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苏联】从“人民公敌”的子女到“举报人”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亲于1937年被捕。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感到有责任帮助母亲。母亲身为邮政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他虽然很聪明，读完四年级之后，却因自己的污点履历而被学校开除。列昂尼德当过各种临时工，最后隐瞒父亲的被捕，设法进了工厂技校。如他所回忆的，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政权高度重视的职业中表现突出，以证明自己是“一流的苏维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火工厂找到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晚上还在技术学院攻读。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报父亲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战争年代。列昂尼德解释：“没人会去审查那样的日期。”

我一直坚持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其时，我当上军火工厂“秘密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人，觉得应该厘正档案……我害怕，在这个“秘密小组”里工作，他们会审查我的履历，一旦发现我一直在撒谎，就会指控我是一名间谍。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亲的遭遇（枪决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对父亲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兴趣是如何攀登职业阶梯。为此，我不得不保守过去的秘密……父亲被捕的真相会抹黑我的声誉，摧毁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党，最终成为自己工厂的党委书记，手下有1500名党员。他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绝。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应为自己父亲的被捕负责（至今仍坚持己见）。与此相反，他感谢斯大林让自己从不起眼的乡村神父的儿子，成长为工厂的高级主管。

为职业生涯而忘记过去，使许多家庭关系受损。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以高分毕业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从小长大的列宁格勒攻读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在申请表格中承认了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尤里设法在列宁格勒的多家工厂找到兼职工作，这使他能成为理工学院夜校的借读生，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无法拿到毕业证书。1948年，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出版社担任非正式的技术设计师，其时，该出版社刚从德国引进新技术。尤里在安装新式机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员，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认可。事实上，新式机械一旦正常运行，他就被解雇，因为他在填写表格时坦露了父亲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当了一系列的临时工。1951年，他的母亲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长的流放而备受煎熬，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没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资助。自己的苦涩经历使他变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我成为自我中心者，以铁石心肠对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亲。我不去想她，把她彻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种负担，眼不见，心不烦。这很可耻，却又是真实的。

1953年，尤里向普尔科沃天文台申请高级技术员的工作，这一次，没有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改写成父母双亡——因此而中选。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发生之后，叶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萨克斯坦。1945年，塔蒂亚娜申请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数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异己分子的社会出身”而遭到拒绝。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机电学院，该校急需优秀学生，对她的家庭出身关注较少。在莫斯科上学是塔蒂亚娜的梦想，她开始上课后不久，机电学院宣布开展一场清洗运动，以铲除“社会出身不受欢迎者”。塔蒂亚娜因此逃到列宁格勒，进入电气工程学院。学校当局很高兴如此优秀的学生前来申请，对她的污点履历故意视而不见。在她学习的最后一年，学生必须参与发电站的“秘密”工作；同时，铲除不可靠者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她被选中来举报同学的活动：

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可耻。不知何故，我设法说服自己：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告诉我，如果听到学生散布学院的负面消息，或在发牢骚，即使是私下交谈，都要立即汇报，而且不能让受举报的人知道。

塔蒂亚娜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少作汇报，只转述听到的传言，并不提及具体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体信息的压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绝，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样，可能会被电力部分配去偏远的北极地区。其时，电力部正在呼吁电气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支援边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试前提交报告，导致3名学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电托拉斯上班。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

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