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功: 五年大学生活

来源: 《传记文学》

杨亮功(1895—1992)，原名保铭，字亮功，安徽巢县（今巢湖）人。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国文门，1920年毕业。先后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2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教育学院从事研究，1927年获纽约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教育系教授。同年6月任上海公学副校长。1929—1931年先后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秘书长、代理校长、校长等职。辞职后到北京大学教育学系任教，曾讲授教育行政、视学指导、教育概论、教学指导、教育调查、地方教育行政等课程。1933年当选中国教育学会理事，3月任监察委员。1936年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8年7月至次年5月,再任安徽大学校长。1949年后任台湾师范学院教授，兼教育系主任。著有《五四》《中山先生教育思想述要》《教育学之研究》《中西教育思想之演变与交流》等。

五年大学生活

民国四年夏我在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毕业，束装北上，作升学准备。这是我初次出远门，父亲由乡间伴送我到县城。父亲于宣统年间曾以孝廉方正晋京殿试，对于途中一切情形指示甚详。由巢县搭小轮，经芜湖，乘大轮，到南京，转津浦铁路北上。同行一共四人，皆系本届毕业同学，路上相互照料，减少很多旅途上的困难。到北京时已八月中旬，我所希望投考的北京大学试期已过。遂投考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幸获录取，尚未注册入校。听说北京大学旁听生尚有余额，于是又转入北京大学。我之所以宁愿牺牲工专正式生资格而做北大无学籍的旁听生，一由于要达成家庭要我进大学之愿望；二因为我在中小学读书，一向是偏重文史，而且那时一般学生心理，不大重视理工科，——恰与现在相反。我在一学年完毕后，由旁听生改为正科生。

（杨亮功）

北大预科功课甚为严谨，其教育目的在作升入大学本科之准备，所以学科方面注重语文训练及基本知识之培养。预科学长徐崇清先生特别偏重英语，他本人就很少说中国话，因此外籍教授颇占势力。有些科目是全用英语讲授，教西洋史及演说学的便是两位英国人。西洋史是用《迈尔斯世界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说学是选读短篇英文演说。这位教演说学的英国人不仅要我们背诵演说词，而且要于背诵时能表现出优良的演说姿势，很像古代希腊文字老师(Grammatist)教文学的方法。另外一位教英文的郭先生上课时也是用英语教学，他用的教本是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是刚从内地中学毕业，英文程度很浅，因此感觉有些吃力。

那时预科国文是由沈尹默先生担任。沈兼士先生是教文字学，我们最怕兼士先生的考试，他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意就有零分的危险。其外有陈百年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桂邦杰先生教授地理，这位老者善诙谐，加上一口扬州土音，说起话来，常常教人发噱。到了第二年，马幼渔（裕藻）先生教我们的国文，一年中只讲庄子《天下篇》一篇，旁征博引，大有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学的作风，——专重评解“注释”。可是得益不多。

（沈尹默）

（马裕藻）

大学预科的设置，是民国元年蔡孑民先生做教育总长时所主张，到了民国十一年后始废除。我现在感觉到这个制度实有其优点。学生在大学预科有了语文及普通学科之充分准备后，升入本科时学习专门学科可以减少许多困难。中世纪欧洲大学初创立时，设有文、法、医和神学四科，而文科实系其他三科之预备科，——准备拉丁文。（当时大学教学系用拉丁文）目前我国大学成绩低落，语文程度不够是其主要原因。

民国五年底，蔡子民先生继胡仁源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次年夏季招生，对于投考文科中国文学系的资格特放宽尺度，大学预科未毕业者，亦可投考。我见猎心喜，结果居然考取。我记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国文七十五分，文字学八十分，历史成绩最坏，平均总算及格。因此我在预科只读了两年，加上本科三年，共在北京大学住了五年。

我在北京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正是北大学术风气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结果竟导致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尼克尔(John Nichol)在其所著《拜伦传》中曾说过：

从历史上看,每值我国(英国)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难时,这些从大学冒出来的智慧之火，便将整个国家燃烧出一个新的生命。从威克立夫(Wycliffe)拉替麦(Latimer)洛克(Locke)吉本(Gibbon)马考莱(Macaulay)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学时代止,(按指十九世纪末叶)每一时代的推动者很少是大学圈外的人。

由此可知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所谓“大风起于萍末”。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当时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之争论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提倡，皆系有关文科中国文学系所发生的问题。我那时正在北大攻读中国文学，是从这个转变中经历过来，虽然我未参加新旧文学论战。当时在校师生对这个新生运动的反应，以及中文系教授派系之消长和几位重要教授的教学的逸事，颇值得一述。

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教授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及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去。代之而起者为余杭派，如黄季刚（侃），朱希祖、马幼渔（裕藻）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门弟子。蔡先生继任北大校长后，由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陈先生本主办《新青年》杂志，他响应胡适之先生提倡文学革命，不久胡先生亦来北大任教授。当时北大内部师生对此项新运动，反应不一，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学生方面有罗家伦、康白情等所主办的《新潮》杂志是拥护新文学的。薛祥绥等所主办的《国故》，则拥护旧文学。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和马幼渔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蔡先生虽主张新旧并存，但是倾向于新的方面。他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

他又说：

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盛行。我也替白话文鼓吹, 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

当北大新旧文学论议战最高潮时期，也是国文学系在教授方面人才最盛时期。这当然由于蔡先生在学术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尽量为大学延揽人才之结果。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其次如钱玄同先生教文字学亦颇负盛名。在教学上较差的要算朱希祖和周作人两先生了，兹将这几位教授教学的情形及其逸事，分述如下：

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源源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至理和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而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如劉字写作刘字，曰字则画一圈加一横。这位国学大师书法确是相当拙劣。据说他还想卖字，他有一次把这个意思告诉黄季刚先生，黄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他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孝穆)庾（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他在北大教学总计不到两年，于民国八年十一月十日夜间去世，年仅三十六岁，除其夫人何震已疯外（于刘先生死后即神经失常)别无亲属同居，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我们十几位同学帮助料理。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我旧藏有刘先生手稿，包括上袁世凯奏稿两篇及赠马君武谢无量先生诗各一首。正楷红格子稿纸。诗稿于民国十七年在上海被马君武先生要去,他写了一付对联给我作为报酬,奏稿则为刘成禺所借阎,竟久假不归。

赠谢无量

六朝撷艳文派古，吟书哦诗百不堪，纷纷衙官谁屈宋，天留词笔大江南。

赠马君武

蹈海归来一握手,〇〇杰出无其俦,西土光明照震旦,期君才笔横九州。

上袁世凯奏稿

窃师培备员参政一载于兹,冀宏通经致用之功,蔚成尊主庇民之绩。天降丧乱,事与愿违,徒陈宣室之书,无救晋阳之甲。鸱鸮之志,既非四国所知,鸡鹜之争,亦为三闾所耻。远惟圣达行藏之节,近览国家刑赏之章,伏乞俯鉴微忱,准予罢免。虽叔孙制礼,无补于当今。庶家令孤忠,见知于后世。

以上奏稿及诗皆为《刘申叔先生文集》及《左庵诗录》所未载。另一奏稿系就参政时所上，我仅记忆两句“我皇上乾德覃敷，谦光下济”，余皆忘却。刘先生著作等身，死后遗稿多有散失，就我所知黄季刚刘文典陈钟凡几位先生皆藏有刘先生手稿。现印行于世者有《刘申叔先生遗书》七十四种。当时我们一班同学对于这位国学大师很尊敬，正如福绿特尔(Voltaire)所指出英国人之尊敬大文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所引用的两句话一样：“他是如此伟大，致使我忘却了他的短处”。

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须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他嘲笑新诗，他讥评沈忘恩负义，他骂钱尤为刻毒。他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之生活。他说：他在上海时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学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但是黄先生除了骂人外，讲起课来却深具吸引力。我最爱读其讲诗文，不似刘申叔先生“古典”文学如周诰殷盘之深奥难学。我以为黄先生的诗文及其恃才傲物之性格，颇似清代李越缦。黄先生走起路来不是仰首窥天就是俯首察地，绝少平视，实足以表现其傲慢态度。但是有一次袁世凯为笼络文人起见，赠他嘉禾勋章，他却拒绝接受。曾有诗纪其事去：“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勋章证书费需二十银元）这种傲慢态度，正是读书人的长处。后来他终以与学校意见不合，离开北大。

钱玄同（又名疑古玄同）先生是“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的。“文选妖孽，桐城谬种。”是他抨击旧文学的口号。他并且主张“废除汉文”代以拼音文字。（蔡先生认为“不易实现”）但是他讲授文字学亦自有其独到之处。

黄晦闻先生教诗大部分讲的是杜诗。吴瞿安先生不仅是词曲作家，并且能制谱，能吹又能唱。北京唱昆曲戏子韩世昌就曾跟他学唱。他常说他所制的国歌乐谱未能入选，是他平生憾事（现在国歌乐谱是程天放先生的侄子程懋筠所制）。其外朱希祖先生，教的是上古文学史与刘申叔先生所教的中古文学史比较起来，自然相形见绌，因为有了同门黄季刚先生之斡旋，未被赶走。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周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讲起课来又不善言词。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Porson)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

自从刘申叔、黄季刚两先生一死一走，北大文科旧势力大减，同时五四风潮发生，实大有助于新文学运动之发展。起初新旧文学论战，只限于校内几位教授，后来新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合流，而成为一种社会新生运动。此种新运动，由一校而影响到北平各学校，由北京一地而影响到全国。新文化运动随着五四运动而发展，正如希腊文化随着马其顿军队传播地中海沿岸一样。当时旧派文人如林琴南等也正像罗马老卡陀(Cato, the elder)一样抗议希腊文化的浪潮，但不能阻其发展，虽然这种反对是继续不断的存在着。

我自私塾开蒙起经过中小学校，所读的书皆是文言文，进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更进一步专研究文言文学。我当时虽不用白话文写作，但我赞成“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是一种进步，与十六世纪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所指出运用新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有同样的重要。非循此途经，不足以发扬中国学术。

（江苏教育厅欢迎美国杜威博士及其夫人合影，1920年5月10日）

我在北大文科读到第三年，我的求学兴趣渐渐由中国文学转移到教育学科方面，这可能受了杜威博士来华讲学影响，引起了一班人提倡教育改革，重视教育事业。那时北大尚无教育学系，我仅选修几种教育课程。后来我在学校毕业做了一年中学校长，即赴美专习教育。