁地区。当时饶应祺得知“俄国已将边界马步调齐，领事亦调兵来伊，并奏明俄国皇帝派兵两队来伊保护”的消息后，顿感愕然。不久，“俄领事博牙果楞调来数千名士兵驻扎在萨玛尔、绥定、并运大炮两尊进驻宁远”，这顿时使中俄双方关系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冲突一触即发。饶应祺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泰然处之。饶应祺尽管内心紧张，但他提笔给沙俄的信函却充满调侃、诙谐，期望缓和双方的关系“祈贵大臣恳其兵部转求大俄皇帝并将大炮免运来宁，华民感大德。”面对饶应祺的幽默，俄方并不理会，仍不肯退兵。当时正值中外议和的当口，不可破坏和好的局面。饶应祺只好退而求其次，加强新疆的边防戒备，防止沙俄的骚扰和进犯。

由此可见，饶应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忍耐、克制、机智，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尽管在沙俄进兵犯境，双方箭拨弩张时，他仍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维持新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1910年，繁华的迪化商业（莫里循摄影）

四．议征关税，捍卫司法

咸丰元年七月十日（1851年8月6日），中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是近代新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俄国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单方面设立领事；在中国沿边领土上可以以护卫商队为名进行行走；在新疆境内贸易不必交税等。此外，沙俄从这些条约中还获得在伊犁河塔尔巴哈台两地建立贸易圈、盖房、存货、居住、放牧等许多特权。”《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给新疆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字。此条约最早系清廷昏庸无能的将军崇厚签订，后中国国内哗然，遂派曾纪泽再赴莫斯科，与俄国几经修改，终于以收回伊犁但却丧失诸多利益而告结束。沙俄通过此条约，获得了“关于俄商在天山南北贸易‘暂不纳税’的规定，获得在新疆全境长期免税贸易的特权。从此，俄国商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城镇，俄国商品充斥新疆的穷乡僻壤，新疆成了沙俄独占的原料供应地和上平销售市场。”新疆建省以后，刘錦棠为扩大税源，在光绪十一、十三年（1885年、1887年）在新疆省城以及各地设立总分各局委员会，收取华商的货税。俄国获取贸易免税的特权，而中国却向自己的商人收取厘金，显然对华商不公；同时更有一些商人冒充俄商逃避交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882年上谕暂停新疆征厘，厘金予以取消。1885年又复征厘金，税则为百分之三，较内地各省百分之五的税则减轻很多。”1892年，新疆巡抚陶模上奏清廷，再次请求免征华商税银，“俟商务兴旺，照约议立税则时再复旧章。届时华商俄商一律征收，用昭平允。”于是征收六年的商税再次免征。一直到“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战败，各省均需要分摊巨额赔款，新疆政府需要分担四十万两赔款的形势下，饶应祺仍试图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商驻京俄使饬总税务司照约议立税则，俾华商、俄商一律征收，以昭平允。”饶应祺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华商争取平等的纳税权利，对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依照光绪七年（1882年）中俄已签订的条约，俄方在新疆的吐鲁番设立领事，会办中俄通商事件。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以后，俄方多次要求将领事馆改设在省城迪化。饶应祺经请示陕甘总督陶模“以设省设吐利害相同，省城亦在准设条内”，议定准先在省城设立领事，以督邦交。饶应祺告诉地方政府，“次不必争。我所应争者，洋商则需与华商一律，同时议定，新省毗联英、俄，陆路进口地不一，北道伊犁，南道喀什应设关，各地本道为监督；塔城、乌什、叶尔羌应设分卡，归各道兼辖。”在中俄领事的改设问题上，饶应祺在难以更改已签订的条约前提下，退而求其次，要求俄商与华商一同上税。这种抗争是把华商、俄商放在同一个竞争的机会，最大限度的遏制了沙俄在中国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

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与俄国约有数千公里的边界，在饶应祺任新疆巡抚期间，中方的哈萨克等边境游牧部落经常跨界放牧，不利于地方官及边境卡伦兵丁的管理。这些牧民平常自以为属于中国管理，可一旦在中国犯事则报称自己是属于俄国人。如此俄国军队则越境抢夺中国边民的事件也屡禁不止。饶应祺本着“查缉逃犯，各办各国之人”的原则，维护司法公正。如果中方人员犯事，一律按照中方法律办理。但是俄方却百般袒护、抵赖，以干涉中方司法，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司法独立。

由此可见，首先凡是涉及中外的大小事件，饶应祺殚精竭虑，不敢怠慢，谨慎处理，本着“和平商办”的原则，力求双方迅速解决争端，不使事态扩大。其次，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饶应祺每每总是先上书总理衙门请示，并积极与长庚等商议，方能定夺。总之，饶应祺相机图保的处理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饶应祺主政新疆八年，但他让新疆内部的社会秩序稳定，且没有造成大的边境冲突。这看似平庸的外交政策也着实让新疆的经济稳歩向前发展着。

五．调整建置，科学管理

光绪十年（1884年）刘錦棠新疆建省时确定的是“四道、二府、十一厅、四个直隶州、十一个县”。几年过去了，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加，加之新疆地域辽阔，原有的行政区划有着很多不尽合理之处。饶应祺自1890年（光绪十五年）调任新疆喀什噶尔道、后任镇迪道（今乌鲁木齐）道台，又兼任按察使，光绪十七年（1892年），再任职新疆布政使，他所到之处，对新疆厅、道、州、府县的管理都有着切实的感受。所以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在他就任新疆巡抚以后，先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和光绪二十八（1903年）年对新疆的行政建制进行了改革，使新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加强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

饶应祺阐述了自己对新疆建制进行改革的原因时说：“新疆自光绪十年改建行省，迄今十有八年，土客回緾，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屢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土地日辟，户口日繁，而原设州县所辖，或千余里，或数百里，，抚字催科，远难亲到，不得不分派司事，并用乡约、回目助之。而弊端歧出，防范易疏，且赴少儿直隶州较多，升调鼓舞之术，有时而穷，表率督察指数亦无专责，揆之今日形势，非增设厅县、升设郡守不足以资治理。”饶应祺所列出的几个改革的理由是：从新疆建省到光绪二十八年，由于新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为避免不法分子钻我行政区划的漏洞，故意逃脱赋税；其次，为了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提高行政效率；然后，是为了提高官员的行政级别，提高官员从政的积极性。由此，新疆的建置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饶应祺平定窜逃入罗布淖尔的河湟回民军残部时，曾招抚瓦解回民军，承诺将他们中很多被裹挟进起义军中愿意投诚的人予以就地安置的时候，便奏请清廷在罗布淖尔地区增设府、县，“设知县一员，管理户籍田赋刑名等事；设典史一员，专管卡可里克地土膏腴，民原趋垦；设县丞一员，隶属知县管辖，分管地粮词讼弹压等事，原喀喇沙尔直隶厅改为焉耆县府”。另外，饶应祺还对阿克苏道温宿直隶厅所辖的阿和雅尔庄河西、河东因为一条河流的阻挡，致使村民来往奔波数公里，极其不便而重新规划了所属管辖，河东归温宿直隶厅管辖，河西划归乌什厅管辖。

如果说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饶应祺对新疆的区划进行的调整只是小调整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七月初三日进行的调整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全面的、系统的调整了。这次调整，涉及到新疆很多区县的改变，自然也引起了陕甘总督的注意。饶应祺说，“建置须事前筹划精详，方免星漏台端，如从长计议，先期详示办法，再行会奏。”

饶应祺具体的调整办法是：新疆南疆西四城：升疏勒为府，增设伽师县。升莎车为府，增置蒲犁分防厅，皮山县、洛浦县。该玛纳巴什厅为巴楚州。东四城调整为：升温宿为府，增置温宿县，柯坪分县。升喀喇沙尔为焉耆府，增设轮台县，若羌县。改库车厅为直隶州，增设沙雅县。新疆北疆：北路增设浮远县、鄯善县、呼图壁分县。“是年凡升设府三、该直隶州一、州一，增厅一、县九、分县二，诸府厅州县皆分隶四道，自光绪八年至二十八年凡设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

通过调整，提高了新疆各地的行政级别，各级官员的待遇也仿照内地也有了提高，促进了官员的从政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度。自此以后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均没有对新疆的行政体系做过大规模调整，这也进一步说明，饶应祺当时的调整还是非常成功的。

六．整治武备、训练新军

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结束，这越发使满清政府的财政状日趋恶化。由此，各省给新疆的协饷也越来越难以落实。不得已，清政府要求新疆政府一再的压缩部队规模。由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引发的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导致整个各地的民族主义浪潮空前高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发布了变法维新的命令。变法维新的实质内容是全面的，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政治方面的变革争论大、成效小。军事方面的变革起步稍早一些，无非是练兵，发展武器装备工业。这方面的变化应该是最大的；经济方面对重新架构满政府的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教育方面的变革主要就是取消了科举八股当中对真正人才的限制。饶应祺本来便对清政府裁减、淘汰部队持保留意见，因为新疆地广人稀，如果没有足够的部队，漫长的边境线将无法守护。新疆建省之前，军队的体制改为标营，各地分设抚提镇协标营，约有万余名兵勇。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饶应祺对“旧日防军尚未归标的董字右旅、定远中旅及董字前营、安字营马步四营旅”进行了裁并，“其中步队665人、马队438人，合计1203人，节省军饷58753余两。”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9年3月），饶应祺还对喀什等地的兵勇进行了裁减，他致电喀什提帅张修要体察国家困难，务必落实裁汰“喀什右旅马队勇夫一百余名，毋庸在对军队进行招募或募旧勇。”直到光绪二十八年，新疆累计裁汰军队两千余人。裁减这两千多人，对于缓解新疆沉重的财政压力自然起不了很大作用。

财政的困难没有减缓，岑春煊的添乱倒是接踵而至。陕西巡抚岑春煊给清廷的一份奏折说，新疆库存有二、三万两白银。饶应祺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上奏清廷说，岑春煊说的没有错，新疆自光绪二十七年司库存有白银231万1千余两，但是这一时期的军务、政务所需巨款均出于此，平河湟回民暴动、安设东路电线等耗费199万5千余两，剩余31万8千两主要用于伙办塔城金矿、宝尔吉银矿、罗布淖尔善后等。

19世纪20年代，英、俄转向欧洲霸权的争夺，而使新疆面临的外部压力骤然减轻，于是清政府便放松了警惕，裁汰了新疆部队规模。但饶应祺内心却异常忧虑，新疆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内部治安隐患时时出现，没有足够的部队，就难以保证新疆局势的稳定。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3年），饶应祺上奏清廷说，“中国学习洋操已三十余年矣，日延教习而训练之，岂不尽知阵法？乃一败于日本，再败于联军，非不能战之罪，不善战之罪也。”于是，饶应祺对新疆军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军队改为标营制度，在各标营各军种中设立了常备、续备、巡警等军。饶应祺根据马队灵活、轻便、快捷的特点，结合新疆实际，设立了左右翼马队六个旅，平日里驻省操练，春秋两季出省分查东西两路，令行禁止，又不需要地方的供应，从而巩固了边防。饶应祺认为，根据新疆的整体形势来看，巴里坤是新疆的东疆门户，伊犁、喀什是西、南门户，迪化、阿克苏则在南北两路的中间，所以新疆军队必须重点整编这几个区域方可以达到整体平衡。饶应祺提出了自己新的整编思路，先在抚标营内实行，然后再依次在新疆各提、镇、协军中推广。

《清史列传》“饶应祺传”中说饶“二十七年（1901年）兴设武备学堂及选立常备、续备、巡警等。”武备学堂的成立，为新疆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创造了条件。饶应祺规定：新疆新设置的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军以及其余各标，都必须操练学习新式枪炮和德国阵法，学习测算、瞄准、挖沟、筑垒等基本作战技术，他还聘请了掌握新式武器技术的人才。

饶应祺的前任陶模在主政新疆时期，曾给新疆军队配备了不少新的枪炮，即使内乱得到很快平息，也消除了外患。所以发展军工制造业，为那些武器装备生产子弹、弹药，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也是势在可行的。为此，饶应祺决定“买机器设备，调匠制造，以便取携而免匮乏。”饶应祺派委托“李鸿章、张之洞等去天津、上海采购新式毛瑟枪一万杆、制造毛瑟枪弹机器全幅、铸洋元、红钱机器一架。”饶应祺委托朱璜负责所有枪械、机器的押运安全工作。枪械、机器制造的工匠等问题的解决，饶应祺还得到了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大力协助，同意从天津调派两名工匠前来新疆指导厂局地基选址等工作。枪弹制造厂的地址最后落在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按时生产出了枪弹弹药。从此，新疆所需要的弹药以及一般军械都能够自给，为新疆今后的军事工业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饶应祺离任后一直到宣统初年，新疆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军事工厂也基本建立了起来。

七．羁縻与安抚

“羁縻与安抚”是饶应祺主政新疆八年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心。自新疆建省以来，历代巡抚均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奉行着“羁縻和安抚”的政策，到了饶应祺时期，他更是有着切身的感受。

清代自消灭于平定了新疆南北疆的暴乱，恢复对新疆的统治，设立伊犁将军府以来，在东疆哈密的回部施行的是札萨克制、对南疆回部施行的是伯克制等的管理方式。新疆建省以后，刘錦棠废除了这种管理模式，保证给他们俸银但不得再插手当地的具体行政事务。而饶应祺上任后，似乎又恢复早前的做法，即把处理当地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委托给了当地的“伯克”。他认为，即使废除了伯克制、札萨克制，但当地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依然还是那些伯克出身的书吏、乡约，仍然是一种间接统治。而在新疆当时，这种伯克制、札萨克制度似乎仍有着一定的存在空间。

乌鲁木齐红山远眺楼

饶应祺接任新疆巡抚以来，仍然通过羁縻各民族的上层来维护新疆的稳定。饶应祺除了默许民族上层人士的部分司法权外，更重要的是依然保留他们在经济上的特权，维护他们在政治、宗教上的显赫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闽浙总督许应騤上奏清廷，建议停发给各世袭领取的世俸、衔俸。当时清廷有意让新疆照准执行的。但饶应祺提出了三条反驳理由：第一、新疆物价昂贵，朝廷的俸银多则百余两，少则数十金，不足以支撑回家的开销；二是、回子王公世俸虽有数百至两千余两不等，但是每年进贡朝廷的贡物所需费用甚巨，应得世俸往往寅支卯用；其三、新疆行省世俸总额约五千六百余两，即使停发也属于杯水车薪。所以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停发对回子的世俸，此事关系到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社会稳定。清廷最后采纳了饶应祺的建议，没有取消给各世袭领取的世俸、衔俸。

安抚民族上层人士是饶应祺治理新疆的一个手段，他安抚新疆各回子世袭王公，使他们始终处于可掌控的范围之内。此外，饶应祺还精心维护回各王公的政治特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饶应祺奏请清廷“将拜城县回子亲王的辅国公爵照例承袭”。此外，饶应祺还经常借机赏赐各民族上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回民起义时，哈密回部亲王沙木胡索特为清军筹办东部防线提供军需，总计“京斗粮料二千石、羊一千只，备充緾勇人马日食之需，按时价估计共值库平银四千两。”由此，饶应祺亲自为亲王沙木胡索特请赏。

饶应祺很重视保护各民族上层人士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地位。他虽然参与镇压了河湟回民起义，民族矛盾一度非常尖锐，但他很快就明白了羁縻与安抚的积极意义。所以在镇压河湟回民暴动的后期，在罗布淖尔对河湟回民起义残部刘四伏等的处理方式上即发生了变化，分化、瓦解，羁縻与安抚并用。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是非常有效的。

饶应祺在民族政策上对民族上层采取羁縻与安抚政策。饶应祺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整顿吏治，使很多的低级官员有了更多上升机会。饶应祺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才智，摸索总结出的一套比较有效的管理措施，尽管这种措施有些落后、保守，但这些措施却最大限度的保持了新疆的稳定。

他利用民族上层对各民族实行间接统治，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在饶应祺主政新疆的八年时间里，新疆一直处于英、俄外部侵略势力的逼迫之下，因而很多事情必须要求他及时果断的做出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饶应祺又是一个现实的务实者。惟其如此，新疆才可以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问题，保持着相对的和平稳定。

饶应祺才华卓著，精力充沛，遇事精通于变通的哲学，尽可能多的为满清政府争取，挽回更多利益。所以也难怪左宗棠评价其“守绝一尘，才堪应肆。”

八．“有教无类”

饶应祺在推行民族政策上的一个主导思想是“有教无类”。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一个教育准则。可以说，饶应祺非常重视新疆的民族教育建设。随着新疆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人口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适龄儿童需要上学。为了广布教化，培育新疆人才，饶应祺“奏请增乡试中额二名，会试中额一名，暨各府学官学额，先后皆议行。”这样一来，新疆省乡试中额外的名额也增加了。这一建议的实行，为更多的学子们提供了仕宦之路，激发了应试者的积极性。这从一定意义上相对缩小了新疆与内地各省在教育上的差距。这一政策，对内地来新疆的应试者也非常有利，因为“新疆土著北淮南回蒙番緾回向不读书，读书者无非外来客籍”，但作为饶应祺来说，当时又不得不推行这种政策。

此外，饶应祺对教育机构做了一些调整，具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各地裁并义学学堂，就其经费增设训导、学额，这有利于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其二是，新疆各地仿照迪化府、镇西厅的例子，各地训导须负责当地的学务，明确了训导的职责，为学官能专心备课提供了条件。这种方式，结束了以前各地义孰只能靠远来游学之士训课不利的局面。饶应祺认为，“种族皆有聪明可造之才”，应该公平、平等的对待全部有才学的应考者，宣扬“有教无类”的教育准则，极力推荐部分能诵经书讲解文艺的少数民族应考者当学官。

义学也称义塾，大多依靠官款、地方公款或私资设立的启蒙学堂。左宗棠最早提出在新疆各地设立义学的主张，在光绪六年（1871年）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说:“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教条均籍回目传宣，雍弊特甚，将欲化彼俗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刘錦棠基本延续了左宗棠在新疆发展文化教育的观点，督促各地设立义学，到光绪九年七月（1883年），“各地设立的义学就有：哈密五堂、吐鲁番六堂、咯库四堂、库车五堂、阿克苏五堂、乌什三堂、喀什噶尔五堂、玛纳巴什三堂、英吉沙尔三堂、叶尔羌七堂、和阗四堂、巴里坤四堂、奇台四堂、济木萨三堂、阜康二堂、迪化六堂、昌吉两堂、绥来四堂、呼图壁二堂”，全疆除了伊犁、塔尔巴哈台之外，总共设立义学七十七堂，初步形成了各地的教育体系。

新疆义学堂历经魏光焘、陶模主政新疆时期，数量已由七十七堂发展到了饶应祺主政新疆时期的九十所，包括伊犁、塔尔巴哈台、罗布淖尔、霍尔果斯等地均设立了义学，基本满足了当时新疆教育的需求。当然随着人口的增加，尤其是饶应祺调整了新疆的行政区划之后，随着各地管辖的重新规划，各地义学的设立也显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饶应祺试图改变以往新疆各地的基础教育，限于财政的匮乏，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就必须对新疆各地现有的义学堂进行裁并。

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饶应祺将新疆原来的义学数量由90所压缩到了60所，裁减幅度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多。饶应祺并不是把当地的义学一关了事，而是对有些地势偏远的学堂进行了裁并，比如地广人稀的罗布淖尔的义学，避免学子们长途跋涉的艰辛。饶应祺是力求尽可能广的将教育覆盖到全新疆的大小角落。饶应祺追求的是，普及教育，增加各民族的交往，澄化人心不无裨益。

乌鲁木齐红山远眺

九．兴办矿业，发展经济

新疆地域辽阔，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矿产资源的种类非常多样，堪称全国首位。但新疆的矿产资源大多藏在深山，开采条件非常恶劣。因受北京中央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晚清时候新疆的财政常常捉襟见肘。因此，迫切开采新疆的矿产资源，以弥补财政之不足，自然也引起了饶应祺的极大重视。

但是在饶应祺的思想中，开采矿产、振兴商业都没有开垦屯田那样受到重视。他认为，“筹边之策，屯田为上，而矿产商务实皆利之端。”进而“富由于庻有人有土而后有财，人先不庻，财何由富。”

矿产开办之初，饶应祺就颇为踌躇，因为资金缺乏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新疆缺乏熟悉开采矿产方面的人才以及先进的开采设备。况且开采矿产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官办，则设局招夫运粮，合计入不敷出。商办，则无人应募。”而且“新疆所产之石砂金矿，皆在深山荒僻之区，工运费繁，得不偿失。”饶应祺接手的第一个矿就是科布多属宝尔吉银矿，此矿还不在新疆的境内。此地原在嘉庆年间曾属于封地，禁止开采。得到许可之后，从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冬天开始，饶庆祺前后对此矿进行了两次开采，第一次因天寒地冻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在次年的三月份，饶应祺亲自监督匠役，经过反复试炼，终于炼得“计矿坯百斤，可镕铅二十斤有奇，每铅百斤，可提足色银十六七两，或十四五两，洵属异常佳矿。”这为缓解当时的财政压力，增加财政收入，扩大政府财源创造了条件。但是好景不长，此矿最终在三年后的光绪二十六年十月（1900年）还是关闭了。究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及开采条件极其恶劣，光死亡的工人就达三十多人，就连宝尔吉银矿的主要负责人候补同知柳葆元都死了、候补知府奎光身患重病。

与此同时，和阗金矿的开采也上马了。和阗金矿原是官办，但是效果不好，故改为民办，官府只管收税。为了避免百姓逃税和奸商竞相压价，也同时为了弥补官办或民办于阗金矿两种经营方式上的缺陷，饶应祺与藩司丁振铎商议后，决定以官方购买机器设备提供给百姓开采使用。官府负责收购金矿采出的金矿，这样官府收购的价格也比商家买家要高些，收购价格一般在二十八两白银，老百姓均十分踊跃。于是，“民逐渐踊跃，官民称便，已收获一千余两。”此种“官买民采”的开采方式，一方面提高了百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此外，新疆还尝试着与俄国商人合作开办塔城金矿的工作。饶应祺多次与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吴司本、俄商墨斯克温商量，关于会商的大小细节他都写成奏报，请示朝廷，并请示总理衙门、伊犁将军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春满、陕甘总督陶模等商议，以期开采工作能够没有阻碍的顺利实施。饶应祺还布置地方官员与俄商通力合作。中、俄双方合同拟定了二十一条，经俄方商议改为十九条，俄方之人金税。不认提成。中方本着“成本均摊”的原则，共在塔城金矿投资入了十三万八千九百余两。最后商两矿务用地事宜，饶应祺电商长庚，每年矿务用地“地租归该地郡王所有，税收和利润归公。”经过两年多筹备，塔城金矿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开采，八个月下来，即产出524两金银。饶应祺似看到了希望奏请继续扩大投入，无奈清政府的亏空太大，这点产量也只是杯水车薪，更谈不上什么盈利了。最后此矿还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停产了。

这说明饶应祺主政新疆时期，在矿产开采上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是中国近代化性质的实业，为新疆今后的矿业发展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奇台江布拉克的秋天

十．兴办屯田，振兴农业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建省以后仍需要内地各省的协饷来支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饶应祺主政新疆的那些年份，各地经常发生地震、蝗灾等自然灾害，加之新疆本身的干旱、少雨、盐碱地普遍，饶应祺也是本着一切以民为本的宗旨，体恤民情，对他们所应缴纳的赋税予以减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5日）九月“迪化等属被蝗被雹成灾，现筹赈抚情形。得旨，着派员覆勘被灾轻重，分别恤抚。”“新疆迪化、疏附二属被蝗被雹”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13日）“疏附县地震，緾民、布回猝被灾伤，饬该管州、道详加覆查，妥筹抚恤。”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9月24日）“呼图壁地方呗蝗成灾，酌量赈抚。”“蠲缓新疆迪化、疏附二属上年被蝗被雹地方应征粮草”。

莎车州属别什干热瓦奇等地，多盐碱地，农民多年有种无收，粮草还需照常缴纳。饶应祺上奏清廷“应征粮草，自光绪二十三年起，永远豁免”。此外，新疆农业生产受地震、蝗虫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每次灾害过后，饶应祺便为当地减免或缓交课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绥来（今玛纳斯县）发生大面积蝗灾，绥来西四渠一带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严重，这一年的七月初，乌什境内连日暴雨引起山洪暴发，乌什境内的数千亩良田遭受水灾，饶应祺再奏清廷，缓交绥来西四渠应征的钱粮，豁免乌什应征 的赋税，避免了受灾地区的农民因青黄不接而流离失所。

历任主政新疆的执政者均十分重视屯田工作，民以食为天。中国自西汉开始，就在轮台开始屯田工作，历经约两千年，逐渐形成了民屯、兵屯、旗屯、犯屯等形式。兵屯，即利用部队进行屯田，这是清代施行的一种重要形式，起自康熙年间。清统一新疆以后，由于多年战乱，导致新疆满目苍夷，清政府既要维持相当数量的部队以稳定边疆，就需要粮食，为此清政府施行了“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当时，满清除了八旗士兵战备执勤以外，其他各族驻防部队均要从事屯田生产，以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光绪十五年（1889年），饶应祺调补新疆喀什噶尔道，两年后升任新疆布政使。当时新疆地广人稀，仍由大片大片的土地是荒芜着的，饶应祺经过调查发现，伊犁地区原有“回屯八十四圩，共计八千多户，现止一千八百余户”，当时俄国人乘机潜入该地区，偷种土地，蚕食新疆领土，饶应祺与伊犁将军长庚商议后，决定在这一地区实行军屯，加强民屯。

早在新疆建省之初，刘錦棠就奏请清廷，允许遣送新疆的犯人可以携带家眷一同来疆，让他们参与新疆的屯垦，缩短他们入民籍的时间。陶模任上也一再上奏清廷，扩大新疆移民的规模，到了饶应祺担任布政使时期，仍然有一些遣犯不谙耕作，游手好闲，一直欺压当地百姓，成为危害当地治安的隐患。陶模上奏清廷，“停止改发新疆助屯人犯，就地另行招垦”改为招纳无业的维吾尔族农民从事屯田。因为维吾尔族农民世居于此地，加之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合屯田，政府即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既解决了无业农民的生计问题，也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在初任新疆巡抚期间，饶应祺配合陶模剿灭河湟回民起义退居罗布淖尔时，便采取安抚措施安置了千余名被裹挟的农民，在那里屯田生产。无奈新疆地域太大，地广人稀，没有足够的人来从事屯田，这是困扰饶应祺的一个重要问题。罗布淖尔的屯田解决了，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屯田也如此进行了安排，但没有人来从事耕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在新疆发展屯垦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通过这些措施，新疆的农业生产还是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疆的莎车、吐鲁番、疏勒、温宿等厅州县新开垦的荒地共有263877亩9分，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以伊犁为例，1888年此地产粮为306万斤，到了1900年则增加到了606万斤，几乎增加的一倍。

哈密回王府

十一．溘然去世，一生作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饶应祺调任安徽巡抚。他没有像他的两位前任魏光焘、陶模那样升任陕甘总督，而是平级调任了安徽巡抚。饶应祺之所以平级调任安徽有两个原因：一是光绪二十五年，绥来（今玛纳斯县）回民起义虽然很快得以平息，但对饶应祺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不利影响；二是饶应祺之所以调离新疆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有着较大关系，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饶应祺一度病危，遂请开缺回籍。这就为清廷调离饶应祺便顺理成章。”

饶应祺是担任新疆巡抚时间最长的一任巡抚。“十二月行抵哈密卒，”陕甘总督崧藩、新疆巡抚潘效苏得知饶应祺去世的消息后；立刻奏请清廷，“饶应祺一生谨慎用人、处事诚实不欺而持身务俭，为人所难，及新疆界连英俄随机因应筹理防务尤能处以镇静。”

纵观饶应祺主政新疆八年，他对于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在他担任新疆巡抚的那八年当中，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重大历史事件，清政府在大厦即将倾覆，江山都难以保住的情形下，何以顾得上来关注饶应祺为满清政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毕竟，饶应祺为了新疆的繁荣与稳定，为了新疆的近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饶应祺去世后，清廷谕旨，饶应祺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饶应祺“灵柩运回恩施历经三年，安葬于城北黄泥坝之蟠龙溪，于1967年被毁”。饶应祺去世时，享年65岁。

恩施街景一角（网络图片）

十二．饶氏遗产

饶应祺始祖生于江西省抚州府全溪县十八部，大约在乾隆初年经湖南龙山后落户在了湖北恩施县晓关。当时的晓关十之八九均是江西来此经商的人。饶应祺的高祖良伦迁到恩施舞阳坝居住，“妣张氏生一子，妣黄氏生四子一女。其三子饶廷梅生四子，其子饶应祺”。饶应祺一生育有六个子女，其中四子娶了前任新疆巡抚魏光焘的女儿。饶应祺的三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一个孙子，从此饶家与左家也有了姻亲关系。《清史列传》之《饶应祺传》中说,“伊子陕西候补道饶凤珪著俟服阕后以道员仍留原省即补寻赐祭葬。子凤珪即补道，凤璜举人，风琯、凤璪均附生中书科中书衔，凤琼附生凤瑸。”饶应祺的直系孙女饶毓荷撰文回忆说：“祖母王氏夫人，为人正直善良，在新疆协助祖父置办纺织工厂，设纺织局，并亲手为当地人传授纺织技艺。回恩施后，又以祖父名义，置办学堂，取名为‘春山学堂’。凡是贫困家的孩子，上学一律都免收学费，造福了一方百姓”。在其家乡湖北省恩施县，饶应祺的故居基本上保存完好。

“饶门有家藏万卷书之誉。土改时在恩施蔡家河损失一部分，农民当柴烧了；凤璜爷捐献一部分，现存在恩施州图书馆。其主要著作有：《饶中丞政书》、《春山奏稿》、《策鳌山管集》、《新疆与地图说》二卷附地图34幅、《中俄交界全图》、《新疆省要地图说》、《新疆委员巡察南路河道日记》，以及奏折等。”饶应祺的后人在其去世近一百年后，将其生前的各种文牍、奏稿等皆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此后又出版了《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三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