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遗少: 1918年以来的德国君主主义(二)

来源: 陆大鹏Hans

纳粹对君主主义的态度

1933年3月21日是所谓“波茨坦日”。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精心策划下，刚刚上台的纳粹党在普鲁士小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这个回荡着普鲁士和第二帝国光辉历史的地点，“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灵柩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用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的话说，这一幕把普鲁士的神性赋予了希特勒。[34]此时希特勒虽然已经当上德国总理，但他的权力还不稳固，纳粹党还没有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他还需要与国防军和普鲁士的保守派旧精英合作，比如兴登堡总统这样有君主主义思想的人。所以希特勒在身穿笔挺军服、胸前佩戴许多勋章、伟岸挺拔的兴登堡元帅面前俯首，显得谦卑而恭敬。“波茨坦日”仪式象征着纳粹党与国防军和普鲁士旧精英缔结了联盟。这个联盟一直维持到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往希特勒的会议桌底下放炸弹的那一天。

波茨坦日，希特勒在兴登堡面前显得很谦卑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1916年后是德国的实际统治者

戈培尔天才地剽窃和借用了普鲁士王国与第二帝国的光辉遗产。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六十二年前的这一天，俾斯麦宣布成立第一届帝国议会。驻军教堂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士兵国王”）为军人修建的，也是为自己准备的墓地。教堂的塔尖没有十字架，只有普鲁士的雄鹰；教堂内没有圣人画像，只展示兵器、军号和普鲁士陆军各团的军旗。[35]仪式中演奏的音乐都是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皇室常用的曲子。流亡的老皇帝没有出席，但给他留了位置。兴登堡还举起元帅权杖向皇帝的空位子敬礼鞠躬。皇储、皇次子（埃特尔·弗雷德里希）、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皇五子（奥斯卡）都参加了典礼，接受兴登堡和希特勒的检阅。兴登堡还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棺木敬献花圈，在演讲中也呼吁大家“回想起老普鲁士……愿这个光荣地方的古老精神，也鼓舞我们今天的人……”[36]

就这样，希特勒对皇室和皇朝历史作了选择性的、实用主义的借用。但在《我的奋斗》里他清清楚楚地表达过对君主的态度：“他们[德国统治者们，以皇帝为首]如惊弓之鸟一般逃窜，看到红袖章就惊慌失措、溜之大吉，火速把帝王之戟换成散步手杖，系上资产阶级的领带，摇身一变成了爱好和平的市民！……这样的骑士只能丢掉王位，却没有本事挣得王冠。……大厦开始晃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吹走了。”[37]这应当更接近希特勒内心的真实想法。

纳粹党的宣传机构有时也运用类似上面的说法来攻击和抹黑旧权威。这是纳粹党对贵族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纳粹党既要借用贵族的力量，又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群众运动自居，敌视代表着封建社会等级制的贵族，主张建立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民族共同体”。曾任农业部长的纳粹理论家理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1895—1953）可能是党内最敌视贵族的人。他在1934年说：“这些人[流亡的君主]在人民最危急的时刻背弃了人民，我们为什么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我们农民对领导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爱我们，好好地领导我们。”[38]达雷甚至主张，如果皇帝回来，要把他送上纳粹党的人民法庭。

纳粹理论家理夏德•瓦尔特•达雷

纳粹党对君主制和高级贵族“怯懦”的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内容和广大（下级）贵族对君主制的批评差不多：威廉二世的临阵脱逃，意味着他已经没有资格当领袖。[39]

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对纳粹的态度

如果说纳粹对君主主义的态度是利用和排斥，那么保皇派对纳粹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信奉君主主义的贵族当中，对纳粹党抱有幻想的大有人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严厉批评过临阵脱逃的德国君主，但对未来的德国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却表达得模棱两可，说这不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需要“相机而动”。[40]在1934年正式查禁君主主义组织之前，纳粹党高层虽然有达雷那样明确敌视贵族和君主制的人（并且达雷很快就失势），但还是对君主复辟的问题很暧昧。这就足够吸引很多有君主主义思想的贵族投到纳粹门下。

有的贵族幼稚地相信纳粹也是君主主义运动。舒伦堡伯爵在1929年说：“我觉得目前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经入党的舒伦堡居然还说：“希特勒是君主制的关键所在，这毋庸置疑。”[41]1933年秋季，退役陆军中将奥古斯特·冯·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兴登堡请愿，说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岁生日，给皇帝最好的生日礼物莫过于帮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说，纳粹思想和君主主义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不死的元首，也就是世袭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和他身边的人显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现实，告诫克拉蒙，复辟的时机尚不成熟。[42]

也有的贵族心里敌视或厌恶纳粹，但幻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复辟君主制。换句话说，这些贵族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样，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纳粹操控于股掌之间，如天主教贵族和中央党政治家弗朗茨·冯·巴本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43]更有不少贵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写信给流亡的老皇帝时落款“陛下最恭顺最忠诚的仆人”，给纳粹党领导和党卫军同志写信时落款“希特勒万岁！”[44]

那么霍亨索伦家族自己对纳粹的态度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话题，叙述最详细专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939—2015）是霍亨索伦族长路易斯·斐迪南（1907—1994）的儿子，也就是威廉二世的曾孙。他于1984年发表的历史学博士论文题为《霍亨索伦家族与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个话题，他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毕竟大量的文献资料就在他自己家里。不过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批评这篇论文，认为它对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的关系作了粉饰，刻意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几位重要成员（皇储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间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内、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积极支持纳粹的丑行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着重写霍亨索伦家族反纳粹的一面。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是贵族“选择性记忆”艺术的表现。[45]

威廉二世，1915年

在赫米内等人的牵线搭桥之下，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与纳粹有过一些接触。赫尔曼·戈林曾两次到多伦宫拜访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鲁的餐桌礼仪，但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不能说明皇帝是反纳粹的。[46]威廉二世通过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Magnus von Levetzow，1871—1939，海军将领和警官）和“宫廷事务总管”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Leopoldvon Kleist，1872—1946）与纳粹政权保持紧密的沟通。莱韦措还在皇帝的许可下成为纳粹党员和国会议员。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为首的霍亨索伦家族实际上一直明确地把寻求与纳粹合作当作自己的主要战略。[47]皇室对纳粹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纳粹的帮助复辟，一直到这种希望破灭之后，霍亨索伦家族才与纳粹拉开了距离。1932年12月，皇帝与莱韦措绝交。

希特勒上台之后，皇帝通过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询问复辟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辞，说恢复君主制是可能的，不过只能恢复霍亨索伦皇朝，不能恢复其他邦君的地位；复辟的时间还不能确定，必须等战争打赢之后再说。再往后，希特勒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对君主主义也越来越敌视。他说，德国的任务是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而无论是作为机构的君主制还是作为个人的皇储都不够坚强，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伟大任务。在1934年2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纳粹高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达雷干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说自己的使命是惩罚11月罪人和重建国防军，这工作需要十二到十五年时间，请德国君主们不要再来烦他。[48]

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岁生日，君主主义者在柏林举办庆祝活动，不料遭到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打砸抢。希特勒趁机宣布禁止所有的君主主义组织。君主主义贵族们显然没想到党的拳头会打到自己身上来。即便他们胸前戴着党徽，也仍然遭到冲锋队暴徒的殴打。[49]身为柏林警察局长的莱韦措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暴力活动。渐渐地，一些普鲁士保皇派走到了纳粹的对立面。

在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和施陶芬贝格伯爵领导的反纳粹密谋集团中就有一些君主主义者和普鲁士的遗老遗少。格德勒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按照计划，刺杀希特勒和政变成功之后，他将成为德国总理。他本人是君主主义者。1940—1941年冬季，格德勒花了很多时间与同谋者（路德维希·贝克大将等）讨论，一旦政变成功，霍亨索伦家族的哪一位成员应当成为皇帝。格德勒反对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来，觉得他不是合适的君主。格德勒还反对皇储威廉，因为他贪恋女色、嗜酒贪杯，是个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并且公开支持纳粹。[50]他支持皇五子奥斯卡。另一种路线是推举皇储威廉的次子路易斯·斐迪南为皇帝[51]。

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卡尔•格德勒

和布吕宁一样，格德勒主张的也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皇帝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守护宪法和代表国家”。[52]密谋分子甚至准备好了复辟的宣言。然而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密谋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皇孙路易斯·斐迪南早在30年代就与反纳粹密谋集团有联系，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和审讯[53]。普鲁士王室的全权代表库尔特·冯·普莱滕贝格男爵（Kurt Freiherr von Plettenberg，1891—1945）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好友和密谋集团内层圈子成员，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为了避免泄密和保护同志，在提审过程中一拳打倒警卫，跳窗自杀。看来君主主义者不乏有血性的斗士。

蓝白梦想：巴伐利亚君主主义

霍亨索伦皇朝复辟梦想的障碍，不仅有纳粹党、左翼和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自己，还有德国其他地方性的君主主义思潮，其中最强势的要数巴伐利亚王室维特斯巴赫家族的拥护者。

他们强大到足以让普鲁士君主主义者担忧的程度。皇帝逃往荷兰之后，普鲁士王储身边的谋士惊慌失措地注意到，巴伐利亚有人公开宣称：“维特斯巴赫家族应当接过帝国的战旗！”[54]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 Kronprinz von Bayern，1869—1955）说，鲁登道夫在1921年12月向他表示：“现在是决定大局的时刻，我身后有一支特别强大的力量。不管是霍亨索伦，还是维特斯巴赫，谁伸手，这支力量就是谁的。”[55]

巴伐利亚的鲁普雷希特王储

鲁登道夫如果真的这么说过，那么他相当看好维特斯巴赫家族。也难怪。与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主义的混乱和内部争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伐利亚有着相当强劲有力的君主主义。首先，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吃不准应当支持哪一位王子复辟，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拥有一个毫无争议的核心人物和王位觊觎者：鲁普雷希特王储。他享有相当好的声誉和威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集团军群一级的司令官，获得陆军元帅军衔。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且可能是诸多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获得高级军职的王室成员当中唯一称职的军人。[56]普鲁士王储威廉也担任过集团军群司令，但他没有军事才干，是个空架子，主要依赖身边的参谋军官

巴伐利亚王室的名声没有像霍亨索伦家族那样被搞得很臭，还得到相当多民众的爱戴和怀念。并且，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845—1921）在1918年11月12日的《阿尼夫宣言》（AniferErklärung）并不是退位宣言，而是解除文武官员和士兵对他的效忠义务。从技术上讲，他和他的儿子鲁普雷希特都没有放弃王位。

巴伐利亚有一个组织严密而高效的君主主义组织：1921年建立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Bayerische Heimat- und Königsbund）。它在民众当中有不错的群众基础，与政界也有很好的人脉纽带。到1926年底，“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有1330个分支，会员共65000人。[57]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还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Erwein Frhr. v.Aretin，1887—1952）是个奇人，虽然衔级不高，也不富裕，但在巴伐利亚贵族当中威望很高。并且在德国贵族当中，他的人生经历也很不寻常。他曾在莱比锡、慕尼黑和哥廷根深造，攻读数学、天文学和艺术史，曾在维也纳天文台工作，后成为记者。他因为心脏不太好，所以远离德国贵族最常见的职业——从军。而他对普鲁士贵族的军事色彩和军国主义也经常发出尖刻的挖苦。他在1924年的著作《巴伐利亚问题》中主张，应当建立一个新的巴伐利亚王国，取代之前的奥地利帝国，成为“德意志人民的东方堡垒”，以免“巴尔干-犹太人的精神毒害健康的德意志身体”[58]。这种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保守派当中是很常见的。

普鲁士的君主主义往往耽于清谈，大家都不是真诚地希望老皇帝回来。而阿雷廷对自己的君主主义使命非常认真，投入了很大精力。1926年，他报告称，“在城市居民当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进展不好，”但在乡村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从一些大地主及其社团那里获得资金来从事君主主义宣传工作。也有一些贵族慷慨地把自己的宫殿和庄园拿出来供“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使用。1929年，阿雷廷“无比恭顺地”向鲁普雷希特王储汇报：“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今天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是殿下能够运用的最巩固的组织。它当然需要改进和新生力量。但它随时可供调遣，并且有发展前途。……德国其他没有一个邦拥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组织。”[59]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在宣传工作上相当前卫，不像某些贵族那样守旧，而是乐于接受和运用新技术。它有自己的报纸，有传单，有幻灯片，有自己的车队可以送人到各地去搞宣传活动和讲座。鲁普雷希特王储还打算拍一部宣传电影，并亲自编剧。他的设想是拍一部讲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的故事片，把他描绘成反抗拿破仑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因为一般来讲，最受媒体和文艺界关注的德国英雄人物都是普鲁士人，比如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鲁普雷希特希望让公众更多了解巴伐利亚的英雄。阿雷廷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克服北德人对巴伐利亚的偏见，并提升巴伐利亚君主主义的声望。

拍摄电影宣传片的计划一方面展现出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贵族的思维前卫，但另一方面则证明他们还不够前卫。毕竟与同一时期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短短几年后为纳粹拍摄的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相比，巴伐利亚贵族遗老遗少的宣传电影还是太稚嫩了些。

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也考虑过和纳粹合作的可能性。1933年2月，也就是希特勒刚上台不久，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计划发动政变，此时部分人对纳粹党还没有死心。他们相信：“巴伐利亚若是建成君主国，就会让现政府瘫痪，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蔓延。而国家社会主义当中真正好的部分、所有人都能赞成的部分，可以留下来。”[60]不过在鲁普雷希特王储的亲信圈子里，反纳粹人士占多数。他们在1933年2月筹划的政变的宗旨就是“反抗纳粹独裁”。[61]阿雷廷男爵1933年被盖世太保审讯期间说：“信奉希特勒的人，只要还有正常人类的理智，就不可能忠于皇帝。”[62]所以总的来讲，巴伐利亚君主主义对纳粹持敌视态度。这和上文讲到的普鲁士君主主义希望利用纳粹来达到自己目的，是迥然不同的路线。政变计划甚至得到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但因为兴登堡总统和国防军的反对，最后仍然没有实现。

维特斯巴赫家族的纹章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于1934年被纳粹党禁止，其部分成员后来与好几个反纳粹的抵抗组织有联系。法学博士和律师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Harnier，1903—1945）和威廉·索伊特·冯·勒岑（Wilhelm Seutter von Lötzen，1901—1982）领导的抵抗运动“哈尼尔集团”从1933年开始积极反对纳粹，散播传单，主张维特斯巴赫家族重登王位，反对霍亨索伦家族复辟，并要求改善劳工阶层的福利。盖世太保的奸细渗透进了哈尼尔集团，并于1939年将其镇压。哈尼尔病死在狱中。

1939年11月，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单枪匹马刺杀希特勒，事败被捕。戈培尔在日记里写，此次暗杀“可能是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做的”。[63]埃尔泽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没有关系，但戈培尔会这么想，显然纳粹对巴伐利亚君主主义已经非常敌视。

鲁普雷希特王储本人一直与各个极右派系保持距离。希特勒曾试图拉拢他，并承诺帮助他复辟。[64]但在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期间，鲁普雷希特劝说当时巴伐利亚的实权人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1862—1934）不要支持希特勒。[65]希特勒曾在私下里表示讨厌鲁普雷希特[66]，而鲁普雷希特于1934年在伦敦与英王乔治五世一起用午餐时说希特勒是疯子。[67]

1939年，鲁普雷希特王储与纳粹的关系严重恶化，他不得不逃往意大利，接受意大利国王的庇护。他和家人都被禁止返回德国。王储的妻儿在匈牙利避难，1944年10月德军占领匈牙利之后，这些王室妇孺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解放。

在二战期间，鲁普雷希特王储仍然梦想恢复巴伐利亚君主制，也许让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合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南德意志国家。在1943年的一份备忘录里，他表示相信德国在战争中必败无疑，希望能保护德国人民逃避毁灭。他甚至说，自己可以当德意志皇帝，因为历史上维特斯巴赫家族曾有两人当过神圣罗马皇帝。

巴伐利亚国王的纹章

其他的地方性君主主义潮流

除了巴伐利亚之外，汉诺威也有相当强势的君主主义思想，主张恢复韦尔夫家族的统治。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汉诺威王国站在奥地利那边，曾经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过普军，但毕竟寡不敌众。奥地利战败，汉诺威被普鲁士吞并，成了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原先统治汉诺威的韦尔夫王室被推翻，流亡奥地利。1867年，汉诺威保王党人组建了“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要求恢复韦尔夫王室的统治。[68]1918年11月革命之后，“德意志-汉诺威党”要求在魏玛共和国框架内建立一个汉诺威国家，但为此举行的公投没有达到法定人数。1925年，鼓吹韦尔夫君主主义的德国贵族协会（DAG）汉诺威分支还因此与德国贵族协会柏林总部发生了冲突。由此可见，君主主义不但不能把贵族团结起来，反而让他们更加分裂。韦尔夫君主主义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一样，有反普鲁士的成分。毕竟这两个地区都曾站在普鲁士的对立面。

德国西南部的部分天主教贵族还对哈布斯堡家族抱有憧憬，甚至相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才是正统，哈布斯堡家族是理所当然的德意志领导者，而霍亨索伦家族只不过是篡位者。修道院长奥古斯提努斯·冯·加仑（Augustinus von Galen，1870—1949）[69]在1926年表示：“霍亨索伦家族的帝国与老帝国没有一丝一毫关系，所以根本不是老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绝不应当是未来皇冠的主张者。”德国西南部的有些贵族，尤其是诸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还坚守不放，不喜欢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对哈布斯堡家族亲近，同时又笃信天主教，与奥地利教会有紧密联系，所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德国的贵族大有人在。不过，哈布斯堡君主主义在德国同样主要是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思想，没有实际的行动。何况，这比霍亨索伦君主主义更不切实际。[70]

阿提拉·冯·奈佩格伯爵（AttilaGraf v. Neipperg）向一位巴伐利亚贵族解释说，巴伐利亚贵族忠于维特斯巴赫家族，但西南部的贵族对本地的统治王朝符腾堡王室和巴登统治者策林根（Zähringen）家族没有好感。因为这两个统治家族是在拿破仑扶持下得到提升的，许多原本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陪臣诸侯的地位与符腾堡和巴登（至少在理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如今却不得不臣服于他们，非常不服。相应地，尤其是符腾堡王室对曾经与自己平等的陪臣诸侯非常敌视，对其加以各种限制和约束。[71]很多贵族对这些君主颇为怨恨。所以没有出现符腾堡君主主义。

后继无人

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君主主义除了地区性的差别和互相抵触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后继无人。即便在年轻的贵族和右派当中，也越来越少有人对复辟君主制感兴趣。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精英社团绅士俱乐部（Deutscher Herrenklub）在1928年的调查表明，年轻一代的右派虽然坚决反对共和国体制和议会民主，但与一战之前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对那个旧时代没有多少怀旧与憧憬，所以很难把这些人引导到君主主义道路上去。克莱斯特-施门金于1932年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

就连对君主主义最热心的巴伐利亚贵族，也是青黄不接。虽然老一代信奉君主主义的巴伐利亚贵族非常努力地向年轻人灌输君主主义思想，但德国贵族协会的巴伐利亚分支承认，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没有正统主义和君主主义思想”。[72]年轻贵族虽然坚定反对魏玛“体制”，但他们“拒绝毫无意志力地盲从长辈的信念”。1928年的一份报告担忧地指出，很多年轻巴伐利亚贵族公开表态：“我们对君主制没有感觉。”[73]

1945年之后的君主主义

普鲁士，霍亨索伦

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压抑之后，50年代的西德出现了很多关于君主制的讨论。西德公民一度有三分之一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君主制。[74]有犹太血统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75]主张重建普鲁士国家并请霍亨索伦家族回国复辟。他还打算组建“君主制人民联盟”，但计划被媒体揭露之后就没有实现。[76]

有人希望在西德《联邦基本法》的框架下恢复君主制，比如让世袭君主来代替本身也主要是吉祥物而没有实权的联邦总统。不过《联邦基本法》规定国体是共和国，不可改变，除非修宪。

“正直君主主义者联盟”（Bund Aufrechter Monarchisten）是“正直者联盟”在西德的后继组织，不过这个新的联盟表示认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联邦制政体，只是希望由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当主要是象征性的皇帝，取代联邦总统。2014年，该联盟自行解散。[77]

1969年的联邦总统大选期间，杂志Quick和《图片报》（Bild）做的读者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族长路易斯·斐迪南王子是合适的总统人选。[78]

但从60年代开始，君主主义的影响力在西德变得越来越弱，主要原因是西德的“经济奇迹”使得它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受到1918年事件影响很大的那几代人渐行渐远；新一代年轻人对君主制的往昔既不了解，也不熟悉。所以君主主义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延续性。

21世纪的德国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君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是“传统与生活”和“君主制之友公民联合会”（Bürgervereinigung der Monarchiefreunde）。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建立霍亨索伦家族为首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传统与生活”坚决主张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就像1989年东西两德和平统一一样。它的口号是“我们为民主加冕！”，并主张在全国层面上实施君主制，但各州公民可自行决定施行君主制或共和制。

巴伐利亚，维特斯巴赫

二战结束之后，巴伐利亚在美军占领区内。1945年9月，艾森豪威尔亲自安排飞机将鲁普雷希特王储送回慕尼黑。他继续宣传君主制思想，美国人不支持他，但对他颇为礼遇。

1952年，维特斯巴赫家族的遗老遗少重建了“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但美军立刻查禁了该组织。鲁普雷希特王储提出，在第二帝国时代就有一些地方政府是共和性质的，比如汉堡和不来梅政府，那么在西德的联邦体制之下，也应当允许某些地方政府是君主制的。比如，在巴伐利亚建立服从联邦中央的君主制政府，让州总理担当实际掌权的政府首脑，让世袭君主（也就是维特斯巴赫家族的人）担当代表性质的国家元首。此时冷战已经开始，在严酷的大环境下，这个提议不可能得到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美国支持的西德政府当然对这不会感兴趣。

1954年9月，巴伐利亚地方议会的193名议员中有70人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79]

1955年鲁普雷希特王储去世之后，显然大部分巴伐利亚人接受了新体制。不过巴伐利亚人对维特斯巴赫家族的传统仍然很有好感。1967年，“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重建，不过更名为“巴伐利亚联盟”（Bayernbund）。今天的“巴伐利亚联盟”已经放弃了君主主义主张，新的宗旨是保护巴伐利亚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增强人民对历史的认识、保护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保护巴伐利亚的各种方言。

除了“巴伐利亚联盟”之外，还有1945年组建的君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BayerischeHeimat- und Königspartei），注意它与“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没有关系。“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于1946年被美军禁止，1950年重建，但很快就在政坛失败。

代表巴伐利亚党（Bayernpartei）的联邦议会议员安东·贝索尔德（Anton Besold，1904—1991）和欧根·厄廷根-瓦勒施泰因侯爵（Eugen Fürst zu Oettingen-Wallerstein，1885—1969）都在1951年底表示过支持君主制。1988年，巴伐利亚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巴伐利亚联盟”（Jungbayernbund）要求在巴伐利亚实施君主立宪制。不过巴伐利亚党作为一个正式政党，本身与这些呼吁保持距离。巴伐利亚的主要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在1945和1949年间也有君主主义色彩，今天基督教社会联盟还与一些君主主义组织有联系。比如，雷根斯堡的君主主义组织成员几乎全都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2010年的时候还包括巴伐利亚州总理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Seehofer，1949— ）[80]。

泽霍费尔总理从前任手中接过君主主义的奖章

汉诺威，韦尔夫

从“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发展出来的“德意志党”（DeutschePartei）在1952年的党章里有明确的君主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国家元首应当是超越和独立于各种政党的。连续担任多个部长级职务的“德意志党”政治家汉斯-约阿希姆·冯·梅尔卡茨（Hans-Joachim von Merkatz，1905—1982）于1951年10月在联邦议会公开主张恢复君主制。[81]1952年组建的“韦尔夫联盟”（Welfenbund）在1992年有约300名成员。

1914年，欧洲大部分主要国家都还是君主国，而到了1918年底，包括俄罗斯皇帝、德皇、奥匈皇帝和德国二十几个邦君在内的许多王冠已经落地。复辟帝制或许是痴心妄想，并且德意志君主主义者曾经误入与纳粹恶魔合作的歧途，不过说到底，君主主义最凶残的敌人仍然是纳粹。出人意料的是，君主主义一直存活到21世纪初的德奥，尽管它存在的形式已经与威廉二世和鲁布莱希特王储所认识的模样大不相同。今天的德国贵族是民主社会的一份子，而君主主义在思想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有自己栖息的空间。

2011年8月27日，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1976— ）与伊森堡侯爵小姐索菲·约翰娜·玛丽亚在波茨坦的大婚典礼吸引了德国媒体和民众的热情关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德国女子希尔维亚·索梅尔拉特邂逅瑞典王储，后成为瑞典王后的，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是美妙的传奇。而与德国有着血缘关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多次访问德国，都引起民众的关注。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哀叹联邦德国没有自己的神话，身为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与英国、丹麦、瑞典等君主国相比，有时的确缺少那么一点光辉，也少了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