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丨新日本文化的创造

文丨南原繁   译丨高华鑫

节选自南原繁《文化与国家》，原为1946年2月11日发表的演讲

南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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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堂里曾经举行过许多次典礼，但恐怕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给我们这么深的感慨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在国家战败和崩溃之后，在此地迎来的第一个建国纪念日。借此机会，暂且不论我们现在处于何种悲惨的命运当中，我想就日本国民原初是怎样的国民，本来是具有何种特质的国民，将来又会成为怎样的国民，做一番考察。长久以来，我们的祖先相信，本民族自古就将皇室作为国祖来敬仰，直到最近为止我们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相传神武建元至今已有两千六百余年，这时间未必准确。其中究竟有哪些部分是历史的真实，哪些部分是神话和物语，有待实证的历史学和比较史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今后对于我国历史必须要有彻底的批判性研究。但是，无论考证结果如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于那些神话和历史所承载的意味，也就是我们民族的世界观的内容意义。重要的是我们的祖先怀有的理想——当时自觉的文化阶级相信本民族的永恒性，将其视为天赐的使命。但凡是期待民族的发展，希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认真的国民，有谁会不将民族的神授使命和永久的生命视为理想，为此而努力呢？

那么，现在又如何呢？面对前所未有的完全败北与投降的事实，我国国民一下子完全失去了自尊和自信，认为我们民族原本就是如此，因而现在如此，将来亦将如此，连民族的优秀一面也一并否定，陷入自我侮蔑和自暴自弃。是不是这样呢？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 以后，军国主义者和国家至上主义者的政治统治崛起以来，就格外滥用和曲解民族的神话传统，夸耀本民族的优越性，宣传我们拥有统治东亚乃至世界的使命。这如果不是对内的欺瞒和对外的恫吓， 便是一种选民思想的独断和夸大妄想。就这样，中日事变（七七事变——编者）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开始了，我们最终走向现在这样的灾难与崩溃。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不只是由于军阀以及部分官僚在政治上的无知与野心，更是由于国民自身内部的缺陷。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

02

这缺陷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国国民虽有炽烈的民族意识，却没有确立起各自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意识，缺乏人性的发展。本来， 人的思维的自由，和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自由，都是从这种人性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而在我国，个人被嵌入国家的普遍性和固有的国体观念的框架内，特别是个人良心的权利和自我判断的自由受到显著的拘束，可以说没有鲜活的人性的发展。正因如此，国民才会受到少数人的虚伪宣传的欺骗，盲从于他们的指导。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我国没有近代西方各国经历过的那种文艺复兴。国民整体上依然处于日本神学的桎梏中，受其教义的束缚。可以说，我国没有出现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因而人文主义未能成立。我想，我国人民整体上缺乏内在教养的原因就在于此。明治维新本应在我国完成文艺复兴式的伟业，但当时的日本忙于建设近代国家，一切事业都服务于国家权力的确立和膨胀，文化被视为国家的手段。当时一度萌生的人性和人的自我意识，就在这种状况下萎缩了，其成长受到了阻碍。我国社会之所以残存着封建的精神和制度，我想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思考上述关系时，不得不说，今年年初的诏书具有相当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天皇否定了自己作为“现人神”的神格，如今天皇与国民结合的纽带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与敬爱。这是天皇自身从日本神学和神道教义中的解放，是其人性之独立的宣言。

1946年1月1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诏书《人间宣言》

同时，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化与我国国民向着新的“世界性”的解放。为什么呢？因为由此开始，我国文化第一次得以脱离特殊的民族宗教的束缚，获得了能够为全世界所理解的人文主义的普遍基础。正是这一诏书为我们提供了根据，使国民身为国民的同时，又可以将自己塑造为世界公民。

03

不过，单有人文主义的人性解放与独立，还不能算是人的完成。欧洲在文艺复兴的同时，还发生了宗教改革，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威登堡大教堂上》1546年

不得不说，不管人在生活中让人性发展得多么深广醇厚，仅此还不足以真正到达人格个性的自觉。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究人的主观内面，意识到其中存在的自我矛盾，进而看到超越人之上的超主观的绝对精神——“神的发现”，由此实现对自身的克服。“自由”之真义，原本与这种神圣的绝对者相关联，人需要相信、承认这种绝对者是本源性的存在，至少不否定它，即使是科学家也要在这探究不尽的存在面前敬畏地停下脚步，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人的自由，更普遍地说是人类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才会被赋予力量，得以在不断地创造自身的同时，对个人与国民的改造，乃至人类的改善的可能性深信不疑，真正为了对人类之爱而努力奉献。如今澎湃兴起的自由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思想，其最初的发现，如果脱离了这种宗教上的动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此意义上，在我国文艺复兴的同时，宗教改革也势所必至。要从作为民族宗教的日本神学中解放出来，不能仅靠人文主义理想来取而代之。能代替宗教的仍然是宗教，当今时代正需要我国国民重新认真面对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世界宗教。这不是基于一种主观信仰或者臆测的发言，而是可以从精神史研究的学术立场上提出的具有客观性的主张。

明治以降，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这样的宗教也得到了公开传播，但是与其他哲学和一般的文化一样，大抵停留于外观与形式，未能真正被摄入国民的生命中。以哲学为例，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哲学虽然被介绍进来或者被利用，却脱离了其核心的精神和生命，这样一来，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不可能真正被理解了吧。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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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大战中扮演了悲剧性角色的民族，除了日本还有德国。不过，虽然纳粹德国土崩瓦解，但德国自己的历史之中，包含着让它能有朝一日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这是因为，纳粹相对于真正的德国精神而言包含着异质物，指向与本来的欧洲精神相反的方向，德国通过清算它们，回到康德乃至路德的精神，便能够重新站在与其他欧洲民族共同的精神地基上，发挥自己真正的本领吧。而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赌上了我国固有的传统和精神。在这些精神本身已经破灭的今天，我们又该靠什么来筹划祖国的复兴呢？如果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基础，那么就必须在将来创造出来。在此意义上，我国的历史不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将来，必须由我们自己重新创造。那么，与其说今年是纪元两千几百年，不如把今年当作新纪元的元年，重新出发。如果国民全体不能有此自觉并奋起努力，那么重建祖国的事业就难以完成。真正的昭和维新的根本课题，就是这样一种日本精神本身的革命，是新的国民精神的创造——是由此而来的国民性质的转换；这不只是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内在的知性、宗教性的精神革命。只有像这样为国民注入新的精神生命，我们才能谈论自我真正的永恒性，才能承担起自己在世界上的神圣使命，即为人类文化与和平做出贡献。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新的心性，甘愿为国民而活动并牺牲自己。过去我们为国家而战，视性命如鸿毛，如今我们的生命则可以通过祖国奉献给全世界全人类了。

当这种新的意义出现以后，我们或许就不必再像今天这样高声倡导真正“国民的”事物或者“祖国之爱”了吧。虽然我们的民族犯下了过错，但我们为自己生于这一民族中而欣喜，对民族怀有无限的爱。正因如此，我们才鞭策自己的民族，努力在世界面前恢复它的名誉。

05

那么，上面说的这种我国国民的精神革命——国民的改造，真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国国民原本就是在外国文化刺激之下，自觉于我们自身内在的要求，从而进行了种种新的创造的国民。为了摄取外国文化并将其改造为我国固有的文化，我们的祖先倾注了多少真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努力啊。倘若没有民族的世界观斗争和内在的苦斗，这些成就是绝不可能达成的。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文化不再是对外国的单纯模仿，而终于与国民精神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首先，在我们的祖先对儒家、佛教的态度中，就能最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优秀的日本式的事物正是从中创始的。我们应该想起，这一事业花费了跨越千年的漫长岁月。而发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与本来渊源于东方的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自明治以来还不满百年，应该说还处于发展的半途中，刚刚经过前期准备阶段，并未像儒家、佛教那样渗透进全体国民的生命中。因此，作为一种反弹，近年来它们遭遇反感和拒绝，而日本乃至东方的事物的优越性则受到夸耀。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一次的事业与过去的任何一次相比，都是更加困难和严峻的，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今时代是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易于开展这一事业的好时机。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境遇至此骤然一变，一切迷惑国民的欺瞒与妄想都烟消云散了。只要诸君愿意，描画什么都是诸君的自由。

这本来是应当由我国国民亲手完成的变革，遗憾的是，它正在盟军一项接一项的指令下被实现。眼下我们没有任何犹豫、狐疑或踌躇的时间。让我们决然地迎接这一机会，以自主自立的勇气与诚实，把那些应该摒弃的旧事物果断抛弃，接受那些新的有益的事物，按自己的精神和作风来发扬它们吧！与此同时，对于在我们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善与美的事物，让我们坚持予以保护，保持并发展我国国民的个性吧。

无个性的国民，与无个性的个人一样，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必须让个性遍及学问、艺术、政治、宪法、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让真正有益的日本性的事物从中产生。如果我们能成就这一事业，从而为世界人类做贡献，那么现在我们所经受的悲惨遭遇，作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过高昂吧。这是我国国民对世界和自己所犯下的过错的赔偿——更确切地说是赎罪。因此，这一过程不可能不伴随国民的痛苦。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的救赎，是进步，是民族的复活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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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国，没有什么比新人的教化，比指向这一目标的真挚热烈的精神和文化运动更具有根本性的了。新日本文化的创造与道义国家日本的建设，唯有如此才是可能的。面临即将到来的总选举，当下也并非没有活泼的新运动。特别是在人民战线上，运动的热烈化是可以预想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生物性的生存，更需要作为具有自由个性、高贵精神的人而生活。社会经济生活的意义是为此目的提供经济、物质上的条件。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以全新的生命和精神为目标，发起澎湃的国民运动。民主政治理想首先有赖于国民自身的修养和教育，舍此则无法实现。而且，如果国民不能彻底解决人的教化的问题，那么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文化运动，归根结底要面向国民全体，特别是国民大众。这是因为，昭和维新之大业的成败，就取决于一般民众能否有意识地将此作为自身的任务而践行。但我想，作为被选中的战士站在阵线前沿的应当是青年学生。因为对于有着爱真理的热情和纯洁灵魂的学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更相宜的使命了。

我是将今天在场的诸君视为青年学生的代表来说这番话的。首先，请你们各自扪心自问，调动你们的整体人格认真思量一番。不论旁人怎样，你们自己应该下定决心，将自己视为肩负这一责任的人。然后，如果诸君对我说的话多少有几分共鸣，那么就与怀着同样的自觉与决心的人聚集起来，团结在一起吧。让这样的结合成为你们的运动的先驱，在全校、全国的学生中间投下火种吧。

从前的牛津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运动的发起者们不满于当时英国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和无神论倾向，高举基于理性和信仰的理想主义精神，向英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发起挑战，对后来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过去，在我国的日本神学和国家主义的阴影里，也流行着那种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兄弟，即唯物论的无神论，这是不能掩盖的事实。在前二者已经瓦解的今天，后两种潮流势头更劲，向我们头上滔滔倾泻下来。我期待诸君能抵抗这样的潮流，展开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思想运动，期待你们投下的火种在大众、在全体国民中间燃烧起来。这样的运动，眼下在我国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发生。政府对此不加注意，社会也漠不关心，能够着眼于此并开始实行的，除了学生诸君之外别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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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倘若睁开眼睛，真正认识到日本今天处于何种状态之中，有谁能不感到痛苦和激愤呢？但假如连我们都茫然自失，停留在虚脱的状态中，那么等待我们的就只有奴隶的不幸，乃至民族的灭亡。相反，假如诸君能够觉醒，怀着希望与自信直面现实，那么在你们这一代人里，我们便将看到能够堂堂正正站在全世界面前的国民吧。至少你们也可以将这辉煌的事业留给子孙去继续完成。是生存，还是死亡？是永远的屈辱，还是自由独立的恢复？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的关头。如何选择，要由诸君自己来自由地决定。《波茨坦公告》要求的并不是我们民族的灭绝。给我们留下的出路，是作为正在成形的新世界秩序中再生的和平民族，为世界的文化与人道做出贡献。我所忧惧的，不是他国的力量灭亡我们的民族，而是我们由于自身的无力和不作为而招致灭亡。

《波茨坦公告》

让我们回想起今天这个日子所象征的，我们纪念的建国神话与历史中包含的意味——那也就是我们遥远的祖先怀抱的理想。让我们拥戴身体力行地担任昭和维新的精神革命之典范的皇室，将古老传统嫁接于新的精神，发现本民族真正的永远性和在世界上的神圣使命，团结一致，向着新一轮的“国家诞生”——新日本的建设与新日本文化的创造，怀着坚定的决心迈进吧。这样一来，我国国民就能像诏书上说的那样，“发挥无愧于至高传统的、新的真正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