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秘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来源: 思维碰撞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满目疮痍，许多城市几乎成为废墟。而长期的战争不仅带走了无数日本人的生命，更是使自己的综合国力至少下降40%。
日本人均GDP数据在战败后跌到谷底
彼时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尚且不到战前水平的40%，大量的工厂和设备在美军轰炸中被破坏，且面临着所侵略国家的巨额索赔。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很可能会经历长时间的“战后恢复阶段”。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快速渡过了战后恢复阶段，震惊了世界人民。
然而，在完成战后恢复时，日本的经济在50年代末遭遇了新的瓶颈，一旦稍有不慎，便会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在日本政府的神奇操作下，日本60年代的经济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日本政府是怎样创造这种奇迹的呢？这就是我即将给大家介绍的——下村治和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一
日本为何能快速完成战后恢复？
在战后，看到一系列惨淡的数据，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日本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恢复，这个结论现在来看当然是大错特错，但当年的专家并不是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无法预知未来。
作为“事后诸葛亮”，个人认为日本能够快速度过恢复期主要有三个原因，具体如下：
（1）、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真的是“一穷二白”。
在二战开始前，日本就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了，虽然战败后国力遭受了重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综合国力仍能与战前水平大体持平。
同时，日本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并没有遭受毁灭性破坏，例如公路、铁路、港口、电厂等。而因为战后美苏争霸的局面存在，大量本应该拆走和破坏的工业设备又都被美国予以保留，真正损失的设备仅占原计划的7%。
轰炸后的铁路仍在
道路完好，且坚固的混凝土建筑可以继续使用
而人口素质方面日本义务教育普及率近乎达到100%，为恢复经济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在这种不缺设备不缺人的情况下，日本将经济生产秩序恢复到正常水平本就十分容易，
（2）、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在赔偿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要知道，即使中国方面主动放弃了500亿美元的赔偿，其它各国原计划的赔偿也高达300亿美元，这对于年GDP只有不到100亿美元的日本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而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仅仅支付了10亿美元左右战争赔款，且都是在十几年内以劳务和商品方式支付，并不是现金，这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说简直就等于没有赔偿，反而还能为生产的商品找到市场。
（3）、朝鲜战争使日本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折戟沉沙，但日本却借此机会大发战争财。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经济的外向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日本人称之为“特需景气”，这个特需实际就是为美军提供所需的各种软硬件服务，硬的有军事基地、武器制造和维修等，软的可以给大批的美军提供各种三产服务。
战争期间美军成为了日本的最大客户
这一次的“特需景气”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直接帮助日本快速渡过经济恢复期，日本经济新闻社更是直言：
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热潮把萧条气氛一扫而光，它成为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借此“天赐良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了“战后经济”的低谷。
根据日本方面的数据统计，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制造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实际人均收入与国民消费水平就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至此，日本已经顺利度过战后恢复阶段。
箭头处为日本1953年人均GDP水平
二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萌芽是如何产生的？
50年代末，日本经济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日本战后恢复期是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借助外贸产业，蓬勃的对外贸易虽然使得日本的GDP一路飙升，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但居民手中的收入却普遍较低。例如，日本每年的GDP提升在10%左右，但人们工资的提升每年却仅有5%左右，
彼时日本的制造业产能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在面对大量国内过剩产能的时候，居民手中不多的钞票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一旦外贸需求降低，内需严重不足的日本经济将遭受重创，恶性循环下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
这时，就需要一些“天降猛人”来力挽狂澜，将日本已经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只脚拉出来。大家比较熟知的猛人是60年上任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但另外一个天降猛人我们却不太熟悉，这就是——下村治，可以说池田内阁所有的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下村治理论基础上的实践，而下村治几乎整个人生都避免出现在公众眼中，也使得他这个最大功臣几乎不为人知。
40年代末的下村治
下村治博士是日本著名经济理论家，1910年生于佐贺县的士族家庭，1934年从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也就是日本的财政部。
但是，在参加工作五年后，下村治不幸身患肺结核，病痛的折磨使他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于是，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后他便远离了工作岗位。在日本整个二战时期，他几乎都在东北乡下养病和躲避战争，直到战后才返回东京，不得不说这是他的幸运。
在下村治返回东京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调查战后出现在日本各地大小黑市的物价情况，当他拿着笔记本穿梭在各地大小黑市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尽管战后的日本民众没有什么钱，但是消费的欲望却很强，他们迫切的想把手中仅有的一点儿钱花掉。
市场里虽然充满着质量很差的商品，但是在民众旺盛的购买欲望下根本不愁销路，只要生产出的东西只要能用就一定能卖的出去，这又使得各种小商贩积极的投入到生产当中。
这种“消费的欲望”和“制造商品的欲望”互相促进产生的“良性经济循环”深深的刺激了下村治，他在日本战后简陋的黑市里发现了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而这个发现将在十几年后开花结果，成为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
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何成为日本的国策？
话题回到1960年，高度依靠外贸和外资的日本正面临“国富民不强”的窘境，居民口袋里的钱和快速发展的国力不成正比，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劳工关系也日益紧张，各种游行罢工活动接二连三，整个日本社会稳定状况堪忧。
这种情况让日本的经济学家很头疼，在世界格局稳定的前提下又不靠到处殖民，哪个国家谁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整个世界上都没有很好的借鉴经验，毕竟在世界格局稳定的前提下又不靠到处殖民，哪个国家谁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
50年代末日本社会冲突不断
但经济学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向却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指错了方向，将会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骤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过。这些国家奉行GDP增长为主要目标方式，但是却忽视了产业结构建设，例如过于依赖资源出口、缺乏中高端产业、不重视基础建设等。
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表面上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经济进一步发展却缺乏核心推动力。而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愈发严重，国内市场开始萎缩、产业升级更加乏力、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人均收入甚至不增反降，只能逐渐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以上是一些国家1950年以来的发展曲线，谁落入陷阱一目了然
在50年代末，日本这种高速发展下便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患。为此，日本大批经济学家对今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展开大规模探讨。而随着讨论不断深入，两种声音逐渐成为主流，具体如下：
（1）、稳增长理论
这个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为主流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相信大家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个相对较为保守的经济理论，重点强调的是要稳定的增长，不要盲目追求高速。
该流派认为，之所以日本在近些年出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原因就是日本发展的太快了，甚至因为过快而显得盲目。这种快速的发展势头不但不能持久，而且会对国民经济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1960年的东京经济中心区
所以，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的“稳增长流派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是时候需要抑制这种发展速度了，政府应该将未来着眼于改善国际贸易逆差和经济结构上，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发展速度和GDP数字。
（2）、高速增长论（库存理论）
相对于官僚经济学家提出的“稳增长理论”，经济学家下村治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即“高速增长论”，也被称作“库存理论”。
下村治认为，随着日本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具有极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并不是发展速度过快带来的，而是因为国民的消费能力没有开发出来，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周转时间过长。
所以，只要提升了国民消费能力，大量的过剩产能将被很快释放，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自然得到解决，日本整体也会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完全可以继续昂首阔步的前进，根本不用刻意抑制经济发展的速度。
1960年的新宿夜景
1960年，繁忙的银座交通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后藤的流派是占据了主流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于日本未来的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悲观看法。而在这一片悲观论调之中，下村治的“高速增长论”自然是更为振奋人心，国民也乐于看到自己的国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但下村治的这种高速增长并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主要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升，带动内需促进经济”。至于为什么下村治这么看重国民收入的提升，我想在他仅有的一次访谈节目中给出了答案。
在这次访谈节目中，他表示是国民贫穷和失业把日本带上了发动战争的不归路，经济增长不应该只是追求数字的目标，而是应该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通过经济增长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可以防止日本再次走上错误的路。
下村治接受访谈节目的采访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收入高速增长的想法固然没有问题，但要想实现收入增长继续带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就必须使日本的国民收入要在未来十年实现普遍性的翻倍。这个难度显然比后藤提出的“稳增长理论”要大很多，如果日本内阁采取保守的态度，即使下村治的理论再好也不可能胜出。
但幸运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刚刚完成了换届，池田勇人成为了新首相。我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池田所组建的内阁显然也希望雷厉风行的解决经济问题，从而结束国内局势严重不稳定的局面。
在面对后藤流派的强势压力下，下村治通过海量的统计数据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池田内阁。而池田本人实际上也希望日本经济在其任内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此，“高速增长论”成为了池田内阁制订经济国策的指导理论。
池田勇人
四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怎样提升国民经济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由日本政府制定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1年~1970年），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想想咱们的“五年计划”。
这个十年发展计划以“经济高速增长、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失业率”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进步的共赢。
根据计划的最终经济数字目标，到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都要增加1倍以上，最终GDP达到26兆日元（即26万亿日元）。
经过计算，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7.2%以上。
国民收入倍增为重点
为了实现年这个宏伟的目标，该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发展思路，而围绕这五个发展思路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则成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具体如下：
（1）、充实社会资本
基础建设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硬件条件，而该措施主要是指通过公共投资，改变公路、铁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工作。
而中国作为现在的“基建狂魔”，基础建设的重要性相信您一定很清楚，
从具体措施方面，日本政府决定从1961年开始的5年内投资4.9万亿日元用于道路建设。
例如东京的中央高速公路，东名高速公路和取代羽田机场的成田国际机场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阪神高速公路开通日
同时，在东京以外的地区筹建各类“公共法人企业”，例如大阪的阪神高速公路公共公司、水资源开发公共公司、煤炭工业促进公司等，提升各地基础建设的效率。
（2）、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
实际就是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医疗，制药，建筑、电子、重工业等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业。
比如在工业方面，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纺织业和其他杂货业等轻工业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
而此类产业的附加值较低且发展前景有限，故日本计划将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从转变为重工业为主。
在计划实施后，钢铁，汽车和电器等产业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
在1963年的《新工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和1964年的《工业发展特别区法》等文件中，日本政府明确全国各地的工厂建设项目都能得到实质性补贴，使得日本的工业基础得到了重大改善。
至此，一批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公司通过政府补贴实现了规模化和扩大化，实现了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完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而各地建设工业城市所需的港口开发，土地开垦，交通道路等基础建设更是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充实，也让大批基础建设的投资有了产出。
此外，大型工厂的建立不仅直接解决国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3）、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为了使日本重返全球市场，从长远来看，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是必须要争取的。
而曾担任国际贸易和工业大臣的池田勇人也早就认为贸易自由化不可避免，也是日本提升收益的必经之路。
虽然此前日本的自由化贸易率仅为42%，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而经过调整后的产业结构则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于是，1960年6月的《贸易和贸易自由化指南》将三年后的日本自由贸易率目标设定为80％，而仅仅在两年后，日本的自由化贸易率便达到了88%。
实际上，日本的公司不愿意参与国际竞争，一开始是不愿意推动贸易自由化的。
但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各公司不断合并重组加强实力，又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从而生产出物美价优的产品，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大杀四方，不断扩大国家的外汇收入。
（4）、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
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建设则是科学技术成长的土壤。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影响下，高中和大学的发展迅猛。
而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日本更是制定了一项教育预算，专门用于扩大包括医学在内的理工科学生的人数。
这是战后教育政策的另一个转折点，在此前日本政府的主要资助对象都是人文学科。
1961年，教育部决定将理工科学生人数增加到20,000，并且发生了“科学与工程学科报名热潮”。
而在工厂技工方面，为了提供足够的蓝领技术工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日本唯一能够获批新建的高中就是技术高中，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中专技校。
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
池田-肯尼迪会议
会后，日美决定成立“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大量欧美先进技术被引入日本，促进了产业发展，也创造了双边科学技术协议的典范。
（5）、缓和二元结构确保社会稳定
这个议题重点是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收入阶层之间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当所有国民的贫富差距降低到一定程度，社会福利保障又到位时，社会自然稳定。
社会保障方面，1961年，日本推行“全民通用保险和全民养老金”，所有公民都参加了公共医疗保险，并且从同年开始提高福利标准。
随后，池田内阁又积极推动了“儿童抚养津贴法”，“老年人福利法”，“母子福利法”，“旅游基本法”等保障性法律的建立。
各种保障法律的颁布最大程度的解决了普通民众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敢花钱”。
在农业方面，日本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如《农业基本法》《十年土地改良计划》等。
同时，日本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农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提升农民经济。
例如，在《农业基本法》中明确提出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让日本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确保了农民增收。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几年日本农民年均收入高达到756万日元（约合49万人民币），甚至还超过了公务员等诸多职业。
如果对农民没有保护的话，是不可能达到如此收入的，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农业贸易自由化上一直与日本无法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
因为一旦美国农产品与日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将导致日本农民迅速破产。
以上只是日本政府在两个社会二元化结构方面的措施，对于其它的二元化结构的措施也大同小异，最终目的都是“缩小两端人群的贫富差距”。
通过这项计划，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日本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就是想实现“政府投资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就业提升收入->收入引发消费->消费反哺产业”的良性经济循环。
至此，政府的投资计划已经到位，只要作为中间核心环节的国民收入顺利提升，整个经济循环就可以转起来。
该计划一经发表，就极大激发了日本国内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国富民强成为了每个日本人心中指日可待的未来，而各项措施的稳步推进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
首先，很多企业因为政府补贴和减税使得紧张的资金链得到了缓解，稳定了就业情况。
而为了建设新工业都市，工程行业更是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很多投资人的钱也有了去处，有了钱的企业也愿意为人才提供更高的工资。
至此，日本政府计划打造经济循环的前半部分，即“政府投资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就业提升收入”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
如果说投资可以鼓舞企业的投资热情，那么失业率的降低和工资水平的提升则鼓舞了居民的消费热情，兜里有了钱的民众消费意愿空前高涨。
人们越来越愿意在娱乐休闲、高质产品等基础生活需求以外的消费行为上付出金钱，而这种消费又使得企业更加敢于投资和打造高端产品。
至此，日本政府打造经济循环的后半部分，即“收入引发消费->消费反哺产业”的目标也顺利完成。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后，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
而计划的顺利推行使得日本在短短几年内经济发展成效就迅速显现，计划所提出的大部分目标更是都超额完成，这让日本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强国。
在很多消费品方面，日本甚至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地球上最敢消费的国家”。
电视、洗衣机和冰箱在1960年之前还曾是日本家庭的“高价值三大件”，是很多家庭心中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而根据数据统计，这三大件在1970年已成为日本家庭中的标配，就连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消费品普及率都达到了惊人的90%以上。
想想咱们1973年才出现了第一台彩电，90年代初都不能做到家家户户有彩电，而70年代的日本竟然连微波炉和音响都是标配了。
70年代日本普通家庭厨房
而从计划的五个核心思路方面回顾，任务目标基本都得以实现甚至大部分为超额完成：
（1）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不断扩大；
（2）工业化规模及质量大幅提升；
（3）国民受教育率及基本素质大幅提升；
（4）国际收支情况大幅改善；
（5）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急剧缩小。
在此影响下，日本的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民众思维方式、城市及乡村面貌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不少思想与做法都能给后人带来很好的经验和启示。
该计划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这是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次序进行了合理规划，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平稳有序，社会秩序也能稳定。
尽管在池田去世后，该计划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例如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急剧上涨、农业占比迅速下降、大都市人口过密、环境污染等，但瑕不掩瑜。
收入分配的合理导致日本人人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一亿总中流”。
这种一亿中产的概念便是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90%以上的日本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
虽然在90年代泡沫经济硬着陆后，很多日本民众开始认为“一亿总中流”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但这些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是少人。
时至今日，仍有超过90%日本人认为自己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认为日本是一个平等而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
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近年开始流行“丧文化”，被称为“低欲望社会”的根本原因。
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再向上的机会渺茫，自然也就没有奋斗动力了。
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有这种“人人皆中产”意识也说明国民的压力确实不是很大。
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能有中产的感觉，即使是幻觉又有什么不好呢？
毕竟，你我皆凡人，社会精英永远是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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