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1900年权臣众生相之张之洞

来源: 云飞读书

本文选自雷颐老师的《中国切片》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策划“东南互保”，关键时刻残酷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危机过后，他的权位更重更高。当慈禧宣布欲行“新政”时，张之洞和刘坤一积极响应，联衔上了三道奏折，即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规划了“新政”第一阶段的实际纲领。

“己亥立储”的消息传来，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上海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大阿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

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

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会得罪慈禧。但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的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他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而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一时也举棋不定，于是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想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

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对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主剿。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时，张之洞致电荣禄，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月初，他又致电一位京官，说“辅清灭洋”的口号是会匪一贯策略，“若因此姑息，大误矣”！义和团“能避枪弹，更是谣言”，如果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大误矣”！

到6月中旬，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由于此奏中的意见与朝廷方针正相反对，所以刘、张事先曾反复电报磋商，字斟句酌。刘坤一起草的电稿原有劝朝廷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后改为张之洞提出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虽然实质仍是剿灭义和团，但语气和缓了许多，“后抚”之说照应了朝廷的政策、并未完全否定朝廷支持义和团之举，不使朝廷产生臣下忤逆的感觉，可能更易为朝廷接受。此奏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张之洞专门电刘，要其加上的：“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强调：“机变甚速，间不容发。”

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虽然朝廷在6月17日收到刘、张电奏，得到主和派官员强烈反响，但最终无法改变慈禧向列强开战的决心。

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刘坤一、张之洞认为大祸临头，但还想做最后努力，便联络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西巡抚及长江巡阅水师大臣联衔电奏朝廷，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滥杀中外无辜、“华洋均受其害”，所以“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布满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

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对各国政府道歉，对6月11日被清军杀害原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一事“优加抚恤”。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为了自己的权力，慈禧向来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在权争中总能获胜。而且，她把“中国”“大清”和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对她来说，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注：是否会联想到普京）因此，为了一己之权，她故伎重演，以为仍可获胜，把中国乃至清王朝都作为赌注，押上了一场明眼人皆知必输无疑的赌局。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刘坤一、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张之洞闻讯大惊，知道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与刘坤一商量就自作主张以与刘联衔的名义给荣禄发电，请求荣禄设法保护各国使馆，将使馆人员安全转移到天津，如此以后有议和、谈判的可能。他强调，能救使馆一个人即减祸一分。他还数次与其他督抚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太后极力保护各国使馆。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

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中经过汉口时，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来。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

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

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两万人，分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的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按计划于9日起义。

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孤军奋战，被镇压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遂决定于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原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

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却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两千名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时间内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在慈禧、光绪最终谁能掌权的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能贸然行动。（评：如此心思，香帅终不过是传统一官僚。）

局势很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共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

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却故意含糊其词、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着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连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冷静而冷酷的决断。他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唯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清王朝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其实非常有限，甚至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之门正在迅速关闭。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

这种种变化，都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阶梯。

在这种情况下，当获知慈禧1901年1月29日宣布欲行新政的“上谕”时，张之洞对慈禧在如此短时间内几乎是180度的大变化，不能不深有疑虑，不知她是真心还是假意。所以，内心一直要变法、行新政的他并未立即积极响应，而是小心谨慎地打探虚实。

经过一番探听，他得知此谕确得慈禧首肯，才开始积极行动。不过，正当他满怀希望时，又从几个渠道得知慈禧强调新政不得偏重西法，他又大惑不解，在给友人的信函、电报中，他提出如果“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强调新政“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中国将“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

所以，他又要心腹探明“究竟此事慈意如何？”后来，心腹复电劝他可以实际行新政，但“不必拘定西学名目”，因为慈禧等人对“西学名目”深为反感，否则将“授人攻击之柄”。对此，张之洞在复电中大发感叹：“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的结论是：“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评：由此看劝学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非他真实想法，不过是媚上之作。）

有此信息，张之洞的行为更加慎重。他在与其他大员的信中坦承自己的策略，在观念上必须认识到变革只能“以仿西法为主”“非变西法”“必变西法”，但措辞上则在“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这两句上大做文章，因为“新政上谕”中也说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他进一步提出，不妨准备两个奏折，一折提出一些比较彻底的以学“西法”为主旨的具体措施，而另一折的主要内容则是变革中国旧法，略加整顿、稍为变通即可，以备前折被朝廷否定之用。

但他还是强调，应冒风险努力说服朝廷接受第一折：“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因为：“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

权重一时的张之洞都如此谨小慎微，其他总督、巡抚更是如此。的确，这些久经宦场风波的大员们面对朝政如此剧烈的改变，都不敢轻易表态，更不敢轻举妄动，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很可能还有身家性命之险。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东南各省督抚要互相商量，互通声气，复奏基调一致，共担责任。此议一出，得到东南各省督抚热烈响应，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就有此意见，早就先后致电张之洞，要他先拟大纲供各省参考，自然对此更加积极。一时间，东南、西南各省再加山东、陕西、山西三省巡抚等共近二十位地方大员间函电飞驰，你来我往，商量大纲，斟酌字句，热闹非凡。此时，早已超过了“新政上谕”要求两个月复奏的期限，亦可见各大员的确小心谨慎。

此事正在紧锣密鼓之际，袁世凯突然得到消息，朝廷并不同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强调要单衔上奏。经过一番考虑商量，张之洞分别致电原先联络过的各督抚，要他们单衔上奏。不过，他提醒说虽然是分别上奏，但应互通声气，大意应当相同，论调应当一致，以显公论。

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却坚持要与张联衔上奏。可能考虑到地方大员中只有刘与自己是新设立办理新政的“督办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处大臣，张同意与刘联衔上奏。经过二人反复斟酌、磋商，他们联衔在1901年7月中旬连上三折，对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第二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第三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连所附《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共计四万余言，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概言之，“三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必须“人才为先”，因此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实质内容是逐渐取消科举，大办新式学校。第二是对中国旧法的“整顿变通”，提出了十二条措施，实质内容是革除吏治、刑狱、军制方面的弊端。第三是学习西方，共十一条，这部分内容最重要，有派留学生，发展新式工商业、邮电、交通运输业和农业，制定现代各专门法规，翻译“东西各国书”，等等，核心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学习西方。

三折上达，慈禧太后在8月20日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事实上成为“新政”的纲领。直到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措施，大致不出此三折内容。

从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到上奏行新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时不满一年，从中可以看到重臣张之洞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可以看到他的开明、谨慎与谋略，可以看到在新旧矛盾间众大臣的动向，可以看到朝廷变革的被动与无奈，可以看到维新派渐趋激烈的变化。这一切，都折射出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