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1900年权臣众生相之裕禄

来源: 云飞读书

本文选自雷颐老师的《中国切片》

裕禄：憨直的直督

直隶拱卫京师，地位重要异常。直隶总督，自然也重要异常，有总督之首之称。1870年直隶总督又兼北洋大臣，参与国家外交，权位更重，也更加重要。

李鸿章从1870年起到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二十五年间一直担任直隶总督。从1895年8月起，接任李鸿章担任此职的是为官稳重圆滑，有政坛不倒翁、“琉璃球”之称的老臣王文韶。1898年6月11日，维新正式开始，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矛盾骤然尖锐，权谋老辣的慈禧知道一场激烈的冲突、决斗即将来临，直隶总督至关重要，王文韶老迈圆滑，担负不起如此重任。因此，她将王高升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军机处，而在6月15日紧急任命她的心腹、年富力强的荣禄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9月20日，荣禄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他是政变成功最为关键、功劳最大的人物。政变成功几天后，荣禄在9月28日就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被慈禧选中接替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就是出身满洲正白旗的裕禄。

裕禄，字寿山，一直官运亨通，曾任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戊戌政变刚刚发生，就任命他为直隶总督，足见慈禧对他的信任和器重。直隶总督除了拱卫京师，还负有就近顾问之职，位高权重的同时就会更深地卷入朝廷的纷争、政争。政坛平静无事时，问题不大，一旦政治动荡，对直隶总督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是重大考验。裕禄恰是在政治大动荡的时刻，接任直隶总督。

戊戌政变后，朝局不仅不稳定，严重的问题反而一环紧扣一环，政治危机一起紧接一起。为废光绪而“己亥建储”，“建储”遇到强大阻力导致朝廷内外对是否支持、利用义和拳产生激烈争论。义和拳初起山东直隶边境，不久在直隶发展迅速。在朝廷内部意见不统一甚至完全对立，慈禧意见也一度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处理距离京城最近的直隶境内义和拳，是裕禄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1898年10月25日，山东冠县十八魁逼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众起事，树起“助清灭洋”旗帜，在冠县和河北威县一带反洋教，被认为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这种民变，山东、直隶两省官员极为关注。山东巡抚张汝梅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饬员率营前往威县会同弹压。裕禄接电后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命令解散，捉拿不肯解散的首领。

不久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采取宽容态度，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迅猛，并迅速向河北蔓延。对河北境内义和拳的反教事件，裕禄每次都毫不留情，派兵镇压，同时多次致电毓贤请派兵会同弹压。由于毓贤与裕禄在如何对待义和拳的执行政策上有相当不同，致使原起于山东、直隶交界的义和拳会，在山东得以兴起，在直隶则受挫不振。

但是，当袁世凯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采取剿灭态度，并且实施了一整套非常有成效的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方法，义和拳在山东难以立足，而裕禄的剿灭措施远不如袁得力，山东境内义和团又开始转向直隶发展。从策略上，裕禄与袁非常不同。吴桥县令劳乃宣有感于义和拳的迅速发展，写出《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并提出镇压义和拳的六条纲目：“一曰正名以解众惑”，“二曰宥过以安民心”，“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四曰厚兵威以资镇慑”，“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

这六条彻底取缔义和拳的做法，袁世凯完全赞同，向裕禄建议可将劳乃宣所禀惩办拳匪六条奏请旨准，而裕禄则认为不能完全如此，回电称：“近日查核拳匪情形，并无大伎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若如劳令所禀，张大其事，奏请明降谕旨，所虑民教结怨甚深，有所挟持，妄攀诬指，多生枝节，转非所宜。该令条陈六条，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谨以奉复。”他的做法是印刷《源流考》广为散发，尽力区分合法的“会”与非法的“匪”。

1900年1月11日，清廷明谕严厉镇压义和拳的袁世凯要区分“会”与“匪”的不同，要把习武练功以自卫身家的安分良民与滋事之“匪”区别开来，一改此前完全严厉镇压的旨意。袁世凯在执行中抓住“匪”大做文章，仍是严厉镇压义和团。但一直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的裕禄，回奏则是“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按朝廷要求区分“会”与“匪”谈何容易，这就为义和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随着义和拳的发展，裕禄也感到很难严格区分“会”与“匪”，特别面对义和拳迅猛发展、行为越来越激进的局面，他认为应当将其取缔。1900年5月初，朝廷有主抚派官员上奏反对将义和团“概行拿禁”，主张将义和团改为乡团，由政府加以控制。总署令裕禄、袁世凯等地方官复议是否可行。5月17日，裕禄回奏表示反对，认为神功法术不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持众生事，外人益有所借口”。但他与少数官员的公开反对，并未阻止朝廷主“抚”的倾向。

在主抚派的纵容下，1900年5月中下旬涞水高洛村发生大教案。附近几县义和拳民集中于此反教，七十余间教民房屋被烧毁，一些教民被害。裕禄得报后，马上派分统副将杨福同率兵前去镇压，没想到杨福同反而在5月22日被义和团设伏打死。裕禄这才认识到义和团的力量之强大，上奏朝廷，主张必须严剿义和团，指出“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民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持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创，必致顽梗者益肆强梁，被胁者难于解散”，“亟应添调营队，分布涞水、定兴、安肃、涿州一带……如敢再行抗拒，即严厉剿捕，以免致成巨患”。[26]他还提出了兵分三路的具体进剿计划，但未得到朝廷任何回应。紧接着，义和团向天津、北京进发，在高碑店等地毁铁道、烧火车站、毁电线杆等。裕禄认为事态严重，“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函商荣禄调兵前往镇压，荣禄应其所请，派聂士成部统领杨慕时前往保护铁路。

如果没有朝廷强大主抚力量的支持，事态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所以杨慕时出发时又接到了裕禄等人“勿得孟浪”、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抚剿并用，可抚则抚，不可则剿的方针。杨慕时将在外，按照自己的理解执行命令，认为先剿则易抚，所以在6月5日重创了义和团。但慈禧命令主抚派大员、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涿州等地考察义和团，刚毅命令杨慕时部停止军事行动，又会商荣禄将杨调走，退到保定。

作为直隶总督，裕禄力主镇压义和团，并且确有过严厉剿灭行动，想以此维持直隶平静。但朝廷政策左右摇摆，时剿时抚，他又时时顾忌朝廷旨意，时剿时抚，没有袁世凯那样完全执行自己意愿的能力。在他的左右摇摆间，义和团在直隶发展迅猛，形成他所恐惧的燎原之势。

列强于6月10日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乘火车从天津出发开向北京。慈禧在6月13日命令裕禄武力阻拦。虽然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随朝廷政策而左右摇摆，但他本人的意见却是主张坚决镇压。

此时主抚力量空前强大，但他在6月15日还上书朝廷，对赵舒翘、载漪等招抚义和团，以备抵抗外国进攻的主张表示反对。他对内外形势做了如下分析：“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

天津本京师门户，军火粮饷均储于此，尤为各军根本重地，一有疏失，则各军均无所恃，咫尺京畿，何堪设想！”“察探各国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继续派兵进京，既可以理商阻，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在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但形势急转直下，已无他做出选择的余地，身为直隶总督的他驻节天津，可说是处于战争前线的严峻地位。

6月15日，联军军官面见驻守大沽炮台清军守将，要求在17日深夜两点交出炮台，为清军拒绝。17日深夜两点，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同时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再次限令清军交出炮台。裕禄清楚清军肯定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同时已有大批义和团民在朝廷内主抚派支持下涌入北京、天津，天津已有数万人焚教堂、打杀洋人。在这种情况下，裕禄感到根本无法分兵剿办拳民，反而由于看到拳民决心抗击八国联军，表现英勇，于是决定招抚义和团。这时朝廷经过几次御前会议，已决定对列强“宣战”，同时下旨对义和团召集成团，借御外侮。

朝廷有旨，裕禄更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他亲自召见义和团首领，向朝廷上奏，力荐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王德成等义和团首领年富力强、志趣向上，可为所用，对他们待若上宾。

对义和团女首领黄莲圣母，他迎之入署，着朝服九拜，而圣母并不为所动，裕禄“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当他听说张德成有奇术可灭洋人时，急发官檄召张前来，张却不至，裕禄屡次发檄急催张来。张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忙命使八人舆礼，开启中门迎之。设席招待时，他对张躬身唱喏，亲自为其斟酒，并请为上座。

曹福田率众入城准备与联军血战时，“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敕？’”一些义和团民持义和拳名帖就可自入总督衙署，甚至与总督分庭抗礼。他还极力提拔义和团首领，曾先后保授张德成、曹福田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官府的粮饷武器、弹药军马，都向义和团敞开，任其取拿，甚至总督衙门和其他衙门的马匹，也让他们牵走。对死伤的团民给予抚恤，对立下战功的团民赏赐丰厚。如此礼遇义和团，不知他是为了激发义和团去英勇作战，还是向朝廷表示自己忠实执行了圣旨，抑或万般无奈中突然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功法术。

虽然清军与义和团英勇作战，但终不敌八国联军的先进武器，大沽炮台很快失守，天津不久失陷，裕禄率部退至杨村。敌军追至杨村，8月13日，裕禄在杨村战败后自尽，以死赎失城之罪。

虽然裕禄在天津浴血奋战，最终以死赎罪、以死报答朝廷。但急于向列强求和的朝廷，并不领情，反而在与列强议和时于1901年4月末对其“追夺官职”，取消了对他的所有封赐。似乎招募义和团、天津殊死抵抗，都是他的过错。其后的历史中，肯定、赞扬义和团者，因他曾经严厉镇压义和团而指责他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否定义和团者，指责他招募、信任义和团，相信并向朝廷夸大义和团战果，因此是庚子国变的罪人，死有余辜。

从1898年秋到1900年夏末，裕禄就任直隶总督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年。但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是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朝廷政策朝令夕改，而他忠于职责却缺乏定见，更拙于权变，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