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遗少: 1918年以来的德国君主主义(一)

来源: 陆大鹏Hans

2011年，德国新闻杂志《焦点》（Focus）委托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Emnid在德国作了一次关于君主制和贵族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的受访者希望德国能有类似英国的君主制。十四岁到二十九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是14%。[1]

21世纪初的德国是全世界最稳固、最繁荣的自由主义民主共和国之一，竟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君主制抱有憧憬或怀旧，有点令人意外。当然这些人未必全是硬核的君主主义者。不过，自1918年帝制灭亡以来，德国君主主义的潮流一直存在。经历了群魔乱舞的魏玛共和国、万马齐喑的纳粹统治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两德时期，这股潮流有过昙花一现，受过残酷镇压，但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坚持着。前朝旧人已经辞世，但遗老遗少仍然在德国存在。他们经历的风风雨雨，很能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德国史。而这段历史里最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德国君主主义为什么失败？帝王为什么始终不能在德国复辟？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去审视威廉二世退位、帝制崩溃的那个时间点。

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纹章

走向共和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以屈辱的条件退出战争。德国得以将大批部队从东线转往西线，希望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胜仗，迫使西方盟国议和，争取到对德国有利的和平条件。这就是此时德国的实际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通过胜利取得和平”的战略。

然而1918年春季德军寄予厚望的西线攻势大败，丧失大片土地（不过主要是在原先的敌国境内，尚未波及德国本土）。德军的预备队消耗殆尽，无力再战。同时美国不断向欧洲输送新的生力部队。从军事的角度，鲁登道夫相信德国必败无疑。9月29日，鲁登道夫向皇帝威廉二世报告，他无法保证继续维持前线二十四小时，请求皇帝准许向协约国求和。他还建议修宪，实施改革，将政权移交给当时议会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属于温和左派，受到鲁登道夫和皇帝等右派的敌视）。鲁登道夫这么做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保护军队的名誉。“背后一剑”（Dolchstoßlegende）的传说就这样诞生了。后来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右派大肆宣传，德国输掉一战非战之罪，是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出卖了国家。这些背黑锅的人被称为“11月罪人”。鲁登道夫和军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

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接管政府。10月28日，议会正式确定修宪。然而此时德国内部已经陷入混乱，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国的政体已经从君主立宪制变成了实际上的议会制国家。皇帝主动把权力交给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议会。随后政府按照鲁登道夫的建议，向协约国求和。

然而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交涉并碰壁之后，鲁登道夫改了主意，要求取消议和，让德军继续作战。但大厦将倾，德军内部发生很多哗变，军队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继续打仗。全国各地发生动乱。极左、中左、中右和极右各种势力群魔乱舞。为了防止极左势力掌权从而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为了掌控这场“11月革命”，为了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皇帝（以免他成为各种敌对势力的靶子），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于11月6日请求皇帝退位。

皇帝拖延了几天。他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压力太大所以必须放弃德皇的身份，但还抱有幻想，希望保住普鲁士国王的位子。埃伯特在11月7日说：“如果皇帝不退位，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我不希望发生革命，我对革命恨之入骨。”[2]他打算亲自去当时德国陆军大本营所在地，比利时的斯帕，去拜见皇帝，劝他退位。但局势发展太快，超出了埃伯特的预期和控制范围，柏林爆发了动乱，极左派发动起义。为了控制局势，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于11月9日下午在没有得到皇帝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在柏林单方面宣布皇帝退位、皇储也放弃继承权（许多天之后才得到皇帝和皇储的书面确认）。当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就是我们熟知的魏玛共和国。不久之后，极左翼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也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

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1914年

出逃的皇帝

以上是皇帝退位、帝制覆灭的基本时间线。那么皇帝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呢？11月9日，还没有得知马克西米利安宣言的时候，皇帝对随从说：“孩子们，拿起武器！”[3]他似乎斗志昂扬，但针对谁战斗呢？革命者？“出卖了帝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协约国？皇帝的心情肯定是非常复杂的。

然而得知马克西米利安宣言之后，皇帝就带领随从乘火车出逃，第二天清晨踏上了荷兰领土，一去不复返。

谈到复辟的可能性，就要问：除了仓皇出逃之外，皇帝有别的路可走吗？

绝大部分右派，包括贵族，相信他原本有三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选择，而他一个都没选，而是作了第四个，也是最坏的决定。正因为此，复辟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在帝制的最后几天，在小镇斯帕，皇帝和他身边的军官、外交官与侍从武官激烈地探讨着他的三个选择。首先，按照首相马克西米利安的主张，皇帝应当“及时”退位，这样还有保存君主制的一线希望。首相派普鲁士内政部长威廉·德鲁斯博士（Wilhelm Drews，1870—1938）去见皇帝。德鲁斯在11月1日向皇帝汇报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尽快退位。皇帝当场断然拒绝，并豪情万丈地说：“我要用机枪在石子路上打出给你的答复。即便把我自己的皇宫炸烂，也必须维持秩序！”[4]

德鲁斯等人苦苦哀求，说皇帝如果不退位，那么柏林可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皇帝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选择：“那么我就亲自带几个师向柏林进军，把叛徒全部绞死。到时候看群众是不是站在皇帝和帝国这边！”[5]“若有必要，把柏林城都炸烂。”[6]

主张皇帝率军回国镇压革命的，在高层圈子里大有人在。“德国皇储”集团军群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Friedrich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7]是坚定的保皇派。他坚信，此时仍然有办法集结一些忠诚可靠的部队，撤回本土，向柏林进军，武力镇压革命。好几位将领支持舒伦堡的想法。舒伦堡声泪俱下地恳求皇帝“上前，到我们当中来”[8]，去打一场内战。而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傀儡的皇帝，此时也有一个机会去摆脱傀儡状态，真正做一次大事。

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

那么皇帝亲自率军镇压革命，是否可行呢？在11月8日和9日的陆军大本营军事形势报告会上，军需总监（实际上是陆军总部的一号首长）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对德军状态的评估非常悲观。格勒纳冷静地指出，此时军官对部队的控制力已经很弱，无法约束和有效地指挥士兵；部队已经不愿意跟随皇帝，所以用陆军来镇压革命是办不到的。[9]陆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是陆军最高统帅）兴登堡赞同他的分析。皇帝征询了大本营三十九位将领和高级军官的意见，大多数人相信，军队已经不可靠。

1918年12月初，撤回国内的德军

与此同时，柏林政府不断打来电话和发电报催促皇帝退位，随后马克西米利安首相又单方面宣布皇帝和皇储都放弃了皇位。兴登堡想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和被处死的悲剧，以及几个月前俄国沙皇全家的悲惨结局，没有勇气支持舒伦堡的计划。他提议皇帝逃往仅仅50公里之外的荷兰王国。最后皇帝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很多贵族相信，皇帝原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可以去死。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时刻，皇帝应当亲自上战场，向协约国军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轰轰烈烈地战死。这样才能捍卫君主制的威望，让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国生存下去，并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象征符号。

按照格勒纳的记述，他在斯帕曾主张“皇帝立刻上战场去求死。皇帝充满英雄主义的壮烈牺牲能够一下子改变政治局势。或者即便他没有阵亡而只是负伤，民意也极有可能转变到对皇帝有利的方向。后来陆军总部的一些较年轻的军官接受了我的想法，表示愿意与皇帝一同赴死”“……在我看来，皇帝应当上战场，就像他的伟大祖先在类似的绝望形势下会做的那样”。[10]格勒纳甚至还和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Joachim von Stülpnagel，1880—1968）一起做了安排皇帝壮烈牺牲的准备工作。他们打算在前线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段，并寻找愿意陪皇帝最后一程的志愿者，最后让皇帝亲自率领这些死士向敌人发起攻击。确实有很多人愿意与皇帝一起慷慨赴死。德军驻比利时总督，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Ludwig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44—1936）据说曾在皇帝面前发誓：“请陛下保持坚定，为了您，我们都甘愿一死！”[11]海军总部的高级军官构思了更靠谱的方案：让皇帝登上一艘旗舰，在海上发起自杀式攻击，与军舰一起沉入大海[12]，这样可以避免皇帝没有死却被俘的尴尬局面。不过格勒纳说，他是符腾堡人，不适合向皇帝指明这条路，这应当是普鲁士将军们的使命。但显然没有人直接向皇帝提出这个建议。

威廉•格勒纳

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将军

不止是大本营的这些狂热军人，其他方面也有人主张皇帝以死谢天下。曾任首相的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早在1918年10月就主张皇帝参加“最后一战”，“亲自拔剑参战”。[13]不过米夏埃利斯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的时候也没敢说出来。御前枢密幕僚（Geheimes Zivilkabinett）的最后一位主管，弗里德里希·冯·贝格（Friedrichvon Berg，1866—1939，后来曾任德国贵族协会主席）也在回忆录中说，皇帝待在军队里，不应当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皇帝应当亲自上前线，并待在前线，而不是躲在后方。“生命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有荣誉、君主制和祖国。”[14]就连皇帝曾经的好哥们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Philipp zu Eulenburg，1847—1921，因同性恋丑闻而失宠）也觉得，皇帝错失了挽回自己颜面、挽回帝国体面的最后机会：“既然国王的大业已经瓦解，那么国王只能上前线，而不是逃往荷兰！只有上前线，才能维护他的王朝的荣誉。也许通过他作为军人的牺牲，能够巩固王朝的荣誉。或者他可以待在柏林，带领仍然忠诚的部队，去尝试镇压叛乱。不管兴登堡怎么说，都没有别的路！”[15]

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1932年

弗里德里希•冯•贝格

皇帝曾经的好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同性恋者，1906年

皇帝不肯及时退位，没有勇敢地镇压革命，也没有以死挽回荣誉，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年纪较大的贵族们相信，皇帝本人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但他身边簇拥着软弱无能的谋臣，这些人怂恿和背叛他，诱骗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贵族相信，皇帝这么做是临阵脱逃，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国后半期，贵族圈子（尤其是下级贵族）里就对威廉二世有诸多批评和不满（比如批评他拉拢和勾结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忽视了贵族的利益），而当逃兵的皇帝的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而且不仅仅是当逃兵，皇帝还食言了。他曾多次向不同人承诺，要与军队待在一起，绝不抛下官兵，哪怕死路一条。侍从武官西古尔德·冯·伊尔泽曼（Sigurd von Ilsemann，1884—1952）回忆，皇帝曾说：“只要我身边的先生们还有几个人对我忠诚，我就和他们一起死战到底，哪怕我们全都战死！我不怕死！我要留在这里！”[16]舒伦堡伯爵也有这样的回忆：“我对陛下说：‘请亲自领导军队……请您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和军队在一起。’陛下向我道别时说：‘我会和军队在一起！’我亲吻了他那亲爱的、坚强的手，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么煽情的场面其实很空洞。皇帝对自己的长子也有过承诺：“我要留在这里，和忠于我的人们在一起！”君无戏言，然而皇帝轻而易举地背誓了。广大贵族对威廉二世的恶评和鄙夷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右翼人士和准军事组织领导人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和贵族的立场。他后来娶了一位侯爵小姐，也算进了贵族圈子[17]。他说，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11月有两个选择，要么“率领几个近卫团向柏林进军，彻底粉碎赤匪”，要么“手执利剑，战死在通往自己宝座的台阶上”。1919年，有传闻说协约国打算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埃尔哈特和其他一些旧军官安排了计划，打算突袭皇帝的流亡地，将他救走。这时他对皇帝还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开谴责皇帝在危急关头背弃了德国，背叛了贵族和人民。还有一群年轻贵族军官也公开表态：“从此我们应当将君主制和具体的某位君主作严格区分，因为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18]

赫尔曼•埃尔哈特在1920年卡普政变期间

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挖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发现类似上面的情感表达俯拾皆是。这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沉重打击。皇储的副官路易斯·米尔德纳·冯·米恩海姆（Louis Müldner von Mülnheim，1876—1945）早在1919年就断言：骄傲的“君主威严”竟落到了这样可耻的结局，这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可怕的损害”。[19]贵族地主和骑兵军官威廉·冯·奥彭-托尔诺（Wilhelm von Oppen-Tornow）在1925年的日记里写道：“德国的所有君主未经一战便放弃了宝座，这是无与伦比的奇耻大辱！……第一个跑路的皇帝罪责最大！”[20]

既然威廉二世的形象已经难以修复，那么他的长子皇储威廉的形象怎么样呢？如果他能保全体面的话，霍亨索伦家族和君主制是不是还有希望？

1922年，皇储威廉写了本回忆录，把自己在帝制最后岁月里的表现描绘得爱民如子、坚定勇敢。不过回忆录其实是多个写手为他捉刀代笔的。在1918年11月9日前后这几天，威廉皇储的表现并不比父皇强，甚至更糟。有传闻说，在国家危亡的这几天，他没干什么正事，而是和几个法国娼妓玩乐。皇储的荒淫放荡在贵族圈子里人人皆知。舒伦堡在战后有几年对皇储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艰苦岁月的磨砺能让皇储成熟起来，成长为一个“真正严肃的人”。[21]然而舒伦堡渐渐大失所望，后来说：“皇储在民众当中最有名的一点，就是他写了这本书，而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写的。这让我感到恶心。”他还说：“如果德国知识分子知道了皇储的真实面目，会造成巨大的反弹。皇储的角色就完蛋了。”施蒂尔普纳格尔也有同样的担忧：“德国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人当君主。如果没有的话，霍亨索伦的皇帝梦就破灭了。”[22]

末代皇储威廉

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的糟糕表现，违背了德国贵族的传统价值观，粉碎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所以在贵族乃至广大民众当中，君主主义变得非常边缘化和不流行。而即便在出于怀旧、守旧和敌视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义的少数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复辟。这些君主主义者在原则上主张德国应当有君主制，然而内心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威廉二世及其儿子卷土重来，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只能是一种有气无力的思想，很难有实际的支撑、切实的目标和可行的事业。君主主义组织“保守派主要协会”（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金[23]（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会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却不肯说威廉二世或者皇储的名字。[24]德国贵族协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简称DAG）在1926年一次会议的决议是：“威廉二世皇帝不是能得到大家认可的君主人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他的已成年的儿子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目前我们的希望在皇储的长子身上。”[25]

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

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有至少三个皇位觊觎者：威廉二世、皇储威廉和皇长孙威廉。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些霍亨索伦皇朝的遗老遗少组建了一些君主主义组织，不过都不成气候。

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都是君主主义政党。不过他们嘴上说着君主主义的言辞，吃饭时向皇帝或皇朝敬酒，却没有真正的复辟计划，更谈不上实践了。

1918年11月9日，也就是皇帝退位的当天晚上，右翼作家汉斯·普法伊费尔（ErnstPfeiffer，1876—1942）在柏林建立了“正直者联盟”（Bund derAufrechten），该组织的宗旨就是君主主义和反犹，到1919年有超过1000会员。在其第一次大会上有140名来自普鲁士的代表参会。“正直者联盟”网罗了不少有名的政客、军人和贵族，如普鲁士王子埃特尔·弗雷德里希（Eitel Friedrich von Preußen，1883—1942，威廉二世的次子）、奥斯卡王子（Oskar Prinz von Preußen，1888—1958，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1853—1934，陆军大将，曾任陆军部长）、库诺·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Kuno Graf von Westarp，1864—1945，国会议员）等。兴登堡总统的女婿，普鲁士地主和军官汉斯·约阿希姆·冯·布罗肯胡森（Hans Joachim von Brockhusen，1869—1928）是“正直者联盟”第一任主席。[26]1922年，“正直者联盟”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举办了“普鲁士大会”，有3000人参加。此时“正直者联盟”有60个地方分支，约2.5万会员。这些活动当然引起了共和国政府的注意。这年6月，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被右翼分子刺杀。共和国政府借此机会对形形色色的右翼和反共和国派系进行调查和镇压。“正直者联盟”虽然与这起刺杀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也被查禁。该组织的半月刊《正直者》（Der Aufrechte）第26期在拉特瑙遇刺之前刚刚出版，也被查抄。“正直者联盟”的若干单位继续活动，直到1934年被纳粹党彻底解散。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曾经的“正直者联盟”成员海因里希·冯·马森巴赫男爵（Heinrich Freiherr vonMassenbach，？—1962)找到了几位老伙伴和一些新的志同道合者，组建了一个新的君主主义协会“传统与生活”（Traditionund Leben）。

“传统与生活”组织的徽记，即第二帝国皇冠

“忠皇青年团”（Kaisertreue Jugend）是魏玛时期的一个遗少组织，1922年成立，主要在柏林活动，定期去荷兰多伦宫（Huis Doorn）拜访在那里过流亡生活的老皇帝，并向皇帝介绍组织的新成员。1934年，“忠皇青年团”被纳粹党查禁。二战结束后，部分“忠皇青年”加入了“传统与生活”组织。

多伦宫，皇帝陛下在荷兰的流亡住所

有一个主要侍奉老皇帝本人的君主主义组织是“园艺组织”（OrganisationGärtnerei），1924年建立，1928年解散。[27]

一战结束之后的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队”（主要由一战老兵组成）也有君主主义的色彩。它极力反对民主制，反对共和国，但在1934年被纳粹党强迫吸纳进了冲锋队。

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三任总理（任职时间1930—1932）、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是德国历史上的争议人物，有人说他是魏玛民主的最后捍卫者，也有人说他葬送了魏玛民主。他反对共产党，也反对纳粹党。他任总理期间德国国内政治极其动荡，又赶上大萧条，经济衰退，而他的经济政策不受欢迎，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带来很多困苦。他禁止共产党的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Frontkämpferbund），也禁止纳粹党的冲锋队。他最担心的是兴登堡总统活不了多久，而他一旦去世，呼声极高的希特勒很可能成为他的继承者。

1932年的总统大选，布吕宁为兴登堡拉票

根据布吕宁去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他在1932年，也就是受到纳粹的压力极大的时候，为了阻止希特勒掌权，曾做过孤注一掷的最后努力，企图复辟帝制。他打算让国会取消1932年总统大选，延长兴登堡的任期，然后宣布恢复君主制，由兴登堡担任摄政者，并推举皇储威廉的某个儿子来当皇帝。不过新的霍亨索伦皇朝将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实权掌握在国会手里。布吕宁自称已经说服了大部分主要政党（除了纳粹党、共产党和一些民族主义者），所以他的计划很可能成功。然而兴登堡虽然是君主主义者，却拒绝支持布吕宁，因为他坚持要求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来复辟。布吕宁告诉他，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都不会接受威廉二世。兴登堡大怒，迫使布吕宁辞职。[28]于是复辟计划不了了之。

得罪了纳粹党之后，布吕宁逃往英国，后来去了美国，最后在哈佛大学当政府管理学教授，在美国去世。他这部回忆录被历史学家认为不太可靠，而他复辟帝制的努力也没有旁证，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这么做过。

威廉二世的皇帝旗，上有格言：上帝与我们同在

对皇室的失望，让贵族寻找新的领袖

既然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不成气候；既然皇帝和皇储都是逃兵和软蛋，没有能力和资格继续领导德国；既然贵族、右派只是暂时与共和国有合作，骨子里仍然敌视共和国与民主制，那么问题来了，德国应当往何处去？贵族们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思考。

皇储威廉在1924年表示：“只有一个独裁者才能把德国这辆破车从屎坑里拉出来。”我们不知道皇储说的独裁者指的是不是他自己。但在贵族眼里，他肯定不是这样的英雄。铁杆的霍亨索伦保皇派舒伦堡伯爵说：“只有一位泰坦巨人，才能掌控当前的局势。而目前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这样的伟人。”[29]

既然缺少值得尊重的新皇帝人选，大部分贵族又不接受共和国，贵族们就非常需要新的领导者，新的领袖，也就是新的“元首”。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著的标题，这就是对贵族而言的“从国王到元首的”转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大幅度转变。贵族渴望、呼吁和需要一个新型的领袖。尤其在普鲁士贵族当中，这种思想相当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那么贵族渴望的新型领袖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现成的样板：墨索里尼。安德列亚斯·冯·伯恩斯托夫-威登多夫伯爵（Andreas v. Bernstorff-Wedendorf）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出现一位独裁者，我们才有救。他要用铁扫帚横扫这些国际寄生虫无赖。要是我们像意大利人一样，有一位自己的墨索里尼就好了！”[30]他这里的“国际寄生虫无赖”指的就是魏玛时期德国右派（包括贵族）眼中的敌人：英法资本主义、俄国共产主义，以及本土的社会民主党，当然还有犹太人，因为前三者包括了太多犹太人，至少在反犹主义者眼中是这样的。

墨索里尼成功地建立了新秩序，把意大利的旧精英（王室、贵族）与新精英（法西斯党）融合起来。这对在共和国体制下无所适从、如坐针毡的德国贵族来讲，似乎也指出了贵族阶层的出路。欣赏墨索里尼，是当时德国贵族当中常见的现象。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4—1954）甚至专门在1931年与著名的右翼军官和军火商瓦尔德马·帕布斯特[31]（Waldemar Pabst，1880—1970）一同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组织学习班和讲座，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希望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还经常组织大家去意大利实地调研。到1933年，该社团共有329名成员，四分之一以上是贵族，包括皇储威廉。[32]这个社团把很多右派人士聚到了一起，包括钢铁大亨弗里茨·蒂森和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博士等人，其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纳粹党。[33]

君主主义的瘫痪，让很多贵族做好了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位强有力的墨索里尼式独裁者，即便这位独裁者出身草根。希特勒得到很多贵族欢迎和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扮演霍亨索伦皇室无力扮演的强大领袖角色。那么，纳粹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