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1900年权臣众生相之袁世凯

来源: 云飞读书

本文选自雷颐老师的《中国切片》

一、小站练兵到封疆治鲁

袁世凯无任何科举功名，却在晚清政坛步步高升，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端赖其对政坛风云的准确判断，在政治风波中大获其益。前后两三年的“庚子剧变”中，清王朝面临巨大政治危机，政情波诡云谲，许多官员在无情的政治风暴中丢官甚至丧命，袁世凯却先由工部右侍郎升任山东巡抚，终于成为“封疆大吏”，这也是他首次主管地方行政；进而又升为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

袁世凯

而他后来主导的“北洋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成就斐然，更使他声名鹊起。这种“新政有方”的赞评是一种看不见、但价比金贵的政治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他在戊戌年间形成的污点，一些新派人士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正是在庚子年的大灾大乱中，他掌握了“北洋”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又获得了当时稀缺的无形政治资本，二者为十余年后辛亥时期的“非袁莫属”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的崛起，关键在于他对“新军”的掌控；建立、掌握“新军”，则反映了他的见识在当时的官场中确实超前。

袁世凯不是读书种子，参加几次科考，结果连秀才都未考上，只得投奔淮军将领、父执吴长庆处效力谋生。1882年8月，吴长庆奉朝廷之命到朝鲜帮助平定兵变，袁世凯随营帮办军务。兵变平息之后，清廷出于安定考虑，命吴长庆部继续驻扎朝鲜。

在朝鲜，袁向朝鲜官员提出为防制日本，朝鲜应整顿、训练军队，朝鲜随即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请派人整顿、训练军队的请求。李鸿章同意了朝鲜请求，要吴长庆派员整顿、训练朝鲜军队，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虽然是朝鲜军队且人数不多，但毕竟是自己独立练兵，袁世凯尽心尽力，制定章程、制度，严格要求，抓紧训练。最重要的是，他虽然在淮军吴长庆部，且淮军装备、战斗力甚至训练水平在中国军队中都名列前茅，但袁世凯却不用淮军操法，而是用英、德式操法训练军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袁世凯正驻节朝鲜，中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在已经完成现代军事转型的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已感事态不妙的袁世凯苦苦哀求李鸿章将其调回国内。虽然回到国内，但对战况仍然非常了解。这次中日战争，把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暴露得一览无余，显示了日本现代军事体制的厉害。袁世凯认为，中国军制必须改革，必须按照现代军制建立新军。他屡次上书各方权要，细述中国传统军队的种种弊端，如虽有进口的快炮，但军官并不知道与之相配的各种配件，没有拉炮的马匹、炮油；许多士兵由于缺乏基本训练，甚至不知道瞄准星的用处。

因此，他力陈要学习西洋兵法，建立新军。经过多方努力，他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1895年8月，光绪召见了他，并派他到督办军务处任职。袁世凯雄心勃勃，并不满足在“上层机关”工作，一心想真正掌兵，于是使用各种手段、打通各种关系，努力钻营，终于于1895年12月受命在天津小站负责练新军，不久正式定名为“新建陆军”，他以德国、日本建制训练士兵，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

天津小站新军

由于在戊戌期间的表现，袁世凯得到慈禧的赏识、重用。慈禧宠臣荣禄此时主管兵事，将北洋各军联成一气，统一指挥，成立武卫军，分别为武卫前军、后军、中军、左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于是更名为“武卫右军”。1899年1月，慈禧召见袁世凯，赏了他一些物件，并恩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乘坐船只、拖床；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这时，反洋教、义和拳运动已经开始在山东兴起。

山东素有练武、习武传统，梅花拳、大刀会等秘密会社在山东、直隶活动多年，义和拳与这些秘密会社渊源颇深，但因有鲜明的反洋教主张且声称能请诸神附体、刀枪不入等神功法术，后来居上，声势远超梅花拳、大刀会。从1894年起，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对“反洋教”都持纵容、支持态度，为义和拳后来在山东发展迅速打下基础。1898年6月末，张汝梅奏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对他的奏请，朝廷朱批“知道了。钦此”。虽然未置可否，但至少是默认。

朝廷默认，山东地方当局态度更加积极。戊戌政变发生后，西方国家支持光绪、反对慈禧的态度非常明确，英国、日本还保护康、梁逃过清政府追捕，再加德国在山东入侵日深，慈禧仇外之心日益强烈，朝廷于1898年11月初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守望相助。1898年底和1899年3月，朝廷又两次下谕这些地方充实、改良乡团。在这种背景下，义和拳与团练的边界开始模糊，更为后来义和团为清政府所用埋下伏笔。

义和拳兴起后，“打洋教”主要是打中国教民，因此拳民与教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冲突规模越来越大。1899年2月，盲目排外色彩甚浓的毓贤就任山东巡抚。此时清廷并未与列强决裂，因此对毓贤的强烈排外又有所顾虑，专门发上谕提醒他“山东教案叠出，人心浮动，遇有交涉事件，不可不慎”，一方面要他面对列强的“一味蛮横”时“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但又对他强调“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疆臣办事，总须为国家通筹全局，期无后患，不宜顾一时毁誉，率意径行，是为至要”。朝廷的暧昧态度，给地方官员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毓贤到山东后，义和拳发展更加迅猛，仅平原县就有拳坛七百余处。在处理民教冲突时，他虽不能不对双方各有惩处，但明显偏袒拳民。1899年10月初，平原县杠子李庄拳民李长水等人抢劫本庄教民李金榜家的财物，李到县城告状，县令蒋楷查明实情后，派衙役前往拘押李长水等6人。由此，引发了以朱红灯为首的五六个县的大量义和拳民与官府的冲突。由于拳民人数众多，县衙役反而吃亏，且有扩大失控之势，蒋楷急向巡抚毓贤求援。

毓贤接到蒋楷派兵禀文后，急派济南府知府卢昌诒和补用知府、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哥哥、且是“嫡出”的袁世敦带领勇队前往。毓贤给蒋楷禀文的批语中写道：“已派拨马步队星夜驰往弹压，并委该管府卢守赶赴该县，相机妥办。查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在平原县森罗殿，官军按照毓贤指令，劝谕义和拳解散，但朱红灯见官兵到来，下令开火，打死队勇二名。袁世敦下令还击，义和拳毕竟不是官兵对手，拳民被打死二十余人。对此结果，毓贤极为不满，认为大祸起因在于县令蒋楷断案不能持平，致使激成众怒，盗匪乘机抢劫，所以奏请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他当然知道袁世敦与袁世凯的关系，对袁世敦并未提撤职，只以袁此次弹压实属孟浪，纵勇扰民为由，仅提出将其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朝廷按他所请，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且指责毓贤仅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营历练显然是徇私情，身为封疆大吏岂应如此提议？朝廷于是将袁世敦也一并革职。

朝廷对蒋楷与袁世敦的严处，反映出其对外政策强硬的一面。在毓贤的纵容下，拳民与教民冲突更加严重，引起了列强的强烈不满。朝廷于是又谕令毓贤应下令各地方官，以抚绥和弹压两种手段控制拳民。由于列强军舰加强了在烟台等地的活动，朝廷同时谕令袁世凯率武卫军到山东操演行军，预为布置，对外对内都显示力量。同时提点袁世凯要“认真约束兵丁，毋得稍有疏纵，致滋事端”。不知是因为朝廷上谕中最后这一句话，还是因为袁世敦被撤职使毓贤与袁世凯成政敌，毓贤竟然派人侦察袁部有无滋扰地方的行为。

毓贤

对反洋教、义和拳等，袁世凯的基本观点与毓贤大为不同，因此对毓贤在山东的有关政策极为不满。此次在山东操演，使他对山东情况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对毓贤侦探自己部队更加痛恨，回到小站后，立即奏明山东情形，指出种种问题，实际攻击毓贤治鲁无能，同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朝廷对反洋教、义和拳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此时又发上谕严厉谴责袒护拳民的毓贤：“近闻山东地方，有大刀会、红拳会各种名目，多系不逞之徒，借闹教为名，结党横行，欺压良善，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致滋生事端。该抚身任封圻，遇事总须持平办理，消患未萌，岂得沽一己之名，竟置大局于不顾。著即督饬所属文武各员，查明各种会匪名目，严行禁止。倘敢仍前聚众，借闹教为名，结党滋事，并著从严惩办，以靖地方。”

1899年12月6日，朝廷命令毓贤进京陛见，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终于从“军界”跨入“政府部门”，成为封疆大吏，这是他此后飞黄腾达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他提供了一个在未来政坛施展权术、闪转腾挪的宽阔平台。

虽然成为封疆大吏，深谙权谋之道的袁世凯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所以奏请仍节制武卫右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不仅将全部武卫右军带到山东，而且又奏请将山东原有的勇队上万人裁并，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左翼防军、右翼防军和沿海防军，其中许多更换新式毛瑟枪并用新式兵法训练。他的军队布置在全省各个要地，严加防范。经过此番运作，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山东全境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

朝廷对反洋教、义和拳的态度不定，上谕中的词句有剿有抚，一些地方官就各取所需，想方设法从“上谕”中找到符合自己观点、想法的词语字句作为自己政策的合法依据。袁世凯甫一上任，就将义和拳定义为“匪”。到任第二天，就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要求已入“拳教”者痛改前非，立即解散，定给自新之路，未入者切勿加入；对坚持不改者一定严惩，威胁说大军一临，玉石俱碎，发此告示，以示先礼后兵，并非不教而诛。

袁世凯的态度，人所周知，此时手握重兵又任山东巡抚，朝野上下纷纷传言袁世凯要以武力严剿义和团。一些支持义和拳的官员接二连三地上奏，有的要求朝廷对其严加约束，有的甚至参劾他滥用武力，要求另派官员替换他。

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本就摇摆不定，于是在几天之内连发三道上谕，第一道奏折要他“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至民心惶惑”。但这道上谕在要求袁“慎重兵端”的同时，又把要各地严拿会匪的上谕发给袁世凯。明确兴中会、安清道友、袍哥、天地会、哥弟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和一些散兵游勇等都是应剿之“匪”，要各地官员“严密查拿”“从严缉拿”，“以清盗源而靖地方”。

第二道谕令袁“拳民聚众滋事，万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如已寻击官兵，始终抗拒，即须剿办，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要求袁“相机设法，慎之又慎”，要他严管下属，在处理教案时“各了各案”，不得轻信谣传，尤其不能听任下属因“贪功喜事”而严厉处理拳民。此谕最后严厉警告袁世凯：“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第三道谕令仍是提醒、警告袁世凯不能一意主剿，对民教冲突仍要以“弭患未然”为第一要义，一定要严格遵循前两道上谕，必须“慎之又慎”，断不能“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

短短时间内，不断被人告状参劾，袁世凯在给心腹徐世昌的信中大发牢骚：“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其内！”

命运仿佛是有意考验他。袁世凯刚刚成为封疆大吏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一次严重危机。1899年12月30日，在泰安府治下的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 M. Brooks）被拳民杀死、财物被抢劫事件。这是义和拳暴力行为升级的重要标志，如何处理，对他是严峻考验。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必须保护传教士，同时指派驻上海副领事和两名传教士到济南出席审判。

五天后，清廷于1900年1月4日发谕，令袁世凯将凶犯勒限缉获、从严惩办，同时将对疏防各官先行参处。袁世凯遵旨将肥城知县撤职，同时积极缉拿凶犯。一干凶犯抓获后，袁世凯让山东按察使和济南知府审理，为显重视，袁又亲自审讯一次。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来到后，提出四条要求，要袁世凯照办：第一，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领事监刑；第二，将泰安知府及肥城、平阴两县知县革职，永不叙用；第三，照教会绘制的图样，在行凶的地方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选择地方，官府拨款，并由民众集资立碑；第四，恭录1月4日著迅将疏防的各官先行参处的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告示晓谕，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袁世凯驳回了第一、二两条，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司法；同意了第三条，即在卜克斯遇害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资立碑，但限制教堂面积规模，占地不得过大，费用不得超过一万两银子；完全答应的，只有第四条。

协商量刑的时候，英国副领事坚持是强盗杀人，无论首从，所有凶犯必须处斩。袁世凯也认为此案本系匪徒结伙持械谋财杀人，照例应一律处斩。但是他知道这次是与洋人交涉，一律处斩会激起民众和朝廷的不满，必须有所保留，所以坚持只将两名首犯斩首。经过一番交涉，这位英国副领事最后还是同意袁的处理方案。

虽然袁世凯基本拒绝了英国的四项要求，但许多“言官”并不满意，一时间大量奏折指责袁世凯处置失当，强调严厉剿灭义和拳将使大量中国民众入教，一信洋教就成为洋民，再不是大清的子民了，一旦与列强冲突，教民还能为我御敌吗？慈禧本来就对西方列强反对她废光绪非常不满，在1900年1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上任仅仅一月有余，就发布了一道重要上谕，朝廷政策明显偏向支持义和拳：“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

要地方官“遇有民教词讼，恃平办理，不稍偏重，平日足以孚民望，遇事自足以服众心，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此谕一改以前虽然政策左右摇摆、但对义和拳仍常有“抚绥弹压，消患未萌”，“严拿惩办，以靖地方”一类严词峻句，强调要区别“会”与“匪”的不同。它的重点是不论会不会、教不教，只问其是否为匪、是否肇衅，这是朝廷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政策开始明晰化的一个标志。事实上是默认遵从义和拳为合法的会、团，承认义和拳会的组织，而不再是“邪教”。

中国向有地方绅士办团练以协助中央统治者维护地方秩序、稳定的传统，早就有一些义和拳改名义和团以示自己合法，此谕一出，大量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拳”与“团”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

义和团

既然朝廷只问其“匪与否”，仍要剿“匪”，所以袁世凯就在“匪”字上做文章，因此一直强调义和团为“匪”，坚持它是“邪拳”“邪教”，依然要剿灭。接到谕旨，袁世凯立即于1月13日上奏朝廷，委婉却又明确地反驳朝廷。

反驳朝廷谕旨，一个必要的技巧是首先必须承认朝廷的正确，因此，他承认山东拳民教民冲突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州县官平时受外国传教士挟制，办理教案时不能持平，故而偏袒教民。

承认了责任在外国传教士之后，却笔锋一转，认为义和拳等只是托名仇教、反教，其实是打家劫舍之“匪”，目的只是为了抢夺财物，而且分赃不均还互相斗殴。特别是他们树大旗以标榜可立即消灭洋人，其实只是为了耸动他人入伙，事实是他们连清军的勇队都打不过，更不用说打洋人了。他提醒朝廷，胶东半岛国际形势复杂，逼处强邻，如果义和拳骚扰过久过多，洋人可能会派兵深入，届时山东将全省震动。

为此，他提出了统筹全局的治标、治本之法。治标就是绥靖地方，清除“匪类”，化导“愚氓”。治本之方在于调和拳民与教民，官府要持平办案，教民不得借洋人的势力欺凌其他民众，拳民也不得无理闹教，欺凌教民。（评：用今人眼光看，袁的处理还是公正的）

持平办理，有纠纷只论是非曲直，不论拳民还是教民。朝廷上谕、毓贤、袁世凯的词句、“文本”都是如此表述，但实际的意图与做法，却非常不同。袁世凯向来相信武力，主张严剿，但又绝非一个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而是深有谋略。他知道义和拳遍布广大农村，普通农民与拳民很难区分，练几脚拳的农民就可以成为拳民，所以农民几乎都可以立即成为拳民，拳民本就是农民，到处都是拳坛拳厂，他曾形容说是“处处有匪”，官兵未到时是拳民，官兵去镇压时立刻成为农民。面对这种情况，兵力委实有限，仅靠武力很难镇压。更何况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谕令他“慎重兵端”，不能“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所以无论从实际情况出发还是应付朝廷谕令，都不能以武力镇压为主，只能以军队为后盾而采取其他方法，多管齐下。

由于兵力有限，所以对各地的义和拳他一般并不派兵取缔、镇压，而是派兵驻守交通枢纽，通过控制要冲之地把各地分散的、小股的义和拳隔离分制，阻止其流动聚集汇合壮大，武力重点对付少数聚众滋事的大股义和拳坛、厂。

他规定各州县地方官必须逐日将自己境内义和团的活动情况“据实具单禀报”，不得拖延、隐瞒。为防止有地方官同情义和团或懈怠懒政，他还时常派人到各地查访，严格监督地方官。如果发现有对义和团镇压处理不力、不及时或未及时禀报者，则要受到严惩。更重要、更根本的是，他知道农村是义和团的生命之根，所以采取种种措施，主要是动用行政手段让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主办的乡团来查禁义和团，要地方官责令各村镇庄长、首事、地保“劝导”各村村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并令他们出具保证书，保证本村没有义和拳活动。

如果发现有义和拳活动，必须立即禀报，若有隐瞒不报，即加监禁。地主、乡绅纷纷退出，至少不支持义和拳。如有父兄听任子弟学习邪拳，除子弟正法外，父兄也要监禁三年。如果举报某家设坛设厂，查实后没收被举报者家产，并将该犯家产一半赏给举报者。

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或弱化了义和团与农村的联系，失去了根基与依托，义和团迅速萎缩。对少数“滋事”的大股义和团，在采取武力解决的同时，主要也是悬赏购线，通过线人掌握义和团情报，尤其是“首要”的动向。查禁拳厂，严缉首要，协从不问，是他的基本方针。对聚众40人以上的“首要”，他毫不留情地“绞立决”，但两三个月下来，他捕杀的首犯约有几十人，比传说的少很多。对普通成员，则勒令解散，遣送回乡，一般都不惩处。

在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的同时，他又发告示劝谕平民与教民。他劝谕平民，洋人设立教堂传教是国家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官府与民众有责任保护教堂。

平民与教民发生矛盾时，只能向地方官员呈诉申理，不得私自报复，如果聚众闹教，哄抢财物，私相寻仇，不仅违背王法，而且国家受到连累。同时又劝谕教民，虽然信奉洋教，但仍是中国之人，必须遵守本国法令，如果恃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官府一定依法惩办，绝不宽贷。对外国传教士，他也警告说应当遵守中国法度，不得干预地方官审理案件。同时通饬各级官员，遇有平民与教民诉讼，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是非，持平办理。如果外国传教士干预案件审理，应当根据条约章程予以驳斥，不得偏听袒护；如果传教士仍不罢休、不安本分，则禀请上司核办。对于各种摊派，平民摊派多少，教民也应同样摊派。

这些软硬兼施、多方齐下的措施很快见效，两个多月后，发生最早、教案最多的山东义和团渐渐沉寂，袁世凯于是下令各地方官停止每日例行单报，改为有事随时禀报。山东义和团，开始向附近的直隶发展。

但是，慈禧支持义和团的态度越来越强烈，1900年5月1日，朝廷下谕准备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慈禧

袁世凯知道事关重大，上奏朝廷明确表示反对：“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最后，他坚决地、不容置疑地说：“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

然而袁世凯的意见并未引起朝廷重视，清廷政策更加明确支持、倚靠义和团。从6月上旬起，在朝廷的允许、纵容下，大量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10日，英、法、德、俄、日、美、意、奥以保护使馆为名，组织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受到义和团阻击。袁世凯生怕义和团来到山东，将战火烧到山东，派重兵驻守山东与直隶交界处，明令如果“直匪”来到山东，立即痛加剿捕，希望能把义和团阻挡在山东境外，避免与八国联军冲突。

不过，中央政府对外态度由摇摆暧昧而迅速强硬主战，使一省巡抚袁世凯难以置身事外，时局的发展，对他的谋略，是一个巨大挑战。6月15日，慈禧知道京城恐会不保，急令袁世凯带兵前往抗击八国联军。接到勤王谕旨后，袁世凯面临严峻的考验和艰难的抉择，心急如焚。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如果前去勤王，与八国联军开战，自己辛苦数年，好不容易培养、锻炼出的军事力量将毁于一旦；如果不去勤王，则是抗旨之罪，等待他的将是严惩。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不带兵前去勤王。他给朝廷上奏说，现在山东半岛局势紧张，列强虎视眈眈，山东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不容有失。而且，山东境内人心浮动，外有匪徒窜入，随时需兵力弹压。所以自己无法率大队前往，只能派将领孙金彪率三千人前往。其实，这三千人还是山东原有的人马，并非他的精锐嫡系部队。朝廷被他的这一番说辞打动，认为山东确实紧要，不容有失，于是谕令他不仅不必率队前来，已经出发的三千人马也调头回到山东，加强山东防务。

二、加入东南互保，保齐鲁免于战火，终入主北洋

6月16日，朝廷发布上谕更明确地说，虽然拳民仇杀教民，肆行无忌，本应严行剿办，但“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此谕虽责成刚、董二人“亲自开导，勒令解散”，但实质是要拣选义和拳中的年轻力壮者“招募成军”，一些拳民就可以军队的名义继续存在。

但形势变化极快，义和团尚未被招募成军，6月21日，慈禧最后决定向列国开战，发布战争动员令，传旨嘉奖团民为义民。23日，命令各督抚将“义民”召集成团，抵御外侮，特别强调“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这几道谕旨，标志着清廷对义和拳由剿到抚政策最终完成。

朝廷的这几道谕旨，使袁世凯此前严厉处置义和团的种种规定的合法性顿然丧失，在他严打下潜藏数月的山东义和团突然重起，来势凶猛。面对这种情势，袁世凯决心抗不遵命，上奏朝廷说山东良民无心聚众结团，如果现在召集成团，那些一向为非作歹之徒必然会借机公然啸聚，结果是他们不但根本不能抵御外侮，反而使内地先受其祸，所以对“匪”依然要严厉查禁。当然，对朝廷谕旨他也不能全然反对，表示朝廷办团的决定完全正确，自己会延举公正绅士，认真举办团练。

曾有义和团首领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的令箭到山东济南见袁世凯，说奉端、庄二王之命来此设“坛”。袁世凯大惊，集僚属商议，认为如果允准，则祸患地方；如果不准许，端、庄二王把持朝政，严谴立至。最后决定采取王士珍提出的建议，以“盗王家令箭罪”将该首领斩首，令箭封还。

在找种种理由拒绝朝廷谕旨时，他又一再向朝廷大表忠心：“倘有敌兵登岸，即当躬亲出省督队，与之决战，捍患固圉”，“无论何国来犯，即当亲督各营，竭力剿办，但有臣在，必当尽守土之职分”，“共保危局”。

对义和团，无论是山东本地的还是闯入山东的直隶义和团，袁世凯都无情镇压。由于整体不赞成朝廷政策，所以他加入了东南诸省督抚与开战国达成的“东南互保”行列。甚至可以说，他在东南互保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北方各省的电杆电线多被义和团砍毁，包括京师对外电讯基本中断，传递消息非常困难。只有袁世凯在山东境内严控义和团，保护电线电局，所以还能保持线路畅通。

朝廷的宣战上谕只能以传统的“六百里加紧”的方式传送全国各省，除直隶外，山东离京城最近，所以袁世凯是除直隶总督外最早接旨的。他知道此事极其重大，在6月23日利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并表示自己未敢声张。盛宣怀与东南一众督抚得到消息后，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东南互保”谋划，并高度称赞袁的不事声张。加入“东南互保”的省份只有山东是北方省份，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且又开始活跃，这是他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远处“东南”且局面相对平静等人的处境大不同之处。而且，烟台设有领事馆的有15个国家，能否在义和团的故乡保护洋人的安全，是对他的考验，甚至是对东南互保的考验。

他决心一定要镇压义和团，但此举又违背朝廷旨意。精于权谋、善于应变的袁世凯抓住八国联军猛攻天津、朝廷命令他派兵马前去增援的机会将计就计，采取了极其狠毒的一招。他命令所有义和团都前往天津增援，令示地方官员：“查东省与直隶交界一带，冒充拳民而实为匪者甚多。现经本部院分缮谕单，派员饬赴各属剀切示谕，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效力，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同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系乱民而非义和，应即严捕渠魁，照土匪章程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

他还四处张贴告示，劝诱义和团迅速离开山东，北上抵制八国联军，强调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聚集在北京天津，为朝廷效力，攻打洋人，并且功成之后还有重赏，所以切勿在本省停留。凡是依然逗留本省的，必定是假冒、伪托的义和团，毫无忠义之心，都是黑团。良民要千万留神，不要受这种“匪”的诱胁。官兵剿捕时，玉石难分，保住自己身家性命最重要。“津沽战船毕集，洋兵麇集一方。现已调兵勒捕，断难任其逞强。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力疆场。现既叠邀重赏，尤应激发天良。速赴前敌助战，毋再羁留故乡。”（评：种种举措表明袁氏确实是能臣，有勇有谋，办事果断）

如果是义和团，就应赶赴天津与洋人作战，不去天津仍在山东境内的，就是不忠于朝廷的应剿之匪，且格杀勿论！这个办法一方面表示了自己对朝廷的忠诚，另一方面派兵把山东战斗力最强的一部分义和团“礼送出境”，大大减低了消灭山东义和团的困难。在此期间，他究竟杀害了多少义和团民已不可考，有说数万，而他自己对外国人说共杀死四千余人。总之，经过残酷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被剿灭殆尽。为了确保山东境内“安靖”，他还多次越过省界到直隶追剿义和团。

由于天津吃紧，朝廷又想起不久前同意调回山东的孙金彪三千人马，急令袁世凯派孙金彪率三千人马立即赶往天津。袁世凯知道这三千人马到天津与八国联军交战肯定有去无回，虽说并非他的嫡系、主力部队，但他却一点实力都不愿损失，于是上奏朝廷说孙部已经往返一千数百里，又是炎暑酷热之际，军队已经疲病交加，再赶到八百余里之外的天津，恐怕一时无法赶到，即便赶到，肯定也是疲惫不堪，无法战斗。

与上次奏折一样，他又以山东时局不稳，内有盗匪嚣张，外有德国虎视眈眈，山东防务吃紧为由，乞谅无法派兵前往：“臣职在守土，存亡与共，如贪赴援他省之名，而忘本省设防之实，臣实有所不敢。”这次由于情况紧迫，朝廷未像上次那样被他说服，严旨不允，仍命他凛遵前旨，不得借端延诿。无奈之中，他仍以孙部疲惫为由，改派夏辛酉带六营北上，但又授意夏观望缓进，直到8月14日北京失陷，该部仍未到达。

天津失陷后，北京危在旦夕，朝廷分令各路援军迅速增援，特指令袁加派数营，援助军火。袁世凯得令后，立即送去大量军火，但并不加派部队。他回复朝廷说天陷落后，游匪溃勇与土匪勾结，且多持洋枪，自己左支右绌，已经防不胜防，实在抽不出兵力。当然他也要表示，京师是天下根本，现在军情紧急，自己本应奉诏出征，却无法前往，忧心如焚。乞求天恩俯准，将山东两股土匪消灭后再前往京师。审情度势，袁世凯公然抗诏。盱衡大局，袁世凯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山东境内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所有洋人安全，并尽量避免与洋人开战。

他训令各级官员将各地的外国人连同家人移送到济南和通商口岸，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同时下令要保护教民和教堂。对直隶逃来的传教士，他也全力保护。在他的周密保护下，山东境内无一外国人遇害。当八国联军从直隶南下，逼近山东时，袁世凯急忙与德国公使联系，以山东义和团已被剿尽、没有洋人在山东遇害为由，乞求八国联军不要进入山东。同时，他急令地方赶制大量界碑，立在山东与直隶的交界处。果然，八国联军见到界碑就调头而去，未进入山东。山东士绅见袁世凯居然能使“四夷钦服”，能保山东一方平安，对袁齐声感颂。袁的威望，陡然高涨。

坚持剿灭义和团、拒不派兵增援京师、借故拖延勤王、想方设法保护洋人，这些都是抗旨之举，认真追究起来，罪责巨大。袁世凯当然深知此点，所以又在另一方面极力弥补。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慈禧押着光绪仓皇西逃，来不及多带食品用品，经常饥饿赶路。慈禧命各省解款救济，袁世凯立即解去白银十万两，并将截存的安徽、江苏饷银一并解去，后又派人送去二十一万两白银和贡缎二百匹，还送去大量食物和军火，比其他任何督抚送的都多。同时，他对自己的恩人、慈禧的宠臣荣禄更加巴结，请他在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时局的发展使慈禧深悔自己当时的决策，对“东南互保”官员心存感激，对袁世凯的疑虑不仅消散，反而更加信任。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的同日，清廷授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1月28日，慈禧称赞他“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卓著勋劳”，赏加太子太保衔。袁世凯格外珍重此头衔，此后众人都称其为“袁宫保”。1901年底1902年初，慈禧从西安“回銮”时路过直隶，袁世凯赶到省界恭候，慈禧两次召见他。到保定后，慈禧停留三天，他又得以陪伴，又亲自护送慈禧进京。慈禧对他更加赏识，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1902年6月，朝廷实授袁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899年12月初，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是他从“政”的开始，但随后两年主要是处理山东教案和庚子之乱，所以在接任直隶总督之前他的权势主要还是限于军事方面。接任直隶总督后，处理直隶善后事宜尤其是接收了八国联军在天津的军事殖民政府及随后的“北洋新政”，使他在行政方面的权力与影响急遽扩大。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急于使之成为向联军提供物质供应、车马运输、医疗救治等后勤保障的基地，恢复天津秩序，统治、管理大都市天津，成为联军的当务之急。经过一番磋商，最终由对天津出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派一名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有同等的发言权，后来德、法、美的代表也先后上任。

具有军政府性质的天津临时政府于1900年7月30日成立，地点设于清直隶总督衙门。其正式名称是“天津临时政府”或“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稍后确定正式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表明其为军政府。都统衙门是联军司令部组建的，归属联军司令部管辖，一切行动都得受八国联军和各国最高军事当局所制约，以适应其需要。

作为军政府，临时政府并不实行分权或自治体制，而是实行委员会集权制，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根据联军司令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权颁布行政命令、征税，有权使用中国政府的一切财产，有裁判权，有一套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有权罚金，判处驱逐出境和死刑等。临时政府司法不独立，但其制定的具体法律制度则是按照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建立的。

临时政府下设总文案（即秘书处）、汉文案、巡捕处、发审司、库务司、工程局、卫生局、河巡捕等八个职能部门，均委外国军官和“中国通”主持政务。它的管辖范围，起初定为天津的兵工厂、军营、铁路、电报等军事设施在内方圆三十余里的地方。

恢复秩序、镇压义和团余波，是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巡捕处、水上巡捕队格外重要。巡捕处是按西方现代城市警察局所建，虽用巡捕旧名，其实就是现代警察。巡捕是行使临时政府镇压职能的政权机构，先后从日俄英法美德意军队调来九百人组成巡捕队伍。

1900年8月上旬，临时政府为方便管理、巩固其统治把天津城厢分为八段，添设了中国巡捕。每个区推举6名绅商协助治安管理，“遇有不法情弊”，绅商可以到临时政府汉文秘书处“禀陈”。天津附近各村镇不久也都添设华人巡捕保卫地方平安。

临时政府势力范围扩大后，把天津县司境及宁河县属新河以南的地方划分为天津城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段，除天津城区，其余各区都派一名军官办理区内一切事务，每村设中国巡捕。各村巡捕数以村户多少为准。中国巡捕由外国巡捕领导，都归临时政府巡捕官管辖。地方越大，维护治安所需人数越多，所以华人巡捕也就越来越多，后来达到千余名。

临时政府的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这与中国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这是警察站岗维持交通、治安方式的肇始。同时还组建了专业消防队，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城市并无专门政府机构，而是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归属县管辖，如成都府城由成都、华阳两县分辖，苏州府城由长洲、吴县分辖，杭州府城由钱塘、仁和两县分辖。天津临时政府按照城市行政体制设置，首次出现了城市行政区的建制。

天津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没有公共厕所，人们习惯于在街头或公共场所随处便溺，城内外还设有多处粪厂。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卫生，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规定，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款。同时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老城区很快就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大小便，不在厕所大小便要受严罚。这些强制性措施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改变。

城市垃圾处理也开始现代化。此前天津生活垃圾都是随处倾倒，也没有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卫生局申请从速建造两座焚化炉，专门用来处理市民的垃圾污物，随后于1901年3月末颁布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不得将污物倒弃于院内或路旁、河边等处，垃圾由政府雇人收集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居民区不得开设晒粪厂，要求所有粪厂迁到城外，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违反这些规定者会被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置。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这些举措使城市卫生状况发生了改观。

这期间临时政府还在老城区建设供水系统经营自来水，并指定瑞记洋行为其代理商，但临时政府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城区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要安装供水龙头和消防储水池。针对排水系统仍然是传统结构，长期缺乏维护且无严格的管理，以致多处阻塞，导致城区环境恶化等问题。

临时政府利用民间集资或投资的方式，制定了强制性要求，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资并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工程设计要经过临时政府公共工程局审批，如验收工程质量高，临时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一家德国公司以占用政府土地为条件修建了老城区南部排水系统，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才被彻底改造。

1900年，都统衙门刚一成立，就有欧洲人和日本分别向临时政府提出修筑电车的申请，最终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获得了有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天津老城区此前没有路灯照明，1901年2月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达成协议时，临时政府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

1902年夏，两广地区、长江三角地带和华北平原发生霍乱，尤其是与京城近在咫尺的大都市天津，情况更加严重。霍乱暴发后，临时政府卫生局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有效的措施。

首先确立检疫制度。当时民间染病、病故隐匿不报及私自掩埋现象严重，为严防疫源扩散，洋人巡捕不时按户搜查，唯恐民间死者匿不举报，私埋院中；对赤贫者则施以如棺木、义地等方面的救济。对因疫病而死者则将其房门用白灰封闭，其同院居民一并封在院内，不许出入，限定一礼拜为期。

第二，卫生局首先制定了具有法律功效的隔离制度，制定了详细章程，规定巡捕、绅董以及患病亲属的查疫或举报责任，以保证隔离治疗的贯彻执行。凡有患病者，其亲属、街邻、该段绅董，必须具报真实病情，否则重罚。对查出的病人涂以石灰，抬到医院医治，并将门封锁，派巡捕看守，一星期内不准出入。

第三，在防疫战疫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兴建了一些临时性的官医院和民间兴办的“保卫医院”。保卫医院是天津绅商与洋行筹款创办，面向基层民众提供免费医疗的防疫医院，由于耗资甚巨，临时政府也下拨大量资金，予以资助。医院分布尽可能覆盖城厢内外，以利患者就近诊治。由于一些民众此时对西医仍有各种传言，抱有警惧，这些以西医为主的保卫医院不仅具有慈善性，而且渐渐打消了民众对西医的疑虑。

第四，进行防疫卫生知识宣传，提高天津民众的卫生防疫意识，为此卫生局及其他机构多次出示晓谕，要求居民慎重日常卫生，尤其在饮食卫生方面，做了许多细致入微的规定和宣传，如不喝生水，菜蔬要煮熟，厨房要净洁，等等。

天津临时政府的这些措施取得了防疫抗疫的良好效果，甚至远较京师为好。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西医入华已有六十余年，但不获绝大多数华人的信任，且无正式制度支持西医。此次天津防疫医院较多采用西方医院的管理制度与西医疗法，效果良好，使民众对西医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接触，民众的排斥抵抗情绪逐渐发生转变；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证明比一些地方传统的设坛焚香、驱避疫鬼之法远为有效，因此之故，西医的地位开始确立。这种观念与体制变化，最终推动了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和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评：虽然感情上不愿接受，但不得不承认洋人的两年监管使得天津公共服务有了跨时代的进步）

就在霍乱基本得到控制的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中国政府从临时政府手中收回天津。收回天津，为袁世凯赢得了更大的政治资本。

《辛丑条约》于1901年9月7日正式签字之后，清政府满足了列强的种种要求。中外结束战争状态，天津就应归还中国，清政府开始提出收回天津都统衙门及具体交涉过程。袁世凯在1901年11月7日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就接手收回天津的谈判重任。

在谈判过程中，八国联军提出了四项苛刻条件：①继续完成拆毁大沽炮台的工程。②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二十里内驻扎或前进。③已拆毁的炮台，城墙不得重修。④已审判定罪、定案者，不得重新审理，亦不得翻诉。对此，中方全部接受。一些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临时政府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国当局必须明确承认。

谈判达成后，袁世凯于1902年8月15日代表清政府接管了天津政权，天津居民铺户高挂龙旗，悬灯结彩三日，庆祝天津收回。

临时政府对执政天津期间的各项捐税收支都有详细明确的记录，管理严格。袁世凯接收天津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支账目清单，以及仍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费用、政府财政结余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接管政权后，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年，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评：如此现代，当时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往天津游玩置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与临时政府的约定，许多章程、机构将被保留，袁世凯接管天津以后，据此将临时政府统治时期的许多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章程和机构保留下来。卫生局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其职员也被延聘，临时政府的卫生局长、一位法国军医此时被聘为顾问。

八国联军规定距天津二十华里内不能驻扎中国军队，但巡警不在此列，所以袁世凯参照西法在保定先后设立警务总局和警务学堂，训练新式巡警，为接收天津时做准备。他上奏朝廷说：“中国自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接管天津后，袁世凯便奏请在天津设立巡警总局，清廷当即准奏。他全盘承接了临时政府的警察制度和措施，巡警总局开始有警察三千余名，其中两千名是从保定巡警学校训练出来的，另外一千余名则是从临时政府手中接收的华人巡捕，此外，还留用了一些外国警官。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外警察最早出现在中国城市，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的“直隶新政”，最有成效、最为人夸赞的就是现代警务制度的建立。

历史在此刻似乎格外青睐袁世凯。它给李鸿章“分配”的角色是代表中国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结果是李遭万人咒骂；给袁世凯“分配”的角色却是从列强手中收回天津，袁得到的是万人称赞。而且，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了天津政权，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后，开始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洋新政”。

李鸿章

临时政府在两年多时间内的种种措施使天津城市的机构、体制、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无意中为袁世凯随后的新政打下了基础，搭好了框架。袁世凯从临时政府手中接过了一个已然开始“现代”的天津，袁顺势而为，雷厉风行，推行新政成绩显赫。“北洋新政”使袁的政治力量与政治影响空前强大。

庚子乱局中，袁世凯在错走一步就有身家性命之忧的危局中，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应付裕如，在北洋系的武卫前军、后军、中军、左军与八国联军的作战中或是全军覆没，或是被解散，或是损失严重所存无多的情况下，他的武卫右军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实力大大增强。

他的一些心腹在他的保举下任职北洋，日后成为他的“基本盘”。直隶拱卫京城，但防务已经形同虚设，急需新的军事力量镇守直隶、稳定社会秩序，此时只有袁世凯有此实力。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他反而在很短时间内就由巡抚高升为总督，而且是“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而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齐名并列，享有力挽狂澜的“四大督抚”之一的赞誉，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末政治力量最强的“北洋系”首领。在“东南互保”和收回天津的过程中，他与洋人密切打交道，其影响和势力开始深入到从前染指不多的外交领域，北洋新政更使他声誉卓著。

在许多大臣丧生的庚子之乱中，袁世凯不仅毫发未伤，反而在军事实力、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外交影响等各个方面大获其利，成为清末政坛权势最强的官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