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建成的天国

定都天京后，“小天堂”成为上帝教宣传用语中的高频词汇。洪秀全在亲自修订的《钦定前遗诏圣书》中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

洪秀全很清楚，中国人都是非常务实的。只许诺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堂，那么上帝教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因此，就有必要在凡间建立一个小天堂，为教民们提供锦衣玉食、香车美女，如此，才能继续吸引教民们为自己卖命。而这个地上天堂，就叫做“太平天国”。

但是，从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直到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洪秀全所许诺的小天堂，始终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而小天堂无法建立的原因，与上帝教教义存在的缺陷有着根本的关系。

洪秀全所创立的上帝教，像是一锅东北大乱炖，里面的原材料各种各样，有基督教，有佛教，有道教，有儒教，有民间巫术······

表面上看好像兼收并蓄，中西合璧，实际上却成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一、魔改基督教

上帝教，顾名思义，就是崇奉上帝的宗教。一开始，很多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都对太平天国充满了好感，毕竟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洪秀全的宗教导师罗孝全笃定，太平天国运动将“推动中国清除偶像崇拜，实现对外开放，令基督福音传遍全国”。英国传教士觉士将太平天国比作“出现的曙光”；英国圣公会教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则称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和领导气魄”，并“成功地让革命成为伟大的信仰运动，而非政治暴乱”。

但是，现实很快把他们的脸打的劈啪作响。

他们或在造访天京之后，或在与太平天国领导人书信往来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牧师在陪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访问南京等地之后，说：“尽管他们的宗教信条或许多少承认《圣经》的全部或大部教义，但由于无知或曲解（或两者皆有）而带有谬误，变得一团糟。”

总体来说，上帝教的主要谬误有以下几条。

其一，反对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三位一体论”。所谓“三位一体论”，即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为同一本体、同一本质、同一属性，是同一位上帝。因为上帝是独一真神，所以子是父的化身和彰显，灵是父子的实际和实化。神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形态，正如水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一样。

上帝教则认为上帝的三个位格是相互独立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长子，处于次尊地位；圣灵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东王杨秀清。洪秀全为此在《钦定旧遗诏圣书》中摆事实，讲道理，“尔偏误解基督即上帝，上天合为一，缘何大辞之前，太兄来（未）生得见上主语太兄乎？又缘何朕上天时，将（得）见天上有天父上帝、天母老妈？又有太兄基督，天上大嫂？今下凡，又有天父、天母、天兄、天嫂乎？钦此。”

其二，坚持人神同形论，与否认三位一体论相配套。在基督教理论中，上帝只是一个灵，并没有具体的形象，然而洪秀全坚持认为自己做梦时见过上帝，上帝的打扮很酷炫，“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杨秀清上演“天父天兄下凡”

因为上帝有具体的形象，所以他还可以降托人体下凡。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萧朝贵就是通过“天父天兄下凡”的表演确立了自己在上帝教中的领袖地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深知“天父天兄下凡”是他们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命门所在，因此必须严防死守，不容他人置喙。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当杨秀清与洪秀全的矛盾激化时，洪秀全只能采用暴力的方式消灭杨秀清，而不能从理论的高度来驳倒杨秀清。甚至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还依然要承认杨秀清替天父下凡的真实性。

其三，在洪秀全的理论中，上帝既然有具体的形象，那么他就有七情六欲，也应该娶妻生子。而且，上帝不仅有大老婆、小老婆，还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妾。有这么多老婆，自然就有很多儿子。这些儿子，有长子基督，次子洪秀全，三子冯云山，四子杨秀清，五子韦昌辉，六子石达开，还有个女婿叫萧朝贵。

这还不算最骚的操作，最骚的操作是，洪秀全认为大哥耶稣没有子嗣，实在是太可怜了，咱中国人都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避免大哥成为不孝子，洪秀全就把自己的儿子洪天贵过继给了大哥当儿子。

其四，基督教秉持性恶论，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原罪，所以需要上帝的救赎。但是上帝教却认为中国古书中的“上帝”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上帝，而在上古时代，因为中国人信仰上帝，所以中国出现了尧舜禹这样的大同社会。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像古人那样恪守善正本性，发挥内心天良，一心一意供奉上帝，那么中国也会再次天下大同。也就是说，洪秀全认定人性本善。

以上这些还只是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的几个最大的分歧，其余的那些小的分歧，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所以，很多一腔热血的传教士和西方外交官在了解上帝教教义后，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后来，太平天国总理大臣洪仁玕所幸直言不讳的说：“传教士们不应当到这里来，因为彼此教义不同，而天王除了自己的教义外，不允许有别的教义存在。”这导致了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极度反感。

▲湘军攻克金陵图

此外，上帝教虽然声称太平天国与西方人都崇拜上帝，并且认上帝为惟一的造物主，大家就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像清政府一样，依然抱有强烈的夷夏观念，认为外国人都必须认洪秀全为天下共主，理应进贡。北王韦昌辉在会见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的翻译密迪乐时说，“太平王即真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并追随他；真主既是中国之主，也是你们的主。”而在给文翰的外交文书中，声称“尔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这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与语气，与当年乾隆帝对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有何区别？

久而久之，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成见和敌意也就越来越深，到最后甚至不愿意再跟太平天国有任何的往来。尤其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被动状态，没有希望统一中国之后，西方人就会彻底的抛弃太平天国，选择把宝押在清政府身上。

二、斥孔孟为妖

上帝教的另一大思想来源是儒学，这是因为，洪秀全本来就是个半耕伴读的书生，还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他的文化价值体系就是儒学，后来接触的那点基督教的皮毛，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喧宾夺主。

洪秀全在其《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百正歌》等宗教作品中，大量引用《尚书》《礼记》《诗经》《论语》《孝经》《孟子》等儒学典籍，以此来论证“天下一家”“非礼四勿”“富贵浮云”等观念。甚至在打到湖北之时，太平军“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太平军反对除上帝之外的一切神灵，可是孔子只是个凡人。

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文化政策出现剧变。不但声称孔子、孟子是“妖”，而且“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一时间，在南京城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场面堪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文章浩劫古原有，贤圣精灵自不朽。卜筮之书并泯灭，窃恐祖龙笑其后”。

洪秀全将孔孟定性为“妖”，不在于他否定圣人的思想，而在于要打倒圣人的权威。孔孟在中国社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严重威胁到人们对上帝的崇拜。而人们对上帝的崇拜与否，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的事业能否成功。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记载上帝怒斥孔子说：“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反映了洪秀全对孔子权威的恐惧。

不过，上帝教的教义中依然被儒学浸透。例如，洪秀全虽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但是却又强调上下尊卑的关系。为此，洪秀全在《幼学师》中要求所有人明确自己的等级，牢记自己要遵守的伦理规则。其中，“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讲的是君为臣纲；“子道刑于妻，顺亲分本宜，妇言终莫听，骨肉自无离”，讲的是父为子纲；“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讲的是夫为妻纲。

洪秀全还跟孔子一样，强调用“礼”来约束人伦关系。在《天情道理书》中，洪秀全敦促人们：“抑知礼之用，和为贵，为上者不可以贵凌贱，不可以大压小；为下者不可以少陵长、以卑逾尊。务宜以礼自持，以和相接，方不失为天国之良民也。”为此，洪秀全还制定了一套《太平天国礼制》，从府邸、官印、仪卫、舆马、饮食、服饰、娶妻数量等方方面面，规定各等级官员的标准配置。

甚至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将所有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功勋等臣”，一类是“后来归从者”。前者享受锦衣玉食，后者则只能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

洪秀全还极力宣扬孝道，宣扬“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其来源为《论语·学而》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前面所说的洪秀全宣扬的“性善论”，其实也是来源于孟子。

由此可见，洪秀全逃脱不了儒学的桎梏。

但问题在于，洪秀全一面利用儒学的思想资源，一面又要贬斥孔孟、焚禁古书，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反感。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广西山区就有很多儒生不信他那一套，“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以，后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慷慨激昂，“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是曾国藩恶意构陷吗？还真不是。因为后来就连东王杨秀清都看不下去了，他再一次表演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

正是由于东王的强烈反对，洪秀全才下令终止焚书运动。但是洪秀全并没有完全死心，他又下令设计删书衙，所有儒家经书都必须要删改后才能正式发行。1860年之后，洪秀全又对传统文化激烈排斥，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苏台糜鹿记》也说：“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在昆山巴溪，“经书典籍，弃等废物”。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普遍失望，致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层拥有三百六十行，唯独没有什么读书人。人才的青黄不接，使得太平天国的发展难以为继。

洪秀全这种既要利用儒学，又要打倒儒家宗师权威的做法，不仅给曾国藩等提供了号召天下儒生反对太平天国的口实，而且造成了太平天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后来，杨秀清被杀，整个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继任杨秀清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在对儒学的推崇上也与洪秀全等人产生严重分歧。

最后，还有一点，洪秀全虽然也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巫术，但也因为尊崇上帝独一真神的原因，到处打砸民间神祗的寺庙和雕塑，其野蛮行径引起了民间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愤懑，虽然暂时会因为恐惧而不敢反抗，但是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成为太平天国的新敌人。

三、逆历史潮流

因为上帝教教义不伦不类，导致洋人、读书人、以及一部分老百姓都站在了它的对立面。如果从更深一层的层面来看太平天国的失败，可以归结为其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完全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涪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制度，或由教会控制政权，或由君主兼任教主。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基督教宗教专制进行了艰苦决绝的，前赴后继的斗争，付出了无数生命，鲜血和牺牲，才完成了政教分离。虽然仍有少数国家实行这一制度，但教会的势力已经远不如前。

政教分离要求“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宗教不干预国家政治，国家政治也承认宗教的独立和自由。1779年，“宗教自由法案”还正式写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用策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神权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

政教之所以要分离，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以”人性”来替代”神性”，以”人道”来替代”神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肇始。二是塑造现代人的需要。塑造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就在于教育的世俗化，另外还包括思想观念和制度层面的世俗化。同时，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共识的形成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但是宗教与政权的结合容易导致不同宗教或教派的冲突，对社会稳定形成重大影响，也就难以保持社会的和谐。

中国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体会过政教合一的可怕之处。洪秀全要建立的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神权国家。曾经访问过天京的牧师卑治文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政府是一种神权政治，也就是他们信奉为一种新的教规的发展。正像以色列人在摩西治理下的情况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是被一位由全能上帝派到世上来执行自己意志的人所管理的。”

清政府再怎么腐败无能，好歹还是一个世俗政府，并非完全不可救药。最起码它不会强制全国男女（包括夫妻）都要分开居住，不会强制农民除口粮之外的所有粮食都要上缴国家，不会强制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回答“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代何为”······如果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政权，贪污腐化都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上帝教这样一种宗教，因为为人们提供了超越现实世界的”超验”意识，具有保守的特性，并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曾国藩选择救清政府，中国的现代化还能磕磕碰碰前进，那么如果选择了太平天国，那么我估计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抬脚就掉进阴沟里去了。

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黑暗时期——中世纪。”如此看来，太平天国的覆灭，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则未必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