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宋哲元，长城上舞大刀，最后的日子在四川

作者: 高子厚     来源: 传贤书院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这是宋哲元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态度，他常就这两句话以自勉，并以之教育部下。本着这种精神，所以在长城战役时，树立了抗日的榜样。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举棋不定，不肯抗日，宋哲元孤军无援；京汉线的统帅刘峙又是见着日军就跑的货色，以致日军长驱直入。当时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也不得不节节后撤，由马厂退往山东的德州，又撤往大名，相继由道口、新乡、焦作、获嘉，最后退入豫晋边境。

1938年正月，宋哲元转入河南信阳，又由信阳退入山西境内。随行的多是高级幕僚，有秘书长王式九、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前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等。老鸦石是一个小村庄，本极穷苦，突然大军压境，物资更感缺乏，不但没有米、面，连盐也缺，给养无着，日困愁城。敌机又跟踪而来，一天清晨，敌机多架来袭，宋穿着睡衣，被人从床上拉出来，霎时间连他睡的床也给炸飞了。

宋感到部队已很混乱，整理也非易事，困处豫晋边境，终非良策，这时有人建议，不如暂把兵权交与冯治安（时张自忠率部在台儿庄前线），借此休养一个时期再说。宋处此环境，也有点厌倦，他便电召冯治安（时在开封养病）前来，要他来收拾残局。在得到战区司令长官同意之后，他率领幕僚渡河去了郑州。

蒋介石已把宋哲元的基本部队张自忠、冯治安等抓到手里，委为军长，并调离宋的防地，归别人指挥，宋已成光棍统帅，无足轻重。因宋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日，名气很大，报纸誉为抗日英雄。蒋向来是不愿他的部下日益膨大的，何况宋哲元又不是他的嫡系，早就想排除他，现在宋愿意下台，他是求之不得的。宋到郑州后，军事委员会就明令取消第一集团军的番号，给宋第一个区副司令长官的空头衔，第一战区的事从不找他商量。

宋住在郑州陇海（铁路）花园，无所事事，经常到太昌里某公馆打麻将消遣。住了几个月，乘俞飞鹏来郑的机会，同俞一块在汉口见蒋。他在汉口也老是同几个老朋友成天打牌。汉口天气奇热，他白天黑夜都开着电扇，因此受了风，嘴也歪了，说话也不利落，有似中风。蒋介石知道了，就叫他去养病，不必挂念军队里的事了，宋便去了南岳。

南岳衡山是著名的风景区，有许多别墅。有一个军阀的别墅在半山亭，宋花了9000元买来住下，并新建一“进德山庄”，还题字刻石为序。

宋在南岳，病势稍有好转，不过从此伏下病根。尤其下台后，心情不舒畅，爱喝酒解愁，成天爱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明为养病，实则赌气。

跟在身边的，除秦德纯、王式九、邓哲熙等外，还有秘书、副官、军需、译电员以及一个卫队排。他在南岳设有私人电台，张自忠、冯治安经常向他报告前方军情，问候宋的起居病况，一切费用都由香港汇来，宋的家属也住在香港的九龙。

他看报很特别，先由秘书把报上有关战局和他喜欢看的东西剪下，贴在一个本上，天天把剪报本送给他看，他很关心抗日战事。他的旧部下也常来南岳探望，他派有专人住在山下南岳市负责招待过往客人。来的部下他除招待吃饭住宿外，临走还送点路费。李烈钧当时也住在南岳，他们常来常往。

七七事变后，佟麟阁和赵登禹均在北平抗日战争中阵亡，佟、赵均是宋哲元部的副军长和师长，为了纪念这两位抗日英雄，宋特在南岳建立“双忠亭”，请冯玉祥写文纪念，冯亲笔书有“吊佟赵”文，此文传诵一时，字写得好，文也极佳，富有冯玉祥的风格。

宋哲元在南岳住了三个月，天气渐凉，常刮大风，就想迁到“山水甲桂林”的阳朔去住，先派邓哲熙找房子，暂借房住。迁到阳朔之后，认识一个张老师，张是白崇禧的老师，他们时相过从，很谈得来。秘书长王式九患耳聋，就借耳病去桂林医治，以后又去香港，秘书长的事就由我负责。

在阳朔也是一天吃吃喝喝，兴致来时也偶尔题字刻石，有时还要读书，爱读《孟子》。晚上与幕僚聊天，上下五千年，乱扯一气。

到了广西，离第一战区更远，仍挂着个副长官的名义，实在有点名不符实。就派秦德纯到重庆见蒋，辞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蒋另委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设一秘书、一参谋、一副官和四个卫士，每月经费3000多元。

宋哲元平素不好女色，持身谨严，很少同女性接近，这里所说的算是个“例外”。在南岳时，李烈钧有个姓白的护士小姐，江浙人，打扮很时髦，风流大方，年约20多岁，宋对她颇加青睐。由南岳移居阳朔后不久，白小姐路过阳朔，来探望宋，说李烈钧已赴重庆，宋就留她在阳朔住下，并替她在县政府弄了个医疗所主任的位置，宋还说将为她盖一所医院。

这位护士小姐像似有意敲竹杠，说她的东西丢啦。宋安慰她说：“丢了不要紧，我给你重新置办。”真的给她买了许多东西，并搬到新村来住。因为要白手起家开医院，需要种种器材和设备，由她开出单来，宋派人到香港去购买。

在这期间，宋同护士小姐过从颇密，一块吃饭，一块出游，人们也有闲言闲语。有一天，宋同她在郊外游逛回来，汽车正开到进德新村门口，而宋的太太和儿女们正好由香港回来，坐着汽车也刚好开到门口。宋太太醋性大发，就闹脾气，宋也觉得难处，无法调和。后来这位护士小姐终被宋太太轰走了。

在政治方面，有两件事可以一提。石友三原是宋的部下，他在濮阳一带盘踞不听调遣，私自扩充为军，并向日本人勾勾搭搭。不知是李宗仁还是程潜，曾打电报给宋，请他劝劝石友三；他也打电报给石，要他服从中央命令，万不可自作主张，更不能与日本人有所勾结，致损“令誉”。

汪精卫由重庆出走，从海防转上海，投降了日军，甘为汉奸，宋曾打电报给蒋，说这是叛国行为，为人所不齿，表示非常愤慨。

1938年宋是在阳朔过的年。到1939年春，宋想上重庆、成都去看看。那时汽油很缺，他的几辆汽车，有小轿车三辆，还有几辆大卡车，先派人到桂林买好汽油，再派我同祝循安到重庆、成都看看房子。因重庆经常遭敌机轰炸，住不相宜，成都也有被炸危险，适期有位西北军旧人员陈维新住在灌县，他那里房子多，可以借住；灌县又离成都近，交通方便，征得宋同意之后，便决定迁至灌县。

3月间，便由阳朔分乘几辆汽车经贵州到达重庆。阳朔进德新村的房子及家具，一部分送给张老师，一部分交给县政府。在重庆正遇大轰炸，先住土桥，又转南温泉。宋哲元这时跃跃欲试，还想出山。殊不知见到蒋介石，蒋对他却很冷淡，根本不谈军事政治，只说“你还是养病吧”。又说一来重庆天气不好，二来常常轰炸，劝他赶快离开。

宋见着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冯此时等于被蒋软禁在重庆，挂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招牌，什么权也没有，他也无能为力。

宋哲元怀着失望的心情，由成都搬到了灌县。他虽满怀壮志，却遭到蒋介石如此冷遇，心情抑郁愤懑，对蒋很不满意。见到国民党军队尽打败仗，还自负地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决不致有这样的猖獗。”

灌县是川西的名胜地，有秀丽幽静的青城山，有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战时又可避免敌机轰炸，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宋哲元到了灌县，先住在陈维新那里，他又要自盖房子，他太太就说不打算在此长住下去，何必又盖房子呢。宋说：“咱们不住了，还有别人住呀。你在你娘家住的房子，是你自己盖的吗？”于是在观风楼（即建福楼）外买了三亩地，盖上新房，并在四周围上竹篱，种了几百棵楠木树，又在院内遍植花草。

宋早起必到乡村散步，晚上临睡以前在院里坐一会。偶尔也凑四个人打麻将，他同部下打牌，输了固不必说，赢了他也不要。

有一次，蒋介石到成都召集军事会议，所有军事首长都参加。宋居灌县，可就近在咫尺，独没被邀请。他对蒋的冷落、歧视很受刺激，病势由此加重。经人介绍，在成都请了一位中医来针灸，每次派汽车去接，住两三天，一面针灸，一面他又开方服中药，一共打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针，大夫说圆满成功，可以治好啦。大夫一天100元，花了好几千元，并未治好，他的病已入肝脏。

在灌县时，下野军人和他的旧部下，也不断来看他，也有新闻记者来访问过。

宋的病势没有好转，吃不好，睡不安，他怪灌县的饮水不好，打井也打不出水来，便想到成都去住些日子，住在沙利文饭店。他到望江楼去访问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故居，更重要的他要把薛涛井的水取回来饮用。

在灌县，数度登青城山，他是坐在四川滑竿上山的，每次只带着几个幕僚，住在青城山最大最古的天师洞，游览山上名胜古迹。

有天晚上，他家院内突然响起枪声，大家都很惊慌，不知是怎么回事。据卫队报告，说是“土匪”来绑架两个“金娃娃”（指宋的两个最小孩子），由于卫队的“奋勇”还击，才把土匪打跑了。这事传到成都，四川军事当局以灌县城内居然有了土匪，居然还要绑架宋将军的女儿，这事非同小可，派了专人下来调查。结果完全不是这回事，是卫队自己开枪威吓，并非土匪。原因是卫队曾提过要求，仿照北方的习惯，冬季每人发一件皮大氅，一双棉鞋等，宋以四川气候暖和，用不着大氅、棉鞋，没有批准。卫队因要求不遂，故意来威吓一下。昔日十万大军的统帅，今天连一排卫队也驾驭不了，宋也感到很痛心。

宋在灌县期间，由于痛恨蒋介石独裁专横，尽用黄埔和中央军校的人，排除异己，以致国事日非，军事失利，政治腐败，经济混乱，民不聊生，宋对抗战前途，对个人前途，均极悲观。加以病入膏肓，有志难展，生活非常苦闷，终日郁郁寡欢，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是痛苦的。平日发牢骚、发脾气，不论大官小民，训起来没有完，动不动骂人，还常常打人，挨打次数最多的是他的私人厨师。这个厨师是由北平带出来的，一直跟着他，本来技术不错，可他老挑眼，就常拿厨师来发泄他的闷气，在阳朔时曾把厨师的胳臂打肿。

到灌县之后，冯玉祥知道他肝火旺，爱动气，特别派邓鑑之等二人来陪伴他，一方面开导，一方面讲故事，使其心情开朗，病势减轻。这两人也是年岁相当大的老人，素有修养，饱经世故，来了几个月，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吃饭时，宋怪厨师炒的韭菜里有汤，说这是故意放的，骂骂咧咧，说非要打他不可，那时他自己已没力打人，叫手下人替他打。同桌的邓鑑之二人从旁劝解说：“炒韭菜有点汤没有什么关系，何必要生这大的气呢。”这下可把他惹火啊，竟不顾情面，恶言相向，大声叫道：“这是我家里的事情，你们用不着管这个。”使客人下不了台，好在他们也知道宋是犯病了也没言语。因宋不肯吃，大家也不好意思吃了，陪着饿一顿。隔了十多天，邓等二人借故说要回重庆过年，就走了。

在灌县住了不到十个月，宋又住腻了，想上西安去。因四川常阴天，雾多，西安近于北方气候，养病比较适宜。又因熊斌时任天水行营主任常住西安（后改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打电报欢迎他去。宋是这样计划的：开年后先到川北绵阳小住几月，然后到陕南留坝的庙台子去过夏，秋天再上西安。庙台子的张良庙很大，也是名胜，中国旅行社还在那里设有分社，事先就去电把旅行社的房间包定下来。

宋先带着家眷到成都去过年，仍住沙利文饭店。成都有不少旧同僚及河北同乡，常请他吃饭，还能勉强去赴宴。留我在灌县办理结束事宜，他事先指示什么东西带走，什么东西不带，除了衣物、书籍、日常用具外，家具、地毯甚至窗帘等都不动，连同房屋全部交与县政府，建议就原址开办一个医院。那位县长因常来问候，颇多照顾，宋还送他一块非常精致的怀表，作为纪念。

就在宋去成都的第一天，库房里存的12套汽车轮胎不见了。这些车胎都是崭新的，还没打开包，是托人在外国买的，那时后方很缺货，以备车胎坏了好替换，眼看就要迁居，没有预备车胎怎成。再就丢了也没法交代，明摆着是内线自盗，但清查不出一点线索。在那里原住有一位山西旧将领杨文清，还带着家眷，他是青帮，同四川袍哥帮会也有联系。四川各地袍哥的势力很大，灌县袍哥的“舵把子”叫刁庆云，杨文清找他的老婆联系，请她帮帮忙。这位称作刁大娘的，也是个“能人”，能指挥刁庆云的兄弟伙。离轮胎被偷已过一个星期，清查本来相当费事，但没过几天，居然由成都把原物找了回来。那时车胎很值钱，我们打算重重酬报一下，可是袍哥很讲义气，坚不受酬，刁大娘说：“宋将军的车胎丢了，我们决不要钱。”

为什么要去绵阳呢？因宋哲元当营长时曾驻扎绵阳，并在那里结的婚，也算是旧地重游吧。

1940年灯节后，我押着几辆汽车，满载行李和随行人员前往成都，在沙利文饭店吃的午饭，宋说这么多人（还有卫队排）住在这里不大方便，叫我们下午就起程。我们到达绵阳，先在北门一个旅馆住下，再找房子，经旅馆介绍，把盐店街的永安饭店整个包下来，略事整修；附近城墙根底下还有防空洞，也加以修理。绵阳的专员也是个旧军阀，对宋来住表示很欢迎。然后打电报到成都报告，宋等一行到绵阳后，看看房子，还算满意，他亲自分配哪里住家眷，哪里住官员，哪里住卫队，大厅作饭厅。专员、县长等都来拜访，他还出来招待客人。

到绵阳后，宋的精神身体都不如前了。由于他在沙利文常吃西餐，对西餐发生了兴趣，到绵阳后，除中餐外，又雇了人作西餐，不过饭量也不如前了。

阳历二月天气，仍有寒意。有一天宋说肚子不好，半夜里起来如厕，宋太太劝阻说：“深更半夜的，不要上外面去啦，就在屋里大便吧。”他非去不可，因此受点感冒，又引发旧病，起先还不怎么严重，过了几天正吃中饭，“呱”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之后病势就越来越沉重，竟尿不出尿来，大便也很困难。派人到成都去请名医，请来了一位英国大夫，一位中国名医戚寿南。因病情复杂，大夫也有点束手无策，注射了300毫升盐水，戚大夫说数量已是很大的了，可是注射后，还是尿不出来。戚大夫暗地里叫宋太太预备后事，派人到成都把棺材、寿衣都定下了，一面打电报叫在香港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回来，一面打电报与他的旧部下。旧部下中能来的都来了，秦德纯、邓哲熙等都回来了，参谋长张越亭也来了，张自忠、冯治安等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不能抽身，但都有电报来。他的两个女儿由香港辗转飞到重庆，由三十三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李处长陪同前来绵阳，她们是4月4日到的，4月5日是清明节，宋看到两个女儿后就死在永安饭店。死前一句话也没说，也没留下遗嘱，因为两天前就已不能说话了。他也没料到56岁就会死去，所以没有留下话，临死前想说几句，也不可能了。

宋哲元死后，各方吊唁的很多，绵阳全城军政商学各界，均设奠公祭。国民党政府发表明令，追赠为一级上将，给治丧费5000元，蒋介石另送一万元，并派竺鸣道来绵阳治丧。张自忠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驻在鄂西南漳县，除来电吊唁外，还送了一副挽联，词曰：

敢继执于戈卫社稷之志
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并说如需要钱办丧事，可速去电。哪知在宋死后不久，张自忠就在南漳与日军作战中壮烈殉国。

开吊后，移灵涪江东岸的富乐寺，富乐寺在富乐山上。据说刘备入川，路经绵阳，曾在这个小山上小憩，赞美说：“富哉乐乎”，因此得名。

恐敌机轰炸，就在富乐山上赶修坟墓，买了一块地，由工程师设计，坟茔修得相当坚固雄伟，全是用大石条建修的，费了一个多月才修好，把棺材下葬。宋的旧部下如冯治安（时已升任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等都曾乘来川之便，到绵阳坟地来看过。冯等又捐资在坟旁建一八德亭及各种石碑等，工程很多，一直到1941年10月10日后才全部完工。宋的家属也早离去，留我在绵阳负责经办。主要经费来源仍由香港汇来。最后据香港经手人说，只剩30万元（港币）了。

墓前的神道碑，是于右任写的，由丁惟汾撰文。冯治安刻有“宋上将明轩公林园八德亭记”。

宋哲元的父亲是个穷秀才，重视封建道德，对他的影响很大。宋本人也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人很严肃，不苟言笑，说话很有分寸，言而有信，不乱讲瞎说。从不与人开玩笑，同学、同僚有时同他开玩笑，他板起面孔说：“只许你这一次，下次再要这样，我就对你不起。”给人以难堪，别人知道他这种脾气，也不敢再和他开玩笑了。

他原有的太太，始终住在天津，没跟着出来。这位后来的太太名常淑清，是北京人，四川绵阳结的婚，他的六女一男都是常所生。大女儿是贾德耀的儿媳，二女儿嫁与孙连仲之子，男孩在宋死时才13岁。他对太太、儿、女都不怎么亲近，平时也没见他带着孩子们去玩，几度上青城山，都不带家属去（他太太自行带孩子们去青城山玩过），孩子们也不同他亲近，很少有家庭乐趣。连吃饭也不与家人同席，所以宋在家族中很孤立。

他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都有房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太太带孩子回到北平。在1948年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她听信别人诱劝，去作投机生意，结果把本赔光了，生活也感到困难。由她的亲家（孙连仲之妻）接往台湾。

宋对老母很孝顺，在后方几年，天津始终设有一秘密电台，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同居住天津的老母通电报，他常打电报去问候起居。

在绵阳吐血病重时，家人把他挽扶到床上躺下，他即嚎啕大哭，说：战事不知何年何月可以解决，老太太76岁了，今生不知还能再见否（宋死后，其母也于1942年在天津病逝）。

以前带兵时，凡部下接家信，如家里有困难，特别是老父老母有病，他准多给补助。有的人摸到他这种脾气，就造假信说老母病重去骗他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